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全球基金、武漢會議與銀莊
我有時會想，假如沒有我偶然爭取到這項關於河南艾滋病社會學研究的國家課題，為做這項課題偶然走進了銀莊，銀莊人也許永遠不會與全球基金有交集。
全球基金，全稱為“全球艾滋病、結核和瘧疾基金”，於2002年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宣導下設立。旨在為抗擊世界上最具災難性的三大疾病增加資源，並將這些資源送往最需要援助的國家和地區。全球基金從2004年第三輪開始進入中國，成為中國在艾滋病領域最大的國際合作項目。但是在河南，全球基金被說成是國外勢力，甚至是國外反華勢力，盡管中國第一年（2004，第三輪）申請到的全球基金項目主要就是覆蓋河南。
2005年12月，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請朋友幫助推薦銀莊村主任栗衛華參加了全球基金在北京舉辦的“社區基層小組能力建設培訓”班。培訓班目的是資助民間草根組織做項目，從而使他們參與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來。這是銀莊人第一次走出去參加會議，並在培訓班的幫助下填寫了項目申請書。但是地方政府拒絕為申請書蓋章，因此銀莊未能獲得項目資助。他們對衛華說：胡鬧！外國的錢不能花！那是收買人心的，不能用！
不止銀莊，許多基層社區遭遇這種情況，在中國，全球基金項目的執行遇阻。正是因此，促使武漢會議的召開。
武漢會議的正式名稱為“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防治工作非政府組織會議”，因為在武漢召開而得名。《武漢會議通知》寫道：確保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以及公民社會更加全麵地參與中國的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防治工作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為此，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以及其他全球基金中國國家協調委員會成員在2006年12月7日－10日在湖北武漢召開非政府組織會議。
銀莊人參加武漢會議，也很偶然。我在互聯網上偶然發現武漢會議消息時，已經過了會議報名期。我立即電話聯係中國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辦公室，為銀莊力爭參會機會。我電話中告訴項目辦艾滋病重點村銀莊的情況，說明這些人正是全球基金項目的最重要的目標人群，最應當參加會議。項目辦答應向上匯報，並很快給予答複：參會可以解決食宿，但是路費需要自理。於是一邊繼續與會議方協商爭取解決銀莊人參會路費問題，一邊知會村裏栗衛華、栗可昆，為參加會議做準備。他們參會熱情很高，“自己掏路費也去！”會議規定，每個民間組織隻能參會一人，於是便以5個民間組織的名義為希望參會的5人（栗衛華、栗可昆、栗華中、劉桂枝、栗可峰）報名。會議方很認真，一一電話聯係核實後，報名5人全獲批準。於是銀莊有5人作為正式代表參加武漢會議，我則作為觀察員與會。會議結束時，還補發了5位銀莊會議代表的參會路費。當時感覺國際機構辦事就是不一樣，不但效率高還通情理。
武漢會議，對於參會的銀莊代表是一次從未有過的全新的人生經曆。
