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後雨前的博客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
今年是瑞典著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誕生150周年。1914年，安特生作為北洋政府礦務顧問第一次來到中國。1921年，他主導發現並發掘了在河南的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因此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之後安特生又前往甘肅和青海等地進行考察，發現了一係列此前未知的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文化遺存。安特生的科考報告均由中國地質調查所主辦的《中國古生物誌》發表，引起了國際範圍內的廣泛關注，為現代中國考古學奠定了基礎。現代地質學自誕生以來就與古生物學、動物學和考古學密切相關，安特生的考古發現並不是在地質調查過程中偶然發生的。他的田野調查涵蓋了當代國際地球科學中更廣泛的跨學科研究領域，並為尋找人類祖先和中華文明的源頭做出巨大貢獻。
安特生親身經曆了民國年間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以及極度艱難的現代化進程，包括北洋時期的多元政治、洪憲帝製、張勳複辟、五四運動、國民革命以及日軍侵華等重大事件。他與袁世凱、張謇、丁文江、胡適、傅斯年等重要人物均有直接交往，與瑞典王室、政商界高層以及學術界也有良好的私人關係。安特生對於中華文明的價值有著獨到見解，他與中國的朋友和同行一起，在東西方文明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瑞典漢學家、科學史學家揚·羅姆加德（Jan Romgard）參考了大量原始檔案資料、采訪了多位當年參與這一偉大工程的中瑞科學家的後人，於2018年出版了《停留在中國的極地探險家》（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作者在書中講述了在一個以渴望探索為特征的時代，瑞典首次與歐洲之外國家進行重大科學交流幾乎被遺忘的故事。
北洋礦政司的安顧問
安特生出生於瑞典中部納爾徹省（Närke）克尼斯塔（Knista）教區，是一對農場主唯一的孩子。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對地質學研究感興趣，十幾歲時獲得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NRM）的獎學金，於 1890-1895 年間在納爾徹和波羅的海厄蘭島（Öland）從事化石收集的夏季工作。1892年安特生進入烏普薩拉大學學習，1898 年被NRM招募前往北冰洋上的斯匹次卑爾根島（Spitsbergen）進行極地探險。次年安特生又作為熊島（Björnön）探險隊隊長返回北極地區，並於1902年完成了跨學科論文《熊島地層和構造論》，獲得烏普薩拉大學地質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該校任教。1901-1903 年間，安特生參加了奧托·諾登舍爾德（Otto Nordenskjöld）領導的瑞典第一支南極探險隊。探險歸來後，二人合著了《南極——冰天雪地的兩年》一書，獲得世界聲譽。
1906 年安特生被任命為瑞典國家地質調查所（SGU）所長，1911年當選為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在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的瑞典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自然資源的開發被視為國家現代化的先決條件。瑞典是歐洲重要的鐵礦產地，相關的科學研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第11屆萬國地質大會於1910 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安特生被任命為大會秘書長，瑞典王儲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致開幕詞，大會的主要議題是鐵礦石資源、冰河後氣候變化、冰川侵蝕、寒武紀動物群、前寒武紀和極地地質等。會後安特生作為組織者，促成全球範圍內對鐵礦石資源和氣候變化進行調查，主編並出版了兩卷本的《世界鐵礦誌》。這次大會成為瑞典地質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以及幾年後在地質學、考古學方麵中瑞兩國合作的前奏。圖為1903年冬，安特生（中）與兩位探險隊友被困在南極希望灣，獲救後所攝。
