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極地探險家，卻把後半生獻給了中國的考古事業（下）

【續前】他是一位極地探險家，卻把後半生獻給了中國的考古事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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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村的彩陶文化

在北京號輪船失事後的第二年，新生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及中瑞合作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位於紐約的美國自然博物館計劃組織一次對中國的跨學科全麵考察，他們打算以北京為基地，將發掘到的化石標本運回紐約進行分析鑒定，理由是中國沒有掌握現代分析研究方法的機構。為避免衝突和重複性工作，丁文江和安特生致信美方，告知地質調查所計劃考察的地區，劃分了不同的研究領域。二人感到當務之急是以地質調查所的名義創辦一份專業期刊，用於發表中瑞科學家的合作科研成果，為此設立了專項出版基金。由於經費短缺，安特生捐獻了自己的近一半顧問薪金，1921-1924年間共捐出兩萬五千元銀洋，於1922年正式出版《 中國古生物誌》 （Palaeontologica Sinica）期刊。與許多國家隻想從中國竊取資源不同，中瑞之間的合作計劃創建了嶄新的雙贏模式。

在安特生的努力下，瑞典中國委員會決定將其從政府獲得的經費用於支付中瑞之間的運輸、安特生的田野調查，以及地質調查所雇用青年學生采集標本的費用，截止到1924年的資助超過十萬元銀洋。為了適應即將增加的工作量，例如按時返還在瑞典分析的化石標本、及時撰寫科學報告和論文等，斯德哥爾摩和烏普薩拉的研究隊伍也迅速擴大，招收了新的研究助理和博士生。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儲和拉格雷利烏斯也參與了資金的募集工作，例如爭取到了瑞典火柴大王克魯格（Ivar Kreuger）對《 中國古生物誌》的出版讚助，由丁文江出任主編的期刊後來成為世界一流學術刊物。1922年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地質調查所建成了中國第一個公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礦產陳列館以及地質圖書館，安特生曾任陳列館第三任館長。圖為中國地質學會成立時的合影：最左是安特生、最右是德裔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前排左一至三是章鴻釗、丁文江、翁文顥。

1921年春應安特生的要求，烏普薩拉大學古生物學教授維曼（Carl Wiman）派來了年輕的奧地利籍博士生師丹斯基（Otto Zdansky）作他的助手，以增強對美國的競爭力。師丹斯基的工作由中國委員會資助，他提出的條件是所有根據自己的研究發表的論文均以其個人署名。1900年前後，各國古生物學家都在尋找人類發源地，德國駐華使館的哈伯勒（K. A. Haberer）曾在北京的藥店收購了大量龍骨，後經德國古脊椎動物學家舒羅塞（Max Schlosser）鑒定，其中有一顆很像人類牙齒。1918年，安特生就在北京周口店雞骨山一帶考察早期人類活動遺跡。三年後得知附近的龍骨山有更大更好的龍骨，於是他安排師丹斯基前往，在著名美國古生物學家穀蘭階（Walter W. Granger）指導下從事發掘工作，收獲甚豐，從而拉開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發掘的大幕。

1920年深秋，安特生派助手劉長山到河南西部尋找哺乳動物化石。年底劉長山帶回北京數百件石斧、石刀等各種石器，均購自同一個地點——澠池縣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帶著五個人第一次來到距離澠池縣城15裏遠的仰韶村，他們每天在村子周圍觀測、照相、考察，在衝溝斷麵上發現了彩陶與石器共存的現象。他們在八天時間裏收集、購買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以及少量骨器和蚌器，裝滿四大箱運回北京。安特生回京後做了一年考古學研究，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國遠古時代的一處重要文化遺存。他的想法得到了丁文江和翁文灝的支持，並且獲得北洋政府的批文。1921年10月，安特生和袁複禮、師丹斯基等一起在仰韶村進行了中國第一次現代考古發掘。他們在36天中一共開挖了17個發掘點，陸續出土了大量文物，圖為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收藏的仰韶彩陶。

