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繼15-17世紀的歐洲地理大發現之後，隨著18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的興起，掀起了一波以全世界為對象的探險考察熱。最著名的歐洲探險家大概當數英國皇家海軍軍官、航海家、探險家和製圖師詹姆斯·庫克 (James Cook)，人稱"庫克船長"，曾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這一次係統的探險工作大部分是在真正科學精神下進行的，探險歸來 (或壯誌未酬) 的英雄如同做出重大發現的科學家一樣受到社會尊重，其中也不乏瑞典人的身影。
在博物館內外尋找他們的足跡，不失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非常喜歡斯京和Uppsala等地的許多博物館，小巧精致、藏品豐富，富有曆史性、知識性、科學性、專業性。特將近年的遊覽心得及發現的寶物匯總展示於此，圖為佛蘭芒地圖學家和地理學家、史上第一本世界地圖冊的製圖人Abraham Ortelius於地理大發現時期的1579年繪製的一張世界地圖，現存Uppsala大學Carolina Rediviva圖書館。
17世紀初歐洲列強紛紛搶灘殖民美洲新大陸，正處於強盛時期的瑞典帝國也參與其中，於1638年在北美東海岸德拉瓦河流域建立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北美殖民地"新瑞典"，從當地印第安部落手中購買了由現在的由德拉瓦州、賓夕法尼亞州和新西澤州的部分地區組成的一大片領土。新瑞典的定居殖民者向當地人介紹路德新教，他們建造的北歐木屋後來成為北美最流行的建築風格。新瑞典是眾多歐洲殖民地中最後、人口最少、殖民時間最短的一個，隻存在了17年後就被荷蘭人奪走，但瑞典傳教士仍停留了很長時間並在那裏收集文物和標本。
林奈的使徒
在談到瑞典近代的探險家時，不能不提及現代生物分類學之父、現代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卡爾·馮·林奈 (Carl von Linné，1707-1778) 以及他的學生。18世紀許多航海歸來的生物學家和博物學家帶回世界各地的動植物，命名現象隨意混亂。1735-1738年間林奈先後在瑞典北部Lappland和歐洲大陸考察，搜集各種植物標本並進行分類。他在1735年的分類學手稿《自然係統》中，首次提出以植物生殖器官進行分類的方法，並且在1753年的兩卷本植物學著作《植物種誌》引進了一直沿用至今的雙名法，用拉丁文為植物命名，後來將其擴展到動物界，因此被譽為"植物學王子"和"北方博物誌"。
林奈將現代人稱為智人Homo sapiens，即"有意識的人"。他於1758年在第十版《自然係統》中將自己指定為Homo sapiens的正模標本，該份標本 (遺體) 現保存 (埋葬) 於Uppsala大教堂內。盡管自歐洲遊學歸來後林奈一生再未跨出瑞典國界，然而在擔任Uppsala大學教授和校長期間，他帶出了數以百計優秀敬業的學生，??其中約20位最有前途和奉獻精神的學生被稱為他的"使徒"。在林奈的幫助和資助下，使徒們經常前往世界各地進行動植物考察探險，圖為在Uppsala大學Gustavianum校史館和Stockholm大學地鐵站展示的兩幅行程路線圖。
使徒們充當了林奈的眼睛和四肢，根據林奈係統收集整理新物種，並將林奈分類係統傳遍全球。兩三百年前這樣的旅行十分艱苦危險，其中七位使徒在探險遠征中喪生。瑞典、荷蘭的東印度公司，英國的海外探險等都能尋找到他們的蹤影。第一位出征的使徒是43歲的Christopher Tärnström，他於1746年搭乘瑞典東印度公司的Calmar號帆船前往中國，但在途中的科恩島死於熱帶病。
1748年第二位使徒Pehr Kalm前往北美，他花了兩年半時間研究賓夕法尼亞州、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加拿大的動植物群。林奈的《植物種誌》收錄了700多種植物，其中至少有90種是Kalm在北美之行中發現的。1750年左右，Olof Torén和Pehr Osbeck作為帆船牧師，先後乘坐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希望"號和"Carl王子"號帆船前往中國廣東，後者經過曆時三年的考察，帶回900多種在南中國和爪哇島發現的植物新物種。