會議的一切都使他們感到新奇：大會報告、分組討論、舉手表決、填寫征詢意見書，還包括入住的賓館、會議用餐。特別是，在會議上他們作為草根組織代表的“主角”地位和所享有的權利，使他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被重視、被尊重。分組討論時，他們因為“第一次參會”受到格外的關照和優待，主持人熱情鼓勵他們發言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認真聽取每一場會議發言，認真填寫會議發放的表格。舉手表決時，他們不像其他代表們那樣果決地高高的伸出手臂，而是猶疑四顧著慢慢地慢慢地舉起自己的手來，好像有些膽怯有些不好意思。他們跟過去從來不認識也不知道的“上層領導”，比如中國艾滋病協會會長羅玫、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何景林博士，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國家協調員雷諾舟博士，交談、合影。劉桂枝熱情大方地把銀莊村民自己編織的紅絲帶佩戴在外國人雷諾舟胸前。
會下，河南代表“開小會”，要為河南爭取類別選舉代表名額。那些“資深代表”鼓動說：“一定要說，要求大會增加河南名額，不說沒有機會了，大家要齊心協力，河南代表要團結！”對這些爭取權利的激烈發言，銀莊代表一頭霧水隻是聽著，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太不可思議，尚且不能完全理解無法做出自己的判斷。他們隻是在會議的間隙，將自製的紅絲帶擺出來義賣，宣傳倡導自己的理念：生產自救，要有尊嚴地活著！參會代表紛紛給予了支持。他們正在經曆著的這一切，使他們感到陌生新奇、驚訝驚喜、不習慣。每次會議結束後，他們還會聚集在房間裏繼續討論，也會有其他地方的代表參加進來，交流各地疫情以及政策落實情況，大家總有說不完的話題。
一天會後栗華中被通知參加艾滋病感染者專門會議，回來神秘兮兮，人很興奮，急著有話給我說：“這是艾滋病人保密會，不叫給外旁人說……”我笑著打斷他：“既然是保密，你就不要說。”當時這樣說時，我並未在意。孰料那竟是武漢會議最戲劇化一幕的幕後策劃——
在武漢會議的最後一天，所有議程完成後，會議主持人羅玫宣布大會圓滿結束。這時台下一聲呐喊，來自不同地區的艾滋病感染者代表突然聚集一起，呼嘯著湧上前台，全場皆驚。
這張照片模糊不清，匆忙中我隻來得及拍下最先衝上主席台的幾個人的一瞬間，隨後便在“不準拍照！”的吼聲中收起了相機。當時氣氛緊張極了，台下所有人都像被使了定身魔法動彈不得。
台上，銀莊村的感染者代表站在一群人的最後麵。MSM（同性戀）代表孟林衝在最前邊，他顯然是這群人的總領，他拿過主持人手中的話筒，言辭激烈地表達對會議的不滿，認為感染者在大會受到不公平對待，權益受到了損害。然後台上每個艾滋病感染者代表，都情緒激動地講述了他們的艱難處境，他們的願望和訴求。話筒最後傳到了銀莊感染者代表栗華中手中，這顯然使他驚惶無措，他緊張無助地手握話筒眼睛盯向台下的我，半晌無語，靜場。突然，栗華中哭喊道：“俺那，俺那死多少人啊……！都沒人管俺們哪！”氣氛推向高潮，台上人一下擁抱在一起，台下人無不動容。走下台後的栗華中依然不能平靜，他抱著我痛哭失聲，仿佛心中有一百年的怨憤委屈翻江倒海滾滾而下。
會議結束後，一位河南籍的武漢大學女同學自告奮勇帶領我們這些“老鄉”參觀遊覽武大校園。幾個人興致勃勃走在美麗的大學校園，驚歎不已。在武漢大學的學生餐廳裏用餐；在大學運動場，駐足觀看大學生們踢足球、打籃球；登上山頂圖書館，栗衛華鼓起勇氣走進去，坐在大學閱覽室裏“感受感受”，激動又拘謹，滿臉通紅；華中歡快得像一個孩子，他攀著一株花繁葉茂的不知名的樹，要我給他拍照，說，我這一輩子是不說了，不知道我的孩子能不能出一個大學生？
最後，在武漢大學淩波門外美麗的淩波湖畔合影。照片上每個人的表情都莊嚴寧靜。以後每次看到這張照片，我心中都會湧起一種異樣的感動。完全不同的生存環境，完全不同的生命經驗。此時此刻，這些來自河南艾滋病村莊的農民，會有什麽樣的感想？
