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真的是太難過了。
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吃糠咽菜的年代,農村裏饑餓的人們擼掉了所有的樹葉,拔光了所有的野菜。家家的簷溝裏都流淌著焯洗樹葉和野菜的黑水。
那時二弟弟可能有三四歲,整天哭著喊:“媽媽,我要一點點兒餅子,我要一點點兒餅子啊!”上哪兒去給孩子去找一點點兒餅子啊!弟弟拿起柳條編的盛幹糧的笊籬,看到笊籬縫裏夾著餅子渣兒,高興地喊:“我找到了一點點兒餅子啦!”說著把笊籬往飯桌上使勁卡了卡,餅子渣掉出來。弟弟撿起餅子渣來添到嘴裏“嗯哪嗯哪”地嚼著。弟弟那歪著腦袋牙齒上下“咯噔咯噔”嚼著的樣子,依舊浮現在我的眼前。
有一次,母親往鍋裏做麥子麩皮拌野菜的菜團子。做完後又抓了兩把麩皮加水拌了拌,用手使勁握到一起,說是給二弟弟做個小餅子吃。飯好了,弟弟高興地吃上了小餅子。
三天過去了,弟弟卻拉不出大便了,蹲在院子裏隻能拉出一灘兒一灘兒的清水。四五天過去,弟弟憋得小臉兒焦黃,怎麽辦哪?母親抱起弟弟哭著說:“就是拉不出來,哪樣才能給孩子扣出來呀?”對,拉不出來給孩子扣出來呀!父親受到啟發,找了根筷子,用刀把圓頭那端,上去一指的地方刻去一半,形成一個像鉤子樣的擋頭兒。母親抱著弟弟,父親把這根筷子慢慢拉出來一點兒麩皮大便。弟弟也哭著配合著,終於一點兒一點兒給扣出來了。總結起來,不拌上野菜的麥麩子千萬不能單吃。 因為那時的人肚子裏沒有油水,麥麩皮又太澀,吃了會排不出。
我的姥姥,就是在鬧災荒的1960年10月去世的。那是母親非常痛心的事情。早年母親被那艱難的生活所困,顧不上說也不願說。
我隻是在母親老了的時候,才聽到她說起姥姥的事情:“我這一輩子最對不起你姥姥。我在她生病的時候才伺候了她十天,她就去世了。我對得起你們的奶奶爺爺,因為我伺候了他們,他們東西都吃上了。就是對不起我自己的媽啊!我在我媽這裏是傷天理的啊!她就我這麽一個閨女,結果從結婚開始兩年生一個孩子,沒完沒了。你姥姥有點兒好吃的就得省給我吃,把她趕扯得肚子裏弄得幹幹淨淨的,一口好東西也撈不著吃。她臨死的時候說:‘我就想吃塊埠南張家食堂的大餅子。’可我有這一大窩把子孩子,那時連塊餅子也拿不出來啊!”說得我們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那時沒在姥姥家住過幾天,對姥姥印象不深。聽經常去姥姥家的大姐二姐說,姥姥能說能道,也特別能抓能幹。姥姥春天帶著大姐,在溝邊地沿用棍子紮個坑撒上種子,叨叨著:“春天一棍子,秋天一頓子”。姥爺去世後就沒有人再心疼她。那個教書的孝順點兒的大舅紀希增早早死了。那個飯量特大的二舅紀希商,就想經商做生意,還掙不到錢,家裏沒有吃的了,就去姥姥家吃。有時候隻知道自己低頭吃飽了不餓,也不知道問問姥姥吃了沒吃。母親又是這麽一個生了一大窩把子孩子的閨女,也顧不上她。又趕上自然災害的年月,糧食匱乏,姥姥過得很是淒涼。 二姐說姥姥躺在炕上不行了,姥姥的妯娌煮了幾個雞蛋送給她吃。姥姥說:“哎呀,雞蛋是這麽香啊!”
