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封

第十二封

Helen:

 

       第十一封回信收到時，北京刮起了大風。要不是疫情，我已經有五六年的春天沒有生活在北京了（平時都是寒暑假才回來）。這幾天我倒是一點點重拾了北京春天的記憶。風很大，吹得天發藍；窗前的樹，綠得比陽光還耀眼。我看著綠樹要被風吹彎了腰，手在窗台上一摸，是極細的沙土。我便奮力打掃衛生，結果，水和吹進家裏的沙土混合起來竟然有一種雨水澆透了泥土的味道，我好像並不是在家裏拖地板而是在院子裏澆花澆草呢！

再說說你看到我寫表哥聯想到張藝謀這事兒，如果我們現在是微信聊天，我一定會連續給你發送好幾個大笑臉。因為，在我的感受裏，他們的確沒有任何的關聯。表哥於我，是個多才多藝的親人，是我生活裏一個溫柔的存在。而張藝謀，則完全是個陌生人。我當然記得《紅高粱》的首映，但我不太記得從表演係女生的宿舍樓裏發出的對他的叫喚聲，但其實不用專門去記憶，這種叫喚我相信肯定是有的。因為女演員看到導演就會各種興奮，這個是演員的自覺、也是演員的本能吧。演員就是這樣一種職業吧，別說是給他們一盞聚光燈，就是在他們麵前點亮一隻手電筒他們也會立刻興奮起來吧。

 

       我不知道我為什麽用了好幾個“吧”，顯得不太確定的樣子。我的確對什麽樣的演員是好演員一點兒也不確定。我唯一能確定的是，我並不喜歡見了導演和燈光就興奮的演員，就好像我從來沒有喜歡過見了領導、權威、在自己之上的人就情不自禁會亢奮起來的人。但我理解，尤其是為了生存必須這樣做的時候我更加理解。隻不過，我一直覺得，好演員更可以是內斂的，是可以抗拒立刻進入狀態的，是可以試圖通過自己的專業來把握命運的人。

 

       相比較張藝謀這個陌生人，崔健這個陌生人似乎離我個人的感受更貼近一些。原因是，除了1989年夏天的外灘我和S結識了來自北京的劉，而劉進入我們倆的生活主要是翻譯崔健含混不清的歌詞以外，更因為1991年（抑或是1992年）的夏天，S把他請到了上海。上海終於得以作為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的最後一站。

 

       為此，我專門離開武漢前往上海去看他的演唱會。但整個過程，在我的記憶裏極其深刻又生動的，隻剩下了一個片段。

 很奇怪，我是去看演唱會的，但我記憶中的片段卻和演唱會無關。在那個片段裏，我還能清晰地看到S帶著崔健去看在上海的演出場地。我還能清晰地看到崔健在劇場裏上下左右來回走著，那是因為他要考量樂隊演出的音效。而S正在劇場裏和樂隊正溝通著什麽，我一個人則坐在空蕩蕩的劇場裏的一把椅子上，像空氣一樣。崔健那時候很矯健，步履飛快。我沉默地在黑暗中看了他半天，沒有興奮，也沒有太多的好奇，更沒有想過要為他做一期什麽節目帶回電台的想法，要知道這對於很多在電台工作的人來說應該是個極其難得的機會。但我似乎隻是覺得，哦，這個一直唱著含混不清的歌詞，卻始終被他莫名打動的人，原來是這個模樣。

 

       然後，我還能清晰地看到我自己把臉轉向一邊時，一眼望見一個個子高挑、金發碧眼的女人在劇場一隅。我看到她的脖子上拴著一個育兒袋，育兒袋裏是個特別小的嬰兒。彼時崔健的樂隊正在調試音響，迸發出節奏激烈的樂聲，那女人便踩著節奏連同自己懷裏的小嬰兒一起搖擺身體，不停搖擺……

 

       我看著看著，覺得非常美妙。無論是當時還是三十年後的今天，這個片段都讓我感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美妙。據說，那是崔健的法國女友和他們的孩子。

 

       說來也巧，昨天微博裏流出一段4分多鍾的視頻。那是90年代初期一個冬日裏的北京，崔健穿過狹長局促的胡同，糾集他的樂隊成員們去演唱。這些成員裏有臧天朔。那時候，臧天朔和他所有的夥伴們一樣年輕得不知天高地厚，那時候沒有人會預知2018年的初秋，才54歲的他罹患肝癌撒手人寰。那段視頻非常粗糙，看得出來隻有簡單粗暴的剪輯，幾乎沒有任何後期的修飾與加工，但是那種滿是顆粒感的、熱氣騰騰的、野蠻生長的味道讓我覺得非常過癮，我覺得隻有這樣的影像才是有生命的，也因此我一直不太會欣賞那些過於精致的畫麵，美則美，卻了無生氣。

