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書柬

兩位曾經為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的同班同學通過疫情重新找到彼此，以兩地書信的方式記錄下她們這個時代的人生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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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訪問：

第十一封

(2020-05-01 07:32:18) 下一個

第十一封

Helen:

看到你在上一封信中對我，其實也是對你自己說：“我一直都認為我自己是對的，但是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是對的”時，眼淚嘩地一下就湧了出來。我去衛生間洗了臉、再坐回到沙發上繼續讀你的信，心裏還是難以平靜。我們都是母親，我也常常會問我自己：我這樣的決定真的是為了孩子好嗎？可我不這樣決定完全由著孩子的性子，就真的是對他好嗎？

做母親做到你我這樣的投入，的確會發出如此的靈魂拷問。

不過，具體到Andrew放棄從藝的理想，轉而跟從他的導師讀研究生從事血液病研究，我支持你，我覺得你是對的。這不僅僅是出於你說的那些現實問題，更因為我從心裏敬重科學家（或與科研相關的職業）這個職業。我沒有輕視藝人的意思，但是藝人終究隻是錦上添花吧。在人類命運的關鍵節點，雪中送炭、力挽狂瀾抑或是能夠發生突破性改變的，往往是有賴於科學、有依賴於醫學……

再說，如果Andrew什麽時候想重拾那些愛好應該是很容易的。做一個有藝術愛好的科研人員，我覺得帥極了。你就放寬心吧！

上封信我跟你提到的那個武漢的酒紅色窗簾，迎來了完美的結局。原來隻是這家人家疫情期間在郊區的家裏，臨走時，忘記關上市區裏這套公寓房子的那一扇窗戶，才出現了紅窗簾從冬飄到春的畫麵。我和網友們一樣的開心，因為這段時間以來突出的感受就是——當別人安然無恙，你才可能歲月靜好。

今年應該是很困難的一年了。這個困難可能有些像冬天裏從天而降的雪片，卻在當下明媚的春光裏，悄無聲息地、細碎地、一點一點地落在人們的頭發上、肩膀上，落在人們的心上。北京因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一些特殊的原因，疫情管控相當嚴格。境外回京不談，就算境內返京，也要做核酸檢測也要集中或者居家隔離14天。昨天，一個朋友從香港給我打來電話，她不久前去香港辦事，但是現在如果回來就要隔離，而回京她需要立刻開展工作且無法線上開展；今天另一個朋友又突然從微信上給我傳來一張圖片——那是她在一個小小的咖啡杯裏移栽的幾株康乃馨，粉色的花朵還沒有完全綻放，隻是安靜又溫和地看著鏡頭。

她接著又把家裏陽台上的花朵綠植和客廳裏的一株文竹都拍照發給我觀賞。

照片裏，她家的陽台生機勃勃：橘紅色的月季、紫紅色的非洲菊開得熱鬧喜慶；綠蘿的每一片葉子都肥厚而飽滿；而那一株文竹呢，則是玉樹臨風的模樣。我看得高興，問她複工了嗎？沒想到她說公司整個關門了，她目前沒有工作了。她說：“你知道我們公司是做體育項目的，疫情以來，沒有辦法做下去了。”

而我家老Z也無可奈何，本來有業務需要去外地與客戶見麵，可是由於出京再進京的苛刻要求，他和許多人一樣也隻能等待解禁、等待自由流動。在等待的過程中，這單難得的生意極有可能就丟了。

我安慰老Z，也安慰我自己說：現在隻能等待。今年隻要能吃飽飯、不生病、孩子們能正常上學就可以，別無奢求。好在我們還不是手停嘴就立刻會停的家庭，總有一天，大家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能抖落掉落在身上的雪片，生活不還是要繼續嗎？

武漢解封一周了。那天看到一個武漢市民拍的視頻，位於漢口黎黃陂路。那條路因為一些很有曆史感的歐式建築與掩映在綠樹中的時尚咖啡館交織在一起，而顯得風光旖旎、別有滋味。那裏，離我們的表哥工作的地方應該不遠。我問表哥，武漢解封後的感受如何？他說身處其中，最大的感受隻是作為下沉幹部——社區網格員，工作輕鬆了許多。不過冒著風險辛苦了那麽久，說好的補貼卻沒了。

又不過，他說為了對抗這一場疫情，政府花了巨資，說好的補貼沒了其實也並不意外，也並沒有什麽難以接受的。他現在隻是希望多一些時間休息，隻是想好好地休息。世事難料，我想我和表哥年輕的時候，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我們會如此隱忍地守著自己的日子，降低自己的欲望，一天一天地捱著、盼著。

