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紅絲帶：我們在哪裏被“嵌住”了？
2006年9月，在北京的一次防艾會議上，有人送給我一枚用絲帶編製的紅絲帶。我想到銀莊正在尋求生產自救的門路，便說，如果村裏人編製紅絲帶……？送我紅絲帶的肖先生，是全球企業抗艾滋病結核和瘧疾聯合會的主席，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說，編了給我，每年開會都需要，一個2元。
一個偶然的機會，卻引發了一連串並非偶然的故事
我把這枚紅絲帶帶到銀莊村，栗衛華、栗可昆兩個大男人開始琢磨它的編製方法。栗衛華不知從哪裏拆下一截絲帶，栗可昆拿去試著編結。半個小時後可昆短信發給我：成功了！看他們真的感興趣，我開始聯係那家企業聯合會和一些大學生社團，希望趕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搞活動能銷出去一些。因為不知道銷路如何，參加的人也不可能太多。結果，那家企業聯合會並沒有要多少，倒是鄭州財院、北京師大、上海複旦、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些學生社團熱情很高，借助世界艾滋病日搞宣傳活動義賣了一些，武漢會議上，村民自己義賣一些。經濟收入沒有多少，倒是社會影響不小。那一年世界艾滋病日期間，北京、上海、香港幾家學生社團同時進行的“紅絲帶連接你我他”義賣活動，有聲有色轟轟烈烈，北京、上海都有媒體跟進，報道河南農民艾滋病人走上大學講壇，校園義賣紅絲帶，宣導生產自救要有尊嚴地活著，社會反響強烈。
一天白集鎮黨委張書記到村裏來，碰上村民們在編製紅絲帶，說，好事！讓鄉幹部每個人都買了戴身上，10塊錢一個獻愛心！栗衛華、栗華中他們聽了十分高興，說政府支持俺！很多年了，他們很少受到政府方麵正麵肯定和表揚。這次他們倍受鼓舞，於是合計著是不是可以找找縣市領導取得支持，由村裏艾滋病病人自己出麵搞宣傳義賣活動。
他們在電話裏很興奮地告訴我他們的計劃，說，我們不能光依靠外界替俺們銷售，俺們自己也應該想辦法！我覺得他們的想法不錯，但是提醒他們要謹慎行事，見了領導好好說，要求不可過分，一切談妥了，有把握了，再根據可能的銷量購進原料編製，“可不能賠了本，村民們都不容易，賠不起了。”很快他們又很高興地打來電話，說市裏領導很支持：市委秘書長親自接見他們。鄉裏也很支持，讓村裏寫了個計劃書，還給縣裏打了報告。看來事情進行得很順利。那一年“世界艾滋病日”，我請村民劉桂枝和我一起應邀赴京到北師大做演講，村支書栗衛華還特意讓她帶上計劃書和蓋著鎮政府大紅印章的報告給我看。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演講和義賣活動中，劉桂枝也很高興地告訴人們：政府支持俺搞生產自救！
鎮裏書記和民政所找院裏來了
2007年1月的一天，研究所所長轉交給我一份“關於紅絲帶有關情況說明”，說人家下邊鎮裏書記和民政所長找到院裏來了，扛了一麻袋紅絲帶來院裏告狀，直接找到院黨委書記。“這不是”，他指著桌上一個紅絲帶，“他們都拿了很多，一把把抓，我隻拿了一個。”今天人家民政所還打電話問院裏怎麽解決，想讓院裏把錢拿出來。竟然發生這樣的情況，我沒有想到。便簡單解釋事情的原委。所長說，你就搞你的科研，書記很煩，說科研人員做調研不要參與下麵的事情惹麻煩！
我找出先前劉桂枝帶給我的那份 “鎮政府關於我鎮部分艾滋病患者編織紅絲帶的情況報告”與這份“情況說明”作比照，除了無用的套話廢話之外，二者的敘事和態度完全不同。前一份“情況報告”說——
