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血鬼？
這是兩個（孫景玉、黃秀英）或者三個（包括鄭士力）“艾滋病”的故事。他們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又因為賣血傳播了艾滋病。他們命如草芥，是生活在社會底層最最微不足道的小小人物，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正因為如此，這本書中應當講出他們的故事。
黑龍江省北安建設農場職工醫院輸血感染艾滋病民事賠償案
他們與2005年那場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黑龍江省北安建設農場職工醫院輸血導致19人感染艾滋病民事賠償案”直接相關。此案終以“逾千萬元的賠償條件達成當事人自行和解”結案。這是諸多“輸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中絕無僅有的唯一特例。
此案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從此“輸血感染的艾滋病案件不予受理”：高法民事審判庭口頭通知，因輸血造成艾滋病感染要求賠償的案件，已經立案的調解解決，調解不成的中止審理，沒有立案的不再立案。我問：有書麵文件嗎？有法律依據嗎？接受我采訪的律師說：“不可能有書麵文件，因為與法規相抵觸。”在這裏，你眼睜睜看著的現實是：權大於法，法律被權力玩弄於股掌。從此，艾滋病受害者更加求告無門。
單說此案，如何“和解”？如此巨額賠償，由一家小小的建設農場職工醫院執行賠付，根本不可想像。那麽，究竟由誰來買單？如何買單？這背後又有著什麽樣的故事？……
這些事發生在2005年6月。從那時起，所有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人，再無可求告之門。現在許多年過去了，這個案件，有關這個案件的諸多疑問，人們都已淡忘無人關心，更不要說由於此案才被提及的小小人物孫景玉、黃秀英、和鄭士力。
當時媒體稱他們“血鬼”。
農場19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源無一例外均指向獻血者孫景玉、黃秀英夫婦。醫院病曆檔案表明，他們感染別人最早是在1997年，也就證明那個時候他們自己已經成了艾滋病感染者。孫氏夫婦常年靠賣血為生。據悉孫氏夫婦並不是僅在建設農場職工醫院這一家醫院賣血，他們跟附近的醫院都有聯係，據說，建設農場職工感染艾滋病事件發生後 ，附近醫院將相關病例檔案全部銷毀。而賣血者孫氏夫婦也已相繼去世，他們到底都在哪裏賣過血，已經不可能從他們本人那裏得到資訊。那麽，除了這19名感染者外，還有多少人被感染？
在開庭審判北安建設農場職工醫院非法采供血案的一年前，2004年8月31日，42歲的孫景玉死在回家路上。當他在黑龍江省通北站上了綏化到齊齊哈爾的6274次列車，掙紮著度過4個小時的旅程到達克山火車站時，再也沒有力氣走完剩下路程。三年前，他妻子黃秀英已經死在她的老家遼陽，死因不明。
孫景玉夫婦的死引起人們注意是在孫景玉死去一個月後。2004年9月，黑龍江省北安建設農場職工小楊被省疾控中心確診為艾滋病，隨後查出他們夫婦是感染源。
事隔兩年，鐵路值班民警依然能清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當時的孫景玉，“麵色鐵青，眼窩深陷，枯瘦如柴，一身臊哄哄”，“攙他下車的時候，他身子直往下墜。”72歲的梁淑清一直陪在孫景玉身邊，她是孫景玉在北安建設農場認的幹媽，也是他的房東。梁淑清說：“他有病，讓我送他上克山他大哥家瞧病。”6274次列車是一趟慢車，孫景玉買的是通北到克山的票，8元錢一張。“下車後，他就坐地上了，圍過來很多人看。我喊他，他也不起來，然後過來幾個人一看，說他已經死了。”梁淑清說她當時“一把扯下孫景玉身上的煙色夾克，蒙在他頭上。”
北安農墾公安分局負責調查孫景玉在齊齊哈爾地區的情況，據他們回憶，孫景玉的大哥已經去世，他和其他親屬之間基本上沒有往來。他的親屬所能提供的唯一資訊就是1995年左右他曾在北興鎮富裕磚場打過工，一年後磚場倒閉，他就離開了克山。在知情人的描述中，孫景玉“1.7米左右個頭，身體很結實，200多斤的麻袋胳膊一摟就走，右眼有點斜視，長得挺寒磣的。但能說會道，有點吹拉彈唱的歪才，所以很能博得女性的歡心”。