表哥在我們兩地書的留言裏說他認識我的時候，應該是1994年左右。因為他的到來，我們一群年輕人迅速集結在一起。武漢疫情之初，當我得知表哥的工作變成日日守在社區而防護用品不夠的時候，一度頗為憂心。我在朋友圈裏寫過：我們的表哥是個全乎人，他能寫一手好字，能彈木吉他卻從不以此勾搭女孩子。他教過我們打羽毛球教過我們遊泳，他是古典音樂的發燒友也是專業攝影愛好者。我們那些年的搔首弄姿都是在表哥溫柔的鏡頭下，在武漢最美的夕陽裏。我們的表哥說，當夕陽西下，那一刻頭發上的光最好看。

我想你應該知道當年我們為什麽會迅速集結在他的身邊了吧！

如今，我們的表哥依舊平安，我便可以安心地回憶過往的片段。

我還記得有一年的秋天，大約是1996年。我下了節目，從直播間出來，騎上自行車，戴上古老的隨身聽WALKMAN，去和表哥吃晚餐的情景。當然，我那時候聽的就是，你在上一封信裏提到的，那個如今大腹便便口口聲聲叫喊著“詩和遠方”的人寫的校園民謠。那時候校園民謠火爆全中國，以“詩和遠方”為首的創作者們年少成名，他們中的人也常常會來到各地電台為自己的專輯叫賣。

校園民謠是一種什麽東西呢？現在想想，就是絮絮叨叨的百轉千回的無病呻吟的牽腸掛肚，但千真萬確有一種炙熱和真誠以及才華在閃耀的東西。

初秋的風本來不大，但是騎上車，風就變得大了一些。耳畔響起《模範情書》的旋律，風似乎更大了一些，吹得心裏的漣漪一圈又一圈。表哥已經先於我到了餐廳，吃的什麽我已經忘記了。我隻記得他坐在我對麵，一會兒微笑一會兒大笑。我跟他說了些什麽，也早已經忘記了。我隻記得我一直在不停地說，有時候很激烈，有時候還要掉兩滴眼淚。

我們就這麽一邊說一邊吃，飯菜吃完了，話並沒有說完。我們走出餐廳，夜色低垂、華燈初上。那時候我雖然不曾認真規劃自己的未來，但是那城市裏的每一盞燈在我眼裏點亮的都是希望。我推著自行車和表哥走在充滿希望的燈光裏，風再一次吹來。我心裏一暖，但是竟然哈哈大笑起來，我對表哥說，哎呀秋天到了，我有點想結婚了呢……

Jin

2020年4月16日

Jin:

看了你的信，心情就像坐過山車，上上下下。酒紅色窗簾的一家人雖然安然無恙了，你的做體育項目的朋友卻失業了，甚至還有你家老Z無法正常洽談業務又在焦慮著。這場凜冬的冰雪砸中了那麽多人，不知道最終有多少人能夠真正抖落掉身上的每一片雪花。

香港的情形也是如此。昨天雖然隻有一個確診病例，令人欣喜，但是沒隔多久又出來一條消息：一個派發免費食物的機構，發現一個老人多領了一碗湯，社工怕分發的食物不夠，問老人是不是已經領過了，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90多歲了，我隻是想多飲一碗湯。”社工馬上給他又端了湯，告訴他說：兩碗，三碗都可以，明天會煲更多……

我讀來分外心酸。原來對很多人來說，放下尊嚴隻不過就是為了多喝一口湯。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我們多麽有幸可以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寫出來。

我們同屆同學，導演係的潘爭，你還記得他嗎？他的女兒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一所私立女校讀大學。父女倆自年初就在學校附近的一家汽車旅館留宿至今，那個酒店地處郊區，可是好山好水好寂寞。本來就冷清，疫情期間更是人跡罕至，連加油站的便利店都關門大吉。每天我都看到他在朋友圈裏曬照片，從漫天飛雪到春暖花開，從空曠寂靜，到毫無生機的湖麵開始出現成群吵鬧的野鴨。

而他的生存技能也越來越好。酒店的房間裏有簡單廚具，他用一隻小烤箱做烤牛肉芝士三明治；用一大塊豬肉水煮後，切成薄薄的肉片加蒜末和醬油拌肉片吃。其實，那塊酒店提供的砧板隻有巴掌大小，他居然把肉切得很整齊，很漂亮；他還從唯一一家台灣人開的雜貨鋪買來肉糜做肉丸、包餛飩。鍋是比牛奶鍋大不了多少的小鍋，每次隻能煮幾隻，餛飩倒在碗裏，他竟然還撒上蔥花和碎紫菜，擺盤一點都不遜色於小吃店的餐牌。