回到北京後，安特生開始著手鑒定這些文物。在C-14定年法尚未問世的年代，唯一的方法就是與同期確定了年代的文物相比較，然而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一件可以用來作為參照物的文物。因此安特生隻得將視野擴展到中國境外，查找了大量西方地學者關於7000多年前中亞地區安納烏文化遺址的文獻資料，發現在仰韶村出土的陶器與安納烏的彩陶有著極其相似的花紋和色彩。安特生以仰韶遺址發掘為基礎撰寫了《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書，首次提出 “仰韶文化” 的概念，推翻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假說。經過係統全麵的研究、鑒定和論證，專家們一致認定安特生的判斷，即仰韶遺址是中華民族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 “仰韶文化” 成為中國考古史上第一個被正式命名的遠古文化體係，仰韶村也成為學界公認的中國現代考古學起點。

長期以來，丁文江負擔著家庭經濟的重擔。1921年底，丁文江辭去了地質調查所的工作，轉任名譽所長，而由翁文灝接任所長一職。丁文江賣掉了北京的房產，前往熱河擔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但他在學界仍保持著很大的影響力，經常來往於北京、天津、沈陽，以及北票所在的熱河朝陽縣。每當丁文江回到北京時就借住在大草廠胡同安特生的家中，他們常常在早餐時一邊喝茶一邊閑談。午夜時分，兩人暫時忘卻忙碌的日常，坐在北京星空下的院子裏享受片刻寧靜。有時傍晚丁文江得閑，胡適和翁文灝也會造訪，這是非常難得的智者間的交流時光。後來安特生回憶道：“我們最大的樂趣就是聽地質學家丁文江博士帶著他毫不掩飾的懷疑主義，對當時的政壇人物進行辛辣的刻畫，而胡適總能巧妙地為這樣的描述添加思想上的注解。”

甘肅考古與北京人

1922和1923年之交，安特生與地質調查所的譚錫疇一起在山東蒙陰發掘出了中國較早的恐龍化石，經師丹斯基鑒別為一種從未發現過的蜥腳類長頸恐龍，後來被命名為 “師氏盤足龍” （Euhelopus Zdansky）。為了尋找中原與中亞史前文化之間的可能聯係，安特生又於1923年6月率隊沿著黃河前往大西北，他深信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古國一樣，都依賴於大河流域的饋贈和孕育。考察隊在以蘭州為中心、半徑400公裏的甘肅及部分青海地區尋訪探考，發現並係統發掘了包括齊家坪、朱家寨、馬廠沿、半山等大約50個遺址，涵蓋從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青銅時代初期各個階段的史前文明。特別是在黃河支流的洮河流域，安特生找到了中國彩陶類型最為豐饒、存量最為豐富的文化遺存。1924年10月29日，考察隊帶著225箱文物滿載而歸，回到北京。

在西北地區為期16個月的考察和發掘工作，使得安特生完全放棄了專業的地質調查，把餘生獻給了考古學。1925年初，安特生在位於豐盛胡同的地質礦產陳列館展出了西北之行的考古發現，引起巨大反響。同年春天，他在北京各大學作了一係列演講，並在《中國古生物誌》上發表了考察報告。人們驚訝地得知，在西部邊陲之地竟然有如此之多類似於仰韶遺址的史前文化遺存。安特生的成果也引發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各國探險家和考古學家的紛紛來華進行考古發掘。激烈的國際競爭引起了安特生的不安，已經進行了八年之久的中瑞合作麵臨巨大挑戰。在安特生、丁文江、翁文灝等人的努力推動下，1925年2月，兩國政府簽署了協議，首先將安特生考古發掘所得文物全部運去瑞典記錄和初步研究，然後將其中一半分七次歸還中國。圖為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收藏的甘肅考古文物。

此時安特生麵臨兩種選擇：一方麵，斯德哥爾摩高專的地質學教授職位等待他上任；另一方麵，他得到北洋政府礦務顧問的兩年續聘合同。由於有了中瑞政府的協議，安特生的當務之急是回到斯德哥爾摩建立一個博物館，用於收藏屬於瑞典的那一半文物。為此他申請並獲批從北京的顧問位置離職一年，將斯德哥爾摩的教授工作推遲到1927年開始，建立博物館的計劃也得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儲的全力支持。1925年5月20日，安特生完成了關於自1918年以來瑞中科學家的合作以及已發出和返還的考古發掘品的完整報告。他在中國連續工作了11年之後於7月1日踏上歸途，很多人前來為他和第二任太太兼助理艾爾莎（Elsa）送行。7月17日，安特生夫婦抵達斯德哥爾摩，全新的工作即將展開。