20世紀初是中國曆史上最具變革性的時期之一，清帝遜位，軍閥混戰，對於新生的中華民國來說，鐵和煤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支柱，而當時中國采礦業完全處於外國控製之下。經曾任山西大學堂地質學和化學教員的瑞典人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öm）推薦，瑞典首任駐中日公使Gustaf Oscar Wallenberg與教育總長汪大燮、農商總長張謇、礦政司司長楊廷棟等官員進行了兩年左右的商談，安特生被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高薪聘請為顧問。他從SGU請了一年學術假，與包括新常富、丁格蘭（Felix Reinhold Tegengren）等瑞典同行一起乘火車穿過西伯利亞，於1914年5月16日到達北京。是年7月3日，他在北京度過了40歲生日，同一天受到大總統袁世凱的接見。安特生沒有想到的是，不久後一戰爆發，世界因此改變，而他自己則在中國停留了11年之久。
安特生十分清楚自己作為北洋政府礦務顧問的職責，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將代表中國政府的利益”對抗列強，另一方麵，瑞典政府和商界也希望他利用這一機會為瑞典在華利益的長期發展服務。來到北京後不久，安特生即著手尋找新礦產並繪製資源地圖，他與新常富等人很快在河北龐家堡勘探到了特大鐵礦。1914年下半年，安特生最重要的工作是為中國采礦業製定法規。八月底日本對德宣戰後，他感到與十年前日俄戰爭期間的瑞典局勢十分相似。安特生在11月28日提交的《關於中國未來鋼鐵工業》的報告中，建議北洋政府像當年瑞典國會那樣，將兩個重要鐵礦國有化，他的顧問合同也因此延長一年。1915年春，安特生第二次與袁世凱會麵，用礦石標本和圖紙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匯報， 1916年他因鐵礦勘查有功受到時任大總統黎元洪的嘉獎。
安特生在《龍與洋鬼子》 一書英文版的前言中寫道：“在北京的歲月裏，我幸運地生活在一個受過現代學術訓練的科學和文化的先進知識分子圈子裏。因此使我認識了另一個中國——她充滿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望接受西方文明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文化遺產有價值的生命力。”這些有識之士試圖從混亂不堪的局麵中重建自己的國家，丁文江（1887-1936）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1911年，丁文江獲得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動物學和地質學雙學士學位後回國，1913年出任礦政司新開辦的地質研究所首任所長。1915年新年伊始，安特生在位於北京兵馬司胡同的礦政司辦公室與剛從雲南考察歸來的丁文江相遇。丁文江誠實的品格、深厚的學養、非凡的才華、純正的英語，如同北洋官場上的一股清流，給安特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盡管政局動蕩，並沒有妨礙科學研究的自由上升，1915年，丁文江和安特生開始籌劃中國地質科學的發展前景。麵臨缺乏人材、資金、圖書和現代化實驗設備等多重困難，他們決定從三方麵著手。當務之急是盡快成立和完善獨立的地質調查所，這是之前丁文江已經做的事情，為此安特生幫助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等人培訓了中國本土第一代地質學家，還帶領學生進行野外實習。其次是建立一個地質博物館並進一步建成地質學的知識庫，這是安特生心心念念的事情。另外就是繼續已經開始的與瑞典NRM的交流合作，安特生利用暑期回瑞典探親的機會，將他和丁文江在中國考察時發現的礦物和化石在斯德哥爾摩的實驗室進行分析，並且把老東家瑞典SGU的一些展覽拍下照片，作為計劃中的地質礦產陳列館的模板。在礦政司，人們都稱呼安特生為 “安顧問” 。
采集古生物化石
1916年3月，礦政司與安特生續簽了五年顧問合同，他同時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即向瑞典政府遞交辭呈，辭去SGU所長的永久職位並移居中國。這在當時的瑞典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引起了公眾注意和媒體報道。安特生認為自己與丁文江正在從事一項地質學曆史上全新的、有趣的、開創性的事業，從此他把位於北京東皇城根大草廠胡同的居所當成了自己真正的家——在家裏他被稱為 “安老爺” ，中國也成為安特生的第二故鄉。1916年夏天，地質調查所在兵馬司胡同9號院（現為15號院）正式掛牌開張，開展了當時瑞典規模最大的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安特生與丁文江十分默契，兩人一同創造了中國地質學史和史前史研究上的諸多奇跡，地質調查所是民國時期成立最早、規模最大、最具國際聲譽的國立研究機構，成為中國近代科學的發軔地。圖為北京兵馬司胡同的地質調查所舊址。
