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被“嵌住”的
“察見淵魚者，不祥！”我愈來愈感到自己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嵌住”。我看到的越多，被“嵌住”的感覺越強烈。而誰又不是被“嵌住”的呢？那“嵌住”的力量究竟是什麽？它來自哪裏？
一 衛生部長與“五個一”
關注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人，都會知道“六個一工程”。但是許多人不知道“六個一”之前還有一個“五個一”。
“2004年元旦前的一天，衛生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高強一行人走在河南省上蔡縣丁樓村外泥濘的小路上……”媒體報道了高強到河南省駐馬店市上蔡縣丁樓村的消息，不知道為什麽沒有報道一個多月前高強已經到訪周口市沈丘縣銀莊村。這次高強在銀莊，提出了“五個一”。
2003年11月24日，衛生部副部長高強來到銀莊，許多村民記得當時情景。
栗新臣說——
高強來共四十輛車，從董園到白集鎮，三四裏路撒幾十人崗。車直接進銀莊村衛生室，王菊梅（副省長）、董光峰（市委書記）、栗留欣（縣委書記）、王超峰（鎮書記）、於文士（鎮派出所長）跟著。衛生室安排掛針（打吊針輸液）十幾人，鄉裏、縣裏都派來醫生、護士。還從鄉裏拉過來宣傳牌子，寫著關愛救助標語，“使罷（用過）就拉走了。”他們在衛生室說了有十來分鍾，走了。走生產路上北官路。到公路上，兩邊漫地裏警察“圍”不住了，一個快死的婦女攔著磕頭，那是胡橋的女人，40多歲，正發病，一臉疙瘩子。高強來村，她就一直偷偷跟著，崗（站崗的人，崗哨）不準她進村，就等在莊西頭，見高強過來，她丈夫架著她攆上去了，鄉幹部攔著，推搡著，不叫近前，武警拉住她亂“搡” ，離公路有20米，她跪下了，磕兩次頭。老五們上去把她架走了。人轟轟叫，多哩很。高強說：“都不要動，我給大家說說。”說了有10分鍾。高強講話地方離一口機井有十米遠，我護著井，叉著腿擋住，怕小孩掉裏。人太多亂轟轟，看不見頭裏，聽不清都說些啥。（田野手記20060206）
栗老五說——
高強來銀莊與我們到衛生部上訪有關。高強來的幾天前，夏書記跟我說：“老五，等幾天我讓你見個大官，比省委書記還大。你要好好表現。第一，上麵領導來了以後讓大家不要亂，要維持好秩序，不能出紕漏。第二，你們有啥要求可以向領導反映。”之後在白集鎮衛生院，夏書記召集我們幾個艾滋病代表，安排我們說：“上級領導來了以後，要向首長反映你們的心裏話，有啥困難如實說。”再三交待：“領導來說好說差就是你們幾個的事，說岔了（說錯了，說不得當了）這事我們就不管了。”那天高強來巡視村衛生室後，走到在村西頭橋邊，胡橋一婦女跪著哭喊，我和栗可運把她攙起來弄一邊了。高強上車，去了縣委小所。不一會，鄉裏要我們幾個去縣委小所，還有胡橋的劉文信。高強說：“你們一個一個發言，有啥問題，有啥困難，我們回去以後盡量給領導反映，再做商量。你們周口地區是個貧困地區，不太富裕，我回去以後向財政部要求看能不能撥點款，能給大家辦點實事就辦點實事。”
我第一個發言，我哭著說：“我們染上了這種病毒，無法生活，孩子上不起學，我們吃的水被汙染，身體不太好，要求建一口深水井。”高強說：“別激動，慢慢說。”第二個發言的是栗可運，也提出困難和要求。後來大家都說說。最後把大家提的要求合並一起，總共五條：
第一，修一條路，上衛生院看病，路太泥濘，三輪車、架子車過不去，得抬人去衛生院；
第二，建一所正規的學校，學生上學太難，房子簡陋，早已列為危房，一下雨就放假，溝裏都是水過不去，有幾次小學生掉進溝差一點淹死；
