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煤礦工人也要政審，沒戲了
煤礦工人夢破滅
1974年我接到莫旗插友的來信說北京教育局到莫旗招收老三屆的高中生回北京當老師了，全莫旗的高中生都能回北京。那時，廣大知青在茫茫大漠中不知所終呢，卻突然，青天大老爺把這麽大的，有麵有餡兒實實在在的大肉餡餅從天上砸到高中生的手裏了。
“能回北京”這個事兒對於早已是心力交瘁的知青來說無異於得到了一個大金元寶，太讓人羨慕了，而更是讓初中生羨慕的同時感到無比失落的是，眼巴巴看著別人抓到了大金元寶，自己卻還要繼續在農村抓泥巴。
但是緊接著，在那個經常謠言四起，小道消息滿天飛的年代，很快就傳出了——不知是安撫初中生的心還是確有其事——北京的商業係統要到內蒙招募北京知青回北京工作。
這消息就這麽確確實實不知從啥地方飛到了莫旗，傳得沸沸揚揚，仿佛又一個金元寶馬上就要砸向初中生的腦袋。
高中生被招募回北京讓初中生看到了一絲曙光，那時有點“好消息”就趕快捕捉，然後用腿用嘴傳揚開來，之熱情之積極之速度堪稱是那時的“知青互聯網”。
因此，消息也以“光速”傳到安徽臨渙集我的耳朵裏。同時莫旗有好心人來信點撥我說，別在安徽呆著了，再轉回莫旗吧，轉回來還是知青，還可以按知青分配回北京，你要在安徽呆著就永遠回不了北京了。
回北京？自打1968年8月21日出了北京的大門，就沒打譜再進這個門。“隻要回莫旗就能回北京”，這個行為公式這麽簡單，這麽誘人，讓我不禁心旌蕩漾，但又不忍放棄“我很快就能成為“礦上人”的可能性。
當初轉插老家就是因為有這麽個礦，想趕快參加工作自食其力，經濟上不再依賴父母。
實際上哪兒來的“我是礦上人”，隻不過是我自打回到老家後就給自己編織了一場每天兢兢業業地勞動，馬上就能當上煤礦工人的夢。
那時全國上下處處柳暗花不明，哪兒有那麽多花團似錦的好事供你去向往。而“當礦上人”的呼喚，一直讓我憧憬著這個幸福的時刻快點到來,她給我動力，讓我釋放渾身的潛能好好幹活爭取早日當上煤礦工人。卻突然，莫旗給我整個“商業人”。是去當商業人還是留在淮北當礦上人呢，真讓我舉棋不定——萬一回了莫旗，迎接我的是個謊信兒，而臨渙這邊礦上真招了工，我還不得撞牆；不回莫旗，死守煤礦，莫旗那邊兒真的招商了，這邊礦上把我誆了，沒能讓我當上礦上人，我更得撞牆。
回老家一年多了，親友們隻能在生活上關心我，在我的前程問題上他們不會給我出謀劃策的。打十七歲邁出家門的那天起，一切行為都靠自己思量了。
正當我進退維穀時，我想到了“有事依靠黨組織”。我們的黨組織是——臨渙公社黨委。於是我跑到公社找到黨委書記老許，想從他那裏打聽一星半點的有關知青前景、煤礦招工等信息。
許書記，過去我們到公社開個會學個習的見過他，他矮矮胖胖溫和敦厚臉色紅潤保養良好。官就是官，哪怕是個生產隊的小隊長形象也有別於百姓，除了焦裕祿。
不記得都跟許書記談些什麽了，最終問及主題——煤礦什麽時候招工，我有沒有希望被招上。
許書記說（大意）招工現在還沒消息，即使煤礦招工，就你的政審很可能過不了關，到煤礦希望很小，因為你爺爺……
這個消息不啻雷公劈我，我四肢發軟，心跳加快，正值秋涼，額頭手心卻滲出汗液。我失魂落魄走出公社，感到天也晃地也顫。
沒想到“政治審查”這個凶殘的黑衣老雕一直在我頭頂盤旋，一到關鍵時刻，在以為自己有生路的時候就用利喙叨我一下，叨得我懵頭轉向不知所雲。
政審，政審，當農民要審，當工人要審，工作參軍上學都得審！它是我前程的一大障礙，是我必須要清醒地去麵對的殘酷現實。記得從公社出來我就堅定了撤退老家殺回莫旗的決心。雖然腳踩著馬上就要變成礦區的臨渙土地，但她離我又是那麽遙遠，我不能再一廂情願犯幼稚病向往她了。我真感謝公社黨的書記及時給我指出了“棄暗投明的光明路”。