據公安部門的調查，孫景玉和黃秀英是在外省市獻血結識的。相識時候，孫景玉離過一次婚，有一個3歲的孩子孫林(化名)，前妻是山東人。黃秀英當時也有一個讀初中的女兒鄭波(化名)。嚴格說來，沒有辦理結婚手續的他們並不算夫妻，但據鄭波說，“兩人感情很好，我爸脾氣不好，老打我媽。孫景玉對我媽挺好。”黃秀英是遼陽人，“1.63米的身高，很胖”，曾是遼陽精編廠的職工，第一個丈夫叫鄭士力。在女兒鄭波的記憶裏，父親是做基建工程的，現在遼陽白塔公園後的房子就是父親承包蓋的。“小時候家境很好。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家裏就已經有電視機、洗衣機和冰箱了。父親給別人蓋房子的時候，我就在前麵自己蕩秋千玩。”1985年，鄭士力的工程出了事故，從銀行借的貸款無力償還，夫妻倆選擇了逃避。黃秀英將7歲的女兒寄養在母親家，和丈夫出去打工。中間曾回過家看女兒，黃秀英的母親王慶雲問女兒在外麵幹什麽，黃秀英回答說是做買賣。王慶雲很疑惑，女兒沒有錢，也不知道究竟做的什麽買賣？河南，是王慶雲唯一聽女兒說起過的地方。黃秀英去世那年，王慶雲的疑惑有了並不確定的答案。從精編廠女兒前同事的嘴裏，她聽說女兒以前在外賣血，時間可以追溯到跟鄭士力一起出外打工的時候。根據鄭波回憶，母親和父親還去過青島，後來回了遼陽，在家呆了一年後，兩人又出去打工了。1993年鄭波上高一，父親一個人回來了，留在老家做小買賣。他告訴鄭波，“你媽跟別人走了。”兩年後，黃秀英一個人回到遼陽，鄭波這才知道，母親已經在黑龍江和一個叫孫景玉的人生活在一起。
孫景玉和黃秀英在北安建設農場安家。這裏離孫景玉的老家克山大約250公裏路程。孫景玉曾帶黃秀英回了趟老家，“特意帶著黃秀英在街上晃，晃了幾天，顯示自己有本事，在外麵打工掙了錢還帶回一個老婆。”將家安在建設農場或許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原因:這裏掙錢的機會更多。北安建設農場有58.6萬畝地，每年六月和十月農忙時候，一些地多的人家需要雇人幹活，按天數給錢，依據市場行情定價。另外，農場也經常有拉沙石、養馬等活要雇人幹。農場有自己的職工醫院，遇到危重病人需要輸血動手術的，孫景玉和黃秀英可以額外掙一筆錢。職工醫院有據可查的輸血記錄顯示，1997年是這對夫妻拿著寫有孫岩和王英名字的獻血證和健康證在這家醫院賣血的開始，也是兩人賣血次數最多的一年，黃秀英僅四月份的8天時間，3次賣血給同一個人，總計1200毫升。農場的4名職工，在這一年因為輸了她的血感染了艾滋病。也就是在1997年，鄭波考上了遼寧師範大學，黃秀英給女兒寄去了4000元錢。她告訴女兒，“農場有地，可以幹活，家裏還養了豬。”
這個家庭的變故發生在1999年。鄭波說，“那一年，我媽自己回來探親。呆了沒幾天，瘦了很多，還掉頭發。”2001年春節前，黃秀英又回了遼陽。在家打了20天左右的點滴，之後就回農場準備過年。到了正月，黃秀英病重，打電話回家讓家裏人接她回去。“從遼陽打車回到劉家溝口，我給付的車錢。下車後扶進屋的，都不能走了。”之後，黃秀英先後在遼陽中心醫院、遼化醫院、峨嵋療養院看病，一直沒有確診。鄭波說，為了給母親治病，孫景玉將農場的住房賣了，她自己也花了3萬多元錢。2001年4月份，孫景玉帶著兒子孫林來到遼陽，一邊照顧黃秀英，一邊在溝幫子蹬三輪車為生，打算和黃秀英在這裏常住。7月3日，黃秀英去世，死因不明。
也是在同一年冬天，鄭士力去世，兩人症狀極其相似，“咳嗽，吐痰，下午總是臉紅發燒，四肢無力，肺裏有影。”
讓人震驚的是，即使在發病的1999年和2000年，黃秀英在建設農場職工醫院還先後輸血給17歲的陳某和做剖宮產手術的孔某。黃秀英去世3個月後，孫景玉回到了農場，依然在醫院有需要的時候充當血源。（參閱2006-12-14 15:57:00記者李翊 新浪網獨家稿件）
故事講到這裏，“源頭”指向竟然又是河南。被稱作“血鬼”的孫景玉、黃秀英，應當還包括鄭士力，他們都曾經在河南賣血，他們是比此案中19名受害者，被他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黑龍江北安建設農場的職工們，更為卑微不幸的人。通過這些對他們無法詳盡的不多的描述，我們看到了他們掙紮在社會底層和邊緣的更為悲慘的命運。他們的生活中有困苦有磨難，也有情愛有情義。他們為什麽要去賣血？他們什麽時候感染了艾滋病？是誰感染了他們？誰來替他們伸張正義討還公道？他們都已經死去，死得非常痛苦，而且至死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死。如果不是這場官司，沒有人會關注到他們的生死，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但是畢竟知道了他們的存在，這種存在堵在我心窩很堵很堵，我要把這種存在的故事講出來，不吐不快。