第三，在每個自然村建一所衛生室，吃藥，打針方便，當時醫院歧視，艾滋病人都不去醫院，都是病人給病人打針，看病太難；
第四，建一個孤兒孤老院，年輕人病的病死的死，老人小孩沒人養活了；
第五，建一口深水井。
高強說：“你們這些病人，作為一個弱勢群體，所提出的問題都不過分。”副省長王菊梅也說：“你們提出的要求一點都不過分，今天我已經切實體會到這條路是多麽艱難。”那天她的腳崴了，在村邊生產路上，路上都是泥渣渣的。她說：“路一定要修！這些要求如果辦不到，你們可以給我打電話。”市委書記董光峰說，“這些事情就不需要去找王省長了，直接找我就行了，我們四大班子要一對一地幫扶，完成這五項工程。”胡橋劉文信本人沒有感染艾滋病，他的家屬（妻子）有，他說：“為了治病家裏錢花空了，家庭確實困難。”董光峰說：“劉文信你這個事情可以直接找我，我負責到底。”
牛延東說，高部長來那回，夏書記找了銀莊村我們6人，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事先安排好該咋說，來高級領導了不能亂說，要保持一致。這6個人裏頭，3個都已經死罷了。（田野手記20060209）
市衛生局某官員說——
高強來的時候，市裏領導，書記董光峰，市長高太華，都跟著。從“五個一”到“七個一”（艾滋病醫療救治的7項措施），在沈丘縣委招待所開座談會，縣市領導座談，我都參加在場。白集鎮一個艾滋病婦女跪攔高強。當麵都說得可好，啥事都答應。事後親眼見高強拍著白集鎮書記夏新民的肩膀說：“小夥子，事情不是這個弄法！”夏新民嚇出一頭汗。他們倆在前頭走，我在後頭跟著，聽得清清楚楚。集體鬧事，領導最反感。（田野手記20060319）
後來這件事被有關部門誇張為“事件”，說：“吳儀部長到河南之前，高強副部長在河南被抱腿抱了3個小時。”當時白集鎮派出所《告銀莊行政村全體村民書》中說，衛生部高部長來，一些人抱腿、攔路，在外界造成了不良影響和無可彌補的損失，影響了你們村的形象。（田野手記20050322）據說，高強此番周口市沈丘縣銀莊之行，原本是為吳儀訪問河南艾滋病村打前站探路，效果不理想，才改道駐馬店上蔡縣。這次提出的“五項工程”，被稱為“五個一工程”，實際上也就是後來“六個一工程”的前身。
建校事件
“……在建校工程上，縣、鄉在綜合考慮方方麵麵的因素後，決定將新校在原學校的基礎上進行擴建，並於2月15日開工，但因該行政村栗莊部分艾滋病患者強烈要求搬遷校址，並多次阻撓施工隊開工，致使建校工程遲遲不能動工……，在說服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確實無效的情況下，本著教育與懲處相結合的原則，對煽動組織者、幕後策劃操縱者和阻工鬧事的首要分子，堅決予以懲處。2月27日上午，公安機關精心組織，周密部署，抓捕了多次用廣播組織群眾阻工、鬧事的為首分子一人，治安拘留二人。”（《駐沈丘縣銀莊村幫扶工作情況匯報》200411）
興建學校是“五個一工程”之一。工作隊進村遇到的最棘手的第一件事，便是“建校事件”，工作隊要借此“平亂”樹立權威。“情況匯報”中抓捕的“為首分子”便是栗勇，除了體現“教育與懲處相結合的原則”，還有一個很實際的目的，就是要促使他的哥哥栗衛華出任村主任。
關於“建校事件”，村民代表栗可頂說法完全不同——
建學校的事不是村民們的錯，這事從頭到尾我清楚。先確定學校建到栗莊，是你縣領導決定的，征地協議書是你領導說的，我寫的，連青苗錢都付了，地也圈了，你們出爾反爾，變了，群眾有意見。村小學原先是在小印莊，栗莊人多學生多，新學校建到栗莊，小印莊也同意，多數孩子上學近了。縣委書記一句話，說在原校址上建新校，事情就變化了，群眾反對也是正常的。打地基時候衝突幾回，栗勇喇叭上喊了，被當做鬧事頭頭給抓起來了。