1768年林奈的得意弟子和大女婿Daniel Solander與曾任皇家學會會長的英國植物學家Joseph Banks乘坐庫克船長駕駛的"奮進"號帆船前往大洋洲航行，成為首位環遊地球一周的瑞典人。另外，1770年代Anders Sparrman前往中國、澳洲、非洲大陸，並參與庫克船長的第二次環球旅行，斯京民族學博物館中最早的非洲藏品就是他從非洲帶回的；Carl Peter Thunberg前往南非、爪哇島和斯裏蘭卡，最終到達日本，是第一位抵日的瑞典人。使徒們歸來之後發表了旅行記錄並撰寫了科學報告，引起了科學界內外的極大興趣和關注。
極地探險家
19世紀後半葉常被稱為極地探險的英雄年代，充滿未知和危險的南北極地極大地激發著時代的幻想熱情。Adolf Erik Nordenskiöld (1832-1901) 是一位出生於芬蘭的瑞典地質學家、礦物學家和北極探險家，他最大的成就是率領探險隊於1878-1880年間乘坐Vega號探險船，首次通過從大西洋沿歐亞大陸北岸至太平洋及蘇伊士運河環繞亞洲航行，從西到東打通了東北航道。他發展了科學的極地探險方法，發表了大量地理和地質考察結果，在芬蘭和瑞典被視為民族英雄及史上最偉大的探險家之一。
A. E. Nordenskiöld收集的曆史地圖集現藏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並於1997年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圖為位於國家自然曆史博物館NRM一側的Vega公園和紀念碑，1930年為紀念航行凱旋歸來50年所建。紀念碑的三個側麵分別為A. E. Nordenskiöld雕像、他的北極航行紀錄以及Vega號探險隊成員名單。
Vega號是一艘具有70馬力蒸汽發動機的三桅帆船，1862年建於德國Bremerhaven。Vega號船長Louis Palander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水手，曾到北極地區航行多次。探險隊成員和水手共有21人，其中包括醫生、水文地理學家、氣象學家、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等七人。1878年6月22日，Vega號蒸汽動力帆船與另外三艘船離開瑞典南部港口城市Karlshamn，沿挪威西海岸北上，然後沿西伯利亞北海岸向東，8月19日到達歐亞大陸最北端的切柳斯金角。
考察隊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度過了長達10個月的冰封越冬期，和與世隔絕的原住民楚科奇人建立了友好關係，A. E. Nordenskiöld等專家對當地進行了深入的地理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和民族學研究。直到1879年7月，Vega號才繼續航行進入太平洋，於7月18日到達白令海峽。隨後他們繼續向阿拉斯加和日本航行，經蘇伊士運河返回瑞典。在經過22189海裏的航行後，於1880 年4月24日22時到達斯京，完成了環遊歐亞大陸的曆史性壯舉，圖片為斯京民族學博物館 (Etnografiskamuseet) 收藏的Vega號模型。
1858年A. E. Nordenskiöld移居斯京，成為NRM (左圖) 礦物學部的教授。在Vega號探險之旅前，A. E. Nordenskiöld曾參加了九次北極圈內的科學考察活動，如挪威冷岸群島Svalbard、俄羅斯西伯利亞的喀拉海及葉尼塞河等地，其中七次是他領導的。1870年A. E. Nordenskiöld率領探險隊前往格陵蘭西海岸，在那裏他們發現了15個含鎳鐵礦石，最大的一塊重達22噸，現置於NRM旁 (右圖)，兩個重量為6.5噸和4噸的較小的鐵礦石分別存放在哥本哈根大學和赫爾辛基大學。
19世紀後半葉瑞典工業化時期的國王Oscar II熱衷於北極探險，他資助了包括A. E. Nordenskiöld的Vega號遠航和格陵蘭考察、Salomon Andrée的北極熱氣球探險，以及挪威探險家Fridtjof Nansen的前進號北極之旅。1880年當Vega號完成打通東北航道的探險使命回到斯京時，從A. E. Nordenskiöld到最年輕的水手，每個船員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在歡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斯文·赫定的15歲的少年。雖然這次探險得出結論東北航道並不適合商業航運，但作為副產品的對於北極地區的科學考察卻極富成效和具有深遠意義。
