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一個開放的更大的視野中審視艾滋悲劇
我無意“抹黑”，不想與任何人為敵。我一直在想，究竟哪裏出了問題，是誰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河南、中國、包括世界，遭遇這場無以計數的人喪失生命的艾滋病大災難，是偶然，還是必然？
艾滋病是“血液”衍生出的“故事”。事實上，關於血液的故事，無論正劇鬧劇還是悲喜劇，古今中外一直都在上演，特別是最近的一百年裏，血液的研究和應用有如一場波瀾壯闊的戰爭。現在讓我們在一個開放的更大的視野中，以曆史的全人類的視角，在世界範圍內，透過關於血液、關於艾滋病的故事，探討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發生於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中國河南的艾滋病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而許多資料都表明，在歐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更早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們後來在中國看到的似曾相識的故事——
一個由不法購買商和貧苦的賣血者構成的新階層開始參與這一活動。專家曾警告有可能造成隱患。然而這些警告對商業界的企業家沒有起到一點阻止作用。公司為了滿足對原料血漿日益增加的需求，開始收集各種人的血漿，許多企業存在倫理道德問題。
一個醫生發現了一名靜靜地躺著，嘴和眼睛仍張著的老年獻血者。醫生問那位老人：“今天我們怎麽樣，西尼？”但是西尼已經死了。在屍體被抬走後，醫生說，這些年中這位老人已經獻了近50萬毫升的血液。
成千上萬名不幸的賣血者，其中包括失業者，一無所有者和吸毒者，他們經常在破爛不堪的貧民區的血液采集中心外麵，排長隊來賣每公升17.6美元的血漿。
西方大部分被剝奪公民權的獻血者是犯人，他們成了血漿衍生物產品，其中主要是γ球蛋白的重要來源。肝炎發病率在幾個監獄中猛增……“他們就象蒼蠅一樣從這兒消失掉”。
在美國有關商業血液、血漿以及血製品生產係統缺乏管理和失控的悲劇故事一再發生。很明顯美國的血液產品是不安全的。這些血液已被病毒汙染，而這些病毒通過輸血和感染的血漿傳播，每年正在殺死成千上萬的人。媒體很快就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在1970年，《紐約時報》斷言，血液和血漿工業正在玩一種遊戲，即用可以傳播肝炎的血製品來進行一場“輸血輪盤賭”。NBC電視新聞的流行節目“每日新聞”，展現了“征購血漿流水線”。無家可歸的人們在洛杉磯貧民窟的街頭排隊出賣血漿。觀眾也看到了受害者的麵容，其中不僅有那些被迫出賣自己血漿的窮人，也有那些不知情而無辜地感染了肝炎的輸過血的病人。
……
此外，西方有大量文章揭露了法國臭名昭著的“血液汙染事件”，受害者把這一事件看做一種背叛。醫生和相關部門的高級官員們，曾被認為體現了法國輸血傳統中所有高貴的方麵，諸如利他主義、救死扶傷，醫學、商業和科學技術，在這個金錢驅使的年代裏，他們都成了犬儒哲學和利己主義的象征。
在十多年的時間裏，世界上一個又一個地方公布了類似事件：
在美國，病人們遞交了數千份民事訴訟狀來起訴醫生、製藥公司，甚至他們自己的組織，因為這些醫生和機構為了商業利益，出賣了病人的健康。
在英國，感染了艾滋病的血友病人們，譴責國家輸血服務機構對於已經出現的病毒威脅反應遲鈍。
在日本，病人指控政府和製藥公司隱瞞了血液製品被汙染的真相，結果導致國家一些非常著名的醫生被關進了監獄。
在加拿大，血液汙染醜聞傳播得非常廣泛，以致政府在全國舉行了一係列的聽證會，憤怒與恥辱震撼了整個國家。
在全球爆發的血液醜聞中，激烈地回蕩著失去信任與被背叛的呼喊。（道格拉斯.斯塔爾《血：一種神奇液體的傳奇史詩》，2001）
但是，在許多國家，自有糾偏機製。比如法國汙血案後，法國衛生部長引咎辭職並痛心疾首宣誓：從此再不在這個位置上任職，他犯下的罪過使他失去了資格。
——以上，就是關於血液和疾病的故事。它並不局限在中國，也並不局限在醫學界開始將它用於輸血的20世紀。這些故事作為醫學史以及文明史的一條線索，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在全球範圍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裏，它以非常戲劇化的方式，周期性地發生著，從思想啟蒙時期的首次血液實驗，一直到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淘汰輸血的基因工程實驗室。
關於血液，關於人類與疾病，有三本書值得關注。