1914年安特生剛到中國時，前往京西齋堂煤田考察，采集到了大量近兩億年前的侏羅紀植物化石，因此發現了疊層礦石的有機起源。1916年初，他在一次考察歸途中路過山西與河南交界處的黃河，在河岸的陡崖上發掘到了一些蝸牛殼化石。經瑞典NRM的專家分析鑒定，這些化石來自大約5600-3400萬年前的始新世，是首次在中國發現的第三紀地層。同年夏天安特生又在山西和北京等地發現了象牙、水牛和犀牛的骨骼化石，而之前從未聽說過這些脊椎動物曾在如此寒冷幹燥的地方生存。這一係列發現使安特生強烈感覺到，他與丁文江關於中國史前史的合作研究將是自己一生中難得的機遇。15年前安特生曾經站在具有完全不同氣候的南極大陸上，卻麵對同樣的挑戰。那次遠征發現了大量新地點和物種，為 “大陸漂移學說” 提供了有力證據。
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中國政治勢力陷入分裂狀態。由於資金短缺，安特生的地質考察工作也嚴重受阻。在1917年7月張勳複辟占領北京城的十幾天裏， “安老爺” 在大草廠胡同的四合院懸掛了瑞典國旗，成為他的中國同事、朋友及其家人的臨時避難所。那一年安特生邀請瑞典NRM的古植物學家赫勒（Thore Halle）來華工作一年，對大約三億年前的石炭紀煤層進行古植物學調查。地質研究所第一批畢業生周讚衡作為助手，一直跟隨赫勒在中國工作。25歲的周讚衡獲得瑞方資助，於1918年11月7日作為第一位中國留學生來到瑞典，在NRM師從赫勒研究中生代古植物學。他是當年在斯德哥爾摩唯一的中國人，十分適應那裏的生活，很快就學會了瑞典語。瑞典大報《每日新聞》還采訪了周讚衡，並將他的照片刊登在報紙頭版。
1919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風雲變幻的一年，也是中瑞科學合作史上關鍵的一年。丁文江作為翻譯和科學顧問，陪同梁啟超列席巴黎和會並在歐洲考察之後，越發感到以工業化救國濟世、使中國融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的緊迫。是年7月丁文江應赫勒之邀訪問安特生的祖國瑞典，於21日抵達斯德哥爾摩。1904年康有為曾寄居斯京，深為那裏的湖光山色、人文風情吸引，而丁文江卻沒有那麽多閑情逸致。他在赫勒及周讚衡的陪同下，參觀了落成不久的NRM實驗室和辦公室。當晚赫勒宴請丁、周二人，以及曾在中國工作過的地質學家丁格蘭、企業家和讚助人拉格雷利烏斯（Axel Lagrelius）等賓客。在晚宴上，丁文江向在座的幾位專家詳細了解瑞典的采礦和鋼鐵工業。他連夜乘坐火車，前往北部城市基律納（Kiruna），參觀考察了瑞典最大的鐵礦。
安特生等人的工作不僅是一個關於中國自然曆史的短期項目，而且與19世紀末以來瑞典科學家的極地探險以及關於地球氣候變遷的研究密切相關。1913年，安特生和諾登舍爾德一起創立了瑞典南極委員會，原計劃與大英博物館合作開展新一輪南極科考，由於一戰爆發而擱淺。1919年9月4日是中瑞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天，南極委員會主要成員開會決定將名稱改為 “中國委員會” ，建議政府將原來承諾撥給南極科考的經費轉向安特生在中國的研究計劃，由拉格雷利烏斯擔任司庫。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儲是一位知名考古學家和藝術鑒賞家，尤其癡迷東方曆史文化。他於1921年成為中國委員會新一任主席，進一步提高了中國項目的聲望，並有助於獲得更多的私人和國家資金。1950年王儲登基後仍熱心於中國委員會的工作，直到1973年去世。圖為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保存的安特生在華考察和丁文江的簽名照。
1919年秋天，瑞典東印度公司的 “北京” 號輪船從日本唐津港出發回國。途經上海時，裝載了82箱動植物化石標本，計劃運往瑞典NRM進行鑒定後再返還中國。輪船不幸在台灣海峽失事，古生物化石全部沉入海底。這是自1914年以來，安特生和赫勒等在中國采集到的幾乎所有化石，以及中國地質調查所尚未鑒定的古植物化石收藏。這意味著兩國科學家以前的所有努力全部清零，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對於剛剛起步的中瑞地質學合作造成了沉重打擊。直接受到影響的是正在斯德哥爾摩的周讚衡，他原訂的學習計劃就是與導師赫勒一起分析研究這批古植物化石，為此赫勒隻好向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儲借來他的私人收藏作為替代品，後來在安特生及助手的幫助下又重新收集了一批化石。1922年周讚衡學成歸國，成為中國第一位古植物學專家。（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