栗老五說，當時有人塞傳單到門縫裏，內容是：“高強部長、王菊梅省長說學校必須建到疫情高發區，計劃建教學樓。但是現在有人用舊磚瓦在老地方建平房，沒有按照上級領導要求的辦，你們要堅持正義。”上麵還繪有教學樓圖紙。村民們都堅持要把學校建在栗莊、灘頭村兩個疫情重的村。於是家家戶戶都有人去小印莊看建校工程，看見他們果然在用舊磚瓦下地基，都強烈反對，扒了。鄉裏張書記、徐書記、派出所於所長出麵解決，與栗可頂等村民代表商議，達成協定。後來夏書記他們又要建在老地方，眾人又去不願意。他們說是“鬧事”，就抓人了。現在建的學校用料都是舊的，舊磚瓦舊檁條。說是造價90多萬，根本不值！有人用小本記的有賬，沙、料、假收條等等。抓人是下的圈套。他們說咱到鄉政府去說吧，村民一下去了幾十口子，夏書記打電話叫防暴隊去抓人。人們見事不好就趕緊跑，跑得慢的就叫他們抓住了。小美（老五妻）胖跑不動，坐在三輪車上往家逃，沒逃掉。夏書記說：“凡來說事的，抓住！”同她一起被抓的還有劉玉英，拘留了15天。判決要抓沒有執行的還有5人，其中有我。派出所來家裏問誰鼓動的？誰吆喝的？俺都說不知道。栗勇是上集上買菜，帶著兒子，在十字路口被抓走的，“刁住他哩！”
劉桂枝說，聽說抓栗勇之後，全村一家出一人去鎮政府為栗勇請罪擔保要求放人。於安傑用手機拍照，誰說的多照誰；防暴隊來了抓人，扭住拉上車；鎮上說誰鬧抓誰！大家散了……。（田野手記20060207，20061102）
“五個一”引發一場“集體上訪”
2004年過年時候，村民栗保國在縣委弄回來一張報紙，上麵說，周口地區的艾病村都實現了“五個一”，柏油路、自來水都弄好了，學校醫院孤兒院3月竣工，艾滋病人過上了幸福生活。“其實連’一個一’也沒有，艾滋病人得不到正規治療，我們的生活該咋樣還咋樣。”村民說，當時高強部長、省裏市裏領導來都表過態，說“今後有問題直接找我們解決”。我們就去找他們了。
2004年農曆正月十二日，銀莊艾滋病病人先到周口市政府又出發省會鄭州上訪。這時，第一批上訪精英栗可運等已經死亡。新一批上訪者加上一個司機，共10人。
“我們拿著報紙去找他們”，先到周口找市政府領導，要求他們快弄，盡快落實“五個一”，“報上都登出來了，還不快弄？”特別是要求盡快解決孤兒上學、艾滋病人吃藥的問題。市政府抓政法的書記接待的，沒有結果。從周口市回到縣裏，張華（白集鎮副書記，主抓艾滋病工作，當時兼任銀莊行政村黨支部書記）“刁著”我們一起到沈丘縣委，找不著人，我們就從縣城直接上鄭州了。到鄭州就天黑了，幾個人住在南陽路和東風路交叉口一個招待所，一人15元一天。
第二天上衛生廳，西樓接待室一個女的接待。一說這情況，人家不相信，打電話叫鎮上對質。白集鎮黨委書記夏新民去了，要接俺們回去，問俺們啥條件。俺們實話實說：高強部長都說了要為俺們辦實事，恁給俺辦的實事在哪兒？報上都登出來了，說實現了“五個一”，報上說的那些哪有？還有上邊發的那些救濟款都弄哪了？不是說每個自然村都建一個衛生室嗎？問急了，夏新民惱了。我們要求正規治療，要求發給治療艾滋病的藥，回去還是吃不上藥咋辦？這些都是當著衛生廳裏人的麵兒說的。衛生廳接待室那女的問他：“這些人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夏書記不吭氣，不回答人家的問題，光勸我們回去。
我們是進去三個人談判，有老大、老六、長山。三個人出來給大家一說這情況，大家不願意了，說條件不答覆不能跟他回去。夏書記上衛生廳辦公樓上打電話，叫縣公安局防暴大隊過去。米政委帶隊，來了三四個人。夏書記捏好的圈，說：“在這受冷，回去吧，問題給你們解決。這就開始修路，藥費不夠，需要多少再補助多少。給你們幾個一個人補助300元，算是這一回花的車費、吃、住的費用。”說得可好。衛生廳那女的也說：“回去吧，我們給當地打電話了，會盡快解決問題。”我們就跟他們回來了。
