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封

第四封

 

Helen：

時間過得很快，我們一共鴻雁傳書三封，春天便已經不期而至。今天是3月11日，北京刮起了大風，把天空吹得湛藍而清亮。我出門抬頭竟然仰臉看了好久的藍天，如果不是還戴著口罩，估計還會深深地去吸幾口這麽幹淨的空氣。

 

北京在前些年的霧霾相當嚴重，政府一直在治理，各種措施中，就包括關了不少環保不達標的企業。在一刀切的關停中，也有並無環保問題的企業無辜停產，後續生存隻能靠自己再覓出路。今年因為新冠疫情，整個一季度的中國包括北京幾乎停擺，但是仍舊有幾天，北京灰蒙蒙的，霧霾依舊造訪。看來，霧霾成因也是複雜的，解決複雜的問題，可能需要更有智慧更有層次的對策。

我出門是和一個好久不見的朋友約會，約會地點是開放的社區公園，因為可以小坐的咖啡店或者茶館幾乎都還沒有營業。

 

我接到她的電話，心情很雀躍。悶在家裏久了，即使微信的溝通無時不刻，但總也無法替代人和人的麵對麵。就像老Z前幾天和他的幾個朋友，大晚上的非要戴著口罩聚集在馬路上的路燈下暢聊一樣。作為群居物種，我們害怕孤獨又渴望自由。也因此，我很難想象，當武漢解除封城的那一天，市民們要以怎樣的心情和姿態衝出家門，湧入他們曾經那麽熟悉和熱愛的大街小巷啊。

 

公園裏的人不少，口罩後麵是一張張躍躍欲試的臉。隻是，見到朋友我有些掃興，因為她一直在低頭處理手機的事情。我等了她幾乎半個小時，她才有空跟我走走聊聊，但我理解她，她和她的先生現在在經營一家淘寶店，那是他們一家所有的收入來源。

 

說起來，他們夫妻學曆都不算低，也都聰明勤奮。但因為早年間從體製內單位出來後，就一直在不同的私企工作，而於當前的經濟形勢之下，他們所供職的私企紛紛裁員或者倒閉，夫妻倆一商量，不想一把年紀了還提心吊膽怕被裁員，於是他們找到了一種可以在線上銷售的產品，索性就幹起了淘寶。但是也不容易，要租大庫房，要雇客服和理貨發貨的人，還要花錢做推廣，而客戶又常常為了幾十塊錢跟他們翻來覆去討價還價。當然，客戶又談何容易，幾十塊錢不也是錢嗎？

 

本來，她給我打電話的時候，說是也知道了網民們為了武漢市中心醫院那位女醫生接力的事情，她要跟我聊聊一吐為快。結果我們見了麵，在午後的陽光下，她跟我聊的最多的是她的網店，我跟她說的最多的也變成了老Z生意上的困境。

是啊，活著還是最重要的啊。我們這個年紀，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之前財富積累的不足夠多，又未能在體製內謀一席之地，那如何帶著自己的企業、自己企業的員工活下去，就會是非常現實和棘手的問題。

 

你在上一封回信中表示不理解為什麽會有人去仇恨方方的封城日記，那日記其實很家常、也的確夠溫和，隻是說了些真話而已。可既然是真話，就總是有人愛聽有人不愛聽，不愛聽的時候，那些大實話就會顯得很紮眼、很刺耳吧。

 

方方的日記除了有人不喜歡，也一直遭遇刪除。這不由得讓我想起大約1993年到1994年左右的某一個春天。我正在武漢，在左同濟右協和的那棟大樓裏工作。我的工作內容是每天清晨坐進位於大樓底層的直播間裏主持一個交通節目，而我的聽眾都是在武漢市滿大街跑的出租車司機。

 

那個年代，電台的直播節目剛剛興起。我並非專業學習新聞或主持出身，能夠每日坐到話筒前，無非一是普通話說得不錯，二是那個年代開始時興編輯記者自己主持節目，而不是什麽都需要那些官腔濃重的播音員讀稿子。

 

我這個人始終不太會掩飾自己，也幾乎沒有學會過各種腔調，比如播音腔啊、主持腔啊，總之各種虛頭巴腦腔沒有學會過。我也沒有太多的勤奮和努力，也幾乎沒有什麽野心和事業規劃。說白了，挺傻的。