武漢會議之後，河南參會民間機構和個人受到安全部門盤查，據說有上級“內部明文電傳”指令。“非政府組織”對於現時的中國來說，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在某些人看來，“非政府”就等同於“反政府”。
關於這場著名的“武漢會議”，全球基金作了如下報道：2006年12月，上百家國內艾滋病相關的草根組織和100個國際組織的觀察員匯集到武漢選舉大會的現場。此次會議上，中國CCM在總結成立三年來的經驗得失基礎上進行改革，由原來的54個代表按類別瘦身為23個，包括6名召集人和17名類別組代表。其中，6名召集人分別為主席、副主席及艾滋病、結核病、瘧疾、藥品和衛生產品4個工作隊組長；17名類別組代表則由5名政府部門代表、6名非政府部門代表、1名感染者代表、1名私有/公有企業代表和4名國際組織代表構成。
事實上，這場“選舉改革”持續到2007年3月。就是在這場激烈的選戰中，產生了包括以“草根”名義選舉出來的兩個新的類別代表——以社區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和一個感染者（個人）類別代表——的CCM工作委員會。有人認為，“進入CCM，意味著草根組織在全球基金專案的申報和監管中，第一次真正擁有了話語權。”
從此在對專案的參與機製中，開始了草根組織、全球基金和中國政府部門的三方博弈，也開始了中國艾滋病領域民間機構內部爭紛角逐的“權力之戰”。
銀莊草根組織代表參加了2007年2月在西安召開的“關於中國全球基金專案非政府組織類別代表選舉培訓和社區意見征詢會”。另外兩場內容相同的會議在北京、昆明召開。三場會議都是為“激烈的選戰”做準備。有人說西安會議是3個培訓中辦得最有特色的，以至於用“實在，實在，實在，實在太棒了”的措詞來形容。然而銀莊參會代表不這麽認為。他們對會議的反應很漠然冷淡，當時銀莊正在經曆“7.15”案件的磨難苦痛，他們在會議上反映村裏情況希望得到援助援手，沒有得到期望中的回應，而他們也根本對會議的選舉宗旨無從理解也沒有興趣。
之後，銀莊的草根組織又參加過北京、鄭州、沈陽、駐馬店、哈爾濱等地舉辦的各種會議和培訓班。但是，他們越來越失去了參會的興趣和熱情。這些來自最底層的農民感染者感到，每次的參會，他們不過隻是“充數”而已。他們感到自己沒有從中得到幫助，會議所講的一切，離他們很遙遠，項目很難拿到，他們的作用隻是在選舉時充做選民。他們說，“隻拿我們說事，不為我們辦事”，這不是在“搊”（chou,向上推舉）我們，是在“摔”我們。
2008年在哈爾濱舉辦的一次項目培訓班，5位收到會議通知的銀莊代表有3位沒有參會，當時正值農忙麥收，主要是他們已經沒有了原先的熱情和興趣。而會議組織方也根本拒絕考慮“農忙”的因素，2位銀莊的參會者也依然沒有爭取到項目。他們說：“誰拿項目都是事先安排好哩，鍋裏沒下咱的米！”盡管全球基金宗旨強調要注重支援草根組織參與，也關注到這些項目省主要成員是農民，但多數情況下，這些最草根的農民感染者被排除在“項目計劃”之外。
他們也根本被排除在“權力”之外。以草根名義擁有話語權的代表們並沒有代表社會最底層的草根農民感染者發出聲音爭取利益，圈子內部爭權奪利的吵吵鬧鬧也與他們毫不相幹。此“草根”非彼“草根”。後來事情的演進使參會的銀莊艾滋病病人代表栗華中們越來越失望。
2013年11月，全球基金在鄭州召開會議，培訓如何寫項目報告書。早年是培訓如何寫項目申請書。這次銀莊前來參會的隻有栗可昆一人。他提前一天來到鄭州，帶著他的報告書到我家，要我幫助修改。他很奇怪我怎麽會不知道要開這次會議？我也有點奇怪，我沒有接到會議通知。這才意識到，我是越來越少被邀請參加會議了，常常被圈裏朋友問起：開會怎麽沒有見到你？可能因為“敏感”？多年以田野工作的方法做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研究，麵對這麽大一個悲劇性事件，很難無動於衷。原本隻是一個“局外”的聽者，不知不覺中，什麽時候走進了故事，變成了“局內”的故事中人。價值的判斷與情感傾向，在各種複雜的關係中發生著影響。河南艾滋病原本是一個敏感的課題，於是研究者也變得“敏感”起來，被貼上各種可疑的敏感標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即使研究者盡力單純化自己的角色，也依然會被“敏感”地解讀。
