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是學習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批判掌權的走資派,文化領域裏的人物。後來矛頭就指向村裏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
我父親生性願意進步,凡事都愛較真兒,也希望他的子女求進步有前途。雖然我家大街門的門檻上掛著“革命軍人光榮人家”的牌子,但我爺爺奶奶的富農成分傳給我家,擺脫不掉。大姐二姐在東北邊疆的國營農場是革命職工,思想進步,吃苦能幹,經常被評為“五好職工”“模範標兵”,大喜報寄回老家。父母親和我們這些弟弟妹妹都覺得無上光榮。大姐有時寫信告訴我們,她在農場的事跡還被登上報紙,就是富農成分阻礙她的發展前途。父親也想甩掉這個厭惡的出身,又找到村革委會,申請把富農改成中農。理由是土改時,父母親已經與奶奶爺爺分家另立了鍋灶,按我家的人口土地不應該劃成富農,應該是中農。何況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一直參加革命工作。
可是事與願違,父親成分沒有改成,倒被造反派揪住了辮子。硬說父親被捕在獄中叛變投降,是個叛徒。要不怎麽會沒有死在牢裏,活著出獄了。
就這樣,在那幾年裏,父親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常常被紅衛兵叫去審訊批鬥,交待坦白寫檢查材料。村裏大街上貼著大字標語“打倒叛徒富農張友春!”父親的名字上還用紅筆打上紅叉。我輕易不敢上街,有時必須路過大街時渾身就不由自主的發緊發怵,腿腳都不聽使喚。每當傍晚我們和母親都提心吊膽,生怕紅衛兵上門來叫我父親。那時三姐年齡大些,父親挨批鬥時,紅衛兵也叫三姐和村裏的二三十個地富反壞右以及子女,站在台上的牆角陪批。因母親經常有病,沒有被迫陪伴。
一個晚上,紅衛兵又上門來叫父親去開批鬥會,還硬是把我也叫去陪批。台前掛了兩盞大汽燈。台下坐了貧下中農。台上放了一條長凳,台上一個角落站著麵向台下的二三十個黑五類和他們的子女。我和三姐也被指定站在那裏。幾個紅衛兵把脖子上掛著寫有“富農叛徒”木頭牌子的父親拉上台子,大聲呼喊著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等等。我渾身發抖,哆嗦,腦子一片空白。他們問了什麽,父親說了什麽我根本沒聽著,隻是被動地跟著舉起握著拳頭的手臂喊口號:“打到叛徒張友春!”後來隻見紅衛兵又叫父親跪在長凳上,兩個紅衛兵架著父親光著上身的兩個膀子。父親低著頭,脖子上掛著那個重重的木頭牌子,好像是個小黑板做的。“徹底交代,不然就要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們大聲呼叫著,就要動手打人了,父親就要挨揍了。父親大聲呼喊口號“打倒小日本!打倒日本狗崽子!打倒走狗漢奸!”折騰了大半夜宣布散會,紅衛兵才讓父親穿上了棉襖。母親在家提心吊膽地等著。
麵對顛倒黑白的批鬥,父親固執地認定這些紅衛兵是日本人一夥的,替日本人繼續折磨他讓他屈服。父親對我們說:“我沒有屈服於日寇漢奸,我怕他們什麽?”父親還說:“現在的年輕人都忘本了,不知道日本人是怎麽欺負咱們的,他們是在幫日本人整死我!”
父親之前也曾想一走了之,死了算了。我與父親一起去給隊裏看水車澆小麥,半下午時父親說先回家一會兒。母親後來跟我說,你爹回來對我說他不想活了,要先走了。母親說:“不能啊!你走了我怎麽辦啊!”這句話使父親猛然清醒,重新喚起了他的責任心。經過與紅衛兵抗爭讓父親愈發倔強。紅衛兵扣住父親讓他交代問題,怕父親自殺,讓他解下褲帶。父親說:“不解,我不會去死!”
父親雖然認識不少字,能讀書看報,但對於坦白材料,他還是不知道怎麽寫。開始是他交待,一個紅衛兵寫記錄。後來他們給了一疊稿紙叫父親自己寫。父親叫我哥哥幫忙寫了幾次,老覺得寫的不是他要表達的意思,又叫我幫他寫。那時我寫作文水平有限。母親生病整個小學階段我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上農中也沒有課本,根本沒學到多少東西。父親說那就我說一句你寫一句吧。
記得父親叫我從他與奶奶爺爺分家開始寫,怎麽當民兵打鬼子,怎麽阻擊鬼子進村掃蕩。有一次,村裏得到鬼子又要進村掃蕩的消息。為了阻擋鬼子進村,父親組織民兵連夜跑到石對頭村,毀了河上的一座橋。父親又叫我寫他們是怎麽被鬼子包圍,他和張嘉言是怎麽被鋪入獄的,受盡嚴刑拷打。他嚴守秘密,是八路軍打下了鬼子的炮樓,他才跑出來的。還寫了他參軍入伍浴血奮戰光榮負傷...。
由於我聽父親話,叫我怎麽寫我就怎麽寫,父親很滿意。當材料交上去給革委會審查,紅衛兵們並不滿意,沒有過關。他們說這哪兒是坦白交代罪行,照你這麽說,你還是個功臣了呢!父親說:“我是實事求是,不是胡編亂造。”村革委會一直沒能給父親正式定上什麽罪行,但就是時鬆時緊揪著不放。
也正是因為沒有正式地被定罪名,後來也就沒有平反的說頭。就這麽不清不楚地,背了叛徒的罪名。
那幾年的文革運動,我們和母親覺得全是在黑暗中過著日子。母親總是說文化大革命什麽時候是個頭,什麽時候能結束啊!這些誰能知道啊!
每當父親被叫走,我們都惶惶不安,生怕父親挨打受窩囊,不知能給搞成什麽樣子。記得大隊的會議室在我家東麵隔著好幾條胡同的東沙河邊上。大晚上母親往自己家的東院牆上搭個梯子,登上梯子趴在牆頭上聽會議室裏發出的口號聲,判斷會議的動靜。有時候我會像小偷一樣,偷偷地溜到會議室的牆根下,聽聽裏麵的動靜激烈不激烈,再回去告訴焦急萬分的母親,讓她的擔心減輕一點兒。那時候在我的心裏真正體會到了什麽叫擔驚受怕的滋味兒。
有好幾次母親愁得沒有法子,叫我去韓家姨姨家,去找姨夫給算一算,父親啥時候才能了事不被折騰。姨夫是個好人,總是在我麵前伸出他那粗壯的雙手,用大拇指鉤點著其餘四個手指頭的骨節,嘴裏念叨著日期數著,叫我回去告訴我媽別發愁放寬心,下個月吧,下個月初一初二就會有好轉的。姨夫和姨姨是極善良的,記得小時候我們家經常得到他們家的幫襯。母親沒有親姐妹。這個姨姨是我媽舅舅家的表妹,因為她父母去世得早,投奔了姑姑我姥姥。我媽出嫁生了孩子,她還跟著到我家幫著看護我大姐二姐。姨姨善良好心眼兒,姨夫在他們村也很有名望,有一個兒子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很受人尊敬。
我家的日子就那麽熬著,熬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