今天早上，他又發了圖片：在所有的理發店都歇業的情形下，他居然用一把文具剪刀，給自己剪了頭發！這三個月來，他一邊在發艱苦條件下折騰出來的各種飯菜，一邊轉各種美食的公眾號。我突然覺得他像《老人與海》的那個老人，跟鯊魚搏鬥得筋疲力盡，然而卻仍然能夢見一頭威武的雄獅。你看，他也有一本自己的抗疫日記。

你說到你這個全乎人表哥，不知為何我想到了張藝謀，這是不是不符合邏輯？不過你還記得嗎？那一年，電影《紅高粱》去參加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之前，是在我們學校的實驗劇場舉行非正式首映的，主創人員第二天還跟我們有過交流討論。

在主創人員中，鞏俐沒有來，張藝謀和薑文都來了。那時候，張藝謀已經演了吳天明的《老井》，得了一個東京國際電影節的大獎，剛剛開始有點名氣。但很多人，包括我其實並不太知道他是誰。我記得那是個天很藍，陽光很好的秋天的午後。本來宿舍裏很安靜，有的讀書，有的發呆，有的被暖陽滋潤著昏昏欲睡，就聽見三樓有女生開始喊“謀謀，謀謀”，聲音及其嬌媚、誇張。我不禁探出頭去，就看見樓下宿舍樓前的小路上一個光頭從紅樓方向走過來。他越走越近，喊他的聲音也越來越多，而且明顯地加入了熱烈又迫切地尖叫，這個“謀謀”就是未來改變了中國電影史的風雲人物張藝謀。一個才華出眾的人就是有這樣磁場，就能夠迅速成為讓小女生們仰慕、癡迷的光芒萬丈的男神。這或許就是我把他和你們的表哥聯係起來的原因？

後來我在公共盥洗室聽到表演係的女生們七嘴八舌地議論，說女主本來選的是我們學校舞美係一個身材豐滿的女孩，但是鞏俐的虎牙和青澀更適合角色就臨時換了角。這來曆不明的八卦也不知道可信度有多高，不過，我倒真是留意了她們說的那個舞美係的女孩，她非常漂亮，光彩照人，但怎麽說呢！如果鞏俐當年是一株低調的薰衣草，她就是一朵驚豔的牡丹，懂我的意思吧？不過，就這些年，鞏俐也已經千錘百煉成霸氣的牡丹了，時光啊！

我想象著你騎著單車，背著Walkman在秋風中哼唱民謠的樣子，我正回味著青春的味道，你的筆鋒卻一轉，嘻嘻哈哈地說自己想要結婚了，這不禁讓我想到了自己剛結婚時的模樣。

那是什麽模樣呢？也許我應該說說90年代初，我在加拿大的第一個大年三十。那時候，沒有手機，沒有電腦，隻有一個固網座機，連一本印有陰曆和中國節假日的月曆都沒有，什麽時候過春節也隻能聽留學生宿舍區的鄰居朋友口口相傳。

春節如果正好不是周末，那就是跟普通的工作日一樣無假可放。加拿大人過感恩節、聖誕節，新年假期已經放了。本來，我們把元旦當作春節過也就算入鄉隨俗了。可是偏偏中國人無法割舍農曆新年的情結，每年都一定要創造條件營造春節的氣氛。兩個多小時車程以外的多倫多有中國城，自然得天獨厚。我們小倫敦的大學城除了幾家人胡吃海喝就搞不出別的新意了，大使館提供春晚錄像帶也是後來普及錄像機以後的事。

我記得那天不是周末，我在校園的咖啡店打工。中間休息時我走到戶外，下著雪，校園裏很安靜，安靜得我似乎能聽到雪花落地的聲音。我提醒自己晚上下班要給父母公婆打電話拜年。當時，加拿大隻有Bell一家通訊公司壟斷，打中國電話每分鍾3.5 加元，而我那時候的工資時薪不過是6.95加元。我拿一個小筆記本一條條寫上準備要說的內容，自己默念了好幾遍，大約能把時間控製在3分鍾之內，因為公婆家也要拜年，這至少就是6分鍾了。如果東拉西扯多嘮叨幾句，很可能就會失控奔著10分鍾去了，打一個電話幾十加元怎麽都是鈍刀子割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