鎮黨委政府主要領導與省公安廳駐村工作的同誌多次深入到艾滋病高發村，……走村串戶，……積極動員艾滋病人編治（織）紅絲帶。目前大部分患者積極回應，熱情高漲，已編織紅絲帶40000餘個。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宣傳日，為廣泛宣傳艾滋病知識，動員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關心支援艾滋病救治、救助工作。我們認為應對艾滋病人的這一做法予以肯定、鼓勵和支持，並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
後一份“情況說明”中，“走村串戶”的人變成了“劉老師”——
劉老師到我們鎮銀莊行政村搞課題研究以來，非常關心、關愛艾滋病人。經常走村串戶與艾滋病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現在她已成為我們的貼心人和艾滋病人心中的女神、救世主。今年世界艾滋病宣傳日前夕，她廣泛動員銀莊艾滋病人編織紅絲帶並承諾：“你們放心編，編多少我銷多少，每個5-10元。”可當艾滋病人把紅絲帶編織好後，她卻推辭，不見她的身影。
第一份“報告”貪天之功。第二份“說明”嫁禍於人。文中顛倒是非造謠胡扯，反話正說挑撥陷害。真正見識了什麽叫做“用心險惡”。
僅僅兩個月時間，白集鎮政府如此迥然的變化，背後一定有故事。我當即打電話問衛華情況。那邊態度卻很平靜，說：紅絲帶賣完了，“眼下人大選舉，他們怕鬧事，剩下的鄉裏解決了，給3萬多元。”看來栗衛華他們不知道鎮裏來我們院裏的事情。既然問題解決了，我們院也沒有再說什麽，我也就擱置一邊，事情算過去了。息事寧人，是我這些年麵對這類“複雜”事情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否則陷進去糾纏不清會沒完沒了。
之後我來到村裏，才知道這件事情不僅沒有過去，還牽出一連串其他的事情，事情複雜到超出我的想象力，隻好借用一句說書人語：“花開幾朵各表一枝”， 由此牽扯出的其他旁枝錯節一律略過，隻將這一段紅絲帶的故事講完。
市委秘書長承諾包銷，要求縣裏鄉裏出證明
栗華中是村裏感染者自救小組的組長，講述他們“出去賣紅絲帶的事兒”——俺們先找市政府，他們承諾包銷。在市政府門口見到把大門的門衛，人家態度不賴，他說他姓丁。俺們跟丁門衛說明情況，他很同情。進裏頭找出來一個秘書長，我們又跟秘書長說了。他們說四五萬個紅絲帶，沒多少，不叫我們自己跑了，說你們身體不好不用跑了，他們能包銷。秘書長叫我們回縣裏鄉裏開個證明，證明我們真的是艾滋病人。
其實沒有編夠4萬個，滿共一兩萬個紅絲帶。回來出證明，鄉裏很順，陳鎮長說這是好事，市委願意要咋不中啊！出了證明，打印好蓋上公章。拿住鄉裏證明找縣裏。縣裏推，說熊主任有病了住院了不在家。今天找不在家明天找還不在家。俺們又去了市裏說縣裏不給出證明。秘書長說叫他出個證明都不管給出？光有鄉裏證明不中，說市裏再往縣裏打電話！俺幾個人又折回來找縣裏。證明還是開不出來。一拉扯20多天，這些產品堆到手裏咋弄？俺又到市裏，市裏說，晚了。一直等你們開了證明過來你們不來，現在緊鑼密鼓考核哩，省裏組織部來考核，都準備往上走走哩，關鍵時刻，你們這事顧不了管了。
狀告縣裏不作為
要不是他們說可以包銷，我們也不會又投資編那麽多！這時候找這個這個推，找那個那個推。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都去了，縣裏市裏來回跑，雇車花了1000多元，折騰五六天。眼看12月1號快到了，再晚紅絲帶就賣不出去了！最後沒法了，寫材料信訪，告縣裏不作為，不出證明耽誤了我們的商機，要求包賠損失。一告他，這熊主任見麵了，說，保證給你們處理好，離12月1日不是還有幾天嘛，不晚，放心吧！交給恁鄉裏了，回去找你們鄉裏領導一說都齊了！算是鄉裏解決了。
當時聽到從栗華中口中說出“不作為”“商機”這些字眼，我心中暗自為他們高興。他們外出參加會議，接觸接受了新觀念新概念，“腦洞大開”。
栗華中拿出他們的“信訪材料”，謀篇布局措辭用語比起早期的“上訪信”，水平明顯提高——
情況反映
