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雖然沒有結束,但風暴似乎減弱了不少。冬天農閑時節,村裏搞起了農田基本建設。打亂各小隊地塊全村統籌整地。通過儀器測量把零碎的小地塊進行統一整理,該挖的挖,該填的填,在不破壞土層的前提下把小片地聯成大片。
那時村裏買了發電機。白天幹完活兒了,晚上還拉上電燈打夜班幹,推車的推車,挖土的挖土。首先把熟土撥到一邊,刨起凸礓上的石碴生土墊到凹處,然後通過測量找平,再墊上熟土,形成連片的梯田。村裏還規劃了在西礓上薄土層的貧瘠地裏挖坑兒,,栽上一片蘋果樹和葡萄樹。那個冬天,全村男女社員都去挖蘋果坑兒,一個一立方米的坑是十個工分。測量人員畫好方框,大家排著一人一個。用兩頭帶尖的那種大鎬頭刨開凍層,下麵就是灰黃色的石碴,有點像豆餅的樣子很硬,但用尖鎬頭一點兒一點兒的也能刨得動。能幹的人一天能挖上一個多,婦女們一天挖一個都挺費勁的。
西礓上栽上了一大片果樹,第二年有個別的樹竟然結了蘋果。雖然個頭不大,但那可是自己地裏結的。村裏決定把這些蘋果優先分給老人,說讓老人先嚐嚐自己地裏結的果子,就是死了也不冤。記得那年奶奶也吃到了蘋果。
我跟社員們在地裏一起幹活。大家有說有笑,還能大聲地唱歌,無拘無束很隨便也很熱鬧。識樂譜的社員學了新歌還教給大家。晚上經常開社員大會,學報紙或傳達上級文件精神。會議前總是有啦啦隊挑頭唱歌,各個隊比賽,獨唱齊唱,搞得會場好不熱鬧。最後會議結束了,就齊唱家喻戶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那時各家都安了有線小喇叭,每當吃飯的時候就響了:“招遠縣廣播站,現在開始播音”。那聲音特別好聽,我聽得津津有味。有天氣預報、新聞、唱歌、唱戲。我總是和母親晚飯後,一邊聽廣播一邊在煤油燈下做針線活兒。“滴、滴、滴,現在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晚上八點整”,聲音是那麽悅耳。每當這個時候,我就知道還有一段新聞,最後唱完《國際歌》,播音就要結束了。聽到這裏心裏總是有些戀戀不舍的。
那時我就會哼哼《國際歌》的曲子,後來找到了歌詞,立刻有了深入骨髓的理解與共鳴。“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時時激勵著我。在生產隊幹活我經常唱起,還教給大家。黨員王玉卿還說我聽著是《我地歌》,原來是《國際歌》呀?我到現在還能熟練地唱起前兩段的。
父親和二弟弟從北京治眼睛回來,帶了一台半導體收音機。乳白色和黑色相間的塑料盒,有磚頭大小。母親看到後哭喪著臉說父親奢侈,亂花錢。父親說:“我真不是想擺闊氣,這是治病呀!是心理治療。你說他什麽也看不見,成天憂愁苦悶,心裏是什麽滋味?醫生說心情好,病才能好得快呀! ”
弟弟的收音機,讓我有了機會可以自己調台,選擇喜歡聽的節目。我非常愛聽現代京劇樣板戲。不光聽還學,樣板戲選段大部分都會唱。收音機不能老開著,費電池得節約著用。關上收音機我就開始大聲唱起來。母親總是誇我唱得好,笑盈盈地聽著。我想也許在那時母親能暫時忘記憂愁和焦慮吧。
到了冬天,村裏成立了文藝宣傳隊。文革緊張時期,因為家庭成分問題,我沒能加入共青團,就連紅衛兵也沒當上。後來形勢鬆了,村裏人見我歌唱得不錯,讓我進宣傳隊。我雖然除了下地幹活,空兒裏還做針線活兒,但從小喜歡文藝愛好唱歌表演,同時還為了表示我思想積極向上,就參加了。經常排練一些小節目參加演出。
那年冬天,我的縫紉技術越來越熟練了,收的活兒也多了起來,好多人找我做衣服。生產隊裏的記工員嫌撥工分麻煩,不願幫忙了,我就改收現錢。一件四個兜的男上衣收七毛錢,一條褲子五毛錢,還要搭上扣子,鎖上扣眼。一天連裁帶縫一套衣褲得幹到深夜。雖然隻能掙一塊來錢兒,但也樂此不疲。在煤油燈下,我一邊唱歌一邊做活兒,非常開心。母親常常陪我到深夜,也忙活著幫我鎖扣眼釘扣子。
因為我從不惹母親生氣,願意為她分憂,做一些使她高興的事情。她常對別人說,真不想讓小閨女長大,長大了就該嫁人走了,不嘎實的啊!就是舍不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