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封

第六封

Helen:

收到你的回信，聞先生的故事我看了好幾遍，即使過去了那麽多年，又在那麽遙遠的國度，但在你不動聲色的寥寥數語之中，我竟有了令人唏噓感歎的各種畫麵，就像一部電影。可實際上，生活又總是比電影精彩，尤其這一次的武漢疫情，有多少故事，俯拾即是啊。

 

你知道那個大連小夥兒誤入武漢的故事嗎？我跟你簡單說說吧！一個大連小夥兒在二月十幾號武漢的至暗時刻裏，乘坐由大連發往長沙的火車，本意是要去談他的手遊生意，結果旅途中，他去了一趟餐車。離開餐車後無意中就落座在武漢人的專屬車廂裏了。火車先於長沙到達武漢，武漢車廂需要整車卸下乘客，於是大連小夥兒，便孤零零地在漢口火車站裏迷失了自己。

手機自然是救命的，在搜索繼續前往長沙的火車票、武漢的酒店以及“滴滴打車”均無果之後，他搜索誌願者，本意是想獲得誌願者的營救，結果卻成為了武漢市第一人民醫院的清掃醫療垃圾的誌願者。他的初衷隻是醫院能包吃包住，讓無處安身的他好有個落腳之處，卻由於這段奇特的經曆和勤勉的工作，漸漸地成了網紅。護士、病人都喜歡他，也不叫他的名字，直呼他為大連。他度過了最初在醫院極端的恐懼，現在駕輕就熟，直到今日都還未離開武漢，仍然在做一名醫院的保潔誌願者。

 

我的記者朋友采訪他：你當初難道不能拒絕在武漢下車嗎？他的回答是：我媽說我這個人就是天生不會拒絕人。人家列車員態度那麽好，請我理解，叫我下車，那我能不理解，能不下車嗎？

 

當時我的記者朋友跟我通的是電話，我們倆在電話裏笑半天。又不禁感慨：生活中本無英雄，都是普通人的最樸素的本能與擔當，最令人尊敬的成長與救贖啊。

 

據說，由於這個題材太過熱門，已經有影視機構試圖改編成電影。但我對此不抱有任何希望，因為生活永遠比電影精彩。

 

盡管全球疫情於近日爆發，中國內地倒灌壓力極大。但是由於武漢解封在即，國內疫情平穩，心裏多少是輕鬆起來的。人壓抑得久了，就免不了要透氣、要出發，要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

上周日帶著孩子們去了位於北京西北方向的鳳凰嶺，盡管需要掃碼驗證身份以及測量體溫甚至限流，但是根本無法阻擋人們享受春光的熱情。隻是那天晚上回到家裏，又接到來自武漢的表哥的信息。

 

表哥說他們社區的一個爹爹，70多歲了。感染新冠治愈出院，但是很不幸的是，沒有人注意到他同時“感染”了抑鬱症，更不幸的是，出院回家後老人便跳樓自盡。我當然很愕然，問表哥，老人究竟什麽時候得了抑鬱症呢？表哥說也不清楚，隻是知道老人一直深怕自己會傳染給家人，也許這種擔心太久終究讓他無法承受了吧。

 

上一封信我跟你提到更年期婦女這個群體也需要被關注。我不知道更年期人群和抑鬱症人群是否會有重疊。我並不了解抑鬱症，也許生無可戀是他們的一大症狀吧。

 

我以前的一個同事，也是個老文青。在郭德綱出現並火爆之後，他有一夜做夢，竟然夢見自己叫“過（郭）得好”。從此他就用了這個新名字。

 

當時空穿梭回九十年代，在武漢漢口的那棟大樓裏，我看見“過得好”除了工作，常常坐在一張寬大的辦公桌前，用一個大黑本子寫詩，他同時也寫了很多很多的小說。

 

在我剛剛來到電台的時候，還沒有主持人的概念而隻有播音員。也因此，我最開始被分配在文藝部的廣播劇組裏工作，“過得好”的辦公桌就在我的前麵。廣播劇，其實就是製作音頻的戲劇節目在電台裏播放。我記得“過得好”當時將武漢作家池莉的小說《你是一條河》改編成了廣播劇。但實際上，他心裏並不太看重甚至還有些輕視這個工作，他的人生理想是在50歲的時候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如今，他已經快要60歲了。當然和大多數人一樣，理想終究是要破滅的，現實始終就是殘酷的。作為一個內心敏感而清醒的人，在體製內上班有時候會有一種痛苦，當你處理不好這種痛苦可能會有一些後果。“過得好”這幾年總是跟我說他有抑鬱症，有時候我覺得他是自嘲，有時候他又好像說的很真實。甚至一度我有點擔心他。