反映人：沈丘縣白集鎮銀莊行政村218名艾滋病毒攜帶者編織者簽名附後
反映請求：要求沈丘縣人民政府賠償反映人經濟損失。
我們均係沈丘縣白集鎮銀莊行政村艾滋病毒攜帶者，共218人。多年來，上級領導對我們這些病人進行了必要的救助和幫助，生活上給了一定程度上的照顧，為了緩解政府經濟上的壓力，改善病人及家屬的生活狀況，我們全體艾滋病人自發組織起來，編織紅絲帶，以拓寬致富門路，我們的行動得到周口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並受到鎮黨委、政府的許可。但由於我們這些人是社會上的特殊人群，周口市領導要求我們開具鎮、縣兩級政府的證明，以證明我們的身份以及基本情況，幫助我們解決紅絲帶的銷路。鎮黨委政府了解情況後，積極參與並支持我們的工作，為我們開具了證明，並與縣信訪部門領導數次到縣政府反映情況，讓縣政府為我們開具證明，但縣政府一直拖延推托不辦。因縣政府的不作為，及對我們艾滋病人的歧視，延誤了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宣傳日前的銷售商機，導致我們編織的產品不能銷售，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四萬餘元，使我們這些困難戶雪上加霜。為維護我們的合法權益，我們要求上級領導及有關部門追究沈丘縣政府的不作為行為，賠償我們的損失。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栗可昆說：問問他賣到社科院是咋回事？事情得澄清。劉老師幫村裏找個致富門路哩，你攔著還去告人家，算咋回事？不能冤枉人！
劉桂枝說：事情得說清。不是劉老師這二年想辦法找項目幫助咱，這二年你鄉裏鎮上安生得了麽？人都沒錢生活沒錢吃藥了不找你鬧麽？叫你說，這兩年村裏有人給你鄉裏鬧了沒有？他都不懂得好歹！紅絲帶，他這一壓，又弄不成事了。鄉裏不摟事，還橫事。
縣裏不可能出證明，這就是個圈套
村中長者栗可頂一語道破個中原委。他說——
這個證明縣裏不可能寫出來！你們還不明白這就是個圈套嗎？
工作隊長陸處長和鎮上張書記都找我了，要我給大家做做工作，說這是一場誤會。他們說，原來劉教授給衛華說讓他編1萬個紅絲帶，這1萬個處理了。劉教授不知道他們跑市裏去了，見個秘書長啊啥哩，叫他們回去叫鄉裏縣裏寫個證明，也不知道市裏給縣裏打電話咋說的，反正縣裏不可能給你們出證明，問題交給了縣裏，縣裏又拿回來交給了鄉裏，張書記很生氣說這事叫“鄉裏消化”還不能出事，最後壓給民政所出了這個錢。這個事就是這樣的。陸處長和張書記都說，主要是沒有跟劉老師溝通，要是溝通了不會有這事。這事不怨劉教授，她不知道他們多編恁些，也不知道他們去找市裏，要是知道肯定不會支持他們這樣做。
——這些事我都知道啊，很支持他們呀，為什麽不支持？倒是他們市裏當領導的，怎麽可以這麽做事？！我說。
栗可頂說，張書記還說，讓給劉老師好好解釋解釋，民政所長盧學斌去省裏告劉老師他不知道，盧學斌回來他已經狠狠熊罷他了。鎮上民政所長盧學斌也幾次托人捎話，說上社科院告你劉老師不是他的主意，想找你好好說說。”
我跟可頂大哥說：事情明明白白，不用解釋也不用說。
鎮民政所是“最有油水”的單位，許多政策性救助資源從民政所“過手”，克扣貪汙，地方政府心知肚明，因此，遇到這種“財務”問題，理所當然“壓給”民政所買單。
又過了一年，2008年8月，最初送給我一枚紅絲帶的“全球企業抗艾滋病結核和瘧疾聯合會”，電話聯係我，說他們的一家會員企業為世界艾滋病日搞活動，需要購買紅絲帶，問上次給他們的紅絲帶是從哪裏購買的？我把銀莊的聯係方法告訴他們，請他們直接聯係。
“動員社會各界力量抗擊艾滋”是我們國家政府提出的重要行動策略，而行動起來的“各界力量”怎麽就那麽難以“行動”呢？在哪裏被“嵌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