 

        還是昨天，也就是北京時間2020年4月19日的淩晨2點，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全球在線演唱會開始。中國觀眾隻能通過網絡觀看這場沒有內地歌手參加的活動，於是，老狼在朋友圈裏號召大家也來唱歌。他希望Together At Home也能有屬於內地歌手的聲音，於是當晚有近百位歌手響應了老狼。

 

       老狼就是在上封信裏，我對你提到過90年代風靡良久的校園民謠的代表人物之一。我從朋友圈裏看到流出的演唱視頻並不多，而且有許多的麵孔根本就不認得。隻有那幾張老臉唱的老歌的確很容易把我帶回到我們的青春歲月。老臉之一，有小柯。小柯已是滿頭白發，但是白發沒能阻擋他無比飽滿地在琴鍵上行雲流水地劃出《我把我唱給你聽》的旋律

        ——

        我把我唱給你聽

        趁現在年少如花

        花兒盡情的開吧

        裝點你的歲月我的枝芽

        誰能夠代替你呢

        趁年輕盡情地愛吧

        最最親愛的人啊

        路途遙遠我們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給你聽

        把你純真無邪的笑容給我吧

        我們應該有快樂的幸福的

        晴朗的時光

 

        我把我唱給你聽

        用我炙熱的感情感動你好嗎

         ……

 

       這是《我把我唱給你聽》的部分歌詞，如果沒有在那個白衣飄飄的年代裏年輕過、熱烈過、迷茫過，這樣的歌詞現在看來實在稀鬆平常甚至有些空洞。但是當滿頭白發的小柯在琴鍵上劃出這首歌的時候，我竟然覺得他把曾經的青春和憂傷彈奏得十分莊重。我無法想象現在的頂流小鮮肉來演繹這首歌。這首老歌，隻能配那幾張老臉，配那些老去的歲月。

 

      是啊，上封信我站在秋風裏跟表哥說我想結婚。後來我真的就結婚了，但不是跟表哥啊。反正，那麽年輕，當秋風吹過來又吹過去的時候，我抱著一腔的炙熱要去感動對方。再後來，我失敗了。嗯，好像光說失敗還不夠，應該是慘敗吧。我記得真正慘敗的那天晚上是聖誕夜，我站在大街上，滿耳朵都是聖誕音樂，滿眼都是快樂的人群。

 

Jin

2020-4-20

 

 

Jin：

       給你寫回信的時候，正好你我都先後退了群。這個群本來是三觀接近的大學同學大家自願加入的，分享信息，探討時事；但是疫情以來，這個群已經越來越缺少理性討論。我不能理解我們都是人文學科出身的，為何不能站在一個客觀的角度思考，而一定要立場先行，非黑即白。如果要有鮮明的Yes或者No立場，那麽是否允許一個沉默的立場？就好比，在香港問題上我支持和平的訴求，堅決反對以任何高尚的理由進行的暴力；就好比我支持方方日記，不能認同把反映武漢情況的描述政治化，給她扣上一頂反革命、叛國的大帽子；但是我也不能認同美國的民主製度在處理疫情的問題上就是優越的，事實和數據是最好的判斷。至今，我還是認為某個國家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如果世界上隻有一顆原子彈，我還是願意這顆核彈由這個國家來管控。但是，任何製度都不是完美的，尤其碰到重大災難時就能看到製度的短板。這次疫情的確是專製的效果更好，這是顯而易見的。在生存和死亡，民主和自由間作出取舍，當然是生存優先。隻有先活下來才能留著口氣繼續民主和自由，難道不是嗎？

 

       這場疫情引起的次生災害豈止是經濟低迷，還有同學之間的疏離，不過，正如你所說：“同學情誼是什麽？三觀一致，有同理心有善意，比同學名分更重要。”

我並沒有刻意想起張藝謀，隻是你提到表哥的凝聚力，我突然就想到了那個秋天的午後。我不知道他後來選角時，有沒有考慮過表演係的女孩子們。我隻能想表演係年年都招生，有幾個能進入“謀女郎”的外圈都是個巨大的問號。就拿我們這一屆來說，最美的，當年最早接觸大銀幕的要算陳紅了吧？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她演過電影版《紅樓夢》的丫鬟紫娟。可是她留給大眾的印象並不是她的角色，而是陳導演夫人的身份。

 