煤礦夢徹底破滅又是緣於那個從未見過早已變為糞土的爺爺。
這爺爺到底是怎麽個情況？學習優秀的他的孫女——我的姐姐上不了大學因為他；我痛失內蒙牧區、如今當煤礦工人又無望還是因為他，他何許人，這麽大魔力，生了兒子就讓他兒子的後代屢遭磨難？
爺爺劉蔭遠，十七歲離家參加馮玉祥軍隊，參加同盟會，上軍校。因人聰明口才好，結業後給河北省主席當參謀。
我們曾經的教育總是讓你對曆史的真實、唯物辯證法的存在有個模糊的概念。一說國民黨，從小灌輸給你的就是和罪惡血腥恐怖分不開。
河北省主席讓劉蔭遠當軍法處處長，劉蔭遠說畫個紅圈就人頭落地，是殺人的活，我不幹。
劉蔭遠口才好，在軍閥之間作聯絡工作。馮玉祥想投靠蘇聯，就請劉蔭遠到蘇聯為其聯絡。劉在中山大學時不喜歡蘇維埃政權，舉辦演講公開反對斯大林和蘇共。蘇聯肅反委員會來抓他，他逃回國內。後來辦過蘭州《西秦日報》、山西《軍事日報》、當過陝西省參議員、國民軍事委員會參議，1948年當選為國大代表……
《民國人物大辭典》裏記載：
劉蔭遠（1890 — 1961）陝西平民（今大荔）人，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生。畢業於陸軍大學第四期，後赴蘇聯留學，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回國，曆任皖北民軍司令，山西《軍事日報》社編輯，陝西省參議員，國民軍事委員會參議。1945年9月，授陸軍少將。1947年當選為行憲國民代表大會代表。1961年逝世，終年七十一歲。
人們可能會問，你老家不是安徽臨渙的嗎，怎麽你爺爺變成陝西大荔人了？
這段曆史是這樣的：陝西省主席邵力子邀請劉蔭遠到西安，但是劉蔭遠拒絕出任任何軍政職務。當時正值黃河泛濫，大批的山東災民逃到陝西西安，一時間無法安置。正好陝西北部有大片的荒地可以開發。劉蔭遠自願帶領這些難民去墾荒，於是就開辟了一個難民縣叫“平民縣”，也就是今天的大荔縣。劉蔭遠的壯舉很得人心，在該地區頗有口碑，他的國大代表的席位就是由平民縣選舉出來的。
劉蔭遠是個熱心於創辦公用事業，仗義疏財的人。看見西安沒有像樣的茶館，就開了一個大茶館，還開了一個西北飯莊和中餐西吃的飯館，但基本不賺錢，因為人家吃飯都記他的賬。
為民請命，解囊濟貧是很正常的事情，因為黨派不一樣，國民黨做好事是不會有人宣傳表揚的。他的名字身份能在檔案館裏有個文字記載就很不錯了。曆史每走一步都在為它自己詮釋評說毀與譽，功與過。
這就是劉蔭遠、我爺爺的概況。
黯然離開老家
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要按照當時的政治大環境來審視自己的成份，即使你的父輩是共軍，你父輩往上沒光彩過，你這輩人也別想抬起頭做人。蒼天，出身好的，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的領袖元帥將軍老幹部都被打翻在地，諾大的中國，又該有多少出身不好的人不能抬頭挺腰啊。
劉蔭遠的兒子，我的父親，即使他小學畢業就離開家鄉求學；堅定站在“九一八”、“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第一線，1935年底入黨，曾任黨支部書記……但因為他的父親是國民黨，他就帶著一家人，像一架受傷的飛機，屁股拖著黑煙栽下去，摔得得體無完膚。他年輕時沒有依靠他爹的“光環”，走的是另一條截然相反的紅色路，解放後卻帶領一家人罩在他爹帶給他的陰霾裏。