 

這一次武漢疫情，他和所有武漢人一樣在家裏一宅就是60天。他幾乎沒有跟我說過大部分武漢人每日的最重要的工作——在群裏接龍買菜、團購食物的事情。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他深夜發朋友圈，在接近淩晨的時候，他不知道從哪兒拎回來一大兜子吃的，說這是以後幾天的食物，圖片裏有胡蘿卜、青菜、土豆大概還有雞蛋。

 

這些最家常的食物在那個寂靜的夜裏顯得很不家常，月光清幽，安靜地灑在胡蘿卜、青菜、土豆大概還有雞蛋們的身上，我看著看著，有了一種莫名的傷感和抑鬱。

 

“過得好”是新浪博客的老用戶。感謝自媒體時代的發達，為他提供了書寫的平台。書寫未必自由卻畢竟聊勝於無。武漢疫情時期，他在微博上也寫了日記，抒發他心中的積鬱與感懷。我這個外行診斷他還沒有得“抑鬱症”，隻是偶爾有抑鬱傾向。畢竟他有出口，他生活的支點也不少。

 

Helen，我又想到那個治愈了新冠卻死於抑鬱的老人，如果他也有一個或多個出口，如果他怕傳染給家人的擔心被及時化解，那治愈出院是一件多麽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啊！

 

這周，方方的日記也伴隨著武漢的解封而封筆了。為什麽她的日記牽動人心，我想是因為有一種相互守望的意思在吧！我們好多好多人啊，早已習慣了仰視，而她堅持用極其個人的表達與常常被俯視的人群息息相通。這不就是守望嗎？我們都是小人物，在無助中，你看我一眼，我給你一個微笑，我們一起擁抱一會兒，這樣微不足道的守望，何嚐不是人間大愛，何嚐不是我們繼續堅定地生活下去的理由呢？所謂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後，仍舊熱愛生活。這是羅曼羅蘭說的吧。

 

                                                         JIN

                                                         28/3/2020

 

Jin：

收到你信的前一天香港的確診病例達到65，又破了紀錄。蘭桂坊的一間有駐唱樂隊的酒吧取代之前的打邊爐（香港人的“火鍋”）家庭聚集和佛堂成了爆發源頭，酒吧的服務員、經理、顧客以及幾乎所有的樂隊成員都中招，這些人又傳染給自己的家人、朋友，現在每天確診的病例其中幾例都跟酒吧有關。你會想問為什麽疫情如此嚴重的時候，還有那麽多的人會去酒吧。我想是因為這個地方寸土寸金，疫情之下，很多影院、餐館都關了，即便是蘭桂坊也關了好幾家酒吧，剩下為數不多的現場樂隊一枝獨秀，喜好這一口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隨著政府新聞發布會天天點名蘭桂坊，這個地方的影響力漸漸向當年的淘大花園看齊了。若幹年後，鑽石公主號，蘭桂坊，北美的老人院都會成為曆史節點上難忘的符號。

 

我知道那個搭錯車廂的故事，一個普通人陰差陽錯突然就成了網紅，就象Tom Hanks出演的那部因為祖國突然解體，他成了無國籍公民被困在機場的電影，這樣的故事難以置信，但正如你所說，生活永遠比電影精彩。

 

我的朋友李教授也同樣有著類似的經曆，他回湖北老家過年，武漢封城的前一天，他已經從在政府部門供職的哥哥那裏得到即將封城的消息。在加拿大的太太和女兒看到形勢嚴峻，都催他趕快改票回北京再飛回加拿大。你知道中年男人就是一個重新叛逆的老少年，他偏不信邪。他在封城之前離開了武漢，但是他沒有去北京，而是去了老家天門。天門當時還沒有封城，他本可以跟家裏人見麵之後換24號的車票連夜再回北京，偏偏他想反正已經到了就多留兩日，買了一張26號的車票，結果天門25號也封城了。太太心急如焚，看到CBC新聞裏政府發言人宣布派飛機撤僑，趕快給李教授在官網登記了他的護照號碼，在中國的住址和聯係方式等待外事部門一級一級審批，信息核實之後，天門政府給李教授連同接車司機都辦好前往武漢機場的通行證。