國王Oscar II向A. E. Nordenskiöld、Vega號船長Palander及所有船員分別頒發了金質或銀質Vega獎章，1880 年4月24日這一天被命名為"Vega日"。1903年Vega號在格陵蘭西北部的海域失事，如今還靜靜地躺在海底。Vega號遺留的汽艇後來被A. E. Nordenskiöld在斯京群島上使用了很多年，現在被斯京海洋曆史博物館收藏。左圖是斯京艦船島上為A. E. Nordenskiöld及Vega號探險隊成員豎立的紀念碑，右圖是位於斯京老天文館1930年豎立的Vega號紀念碑。
在19和20世紀，A. E. Nordenskiöld家族中還出現了多位考古學家和科學探險家。他的長子Gustaf Nordenskiöld (1868-1895) 是對美國科羅拉多州梅薩維德國家公園中的古印第安阿那薩吉人遺址進行科學考察的第一人，其研究資料現存芬蘭國家博物館。A. E. Nordensiöld的外甥Otto Nordenskjöld (1869-1928) 於1901-1904年間帶領瑞典探險隊搭乘南極號探險船遠征南極，收集了珍貴的地理和海洋生物樣本，南極大陸多處地點以他的名字命名。
走向西域
斯文·赫定 (Sven Hedin，1865-1952) 是瑞典著名地理學家、探險家、攝影家和旅行作家，由於少年時代親眼目睹A. E. Nordenskiöld從北極探險航行中凱旋歸來，激發了他成為探險家的誌向，成年後赫定師從德國地理學家和中國學專家、"絲綢之路"名稱的首創者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前往中亞的四次探險考察中，赫定踏足地圖上中國西部大片空白地區，發現喜馬拉雅山脈是雅魯藏布江、印度河及象泉河的發源地。他還發現了新疆羅布泊及塔裏木盆地沙漠中的樓蘭古城烽火台的遺跡，因此證明長城曾經延伸到新疆。樓蘭所在的那片羅布荒漠，也成為全世界探險家、考古學家們趨之若鶩的樂園。赫定重新發現了絲綢之路，從而填補了西域文明的空缺，被譽為"西域探險之父"。
赫定是第一個在探險過程中聘用當地科學家和研究助手的歐洲科學探險家，也是發掘中亞古代佛教廢墟的第一人，他去世後出版的中亞地圖集是其畢生工作的結晶。1905年瑞典-挪威君合國解體，社會急據動蕩，大量居民移民北美，瑞典急需時代英雄和重塑民族自信心，赫定就成為這樣一個象征。他是20世紀上半葉最具國際聲譽的瑞典人，曾與19世紀下半葉的諾貝爾齊名，1902年他被瑞典國王Oscar II授予最後一位無冕貴族頭衘。赫定終生未婚無子女，他身後安葬在斯京市中心的Adolf Fredrik教堂墓園的家族墓地。圖片依次為赫定的現存斯京貴族院的貴族盾牌、墓誌銘和墓碑。
1926年冬，花甲之年的赫定第五次抵達中國，率領中國、瑞典、丹麥、德國學者組成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來到內蒙古、甘肅、新疆、寧夏等地，進行了天文、地理、文物、古跡、風土、民情為期八年的等綜合考察，寫出了長達55卷的《中瑞考察報告》。 在結束了西北科考行程後，回國途經西伯利亞，赫定這樣寫道："閉上眼睛，我仍能看到大地舞台上那一幕幕令人神往的場景——我看到一隊飽經風霜的蒙古人，披著沉重的皮大衣，戴著皮帽子，他們騎著精神的小馬和暗褐色的高大的駱駝，牲口額前隨風漂動著白纓，我看到四麵八方的沙丘起伏延伸，像一片凝固的波浪指向了遠方的地平線，金紅色的餘暉覆蓋了整個原野，夜色漸漸降臨，一切都沉入寂靜之中時，在遠方仍隱隱傳來駝鈴聲……"。那年，他已是一位七旬老人。
根據兩國協議，科學家們將考察所得文物帶回瑞典研究，事後歸還，這是中國首次爭取文物的歸屬，瑞典也成為第一個歸還中國文物的國家。1952年赫定以87歲高齡逝世，他在遺囑中將其著作版權及大量私人遺產捐贈給KVA瑞典皇家科學院，並開放他的所有材料供後人研究，這些材料大部分收藏在斯京民族學博物館。這個博物館也是赫定基金會的總部，左圖是博物館中"赫定角"的赫定塑像，右圖是他的探險用品。
民族學館除了幾個展廳外，大部分藏品都按種類存放在不同的櫃子裏，從A到Z，每件都有編號，但不區分時間和捐贈者。需要進入博物館的數據庫一件件查找，很花時間和精力。赫定的藏品就分散在不同的櫃子裏，但U區中似乎都是他從西藏、印度等地收集的佛像、佛經和其他佛教用品，他從伊朗收集的文物存放在另一間曆史博物館。赫定在五次漫長的中亞之旅中，在考察曆史與文化遺產的同時，重拾散落在大漠黃沙中的珍寶，將曾經被忘卻的古老文明重新展現於世。