在回到瑞典後的一年裏，安特生撰寫了《龍與洋鬼子》一書，介紹他在中國的經曆和見聞，後來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1926年，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為新成立的“東方博物館”（Östasiatiska museet）的東亞考古學教授和館長，並且租用了斯德哥爾摩商學院新建大樓三層作為博物館館址。東方博物館兼具研究和展覽雙重功能，為此安特生招募和培訓了對考古發掘品進行製備和拍照的專業人員。1926-1927年間，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儲攜王儲妃環球旅行，同時進行考古與藝術曆史方麵的研究，中國是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一站。1926年8月11日，安特生與新常富、拉格雷利烏斯一同回到北京，他們的一項重要使命是為10月份來華的王儲夫婦進行各種準備。在王儲伉儷訪問期間，安特生和翁文灝等人計劃舉辦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展示中瑞兩國多年來的合作成果。

在這次離開瑞典之前，安特生曾給烏普薩拉的維曼教授寫信，了解其領導的古動物專業近來在化石測定方麵的進展。到京後不久安特生就收到維曼的回信，其中最令他震撼的兩個字是：“人屬”（Homo Sp）！自從八年前安特生到周口店考察，始終沒有忘記那裏可能隱藏著人類起源秘密的山洞，他早有預感並且最渴望的結論終於得到證實。其實師丹斯基回到烏普薩拉後，很快就在周口店的化石中找到了原始人類的牙齒，然而性格內向謹慎的師丹斯基卻沒有及時向安特生報告這一發現。1926年10月22日，中外學者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禮堂為王儲夫婦舉辦了盛大的歡迎會，梁啟超、翁文灝等人做了報告，這是中國學者首次對剛起步的中國考古學及中瑞合作進行總結。在歡迎會結束前，安特生宣布了在周口店發現兩顆人類牙齒化石的消息，將會議推向高潮。古斯塔夫·王儲夫婦（前排左一和左三）訪問太原，前排右一為新常富，二排左二為拉格雷利烏斯、右一為安特生。

11月14日，瑞典《每日新聞》報紙頭版刊登了題為 “在烏普薩拉發現了50萬年老的北京人”的消息。這一重要發現當時雖未得到學術界一致公認，但為促成地質調查所與協和醫學院簽署合作協議、成立新生代研究室、大規模發掘周口店人類遺址發掘奠定了良好基礎。最終於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發掘出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中瑞兩國在古生物學和考古學方麵的合作碩果累累，斯德哥爾摩高專、烏普薩拉大學及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與中國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有些工作延續至今。1922-1929年間，在地質調查所主辦的《中國古生物誌》期刊上，超過半數的論文是由瑞典科學家或中瑞兩國科學家合作發表的。1926年的秋天是安特生和丁文江人生中的高光時刻，兩人在瑞典和中國成為超級明星。

中國古納未竟的事業

1926年冬，瑞典著名探險家和地理學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來到北京，與北洋政府協商，計劃為德國漢莎航空公司開辟柏林至中國的航線，組織一次以西方科學家為主的對中國西北地區全麵的科學考察。經安特生的建議和幫助，赫定拜訪了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次年二月簽訂了協議。當協議內容傳出後，引起了國內學界的強烈不滿。3月5日，北京大學研究所考古學會、古物陳列所等學術團體的代表召開緊急會議，成立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發表了《反對外國隨意采取中國古物之宣言》。安特生身不由已地卷入這場爭端，在雙方之間斡旋和溝通。經過反複談判與磋商，赫定終於在4月26日與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簽署了合作協議。1927年5月9日，由中瑞兩國科學家組成的西北科學考查團從西直門火車站出發，曆時八年，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左：安特生發表在《中國古生物誌》的《甘肅考古記》，右：安特生在為初建的東方博物館布展。