話說回來，在大陸他有個孫女僅僅是想當個煤礦工人，卻因為她爺爺在那岸，這點可憐的願望都不能實現。如果當局是怕她在煤礦搞破壞，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現如今，三天兩頭煤礦爆炸，這是在官僚腐敗製度下才會屢屢發生的國家財產和工人生命的毀滅、寡婦哀嚎的慘痛局麵。出身不好的新中國年輕人導致煤礦屢屢爆炸的可能性是零！
又一次明白自己該吃幾碗幹飯了。我不是沒有勇氣，不是不敢挑戰人生，我這人還算勇敢闖實，敢與艱苦生活較量，而我期待的東西一次次破滅，我絕望了。當這種逆境不知道什麽時候能結束時，我就不能傻傻地堅守了，我改變不了環境，就要改變我自己。
於是我開始行動了。先跟隊長廣福說了我要走的事，廣福還是那不溫不火不哼不哈的模樣，覺得我來此地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僅僅是城裏的學生來農村幹點活，受點累，受不了就走唄——你是個城裏的洋學生，不是地裏的土坷垃，我還得受你親戚之托小心翼翼地照顧你對你負責，你走了我就卸包袱輕鬆了，估計這是他的潛台詞。其實他不知道我走的真正原因，我也不想讓他們知道我是因為出身株連影響到招工，前途無望而逃遁。
我開始給各家還家具。給前院劉迪莎老師送方桌時，劉迪莎的娘之吾大娘眼圈就紅了。之吾大娘跟前就一個閨女——迪莎大姐，迪莎大姐的丈夫在銅陵工作，迪莎逢寒暑假就去看望因工作忙回不來的丈夫，家裏就剩大娘和外孫子了。我吃水要到大娘院子打，每次打水總想著把大娘家的水缸打滿，大娘不讓我打，說水井在自家院裏吃著方便，外孫子放學讓他打就行。這點小活兒我信手拈來，就每次都拒絕大娘的客氣。不光打水，還愛和大娘拉拉呱。這一走把大娘閃一下，大娘心裏難受，我也不落忍。大娘說，還是走了好，咱這地方窮啊，熬到什麽時候才是個頭啊。
我跟陳龍卿大爺和大娘告別時，兩位老人一個勁兒地說沒照顧好我，對不住我，對不住我爸爸，歉疚得好像是因為他們沒照顧好我我才走的。
那些小姑娘聽說我要走了，結伴來我屋裏道別。她們嘻嘻哈哈少年不知愁滋味，覺得我離開這苦地方了，真好呀，很是羨慕我，以為我要過什麽好日子去了。我說我還是回到我原來插隊的東北農村，她們更羨慕了，說東北可是好地方，能吃飽飯。
災害年的時候，老家也有不少人逃荒要飯到了東北，在那裏紮下根，所以家鄉人對那裏的情況還是略知一二，灌入他們腦子裏唯一的信息就是東北有糧食，能吃飽飯，是個美好幸福的地方。可憐的蒼生啊，十幾年前國家就喊出了激動人心的口號——以糧為綱，十幾年後你們夢寐以求的是能吃上一頓飽飯。
我和平時走的較近的人一一告別，有的人很惋惜，舍不得我走，有的人說應該走，這地方不是人呆的地方，沒出路，把你耽誤了。
走的前一天我才倒出功夫去了一趟黃莊文忠舅老爺家道別。舅老爺舅姥姥也是一個勁兒惋惜，說剛來一年多就走了，不能再留留？似乎覺得我再留下還能有什麽造就似的。家鄉沒留住我，他們也覺得對不起我爸。
那個比我小十幾歲的表叔，光著脊梁，穿著看不清是什麽顏色的短褲，渾身髒得像個小泥猴，每次見到我都瞪著一雙惶惑的眼睛看著我，一年多了這眼神也沒變過。我跟他說話逗逗他，他從來都是麵無表情，這是由貧窮落後中孕育出來的木然的沒有自信沒有驕傲沒有快樂的表情，它遍布中國的各個角落。
後來我這小表叔在莊裏算是很出息了，他家住在公路邊，車來人往的讓他看中了這塊風水財地，我爸幫了他一萬塊錢加上他的自有資金開了一檔店鋪賣食品日用品汽油柴油啥的，後來越做越大，日子過得很紅火。
我還去了鎮子南頭的澮河和它告別。澮河永遠平靜地流淌，她是臨渙集身上的大動脈，默默滋養著這方苦難的土地。她緩緩地向前流動，在陽光照耀下閃動著刺眼的光波，她目不斜視，不忍看河岸兩邊百姓的苦痛掙紮。
明淨的河水沒有汙染。我第一次吃到鮮美名貴的鮭魚，就是出自這條河。那時鮭魚集上賣幾毛錢一斤，我覺得太貴從來舍不得買，而且它其貌不揚，身上黑斑點點的，有點像劇毒河豚魚，一直沒敢吃，後來在別人家吃到它，隻吃了一次就把它和家鄉的澮河牢牢記在心裏了。