在考察途中，赫定還要從事繪圖、采集岩石和植物樣品，進行天文觀測、氣象調查和測量海拔的工作，了解當地的曆史、地理、物產、商業、道路以及其他情況，並用攝影和速寫記錄沿途的地貌、廟宇、人種、民俗等，他留下了5000多幅記錄性繪畫、1000多張照片等極為重要的圖像資料。
1930年，赫定率領的西北考察團成員瑞典學者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長城烽燧遺址發掘出漢代木簡一萬餘，其中出土數量較多的有：破城子4422枚、地灣2383枚、大灣1334枚。中國學者根據漢簡文字，確定破城子乃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所屬的"甲渠侯官"所在地，為重點發掘地區。居延漢簡是繼敦煌漢簡之後發現的最重要的漢代邊塞屯戍文書，保存了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文獻資料，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學、民族等領域，對研究漢朝的文書檔案製度、政治製度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這些漢簡以木製為主，根據鑒定有鬆杉、白楊、水柳、紅柳等。
居延漢簡與北京故宮內閣大庫檔案、河南安陽甲骨檔案、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經卷檔案一起，並稱20世紀中國檔案界轟動世界的"四大發現"。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故宮文物及北京圖書館的善本珍藏都已運往南京，而藏在北大圖書館的居延漢簡和其他稀世珍品卻無人顧及，後來才被學者從日軍的刺刀下搶救出來，先後轉運到香港大學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1965年運至台灣，這批漢簡現存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左上圖是迄今出土的漢簡中保存最完整的共77支簡冊，右上圖為詔書，左下圖為桃符，右下圖為殘簡。
考察歸來之後，赫定寫下了《絲綢之路》、《新疆沙漠遊記》、《亞洲腹地探險八年》等著作，他的探險著作與探險活動本身一樣重要，其回憶錄《我的探險生涯》被國人稱為"科學的《西遊記》"。赫定開創了這樣一個先例：每次探險結束之後，他要寫出兩種類型的作品，一種是科學考察報告、一種是通俗的探險遊記。1913年赫定48歲那年當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坐第六把交椅。他於1912和1913年兩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在擔任文學院院士期間，曾先後提名六人為文學獎候選人。
1938年，赫定與其他三人共同提名的美國作家賽珍珠 (Pearl S. Buck)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賽珍珠出生後四個月即隨傳教士父母來到中國，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近40年，由於對中國生活史詩般的描述及傳記方麵的傑作，她成為文學獎第四位女性得主和第二位美國得主。赫定還於1939年提名胡適、1940年與賽珍珠共同提名林語堂為文學獎候選人，胡適和林語堂也是20世紀上半葉獲得文學獎提名的唯二中國人。
中國的古納
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 是瑞典著名的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20世紀初他曾隨同Otto Nordenkjöld先後兩次參加南極考察，他們二人均為Uppsala大學地質學博士，考察歸來後合著《南極》一書。繼赫定發現樓蘭古城遺址之後，歐洲各國許多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冒險家，以及後來迅速發展起來的田野考古學家，像淘金者一樣紛紛湧進遠東，特別是中國大陸。由於當時的瑞典被認為是"西方幾個沒有帝國野心的國家之一"，1914年北洋政府邀請安特生來華擔任農商部礦政司顧問，協助尋找可由國人掌控的新礦產，並參與地質研究所的教學及地質陳列館的籌建等工作。
