親朋與鄰舍—文革中（不堪回首之五）

文革前，鄰裏關係是極好的，家屬樓裏各家的老人，其他家的孩子也都跟著一起叫爺爺奶奶、姥爺姥姥。  

…文革中，有人讓董爺爺揭發東北王張作霖，董爺爺大罵：“你個小王八羔子，咋呼誰呢？我是老工人，你是啥破玩意兒！”

家庭、鄰裏關係

我父母和他們的兄弟姊妹關係都很親密。在文革中，我們的小家庭和大家庭統共四十多口人中，隻有兩位現役軍人的叔叔在支左，沒有遭受衝擊，算是平安渡過；其他親戚都曾有過很艱難的階段。

在文革的開始，很多家庭分裂，夫妻反目，子女造反，家人互相揭發、劃清界限。這些狀況是大勢所趨；年輕人想緊跟形勢，中年人想免遭家人牽連，無論是愚昧還是存著私心，家庭的分崩離析是自然的狀況。後來大家逐漸體會到文革的欺騙和毀壞性，還是家人更可靠，家庭關係也漸漸修複了。

在文革一開始，我看見有人給父親貼大字報時，覺得自己應該緊跟著革命形勢，站在“革命路線”一邊。不過，我的九叔（在清華）發現我有“窩裏反”傾向，立刻嚴肅地和我談話，糾正了我的“錯誤態度”。從此之後，我就成了堅定的“保爹保媽派”，不管大字報對父母的攻擊多麽強烈，我都一概不信。

文革之前，鄰裏關係也是極好的，我的祖父、外祖父和外祖母都很早過世，祖母是江南人，不太喜歡住在北方。所以我們家裏沒有老人，對別人家的爺爺奶奶分外親，也隨著一起叫爺爺奶奶、姥爺姥姥。

而我的叔叔嬸嬸、舅舅姨媽，鄰居的孩子也跟著一起叫。各家的孩子們天天一起玩耍，父母不在家時，也會到別人家吃飯。文革一來，父母成了黑幫，或者分裂成不同派別，和睦的鄰裏關係也隨之瓦解了。

董爺爺

在鄰裏的老人中，我最想念的是董爺爺。董家住在我家樓上。董爺爺是是退休的南滿鐵路工人。董奶奶身體很差，基本不出門。董爺爺身子板兒卻特結實，也特別勤快。我們樓洞裏裏外外的事，他都操著心。他每天把樓梯掃的幹幹淨淨，樓梯扶手擦的又光又滑，我們可以從四層一路滑下來，比普通的滑梯更長更刺激。

董爺爺種的花又大又香，種的果子又大又甜。搭的雞窩像家禽公寓，挖的菜窖像地下室；搭的葡萄架可以當國畫模型，冬天他潑的冰場十分平滑，手工製作的冰車特別結實好用。他還平整出一塊地，讓女孩子跳繩、跳皮筋和丟沙包；剪樹時他專門留下讓我們栓皮筋的樹杈。董爺爺就是我的偶像。他有兩個孫子兩個孫女，對我也像親孫女一樣好。

沒想到文革來了，我的父親被打倒了，董爺爺的兒媳也被打倒了（他兒子不在本校工作）。有學生來找爺爺的茬兒，說他在大軍閥張作霖的鐵路上工作過，讓他揭發張作霖。爺爺大發雷霆（唯一的一次），他一口一個“張大帥”，罵學生“你個小王八羔子，咋呼誰呢？我是老工人，你是什麽破玩意兒！” 學生大概家庭成分不夠硬，也和老人家講不通，隻好知難而退。

之後鬧派性，我父母和董家站到了對立派。我那時候不懂事，也當麵喊過“打倒XX/他兒媳”的口號，他家的孫子也闖進我家破口大罵。董爺爺很生氣地把孫子喊了回去，卻沒有怪罪我。

到上山下鄉時，董爺爺聽說我要去雲南邊疆，流下了兩行老淚。我卻傻乎乎的，以為浪漫的亞熱帶比北京要好。半年多過去後，大學被撤銷，所有人都要遷去五七幹校，我從雲南趕回北京，幫助母親搬家（父親依然在押）。

母親說：“董爺爺病了，這一年他常常念叨妳。該去看看老人家”。我去了，爺爺躺在床上，非常消瘦（奶奶早已過世），眼睛裏麵已經沒有光，隻喃喃地說了幾句話，他口齒含混，我沒聽清他說的是什麽，也不知如何回應， 隻是讓爺爺保重。後來回憶起那最後一麵，爺爺的表情動作都在表達“生無可戀”的情緒。沒多久董爺爺過世了。

高奶奶高爺爺

鄰居中還有高爺爺和高奶奶，他們育有一名獨子，是留美歸國的。當時大多數家庭都有小孩子，高家的獨子和太太卻沒有生養，和鄰居也基本上不打招呼。高爺爺高大厚實，有一米八幾，但動作緩慢，好像有什麽慢性病/高血壓。他喜歡種花，樓前的柏樹牆上爬滿藤曼，到了夏天開得滿樹牽牛花。高奶奶腦後挽著一個發髻，夏天穿一身香雲紗衣褲，寬袍大袖的，又涼快又灑脫。家裏的一切事情都是高奶奶處理，高爺爺是徹底的“甩手掌櫃”。