自打知道政審又將扼製我的前途，我壓抑得不行，它就像一個大腫瘤墜在我身體裏，雖然離開老家前途仍然未卜，但感覺腫瘤已經摘除，全身心頓時輕鬆愉快。親愛的故鄉，不是我嫌棄你，而是我的腫瘤到哪兒都被判死刑，我不得不背著它到處“求醫”。於是我就又開始了“走啊走，苦啊苦，哪裏坎坷哪兒有我，哪裏坎坷哪兒有我”。
我是大漠中的一粒塵埃，今天隨風吹上天，明天隨雨落到地，聽上去多麽浪漫；我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個自然人，但我不是一個自由人。那個年代人們必須要有歸屬，要依附著某個組織、單位。即使為了這個名分限製了你的自由，你也要使出渾身解數追尋它，否則在計劃經濟社會你無法生存。
我像條落水狗灰溜溜濕漉漉坐上載著我往返多次的京滬線宿縣開往北京的火車。
火車路徑濟南府，我看著站台上高懸的“濟南站”三個字，心想，我回不了北京，要是能落戶這裏也行呀（野心不小，臨渙都難容下我，還想上省城）。僅此一個閃念，幾年後我真的與這裏結下不解之緣（海鷗注，劉元後來嫁到濟南安家一生）。人生變數如夢比戲劇精彩。
背著“鮮肉一塊”再次北上
回到北京那個真正的但又暫時不屬於我自己的家，感到最可憐的人不是我自己，而是年邁的父母。尤其是老父，女兒因為他的父親，生途屢遭不順，他覺得對不起我們，本來就木納的他什麽話也不說，默默地吞飲這殘酷的現實。
1965年國家政治空氣開始濃密壓抑緊張。“唯成分論”在全國蔓延開來。那年當學習很好的二姐海鷗得知自己因政審不合格沒考上大學後竟然暈過去了，爸爸也是默默地站在姐姐休息的床邊長歎一口氣不說一句話。
老娘雖性格大度樂觀，但老閨女東奔西跑的到現在也沒個著落，也難免憂心忡忡。但是她年輕時南跑北奔幹過那些用她的話說“沒什麽名堂，算老幾呀”的革命，對我的狼忙奔命看得很開並不悲觀，覺得我又有地方去了，雖然是回莫旗，但終究是有目標有歸屬了，說不定這老閨女回到莫旗就能開辟嶄新的天地呢。
於是我又像第一次上山下鄉一樣打點行裝，想趕快奔赴農村第一線，畢竟莫旗是我熟悉的地方，我歸心似箭。“北京要到莫旗招商”的消息引得我一刻也不願在北京停留。
然而馬上就要走了，媽媽卻死活不讓我走，因為我脖子後麵那個“砍頭瘡”還沒有結疤還露著粉紅色的鮮肉，但早就不疼了，我根本沒把它當回事，但是媽媽吵鬧得不行。她從來都是這樣，為別人擔憂操心，我們嫌她的這些慈母關愛是囉嗦，每每發生被她關愛的大小事，我們都要煩煩地頂撞她。那次我就真急了。哎喲媽呀，別說露著鮮肉就是露著白骨我也得走啊，萬一回去晚了，錯過“北京招工”不是耽誤我前途大事嗎。那時一門心思認定北京要去招知青了，我要晚回去就沒我的份了。
幾十年後有一次媽媽說我打過她，我驚訝又覺得可笑，我怎麽會打您啊。我小時候經常被姐姐打，都不敢還手，還能越位打您老？
她說那年我非要帶著沒愈合的砍頭瘡回莫旗，她不讓，可能兩人就爭急眼了，也不知道是誰先拿起火通條，然後在搶的過程中好像雙方都“挨打”了。我哈哈大笑說一點也不記得了，俺媽有時說話好誇大，好吧，就算我打您老了，那也是說明你閨女上山下鄉的心情多麽急切，居然“暴打”老母了。
想起來太好玩了，當年我都二十三歲了，人家好多插友上學的上學，工作的工作，有的還結婚生子了。我三個姐姐都安身立業有的還生孩子了，而我這個老疙瘩居然還滿懷激情，像我們公社大莫丁的那幫六九屆七〇屆的小女孩在1968年為了光榮的上山下鄉和家裏大鬧。
砍頭（瘡）不要緊，隻要莫旗真（招工）。最終，我懷著堅定的信念，再次和家人和北京揮揮手，背著“鮮肉一塊”北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