一本是《血：一種神奇液體的傳奇史詩》（道格拉斯.斯塔爾，羅衛芳等譯，海南出版，2001），一個美國人講述的血液故事。作者將血液的曆史分為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從古代至20世紀初期，血液的概念由神秘性轉變為生物學性質。第二個時代，血液從科學探索對象，轉變為一種戰略性物資，在20世紀最初的數十年間，醫學科學家開始掌握這種資源，發明了大規模收集、貯存和分離血漿的技術。二戰時期這些先進的技術使得盟國的實力遠遠超過了血液相關技術處於原始狀態的德、意、日軸心國。第三個時代，血液與金錢緊密結合，這種曾經挽救過眾多生命的液體，已成為世界貿易中心一大商品，利欲驅使下，這種從人體分離出去的神秘液體，又吞噬著無數人的性命。書中詳盡描述了這一過程。每一個時代都反映出那個時期的時代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性地改變了血液的文化意義，也為戰後全球的血液工業鋪平了道路。20世紀70年代是血製品迅速發展的時期，與血液有關的肝炎的發病率也猛增，導致成千上萬的血友病人和接受輸血的病人死亡。
約翰.巴裏的《大流感》（鍾揚等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則詳盡記述了曆史上那場令世人瞠目膽寒的大流感。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末期，血液曆史的第二階段初始。大流感始於美國，並隨美國軍隊登陸法國而擴散開來。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大戰結束於這場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1000萬人死亡隻有這場瘟疫中死亡人數的1／2甚至隻有1／10。1917年，美國參加對德作戰。而當時美國正在發生一場醫學革命，他們建立了一個人才體係，第一代科學家組成了一個核心團隊，正是這批科學家抗擊了1918年大流感。從疾病爆發那一天起，所有這些科學家就在實驗室狂熱地工作，沒有一個人停下來，他們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開始幾乎對這場疾病一無所知，慢慢地一個知識體係開始形成；他們投入到構建和完善知識體係的工作中去，最終，從流感爆發中獲取的科學知識，孕育了未來的醫學；從根本上轉變了美國醫學，醫學的教育、研究、技術以及執業都經由科學篩選而得以促進。他們的研究發現產生了巨大影響，餘音至今久久回蕩，“盤尼西林”、白喉抗毒素、肺炎疫苗都產生於那場大流感，他們研製出的疫苗和抗毒素、發展出的技術至今沿用。科學家們現實中的作為遠遠超出了實驗室內的研究，他們改變了美國醫學的特性，並使美國醫學水平趕上並超過當時處於領先地位的歐洲。
還有一本《槍炮、病菌與鋼鐵》（賈雷德.戴蒙德，謝延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作者是一位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強調客觀的自然的環境對於人類社會演進的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揭示了事實上有助於形成曆史最廣泛模式的環境因素，其突出價值和重要性在於，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毀了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人類史理論。這本書因此榮獲1998年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書獎，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作品。全書通過對人類生活有史以來一以貫之的完整的敘述，娓娓道來，記錄人類社會的命運，解釋現代世界及其諸多不平等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一部真正關於全世界各民族的曆史，也是理解人類社會發展史方麵的一個重大突破。書中寫到，19世紀80年代初，當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修經薩斯喀徹溫時，該省以前很少接觸過白人及其病菌的印第安人死於肺結核的人數每年竟達到驚人的9%。印第安人原來的人口2000萬左右，據估計哥倫布來到新大陸後的一兩個世紀中，印第安人口減少了95%，主要殺手是舊大陸來到病菌，他們以前沒有接觸過這些病菌，因此沒有免疫能力，也沒有遺傳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感、斑疹傷寒，緊隨其後的還有白喉、瘧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結核和黃熱病。賈雷德.戴蒙德認為，單憑武器、技術等優勢，不能完全說明開始時那麽少的歐洲移民如何能夠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區那麽多的土著，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統一的行政組織並駕齊驅，成為一種現代征服手段，也造就了現代世界的不平等。
這些煌煌大書記述探討並反思著人類社會與冥冥之中一種自然力的對決與較量。