大姐說姥姥是她最敬愛的人。姥姥都是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她。大姐晚上去了早晨還要早走,姥姥都是晚上不睡覺,叫大姐早上吃上她連夜趕包的特別好吃的豬肉大蔥包子。大姐1959年要去北大荒的時候去看姥姥。姥姥說我可能再看不到你了。大姐說:“不會的,姥姥你等著我掙了錢孝敬你。”結果還真是沒有再相見。提起來大姐難過極了,說姥姥走得太快了,剛開始掙點兒錢,沒等到孝敬她,太對不起她了。
三年自然災害過去了,好的年景生產隊每年每人能分上60斤麥子。有錢人家都嫌少,還會到集市上再糴點兒添上。可是我家,母親總是得在秋糧還沒下來時,盤算著用分到手的麥子去換些玉米或是地瓜幹回來吃。十斤麥子可以換十二三斤玉米或是十三四斤地瓜幹,那樣全家人可以多吃上幾頓糧食,母親總愛說白麵太不抗吃了。
等秋天玉米結了棒子以後,我們會天天到自留地裏,撕開還長在碧綠的玉米秸上的玉米棒子皮,用指甲蓋掐掐玉米粒,看看玉米粒硬漿了沒有。硬漿了就能掰幾棒回家,扒下玉米粒拿到碾子上碾碎做稀飯喝,還可以做成貼餅子吃。但母親一般都怕費得多不舍得做餅子,隻用它來加上大地瓜塊兒,做些稀飯給全家人喝。大人們常說這是在吃探頭糧啊!就是早早吃掉了新糧,就減少了下一年的糧食,下一年還會接著不夠吃。
那時候的我,總覺得肚子餓。記得有一次跟奶奶到地裏挖野菜,進了生產隊結了棒的玉米地裏。奶奶說嫩玉米粒是可以生吃的,我掰一個你嚐嚐。說著就掰了一個撕開皮給我,叫我啃著吃。我就像得到煮熟的玉米一樣啃起來,記得還真是甜絲絲的好吃。奶奶也掰了一棒蹲下啃起來。我的心咕咚咕咚地跳得很厲害,知道那不是自己家的東西,不應該偷吃。吃完了怕被人發現,奶奶還仔細地為我擦掉了嘴邊的玉米漿汁兒印。
那時候麥子分得少,吃粗糧多。肚子裏油水又少,飯量就大,都特別能吃。母親經常念叨白麵太不抗吃了。其實不光是麥子分得少,母親還倒騰著換粗糧出去一部分,那點兒白麵等過完年後就沒有了。
記得有一年,過了正月十五以後,家裏真的沒剩一點點兒白麵。我哥哥從外村領了一個同學來家玩,到了中午還不走。母親隻得說在家吃完飯再走吧,那人還真的就等著吃飯了。媽媽為難得像什麽似的。 剛過完年,地瓜餅子拿不上桌,怎麽辦哪!母親還愛要臉兒。唉!背地裏埋怨哥哥不懂事,領個人來家幹什麽!隻見母親拿著麵瓢到後屋雪豔大娘家厚著臉皮借來一瓢白麵,做了白菜餡餃子,叫哥哥陪著吃完飯才打發走了。
那時的春天,母親最怕來客人,家裏沒有好吃的招待呀!要知道借的那瓢白麵,是要等到麥子成熟後,生產隊分了麥子磨了麵才能還人家的。到現在我還有個習慣,有點兒好吃的不舍得一下子吃光,總願意留著點兒,心想萬一哪天來個客人,好拿出來招待啊! 以致經常挨女兒們呲,“來了客人不會再買呀!” “來了客人咱們就出去到飯館吃!”唉,她們哪裏過過沒有米麵下鍋的日子啊!