 

但是呢，我的感情又比較細膩豐富，內心又渴望安全感，這就造成了我把愛情看得比工作重要多了。同時呢，我還有點嫉惡如仇的德性，而這個德性顯然是會讓我付出些代價的。

 

那個年代，中國大陸有幾部電視劇風靡到萬人空巷。它們分別是《渴望》、《編輯部的故事》、《我愛我家》和《北京人在紐約》。而對我來說最有代入感的是《編輯部的故事》，因為我覺得最理想的工作狀態就是有那麽三兩知己，幹點兒自己覺得還有意思的事情。然後呢，花比較多的時間來諷刺沒事兒找事兒的領導，來對抗無知無趣的權威，以及挖苦那些一心要往上爬的其他同事。哈哈，我自己寫到這兒都不禁笑起來，這世界上哪兒有這麽理想的事情，除了在《編輯部的故事裏》。

 

說遠了，回到那一年武漢的春天。我主持的這個交通節目突然在一個清晨，遭遇停播。整個節目裏隻能放音樂。而停播的原因，是我們在節目中開通了出租車司機的熱線電話並且我作為主持人沒能控製好接進直播間的電話。

 

節目停播的前一天，一名司機朋友打進電話對我訴說了自己的一些困難。大概是諸如給公司交的管理費用太高昂，而生意又不是那麽好做，跟公司交涉減免部分管理費又未果，他幾乎要難以生存了。掛斷電話前他用武漢話說了一句：“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因為我沒能及時打斷他，也沒有事後在節目中做出其的解釋，所以節目就被停播了。

 

我那時候年輕，人還比較懵，所以似乎沒有把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節目沒了就沒了吧。但現在回過頭去看，這件事情對年輕的我還是有影響的，那就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覺得我的工作毫無意義和價值，它讓我感到的隻有失望。

 

一晃三十年過去了，已經沒有多少人再去聽廣播節目，我們大踏步邁入了信息化時代，我們有了網管，從網絡上刪除不當的帖子變得輕而易舉。這是技術的極大進步，而不能隨意發聲的思想，似乎還是在原地踏步。

 

有時候我會突然想到電影《竊聽風暴》，竊聽者的轉變真是令人動容。很多時候我會好奇，網管們有沒有空去聽聽那些不一樣的聲音呢？如果聽了，他們會有怎樣的心路曆程呢？當然我覺得我這個問題也很傻很天真，給你回完這封信，我覺得我可能這三十年白活了。哈哈。

 

                                                       Jin

                                                       2020年3月11日

 

Jin：

 是的，春天已經來了，尤其在香港，南中國海吹過來的風都是潮濕溫潤的。疫情也擋不住人們追逐春天的腳步，雖然街上和商場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大家都戴著口罩，所以並不讓人感到擔憂，倒是郊外的群山成了高危之地。大家都不戴口罩在山路上人挨人，人擠人，甚至有人因擠迫失足受傷。香港目前本地的社區感染個案幾乎消失了，然而每天境外輸入的個案卻越來越多，歐洲和北美的淪陷讓疫情一眼望不到頭。這個世界充滿了那麽多的不確定性，真的不知道還會好嗎？

 

看到你信中提到你和朋友春天的約會，最後話題卻自然而然變成了她的網店和你老公的企業。是啊！春光雖美，卻還更有嚴峻的現實要麵對，這也是當下人們的常態吧！疫情期間，很多企業、商業活動都停擺，有多少商鋪會倒閉，有多少人會因此失業，何去何從，這背後受到影響的數字令人不寒而栗。香港又何嚐不是這樣呢！過去半年的社運導致零售業大幅度減少，如今的疫情又令餐飲業遭遇重創，黨派之間仍然爭拗不斷，甚至一個黨派在如此殘酷的形勢之下仍然要求美國製裁香港。我尊敬的一位流亡海外30餘年的愛國學者劉再複先生曾經說過：“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如果為了達到政治訴求，可以不擇手段，至民生於不顧，那跟當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腥風血雨，人頭滾滾以及土改時期打土豪分田地，消滅了整個鄉紳階級，又有什麽不同呢！很可惜，這個社會似乎更多的是非黑即白，很難容下理智的思考。