在西北科考團啟程的同一天，安特生也在哈爾濱登上泛西伯利亞列車，告別了自己先後生活了12年之久的第二故鄉。最後兩年的繁忙奔波，特別是關於赫定西北科考團的各種紛爭起落，使得安特生身心疲憊。在斯德哥爾摩家中的海邊別墅和意大利裏維埃拉休養了三個月之後，他才逐漸恢複。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安特生開始分類整理從中國挖掘和收購的文物，與各國同行切磋交流，舉辦學術會議和展覽，忙碌而富有成效。1929年安特生創辦了《遠東博物館館刊》，在創刊號上簡短回顧了自己在中國的經曆，他的兩部著作《中國人和企鵝》與《黃土的兒女：中國史前史研究》相繼問世。1931-1933年間，由於瑞典克朗升值及資金短缺，《中國古生物誌》的出版遇到困難，烏普薩拉大學的中國考古藏品無法按期歸還，安特生為最終解決這些問題做了很多努力。

安特生離開中國之後，丁文江重返學術界，兩人一直保持通信聯係。這期間政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北洋政府倒台，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北京成了“北平”，中華民國的學術最高殿堂——中央研究院成立。1933年，丁文江前往西歐和蘇聯旅行，了解不同社會製度下科學院的運作方式。他在八月份回程途中路過斯德哥爾摩，故地重遊，拜訪了安特生和赫勒等人，參觀了新建的東方博物館。在安特生的家中，兩位老友手持一杯清茶促膝長談，他們談論過去的舊時光、科學與政治、東方與西方……似乎回到十多年前的北京大草廠胡同，這也是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麵。丁文江回國後不久，即應中研院院長蔡元培之請，出任中研院總幹事。1936年初，49歲的丁文江在湖南勘探煤礦時，因煤氣中毒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一段 “高山流水遇知音” 的佳話。

1936年11月下旬，安特生帶著最後一批擬返還的文物，第三次來華工作。他在已遷到南京的地質調查所新建大樓門前走下出租車，迎接他的第一位中國留瑞學者周讚衡用瑞典語說： “歡迎回到中國”，又與兼任行政院秘書長的翁文灝共進晚餐。來華期間，安特生先後在南京和北平作了係列演講，與同行們進行了學術交流。1937年6月，他在成都與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簽訂了簡要的考察協議，與史語所、華西協合大學、四川大學的同行組成 “西康考察團”，前往成都周邊和西康地區尋找史前遺址。然而七七事變爆發迫使考察團提前結束工作，安特生在《中國古生物誌》上發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計劃也因此落空。在地質調查所還舉辦了這些歸還文物的展覽，包括數百件史前彩繪陶器在內的許多物品在戰亂年代不知所終。左上圖是1916年落成的瑞典國家自然博物館大樓，其餘三圖為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在1926-1946、1946-1962、1963至今不同年代的建築（筆者攝）。

1937年10-11月間，安特生目睹了淞滬抗戰和日軍占領下的北平，在上海國際飯店11層的房間拍下了日軍轟炸閘北的照片。在北平安特生入住北京飯店304房間，對麵就是11年前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儲夫婦下榻的豪華套房，此時已被日本人占據。麵目全非的古都令他非常痛心，幾天後就告別了這座城市。1938年5月底轉道越南回到瑞典後，安特生撰寫了21章272頁的《中國為世界而戰》，於1939年出版了英文版。在前半部中，安特生從北伐戰爭、南京政府，到新生活運動、兩廣事變等，講述了自從他上次離開後中國的變化。後半部中包括日本對華政策、七七事變後中國軍民的抵抗活動、各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以及安特生對東亞未來走向的分析，該書可能是最早向世界詳細介紹中國當年正在發生的戰事以及闡述中國抗戰世界意義的英文著作。

安特生初來中國時遇到一戰爆發，而當他最後一次離開之際，恰逢二戰前夜。安特生自認為一生中最輝煌的事，一是極地考察、二是在中國的工作，在瑞典他被稱為“中國古納”（Kina-Gunnar）。1939年，65歲的安特生退休，繼續從事研究和寫作，1960年10月29日在斯德哥爾摩病逝，享年86歲。安特生始終認為，延續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從未中斷過，在人類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和期冀。今年秋天，幾位中國研究人員來到烏普薩拉大學進化博物館從事合作研究。他們借助現代 3D 掃描技術，將一百多年前從中國運來的哺乳動物化石原始標本數字化，從而以高分辨率可視化的形式研究和共享化石數據。在中瑞建交75周年前夕，願兩國年輕一代學者的合作為安特生開創的事業譜寫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