安特生與留英地質學家丁文江一起組織地質調查，訓練了中國第一批地質學者，上圖是安特生1918年攝於河南及丁文江贈送給他的照片。期間安特生完成了《中國的鐵礦和鐵礦工業》和《華北馬蘭台地》兩部調查報告，他來華後的第一個貢獻是發現龍煙鐵礦，為此獲得大總統黎元洪的嘉獎 (左下圖)。直到1926年回到瑞典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地質學教授，安特生在華工作時間長達12年。右下圖是1930年代安特生最後一次前往中國時，與負責考古工作的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合影。
作為地質學家的安特生，趁北洋政府委派之便，他沿黃河流域進行地質考察，收集到很多古生物特別是脊椎動物的化石。由於安特生不是這方麵的專家，他的朋友、有"瑞典古生物學之父"稱譽的Uppsala大學教授維曼 (Carl Wiman) 派來了自己的學生、年輕的奧地利學者師丹斯基 (Otto Zdansky) 協助他工作。1922-1923年間，安特生與地質調查所的譚錫疇一同在山東蒙陰發掘出了中國較早的恐龍化石，經師丹斯基鑒別為一種從未發現的蜥腳類長頸恐龍，也是該地區發現的唯一的一種恐龍化石，後以他的名字命名為"斯氏盤足龍" (Euhelopus Zdansky)。
20世紀初，各國古生物學家都在尋找人類起源地，其中一個觀點是中亞起源說。1921年安特生在周口店龍骨山發現了產自別處的石英，意識到該處可能有史前人類活動的遺存，因此安排師丹斯基前往，在著名美國古生物學家穀蘭階 (Walter W. Granger) 指導下從事發掘工作，1923年師丹斯基發表了關於周口店發掘的初步報告。1926年，在瑞典王太子Gustav VI Adolf訪華之際，安特生宣布了兩顆人類牙齒化石的發現，引起巨大轟動。
1929年12月2日，中國考古學者裴文中發掘出了第一塊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即後來被命名為"北京直立人" (Homo erectus) 的遠古人類化石。"北京直立人"和"斯氏盤足龍"拉丁文學名都是根據林奈雙名法命名的。圖片分別為Uppsala大學進化博物館收藏的斯氏盤足龍化石，北京猿人牙齒和頭蓋骨碎片化石，以及複原後的頭蓋骨。這是中國古代脊椎動物在境外最豐富的收藏，左上圖是世界上唯一一具完整的斯氏盤足龍骨架。
1918年秋，安特生在河南省澠池縣的仰韶村發現一批古生物化石。得到政府許可之後，1921年10-12月，安特生和中國地質學家袁複禮等人在河南仰韶進行係統的考古發掘，出土大量陶器、石製工具等史前文物，揭開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這是中國最早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打破了當時流行於西方考古學界"中國無石器時代"的理論，開創了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全新領域。袁複禮後來還加入了赫定發起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並擔任中方團長三年。1923年安特生出版了《中國遠古之文化》的著作，首先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因此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在瑞典人們稱他為"中國的古納" (Kina Gunnar)，因此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
後來安特生又與中國學者一起，陸續發現了甘肅齊家文化、青海馬廠文化等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根據中瑞兩國協議，安特生將其在仰韶發掘的約三萬件未經修複的陶器和陶片進行研究，並在1936年前將其中的一半分七次送還中國，但大部分因戰亂等原因不知所終。為了存放這批仰韶文化陶器，1926年回到瑞典後，安特生在斯京建立了東方博物館 (Östasiatiskamuseet)，現仍有400多件收藏於此，同時還有部分龍山、馬家窯、半山等遺址的出土文物，件件都是國寶。安特生自認為一生中最輝煌的事，一是南極考察、一是在中國的工作。在民國紛繁複雜的局勢下，他與丁文江等人一起，打開了中國地質學、古生物學和考古學研究的新局麵。
