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想到，這件事竟會成為我人生最後歲月中的“事業”。
2004年，我放下所有正在進行和準備開始的研究課題，投入河南艾滋病事件研究。也許偶然，也許必然。隻是感到這件事應當有人去做，而且是件大事。隻是沒有想到由自己去做，而且至今欲罷不能。當時，事件正值“現在進行時”，感覺應當及時“抓住”，留下現場資料。我們對當代曆史的記錄，常常是追憶，比如土改、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知青……，而記憶，往往有誤差有遺漏，現場記錄有其特殊重要的意義。豈料，這“一抓”，真的成了自己去做。2004—2019，我的生命劃過15年光景。擔當著完全擔當不起的擔當，我羞愧難當。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河南農民賣血而大規模感染艾滋病事件曾震驚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僥幸存活？沒有人知道真實的數字。官方強大的宣傳機器迅速轉移了國際輿論的關注，一場由政府——從中央衛生部關於各地縣建血站的決策到地方當局號召動員農民“獻血”——而引發的“賣血致富”運動導致的一場大悲劇很快淡出了輿論視線。無數因貧窮受欺蒙而賣血的農民在病痛中死去，但沒有任何人對這場悲劇負責，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訪者也終究敵不過維穩機器的碾壓。
關於河南艾滋病的敘述，在現實中流傳著幾種不同的版本：一種來自坊間的對艾滋病的恐懼；一種是應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對於艾滋病問題的不同姿態和策略；還有一種是適用於國際社會以及各類NGO的介入與幹預。
這裏記述的，主要是河南農民艾滋病人群自己講述的一段曆史。河南農民艾滋病人群是本書書寫的主角，他們是這一事件的主體，也是這場災難的最大受害者，對於這段曆史，他們應當最有話語權。本書雖然出自筆者之手，卻是當事者本人“發聲”，依據民間的經驗和觀點來提供事實，以補充修正以往人們對中國艾滋病事件的認知，也照亮河南農民艾滋病人群自己。它是直接來自田野的故事。秉筆直書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曆史，直書艾滋血禍對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性危害，為在這場災難中受難和死去的艾滋病病人立文正名。這幾乎完全是一種立足於民間和底層現實的自下而上的視角，保持了一種“在地”的真實。
寫作這本《中國艾滋》，可以說是勉為其難不得已而為之。卻又是心甘情願義不容辭。
我因為職業的緣故涉足河南艾滋病領域，也在這個研究項目上退休。
2004年我申報國家社科規劃自選課題《社會學視角下的河南艾滋病村、艾滋病人群及相關政策研究》僥幸獲批，雖然這項課題至今不予結項，可它給了我進入艾滋病疫區現場的機會 。2004年至2010年，正值事件進行中，整整6年，我在河南艾滋病重災區做田野研究，盡可能走到了我能夠走到的地方，走訪市縣鄉各級衛生防疫部門及相關機構，最終選擇艾滋病村莊作為研究重點，進行深入個案調查。這使我置身現場親曆事件，與事件中人一起，共同見證了這場人間悲劇，並寫作完成調查報告，記錄艾滋疫情的爆發蔓延及嚴重後果，分析這場悲劇的起始緣由與體製製度性根源。那是一段很特殊的人生經驗，生離死別驚心動魄。我無數次往返於這些村莊，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跟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那是一段真正的生死之交。這種生死之交使我跟河南農民艾滋病人群有了一種很特別的關係，中國鄉土式的，無法割舍的，親情一樣的關係。這種關係保持至今，因此又有了“艾滋後時代”的寫作。但所有這些寫作和研究報告，都無法在中國公開發表。
時至今日，許多人都以為，河南艾滋病事件已經過去了，艾滋病人得到了救助，由艾滋病引發的社會性的恐慌動蕩似乎業已平息。而事實是，官方一直竭盡所能封鎖消息，地方當局公然警告我說上麵宣傳部有指令，艾滋病的事不準宣傳、不準報道、不準調查、不準研究！河南艾滋病事件，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真相從來沒有真正公開過。社會民眾對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認知一直存在誤區，國際社會瞽目塞耳難察就裏，賣血感染艾滋病的農民成了最遭鄙視歧視被汙名被妖魔化的一群，揭露真相的人受到打擊。而在當年的艾滋病重災區，“艾滋病”正在轉換成為各級官僚創造“政績”的“資源”，艾滋病村成為“扶貧攻堅”新形勢下，“掙項目”“套國家錢”的貪腐黑洞。