等到通知出發那天，包機卻晚點了10個小時，機場和武漢市區都不允許過夜停留，司機隻得把一行人送回天門，第二天再重新進入武漢機場。好不容易飛機按計劃起飛，飛出了國境，卻跟中國政府某個具體環節沒有落實清楚，又臨時降落越南。最後這架載有200多人的飛機總算在一波三折後飛到了溫哥華，再轉機飛到多倫多，由大巴將他們送到在多倫多和Kingston之間的Trenton軍事基地，到當地的酒店中隔離兩個星期。撤僑及隔離的全部費用均由加拿大紅十字會承擔，每人發了禦寒的冬衣和生活必須品，每天提供一日三餐，每天固定時間放風。飛機上的所有乘客都簽署了法律文件：隔離期間不得離開酒店半步，如有違反將判罰75萬加元或一年監禁。隔離期滿後，機上的很多乘客都將等值於機票的費用捐給了加拿大紅十字會。整個行程中，大家都戴著口罩不敢吃喝，畢竟有些乘客來自疫情特別嚴重的地區，但是路途漫長，最後餓得頭暈眼花抗不住，也都摘下口罩先吃飽肚子再考慮其他了。李教授這趟返家之路有驚無險，經曆了許多第一次。如果時光倒流大半個世紀，一灣淺淺的海峽就可以隔開不同的人生，那時候拿著船票的人們誰會預料在一個錯誤的時間上船就再也回不了頭呢！

 

這也讓我想起90年代初在加拿大遇到的一位老知識分子。那時候老公在生化係讀博士，當年的留學生不同現在，普遍都非常節省，連快餐都很少吃，有點結餘都省下來年底寄回國內，所以午餐都是自帶前一天晚上的剩菜盒飯在係裏的休息室吃。這個大家叫他老張的中國人每天差不多同一個時間出現在休息室裏，他每天的午飯也是一模一樣，一個用保鮮膜包著的三明治，一個蘋果。三明治裏夾著的永遠是火腿和兩片翠綠的波士頓生菜葉子，蘋果他是不吃皮的，但是也不用刀削，而是一邊瀏覽當天的報紙，一邊用嘴啃。他啃得非常仔細、認真，那隻蘋果最後總會被啃得像用刀削得一樣光潔整齊。他原本是國內一家研究所的資深教授，出國訪問期間正趕上89年的夏天，他沒有按期回去，留了下來。之後，陸續把太太和孩子也從國內接了出來。

他沒有國外的學位，不能成為正式的教授，隻能作為實驗員領取很低的薪水給一個日裔加拿大教授打工。他的英文水平讀寫沒問題，但是口語有限，係裏的中國人又不多，所以少言寡語，偶爾聽見他吃飯時跟我老公悄聲抱怨。說他的那個日裔老板的實驗設計根本就是錯的，但是他隻能聽老板的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有時候問他你為什麽就不能據理力爭，他就歎口氣搖搖頭，有點“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無奈。後來，我們離開加拿大，老公去美國UCSD做博士後就再也沒見過他了。按年齡估算，他應該早就退休了，或許天天養花種草，在家裏裝上小鍋蓋，陪不懂英文的太太看國產電視劇。當他看到這30年國內的變化時，心裏不知道會不會後悔當時留下來的決定。畢竟，在國內他曾是他的專業領域內的資深教授，如果他按時回國，盡管當年的物質條件簡陋，但是他的資曆和學識能夠給予他一定的社會地位，甚至如果條件具備，他或許還可能申請院士。你知道炙手可熱的院士意味著什麽？我有兩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前幾年都當了院士，他們終身無須退休，不用再為科研基金發愁，他們自己就是一張基金滾滾而來的金字招牌，可以擲地有聲，而不需要在領導麵前放低自己科學家的身份，可以走特殊通道，可以擁有兩地車牌，而且兩地車過境時隻要他們在車上，全車的人都不用下車檢查。往俗了說，就是後半輩子的榮華富貴。我想，老張如果對自己當年的水平有足夠的信心，他應該是後悔的。

 

所以，誰知道呢！我們的人生無論我們如何盡心安排，仍然會有很多不確定性，在某些特殊的時段，特定的環境偏離既定的方向，而很多時候我們是無力糾偏的，隻能別無選擇地繼續前行。就象你的郭得好同事，他的宏大理想最終也就和這蔬菜雞蛋的一口袋人間煙火妥協了。我們又何嚐不是如此，每個人都得選擇合適自己的方式在大時代中安身立命。

 

Helen

202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