當時的瑞典王儲Gustav VI Adolf是一位知名業餘考古學家，具有極高的藝術鑒賞力，特別鍾愛中國文物。他和其祖父Oscar II一樣，傾注全力支持和讚助瑞典考古學家的考察發掘工作，對於開展瑞典與東亞、特別是中國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起了巨大作用。1919年安特生為其在中國的"自然史考察和采集計劃"致信Gustav VI Adolf尋求經費支持，在其幫助下成立了以瑞典企業家和讚助商Axel Lagrelius為主席的"中國基金會"，該基金會為安特生、維曼、師丹斯基在中國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資金支持。1926-1927年間Gustav VI Adolf開始了他的環球之旅，在安特生的陪同下訪問了中國。
博物館藏
東方博物館現在已成為歐洲數一數二的東亞曆史博物館，共有大約十萬件藏品，90%來自中國，其餘的來自日本、朝鮮、印度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其"中央帝國"展廳展出中國自商周至明清曆朝曆代的文物，每件展品均標明出處。Gustav VI Adolf私人收藏的約1600件中國文物全部捐給了東方館，如左上圖的宋朝女人頭，是在陝西的一個道觀中發現、從上海南京路購得，放在展廳最醒目位置的鎮館之寶。還有右上圖的漢代畫像石、左下圖的唐代仕女陶俑、右下圖的清瓷等，都是Gustav VI Adolf的藏品。
斯京地中海博物館專門收藏地中海國家和中東的文物，其前身是埃及博物館和塞浦路斯博物館。1927-1931年間，由Einar Gjerstad (1897-1988) 率領的瑞典考古隊在賽浦路斯全國的30處遺址、375個墓葬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曆史涵蓋石器時代至羅馬時代。島國塞浦路斯幾千年來受到地中海地區各種文明的影響，以希臘文明為主。在各地出土的文物十分接地氣，具有希臘、中東、埃及多種風格，與羅馬的美女俊男雕塑很不相同。特別是女性陶俑雙目突出，與成博新館中看到的古蜀人陶俑神似。Gjerstad是研究塞島史前文明的專家，1923-1924年間他曾騎車環島考察，於1926年以題為《史前塞浦路斯研究》的論文在Uppsala大學通過博士答辯。
1917年在Gjerstad的提議下，成立了以對這一地中海島國進行考古發掘為目的的"瑞典塞浦路斯委員會"，由王儲Gustaf VI Adolf擔任主席，並獲得大筆私人捐助。在當時瑞典駐塞外交官的協助下，獲得塞島宗主國大英帝國批準，Gjerstad帶領另外三位考古學家前往賽島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發掘，四年後凱旋而歸。18000件出土文物分別藏於塞浦路斯國家博物館和斯京地中海博物館，大大提升和豐富了塞島國博的收藏。其中12000餘件藏品運到瑞典，成為塞國境外最重要的收藏，在斯京地中海博物館的咖啡廳內也擺放了很多文物櫃。左上圖是1930年Gjerstad (右一) 與他的三位年輕同事攝於賽島，其餘三圖均為博物館中展示的出土文物。
無論是A. E. Nordenskiöld、赫定、安特生，還是林奈的使徒們，在他們探險考察的旅途上，如影隨形的是饑餓、寒冷、風浪、孤獨、恐懼，甚至死亡的威脅。而支撐他們的動力則是對探索與遠征的向往、對未知世界的強烈好奇心，以至於到了癡迷的程度。作為維京海盜的後裔，或許他們天生骨子裏就流淌著冒險家的血液。他們在身後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並且青史留名。如同赫定寫下的："無邊的思緒載著我在夜空中翱翔。繁星如鑽石一樣閃著微光，它照耀著我們，也照耀著我們居住的這顆行星。它不屈不撓地向著不知名的目的地漫遊，向著那片神秘永恒的宇宙深處飛去。" 本文圖片均為筆者所攝。
相關博文：冬月夜話文學諾獎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8059/202101/3161.html
從信仰來說我不認同進化論，公義／平和與愛的大世界的來臨也是注定，共勉。
對內容感同身受因為這些年的經曆，科學和好奇本身是好，但人過於貪婪以及對於意誌管理的過於脆弱等特性在現實中是會帶來相當不好的後果，無論是對好奇的研究對象還是人本身。葉公止於圖畫或雕塑，為好。諾貝爾獎本身的意義大部分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