 

網民們為女醫生的接力振奮人心，讓人感到凜冬之下仍有溫暖。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要誠實，可是我們到了年過半百的時候卻發現在某些地區說真話竟然要付出不菲的代價。我們如何麵對我們的孩子？是教育他們無所畏懼，不計代價要說真話呢？還是根據周遭的環境隨機應變？現實永遠比書本裏的世界更荒誕，作為母親需要如何在堅持真理和保護孩子們不受傷害之間平衡、取舍委實不易。

收到信的當天，手機又被一個新華社的女記者刷屏。巧合的是，我想起三十年前剛落腳加拿大時，如雷貫耳的竟然也是新華社。我居住的城市叫倫敦，是的，跟大英帝國一模一樣的名字，一條貫穿這個30萬人口的小城的河流也叫泰晤士河。據說這是當年英國人到此時看到眼前的青山綠水，思鄉心切，便將這裏當成了他們排解鄉愁的後花園。這是個名副其實的大學城，有一所叫做西安大略的綜合性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這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學，商學院更是全加拿大第一，前些年更名為西方大學 (Western University)。老校友們對這個新校名都不滿意，聽起來象一所野雞大學的校名。不知道為何內地爭先恐後合並院校，校名越來越雄壯時，遠在西半球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落的西安大略也跟了一次風。學校的宿舍跟校園分開，在一個路名為“Platts Lane”的小區，這個默默無聞，走過路過都不會多看一眼的小區就是因為新華社的某高級記者寫了一篇報告文學而名聲大噪。

 

這位高級記者以陪夫人讀博士的身份來到加拿大，應該是語言所限，不能重操舊業，或許亦沒有收到他原本經常收到的禮遇，幽憤之情躍然紙上。三十年前的文字，我已經記不清具體內容了，但是我記得文字裏那些不堪的情緒令我非常困惑。我們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不就是重新開始的嗎？就象當年第一批到北美大陸的拓荒者，他們都是一無所有，白手起家。這個地方並沒有虧欠我們，我們自願前來，難道不應該入鄉隨俗嗎？過了這麽多年，現在明白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就是兩個階級的人，你想想不是嗎？新華社的高級記者，這在九十年代初應該是屬於優越的階層吧？記者的地位在當年跟現在可不能同日而語，更何況是新華社的金字招牌。這位高級記者後來去了哪裏，是否不甘在我們這個小倫敦做個普通的平民我並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國內會快樂，而且如果按部就班，他也應該身居高位了，如果還沒退休的話，說不定就是這位女記者的上司。所以，我也不難理解這位年紀輕輕的女記者如此高調，她的立足之地是一個巨人的肩膀，這也能算得上世襲的血統吧！

 

我其實一直都很向往播音主持的職業，這在當時也是讓人多多少少覺得有點神秘，一個令人豔羨的工作。我不知道你的第一份工作讓你學到了生活的第一課，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則簡單得多了。那時候，正值市長選舉，選舉招募打字員。父親早年出國帶回家裏一台打字機，很早就要求我學打字，這時候派上了用場。我在選舉中心擔任打字員，在信封上打每一位選民的地址，然後由其他同事將市長優選人資料放入其中統一郵寄到選民家中。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國家的市長原來是選出來的。

加拿大政府由聯邦政府，省政府，市政府組成。省政府負責的範圍比較大，有關所有國民包括國防，外交和公民權。省政府主要負責教育，衛生健康，高速公路等；市政府則負責安全，救火，鏟雪，環保及垃圾收集。市長基本上是個父母官，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同政黨無關，通常居民們都會積極參與。每個候選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綱領，比如爭取冬天時政府的鏟雪機多鏟幾條小馬路之類婆婆媽媽的實際問題。市長任期五年，如果沒有兌現當年的競選承諾，第二屆連任就渺茫。午餐休息時，一個白發蒼蒼的誌願者閑聊問起我上海市長的選舉流程。我說我不知道，我長這麽大都沒見過選票是什麽樣子的，你見過嗎？

 

                                                                     Helen

                                                      2020-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