事實上，疾病一直與人類曆史如影隨形並直接影響人類曆史的發展。黑死病（腺鼠疫）在1346年到1352年間殺死了歐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有些城市死亡人數高達70%。（賈雷德.戴蒙德，2006）人類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殺死2100萬人的流行性感冒，——最新研究資料表明那場大流感死亡5000萬—1億人！號稱“世紀瘟疫”的艾滋病，比起1918—1919年橫掃全球的大流感，隻能算小巫見大巫。
那場流感1918年3月11日最早出現在美國堪薩斯州的芬斯頓（Funston）軍營，之後幾乎傳遍了整個美國的軍營。9月，流感出現在波士頓，這是最嚴重的一個階段的開始。10月，美國國內流感的死亡率達到了創紀錄的5%。11月戰爭結束。戰爭中軍隊大規模的調動為流感的傳播火上澆油，大流感肆虐橫行全球18個月，突然神袐消失，而其病株從來都沒有被真正地辨認。1918年的大流感也波及中國，自廣州直至東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廣泛，北平警察患病過半，哈爾濱40%人被感染，學校停課，商店歇業。
如今世界人口已超過60億。至2005年——艾滋病發現後24年間，全球艾滋病死亡總人數為2300萬，約有39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而1918年世界總人口18億，是當今人口的28%。最新統計，1918-1919年大流感死亡5000萬—1億人。高於曆年艾滋病死亡人數總和，更超出中世紀黑死病死亡人數。大流感持續1年多，但2/3的人在24周之內死去，其中大半是在更短的時間，1918年9月中旬到12月上旬期間死亡。也就是說，大流感一年之內殺死的人比中世紀黑死病在一個世紀內殺死的還多，24周內的死亡人數比艾滋病24年內死亡的還多。且近半死亡者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當時8%—10%年輕人因流感喪命。可以想見大流感疫情，比之“世紀瘟疫”艾滋病之更加慘烈。
的確，血液加工的工業化程度，反映了人類掌控支配血液的程度；同時，經過曆史殘酷的洗禮，血液也將達到其隱喻的另一個水平：血液本身的力量、創造性以及人道。在一個開放的更大的視野中，還開啟出另一個新視角：艾滋病、大流感、黑死病，人類曆史上經曆過的種種疾病瘟疫的浩劫，都包含著某種自然力神秘暴戾的未知因素對人類的攻擊，反映了人類社會和自然力的對決和衝突。
正如賈雷德在書中所指出的：“我們的疾病的許多’症狀’，實際上不過是某種非常聰明的病菌在改變我們的身體或行為以便使我們幫助傳播病菌時所表現出來的一些方式而已。”而長期以來，人類的“現代文明”的進步，更多的是取決於嚐試控製自然的能力和程度，而非調整自身去順應適應自然。人對自然的態度，常常是侵略性的，而且肆無忌憚大膽妄為：改變河流的方向，在地質斷層上大興土木修建水庫，如今還操縱改變物種的基因。 已經發生的包括艾滋病等流行性疾病在內的一切由自然力強加給人類的災難，迫使我們不得不反思人類的“現代文明”概念，反思能夠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的人類，應當如何直麵已經憤怒的自然。
麵對曆史，麵對已經開放的世界，麵對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我們應當做怎樣的省思？河南、中國、世界，遭遇這場無以計數的人喪失生命的艾滋病大災難，是偶然，還是必然？必須認識到：河南農村艾滋病人群的存在並不僅僅是他們單獨的存在，他們的病痛貧困也並不隻是他們個人的苦難，而與整個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從根本上說，與每一個個體人的生存利益密切相關。在一個開放的更大的視野中，河南艾滋病事件的悲劇，不僅僅是發生在中國的悲劇，還是醫學科學的、社會政治的、人類曆史的悲劇。
一場大的流行病突發事件最能考察考驗一個國家擁有政治權力的人，也最能考察考驗這個國家的醫學科學家，因為他們也同樣在執行權力。與1918年大流感中的美國醫學科學界相比，在艾滋病這場災難性事件中，我們國家擁有政治權力的決策者做出了怎樣的決策？我們國家的醫學科學家們是否也可以引領決策，或者怎樣影響了決策？我們的醫療衛生體係、醫學科學家們和醫療隊伍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那些政治家和科學家們，從中獲得了什麽經驗和教訓？我們對未來還將會不斷發生的新的疾病流行有多少準備？
在中國，這些問題，不單關係醫療衛生體製改革和醫學科學革命，也直接挑戰當下的政治體製改革，挑戰人們某些傳統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所以這場艾滋病事件告訴人們的，並不隻是一個關於死亡和絕望的悲劇故事，還是人類麵對死亡時對生命意義的悟省認知；也不隻是一個人類應當如何與疾病做鬥爭的故事，還是一個關於科學和探索，關於社會公平與正義，關於人們應該怎樣改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治理人類社會，以敬畏謙卑之心珍愛保護自然環境應對客觀世界的故事。它折射出有關醫學科學、社會政治和人類文明文化的足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