文革來了，他們的兒子自然被定為“美國特務”；高爺爺已經退休十多年，也還被懷疑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人員。高奶奶給我看當年山東大學給高爺爺的聘書，好像是在四十年代初，當時他的名字叫“滕仰之”，後來為什麽被叫“高爺爺”，記得高奶奶和我說過，可惜我已經想不起來了。高奶奶又憋屈又心疼兒子，和我訴苦說，他這個兒子命真苦，在美國時自己掙學費，在修車廠打工修車，回國後變得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都是每天鑽車底下幹活落下的病。

高奶奶死得很突然，她家和我家之間隻隔了一戶人家。我完全沒聽說她生病，突然就聽說她已經死了。高奶奶沒有孫子輩，她兒媳婦讓我去見她最後一麵。我去了，見她直直地躺在床上，頭發一絲不亂，身上的衣服幹幹淨淨，利利索索的一如生前。她兒媳婦說，奶奶腳有些腫，過去她穿的鞋，現在穿不上腳，外麵一時也買不到鞋。我說讓我試試，看能不能給她穿上。她拿來奶奶平常穿的幹淨布鞋，高奶奶的腳是“解放腳”，已經很僵硬，但是我毫不費力就給她穿上了鞋子。

高奶奶死了，一身病的高爺爺被送去“五七幹校”。他不是學校在職員工，隻是家屬，所以沒住在幹校宿舍，是住在錦江鎮上。那個小鎮靠著信江，極其閉塞，長途車都不是天天開，當地人講的方言一句也聽不懂。這小鎮與世隔絕，唯一的好處是供應不太短缺，居然能買到豬油。小飯店裏賣的“爛汙麵”，雖然撈不出成型的麵條，可是放了很多豬油，很香。

在小鎮濕噠噠的石板路上，遠遠看見高爺爺緩緩邁步的身影，比大多數江西人高出一頭，如同移動的小山，占了半條街，顯得他腳下的石板路很窄，兩邊的石頭房子屋簷很低。高爺爺在北京時極怕熱，到了夏天（還不到30°C）後腰上就插一把扇子，將老頭衫撐開透風，手上還搖著另一把蒲扇。而江西的夏天極悶熱，常到42-45度，不知高爺爺如何挺過的。那年信江發大水，淹沒了水井和民居，水麵上飄著死豬死雞。因井水被汙染，水退後肝炎大爆發。高爺爺竟然熬過了幹校歲月，後來回到北京才過世的。

造反惡人

關於文革打死人的事，不再說了。手拿長矛，身穿盔甲/冰球服的人，朝我們奔過來的景象，像影片一樣常常在腦海中回放。 隻是完全記不得人臉，隻記得移動的盔甲和指向我們這些孩子和老人的長矛。

同樓住的人中，還有更慘的。有個上高二的女孩兒，在全樓已經清空後，悄悄跑回家想拿些日常衣物，卻被一位武鬥的大學生色魔釘上了。“武鬥戰士”看見少女回家，就緊跟著進了她的家門，從後麵猛撲過去將她壓倒在地，試圖強暴。可能是女孩反抗的尖叫，引來了另外一位“武鬥戰士”，他還比較有人性，製止了這宗暴行。

我們在1968年5月被趕出家門，大概是8月底或9月初，工宣隊進校，家屬被許可回家。當時最先回家的隻有我一人，怕遇到流氓上門，就請鄰居的女孩子和我一起住。

被洗劫的家

我回家時，家門洞開，窗戶卻都被磚頭砌死，裏麵遭多次洗劫。早已熄火的蜂窩煤爐子上，一大鍋發黴的窩頭還在。我最關心的戶口本和糧本還穩穩地躺在抽屜裏（別人很難冒領），這是我們的生命線；抽屜中的糧票、油票、布票、存款、零錢全不見了，就算是破財免災吧。

那時家裏沒什麽財產。公家發的桌椅板凳還在，鍋碗瓢盆也還在，好一點的瓷器、花瓶失蹤了，床單被子也不知去向。鍾表隻剩空殼，表芯可以賣錢，被拆走了。書架上的書基本還在，全套五本集郵冊卻不見了（從建國第一套到1968年的文革票全套。還有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郵票，非常精美漂亮）放到今天，價值至少值幾千萬。

稍好些的衣物、布料全數失蹤。有一天，我意外地發現了這些物品的去向。武鬥之後，我們樓搬進一位“老革命”，動不動就說“我是老紅軍，我怕誰”。那天看見他的子女們公然穿著我家床單、被套做的上衣和短褲。不由想起大字報揭露這“老紅軍”，說他隻有科級待遇，是因他在紅軍時貪汙過毛主席的夥食費。

老紅軍家的五名子女，都不務正業。還不到冬季，他們卻在外麵挖了個菜窖，後來公安幹警發現他們家是盜竊集團，菜窖是他們藏匿贓物的地方，從裏麵搜出了金條、首飾、外國手風琴、吉他等許多贓物，都是當初各家被匆忙趕出家門後，被他們搜刮走的。他家有兩個孩子判了勞教，但是那些贓物去了何處，卻無人知曉。

我在武鬥後返家時，還在樓梯間發現了好大一堆書，大約有幾百、近千本。之後的半年多時間，有許多書可讀。一年多之後，大學撤銷，父母搬去“五七幹校”，大部分書都進了垃圾堆或者廢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