有人就是害怕真相，他們封殺言論強迫知道真相的人閉口。而我們不可以自我封殺，我必須說話，揭示真相昭告天下。唯有直麵真相廓清認知，才可能悲劇不再重演。河南艾滋病事件，作為曆史留給後人審視，也要盡可能真實全麵，盡可能有足夠多的“史料”，足夠多的證人證詞證據。
學界每每有人誇我有眼光抓住了一個“世界級”研究課題，我都趕緊解釋我哪裏會有那麽高的學術水平根本談不上“有眼光”；每逢朋友們談起當年艾滋病田野調查，我也都說做這件事不需要勇氣。這都是真話。我隻是憑著職業的本能跟著“心”走。許多年過去了，這件事情真的愈來愈凸顯出其本身的學術的曆史政治的“世界級”的意義和價值；但是如果一切重新來過，我不知道有沒有勇氣在這條路上再次走過。政治的風險官方的壓力自不必說；最難以讓人承受的是麵對絕境中生命的無望掙紮；最無奈的是，這一切好像陷入一個黑洞般的輪回，看不到光亮沒有盡頭。似乎一切無法改變。那時候，村民把我藏在村外一處小小院落，四周是一望無際的莊稼地，地裏布滿墳墓，墳墓裏是暴斃的年輕生命。夜晚風聲嗚咽般穿過，更襯出四周的死寂，而當時，竟然沒有想到害怕，顧不上。但是，每次從疫區回來，都仿佛跨越陰陽生死兩界，仿佛重生。
事至此時至此，寫作記述河南艾滋病事件，必須再次跨越生死從這條路上走過。而且必須抓緊，人生苦短世事無常。歲月匆匆，我已步入古稀之年。這件事我來做。別無選擇。
《中國艾滋》將以真實故事和照片，揭示這場悲劇事件的真相——
河南農民感染艾滋病的原因，不是性亂吸毒，也不是采血器具消毒不嚴格或者共用針頭，而是血站單采血漿回輸紅血球；全麵封鎖消息刻意隱瞞疫情，使一場原本可控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一場人道災難；以發展經濟為由，由政府動員農民賣血，導致艾滋病長時間大麵積傳播，殃及成千上萬上百萬人的生活生命，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特例。這場災難，自始至終，無人負責。
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術專著”，它麵對大眾讀者，沒有專門的“理論推導提升”，而是專注於事件描述，目的是向世人揭示真相，觀點分析融於記事之中。全書五章，每章十節，章節內容的安排，內含著事件發展以及對事件思考的層層遞進的邏輯關係。對事件記述的時間跨度，上限至對上個世紀末“全民賣血運動”的追述，下限至2019年5月對銀莊村艾滋病死亡人數的最新統計。
在這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我親眼目睹一個個因為賣血感染艾滋病的河南農民發病然後死亡。又親身經曆諸多人和事的變化，這些變化常常是始料未及的。當年初入疫區，我結識的第一個艾滋病村農民栗衛華，是一個淳樸實誠的年輕人，他剛剛受命於危難上任村主任，一心為村裏辦事，深得村民擁戴，對我課題調研幫助支持也最大，十多年後，他作為村支書站在了村民的“對立麵”，成了村裏新一輪上訪告狀的對象。同樣擔任過村支書的栗可昆，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民間草根力量的帶頭人，他說，好好一個衛華，從裏麵過一道出來就變“壞人”了，這個體製，成了製造壞人的機器。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以貪腐罪被判刑入獄的派出所長於安傑，出獄後竟然翻了這麽一個“案情很清楚，大家都知道” 的鐵板釘釘的貪腐案，官複原職。希望做一個片子感動全世界的栗華中、當過民辦教師的老楚、甚至“上過中央電視台跟濮存昕照過相”的劉子亮，他們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他們都努力奮爭過，想堂堂正正活人，但是終究很難走出那個“命”，難逃厄運，後來都利用“艾滋病”這一“身份優勢”走上“替人討債”這條道，被歸入被打擊的“社會黑惡勢力”，可悲可歎。其中老楚也已經病逝。
在河南艾滋病事件這場災難中，受害最深重人數最眾多的，是河南貧困地區的農民。他們先是被動員利用，然後被汙名打壓：他們被動員起來走上“獻血”的光榮之路，在這條道路上出賣自己的鮮血換取“資金”上交農業稅、村提留、計劃生育罰款，也蓋房子娶妻生子，然後帶著妻子孩子一起賣血；然後他們又被不告知原由的禁止“獻血”，被指控非法違法，被扣押被罰款，被打擊被歧視鄙視；然後發病死亡，還被嗤之為愚昧無知；他們以求生的呐喊揭開中國艾滋病帷幕，但很快遭遇打壓，最終幾近無聲。《中國艾滋》一步步展示出他們這種必然的悲劇的命運，揭示何以這一巨大的社會不公不義得不著合理變化的體製性根源。
艾滋病，這場被稱作“世紀瘟疫”的災難，是全人類共同麵臨的大災難，是人類曆史中的一個大事件。這是一個大悲劇大曆史，應當屬於全人類的記憶。就像猶太人記憶大屠殺，美國人記憶“9.11”，世界人民記憶二戰、記憶奧斯維辛。記憶這些災難和痛苦的曆史，是為了曆史不再悲劇。
作者
2019年春季於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