什麽叫“青黃不接”,現在的人都不知道,就是新糧食還沒下來,家裏的糧食就已經吃光了。春天我們和母親常常受著“青黃不接”的煎熬。家裏吃了上頓愁下頓,挖野菜,擼樹葉吃。二姐三姐受的苦比我還多。記得有一次二姐因為吃了有毒的樹葉,整個臉腫得老大,兩隻眼睛都睜不開,隻是一道縫兒,走路都看不見。吃完早飯,我和母親三姐都又去挖野菜去了,二姐留在家裏。沒想到她竟摸索著還做好了午飯。那年月哪些野菜樹葉撒上點兒麵能蒸著吃,哪些野菜擇洗幹淨剁碎了煮一煮,撒點兒麵做成糊糊吃,我們叫小豆腐,我都知道。
現在的人春天來了,挖點薺菜包餃子嚐鮮,采點洋槐花蒸著吃新鮮,在那時候都是好飯,當主糧吃的。我稍大一點兒大姐二姐到了東北的農場,也非常牽掛著家裏,掙點兒工資省吃儉用的,往家捎錢添補家裏, 捎衣服,還捎糧票。記得我有時候拿著幾張全國通用糧票,到宋家糧庫買回點兒地瓜幹、玉米、高粱之類的糧食添補吃的。別人還會說全國通用的糧票,買那些可惜了。可是母親從不舍得用那糧票買點兒點心餅幹什麽的好東西吃。
說到忍饑挨餓的年月,有一件事我永遠不忘。春天是美好的季節,可我小時候的春天最難過。真沒記得有人提醒我去欣賞春暖花開的美麗,隻記得家裏的口糧越來越少,跟母親數著日子,算計著還能吃幾天。記得我前麵說的“青黃不接”了嗎?家裏的糧囤子、糧甕、麵缸、麵盒子,雖然過年也都壓過了小聖蟲小刺蝟什麽的,期盼著能有點餘糧剩麵。但是現實裏,春天新糧食不下來,那裏麵都是空空的。母親沒有東西下鍋,飯桌上不能沒有食物。孩子們個個麵黃肌瘦,挺著個大水肚子,喝稀飯個個都能喝三四大碗。母親望著家徒四壁的家,還有什麽可以變賣的。
東間北牆邊放著母親的大衣櫃,裏麵空空的,沒有衣物被臥存放。那是姥姥給母親的嫁妝,裏麵陪嫁的衣物早已改吧著穿光了。經父母親商量,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決定賣了大衣櫃換點糧食吃。
那年好像已經都是1967年了,我放學回家發現大衣櫃上少了一扇門,覺得奇怪就問母親怎麽回事。母親紅著眼睛說:“讓你爹拿到付家集上去了。”說著我們倆都流起了眼淚。衣櫃是個大件,趕一個集不一定能碰上買主,所以不能把整個大衣櫃弄到集上。母親說卸一扇門拿到集上去找到買主,再帶到家裏來看。
在那個計劃經濟的年月,雖然家家都不好過,但也有比較好過點兒的,給要結婚的孩子準備家具的。按理說這個衣櫃真是不應該賣的,即便沒有衣服擱,放在家裏也是個大擺件,好看撐麵子。何況三姐也快到出嫁的年齡了,還有哥哥和我,三個弟弟。 賣衣櫃在村裏是一件極沒有麵子的事。家裏過得缺吃少穿的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人家會說家裏大人不會過。母親說咱顧不上那麽多了,先換點兒糧食吃再說吧。
父親拿著衣櫃門趕了好幾個集,找到了買主談好了價錢。我上學不在家時大衣櫃被拉走了,好像是賣了150多塊錢。我們在外麵還撒謊說,俺家還有木料,俺家還會再做新的大衣櫃的。
拉走了大衣櫃,我家東間北牆上留下了一個長方框的黑印兒,那是被衣櫃擋著每年粉刷牆時刷不到的地方。雖然後來用白粉都刷白了,但那個黑方框的影子,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間,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