還有多少個孫景玉、黃秀英們在無知中死去？還有多少個沒有死去的孫景玉、黃秀英在充當“血鬼”？
農民的血，價格是最低廉的，農民的“命”，是最卑賤的
還有現實存在的諸多不公不義不吐不快。在中國，農民的血，價格是最低廉的，農民的“命”，是最卑賤的。
銀莊村的栗老歪諸建財都說到過血價。上個世紀60、70年代賣“全血”，100毫升，10元、12元，最多漲到15元。“那時候錢主貴”，一個雞蛋才8分錢，肉才七八毛一斤。而到了80、90年代，賣“單采”，“一次兩袋，一袋按規定400毫升，有人稱過，實際上600毫升、800毫升都有。兩袋肯定超過1000毫升，50元。”按1000毫升計，算下來，100毫升，5元。價格比“全采”時期降低一半還多。而物價已經飛漲。
但是，似乎沒有人算過這個賬。都在瘋狂買血賣血。獻血員牛俊營說自己賣血賣得不要命，最多一次一針抽1500毫升！媒體報道，買血的血站“比販毒都賺錢”，“賺錢跟拾的一樣”。賣血農民諸建財說：“除去掛號費、車錢、飯錢，有時還需要買合格證——就是血化驗不合格，需要再花5塊錢買個’合格證’，’一個血’兩袋子也就是落個二三十元。”在這裏，液體的血的計量單位是“個”：“全采一個血”是200毫升，“單采一個血”，800毫升、1000毫升、1200毫升，甚至1600毫升不等。
後來地下采供血更瘋狂。銀莊人說：“陳留有私人血站。一次去5天，每次多者50人，少者30人，送到一個院子裏關起門抽血，買飯吃。一天采血兩回，4袋，一袋有850毫升到900毫升，不化驗照收化驗費，一回給45元。”
諸建財賣全采最多一次，“一夜抽12回，一共抽了4350毫升，一天賣8斤7兩！抽得人跟暈頭小雞子一樣，走不成路。”那是他磕頭求人家才得以賣血，為了“老父親手術開刀急等用錢。”賣單采最多一天賣5個，“10袋子8000毫升16斤！那一回一大袋子，恁粗恁長，一袋子800毫升還得多！那時候我40郎當歲，身體正鐵！”諸建財說。
在省衛生部門的座談會上，一位衛生廳副廳長說，他的女兒在銀行司工作，因為無償獻血，休息兩周，司裏補助2000元，部裏補助3000元。無償獻血每次200-400毫升。
一次從北京開會回鄭州，火車上鄰座是一位年輕姑娘，她留學東歐歸國不久，在北京某研究所工作，這次是回家休“無償獻血假”。他們單位對無償獻血者的獎勵是：3000元健康補貼、一大堆營養品、15天休假。“沒有人願意獻血。我是看上這假期了，我剛到單位報到不久，不好意思請假，剛好利用這次機會回家看父母。”一路上她的手機響個不停，她的媽媽不斷在問她身體感覺怎麽樣？火車運行到哪兒了？有沒有哪裏不舒服？家裏已經燉了雞湯等著為她補身子。我想到艾滋病村莊那些“不知道自己抽了有多少缸血”的“有償獻血員”。同樣是人，卻如此天上地下。
事實上，許多單位每年的“無償獻血”指標，是由農民打工者心甘情願地頂替完成。銀莊村民栗海軍1997年在山東煙台打工“頂替指標獻血”，1斤血給三四百元血費，再多給三天工資60元。這些“無償獻血”所得，盡管大大低於單位正式人員的“獎勵補助”，但是遠遠高出農民“有償賣血”1000Cc/50元的血價，所以打工的很願意去頂替獻血，那次公司分配有6個獻血指標，全部由打工農民頂替，結果栗海軍被查出艾滋病，還沒有獻成。河南不少早期確證的艾滋病感染者，都是在打工地替人“無償獻血”時被發現的。有報道說，現在的無償獻血者中，農民占50%，還有說占80%。
如今，諸建財、栗老歪、牛俊營、栗海民都已經死去，在許多人眼裏，他們都是“血鬼”，“死不足惜”。
而他們同樣是血肉之軀。賣了一輩子血的諸建財說起他最初的賣血：“抽血時候也害怕啊，護士小妞捂住我的眼……”連“吹呼”牛俊營說到自己第一次賣血也是害怕：“當時我害怕得要命，心跳得咚咚叫，自己聽得一清二楚，感覺自己馬上就要暈過去了。”那時他才是一個14歲的孩子。誰願意做“血鬼”？他們為什麽賣血？他們對苦難命運的承擔，讓我們思考：為什麽這一巨大的社會不公不義得不到合理變化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