這次會議，有一個很具體的目的：要寫出做項目的“最佳實踐”典型，最終會結集出版一本書。栗可昆一向低調，在這種公眾會議的場合他甚至自卑常常是沉默。而這一次，他希望自己的項目報告能夠被選中，在那本書中發表。對栗可昆的報告書，我沒有代筆，隻是提了一些建議。這些年他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事情：開辦艾滋孤兒院收養了三十多名孤兒、爭取外來資源幫助村民開展生產自救、幫助一些慈善機構尋找救助目標人群、協助一些基金會組織發放救助物資和資金、在當地開展艾滋孤兒助學助養活動……等等，並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他總是說，“我們一直在往前走。”這時候他很自信，充滿信心。
我到會上去了一下，雖然沒有受到邀請，我還是想看看現在這個領域裏的情況。那天上午是專家老師們評議修改學員們提交的項目報告。我去時進行到第四組，一共八組。這四組中，隻有一組是關於河南農村艾滋病的報告，報告發言人是西華縣的。另外三組都是MSM（同性戀）。問了一下之前發言的四組，主要也是有關MSM，還有性工作者。聽到介紹如何在洗浴中心千辛萬苦千方百計將艾滋病感染者“忽悠”出來做檢測，我想到的是河南農村大批感染者已經耐藥，要求檢測而不可得，人們為了檢測上訪北京遭受打壓。
見到了全國艾滋病協會會長羅玫和全球基金的李慧，她們是這次會議的負責人。大家互相都認識，我帶了一本《血殤》，拿給她們看，問她們是否知道？羅玫猶豫一下說好像從網上看到過。李慧則根本不知道。旁邊一位也是會務組的人說，知道！知道！我還沒有來得及問他怎麽知道，就聽他說，“不就是高耀潔寫的艾滋病的書嘛！”他還是不知道！而我以為人家會知道。我把他們當做為著同一事業同一目標共同努力奮鬥的夥伴。卻越來越莫名其妙地感到我們中間橫著一道隔膜。羅玫像以往一樣謹慎警惕，她問：你怎麽知道我來了？而李慧問我：你是我們會議的學員嗎？
會議中間休息時，栗可昆來到近前，我介紹羅玫李慧她們認識。我很想告訴她們，這個“最佳實踐者”就站在你們麵前。但是我打住沒有說，因為我想到，如果她們知道我和栗可昆之間的關聯，還會選他來參會嗎？我想到我身上被貼了標簽。
栗可昆的報告沒有被選中出版，甚至根本就沒有給他機會發言宣讀他的報告。栗可昆做的、寫的，都不在那個“套路”中。
栗可昆並沒有想象中的失望失落。他說，選上咋著不選上又咋著？咱該幹啥幹啥該咋幹咋幹！我很欣賞他的豁達大度。
事實上，全球基金進入中國的8年，雖然在艾滋病領域催生了一大批沒有合法身份的草根組織，包括銀莊最初的草根組織也因全球基金而誕生，但是，底層農民草根組織並沒有得到全球基金實質意義上的支持，全球基金用於支援資助中國抗擊艾滋病的項目資金很多，但是很難下沉到底層。在這個層麵上，“外麵”的力量一直沒有“走進來”，農民艾滋病感染者也很難“走出去”。很多情況下，底層草根組織隻是上層少數大的NGO寡頭消費采擷的物件。但是，全球基金對中國抗擊艾滋的行動所產生的推動作用毋庸置疑。全球基金引進資源“做項目”，同時帶來全球觀念在地化，包括對人權、民主等政治觀念的輸出滲透，牽動著中國社會中製度環境、秩序環境、組織環境、政治環境的變化。
這一切對小小的艾滋病村銀莊和銀莊人，也發生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栗可昆栗華中們參加武漢會議的經曆，被尊重被重視以及參與過程中對自身力量的發現，在他們日後的行動中都發生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