走到沈丘縣高速路口，縣公安局100多警察在那等著，盧克副局長親自帶隊去的，他說上級下的命令，俺不能不執行。各個鄉鎮派出所的人都調去了，掂住警棍拿住盾牌，包圍著我們的車，大喇叭吆喝著“下來！下來！”，那天場麵，要是有照相機拍下來就好了，人多得很！俺們就十來個人，他們幾個人架一個，擰著胳膊按著頭，打人。老六慢了一步，被拖倒在地上，一路拖著，衣服皮肉都拖爛。直接把我們弄上警車拉到拘留所裏。不是代表的6個人第二天放回去，不超過24小時，3個代表被拘留。放人出來時候都得寫保證書，保證今後決不再上訪。
代表栗長山被判拘留10天。栗長山說——
我拘留證上說是擾亂辦公秩序了。在拘留所裏關到第3天，我發病了，發燒腿腫，他們瞧不了，衛生院去個人，摸摸都不敢，怕傳染。咱是沒錢，小孩媽有病，老娘七八十歲，小孩小，沒人打點。住到第5天，一個爺的兄弟找汴路口的人說情，他們也怕出事，夏新民才讓放出來。老六判拘留15天，住了4天，比我早出來一天，他花錢送禮了，姥娘家啥人找的人。栗可宣（老四）跟我一樣也判拘留10天，5天放出來，他也花錢了，他上午放，我下午放。栗可宣是跟栗可領（老大）弄岔了，本來要拘留的是老大栗可領。栗可宣他死罷了。在裏邊吃不好住不好，一頓一個小饃，半勺稀湯。中午稀麵條，晚上又是稀湯小饃。都不想擱裏頭受罪，家裏但凡有點辦法，都花錢叫人早點扒出來 。我正月十五還在裏麵，聽著外邊放炮急著出來。
我剛一到裏麵就叫他們跺兩腳——他們擰我哩我不叫擰，申辯了兩句說：“俺隻反映反映情況又沒幹別啥，不信打電話問衛生廳那女哩！”他們就跺我兩腳。在拘留所沒法，出來給那女哩打電話，她說：“他們這樣做是不合理的，違法的！”他們不合理，他們違法，俺們又能咋著哩？我去找派出所，當時派出所所長於文仕，他說：“維穩哩，上級領導批的，咋辦？”
“之後我再沒有去上訪了。”栗長山說，“夏新民說，現在大局安定壓倒一切，隻要去上訪，去一個逮一個！”
我從拘留所裏出來以後，多長時間都拄著棍走路。本來就有風濕病，裏麵潮。
其實這事俺招呼著小心著哩！從一開始，知道上訪規定不能超過3-5人（不知道是否真有這個規定？），俺過裏麵說事隻去了3個人，“省得去人多了犯了規定。”後來，在回來路上，俺們也一直擔著心犯嘀咕，可也沒吊法了。他們哩車前後圍著，夏新民小車在前，米政委警車在後，俺幾個就說“不是好事”。高速路上在服務區，俺的車停下來，警車攆過去說快走！俺說吃飯哩，他說一會兒到家再吃！一問也貴，自助餐一個人15元，就又上車走了。到漯河還想下高速，想脫身，怕回去有啥事，警車又追上叫拐回去拐回去，說你們走錯路了！俺們隻好隨著他們走。走到項城還猶猶豫豫想著下車 ，俺幾個人說著會有啥事哩？不會有啥事罷！猶猶豫豫到了沈丘高速口，我們自己交了過路費後，聽見縣公安局長盧克喊說：“靠邊！”他帶了100多警察在收費站路口等著哩！……直接把俺們拉拘留所，不審判就說拘留我們10天、15天，第二天早起才發給我拘留證。栗長山苦笑道：沒有辦法……。拘留不為賴（丟人），比偷人家叫人家鬥著了強。哪一天還去找他，發病時去，他娘，給他很糙！這事不能算畢，早晚一天要翻！這拘留證我留著呢！
栗長山從桌上舊電視機底下摸出他的拘留證給我看。
而縣長抱怨：主要問題還是錢的問題。衛生部長高強來，省裏王菊梅省長先表態，建學校修路等“五個一”工程，王菊梅拍板，說請高部長放心！像這些資助的錢，上麵給十個，下麵能花一個就不錯了，層層揩油。那麽，誰在揩油？錢到哪裏去了？
銀莊成為“重點村”之後，“五個一”被“六個一”覆蓋，“五個一”留給銀莊人的印象就是上訪告狀遭打壓寫下“決不再上訪”保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