       說到崔健，我在香港看過他的一個小型演唱會。每年香港都有一個由詩人北島舉辦的國際詩歌節。前年，我們港科大的人文係也作為協辦單位拿到了一些音樂會的入場券。音樂會在浸會大學的禮堂裏進行，效果並不好，倒不如遊吟詩人周雲蓬一把吉他的自彈自唱。或許是場地太小，搖滾的樂器太膨脹，坐在禮堂裏的觀眾又正襟危坐被鼓點敲得胸悶氣短，坐不住又沒人站起來，有點不倫不類的。最後唱到《花房姑娘》氣氛高漲，大家總算都站了起來，但是崔健又很省力氣就不肯再唱了，感覺剛費勁點起一把火，又被迅速撲滅了。

崔健自然是優秀的，但是似乎在南方就完全沒有北方一呼百應的號召力。我知道S當年把崔健請到上海，據說劇場都坐不滿，我們班有同學自掏腰包，預支了當年微薄的工資買了30張VIP的票還拉了一條巨大的橫幅去支持。那個年代的熱血可以跟現在的年輕人賣腎去換蘋果手機有得一拚吧？

 

       不，應該不能相比並論。那還是一個物質匱乏，卻理想豐滿的時代。很可惜，我在地球那一端偏遠的大學城，錯過了崔健，錯過了很多文化盛事，錯過了整個校園民謠。你說的這些歌手，除了高曉鬆我一個人都不知道。而且高曉鬆我知道他，也不是因為聽了他的歌，而是他的酒駕八卦，顯赫家世以及他那張能說會道的嘴巴。

 

       90年代的我聽了些什麽呢，其實有很多啊！每周上榜的歌我幾乎都愛聽，但是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兩個歌手，愛爾蘭歌手Sinead O’Connor，她唱過一首“Nothing compares 2 U”。那一則MTV就她一個人的特寫，她長得非常漂亮，剃著光頭，輪廓分明，就像一尊活動的石膏像。聲線也很特別，我不知道究竟是愛她的歌還是愛她的形象，在我們還在聽Richard Marx的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的階段，出現這樣一位女歌手還是很有衝擊力的。

 

       還有就是Michael Bolton了，他原本是寫歌的，他寫的歌都很好聽，我不知道他是舍不得讓別人來唱呢，還是真覺得自己的聲線有魅力，他唱著唱著就一路唱下去了。他每次唱得聲嘶力竭，歌詞都是愛來愛去，給人一種非常強烈的老男人叫春的感覺。我很喜歡他的音樂，但是實在不喜歡他的聲音，所以每次都聽得很糾結。

 

       自從大使館每年讓學生會會長去多倫多複製春晚的錄像帶後，就能聽到一些中國歌了。隻是春晚的錄像帶從母帶複製到子帶，再由子帶複製到更多的子孫，等有一帶在手打開看時，人像重疊，獨唱都成合唱了。記得有一年，我在宿舍區路過陳博士家，他家傳出中國歌曲，很有磁性的女中音，但是並不是我熟悉的歌手。我好奇去他家看，發現是他回國探親時帶回來的一盒卡帶，歌手是個高顏值女孩，叫周冰倩。沒想到，過些年我自己回國探親，見到她和S，她當時正準備出演S執導的音樂劇《阿米的故事》，結果我們成為好朋友直到今天。我當時問她要了她的一張烈焰紅唇的簽名照帶回加拿大送給了陳博士，後來，你還記得嗎？你我都為她的一首專輯寫過一兩首歌的歌詞。

 

       我真的覺得有點遺憾，你有一段可以動情回憶的民謠歲月，我卻沒有。那段時間我好像正在積極地加入加拿大當地的工會。我當時並不知道工會有多厲害，我隻知道咖啡店的經理特別不願意員工加入工會，因為一旦加入工會就意味著工資待遇會提高，還有一些配眼鏡、或是可以報銷一雙運動鞋之類的員工福利。於是，經理安排給我的工作時間總是恰好不超過能夠加入工會的上限。所以，我們在中學課本裏學到的剝削員工的資本家我的確是遭遇過的。

 

       不過我的領班卻很幫忙，看到我個頭瘦小（比加拿大本地人的確尺寸小很多），埋頭苦幹（因為初來乍到，還不敢開口說英文），就悄悄地給我加了時間。我分開兩個工作時段，下午班結束後，我在圖書館休息2個小時，再回去上晚班的時段。我就這樣加入了工會，時薪也提高到11塊加元一小時。

 

       我後來才知道加拿大的工會是非常強大的組織，他們一旦組織罷工可以讓整個城市的運作癱瘓掉。前幾年，多倫多的收垃圾工人罷工，整個城市臭氣熏天；教師工會則經常性罷工，讓工薪階層的家長們抓狂。總之，我雖然錯過了民謠，但卻有過同資本家鬥智鬥勇的經曆，哈哈。

 

Helen

202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