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向陽湖上五七寶（連環畫版第二十集）想看畫的請進
（1969-1973）
1969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又發了一個“最新最高指示”。每發表一條指示，單位領導就已經得到“今天晚上有重要廣播”的通知，讓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電視機收音機旁等待，並準備好旗子標語鑼鼓等東西。最新最高指示永遠是在晚上八點鍾新聞聯播時間發表。發表之後，群情激昂地喊一陣口號，就敲鑼打鼓高呼口號地到荒郊野地去遊行，鬧到深更半夜才算罷休。毛澤東那天的最新指示是對東北柳河幹部學校的批示。所謂幹部學校就是把幹部放到一個農業生產基地，一麵勞動，一麵改造思想。老毛認為這個辦法很好，就做了一個批示，於是乎像中國所有的事情一樣，上麵一句話，下麵一陣風，全國各大小機關馬上辦起了“五七幹校”，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輝的五七道路”。
被毛主席批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幹脆撤銷，爸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屬單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單位一起連鍋端到了湖北鹹寧。在動員大會上，軍代表告訴知識分子，你們就在那勞動，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爸爸們的離京日期不斷變更，直到9月26日，中秋節的前一天，他們突然接到通知馬上出發。這軍宣隊特意挑選的日子，帶有懲戒性——就是不讓你們在家裏過消磨革命意誌的團圓節。
我那陣正在東玉河小學的初中“戴帽班”教書。一天收到了爸爸寄來的一個明信片，說某天要坐火車離京赴幹校。我一心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裏，過幾天又來了一封明信片，說時間又改在某天，我還是沒在意。又過了兩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個明信片，上書：
“海鷗：接最後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門車站上車。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隊到天安門向毛主席宣誓，12時進站。你就不必回來送我了。你姨夫送來一哈密瓜，極好。元元有信來，你母親一切如常。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時半。”
信到我手裏時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經走了。我突然意識到，爸爸連發三封信給我，封封說不必送，實際上就是想讓我送他。妹妹們都已經插隊，爸爸走時沒有人送，而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拉家帶口地相送。我想象著爸爸在火車站東張西望，在最後一刻仍然希望親人的身影出現，不禁痛哭起來。我恨自己為什麽那麽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應該回家幫爸爸整理行裝，與爸爸話別。
三個月後媽媽也去了爸爸的幹校。1970年寒假一到，我就收拾行裝，買了一些爸爸媽媽愛吃的點心，去幹校探望他們。
幹校設在一個湖地的邊上，這個湖是古時候有名的雲夢澤，當地老百姓沒有幽思懷古之情，管這湖叫斧頭湖，文化部來了以後，取名為“向陽湖”。如今湖水早已幹涸，隻是在大澇之年才是一片汪洋。
幹部們初到向陽湖，什麽都沒有，暫住老鄉家，先是圍湖造田，在湖底開荒種地，不久就沿湖築起了一條十餘裏的大堤。本來“向陽湖”是長江的分洪區，大水一漲，可以泄洪，緩解澇情。大堤一建，水無處可泄，老百姓就遭了殃。大堤周圍還挖了寬約二丈的壕溝，雨季溝裏注滿水，曾經淹死過一個老鄉的孩子。
從鹹寧縣沿著大堤一直走，就到了爸媽所在的十四連。
到達幹校的時候，知識分子們正在搬磚蓋房，這時要蓋的房子，好歹是個磚房了。爸爸媽媽沒有預料我會跑到幹校來，非常驚喜。爸爸是“大工”，正站在腳手架上砌磚。他穿著一身“再生勞動布”衣褲，戴著棉帽，脖子上圍個手巾，既不象工人又不像農民。
媽媽是“小工”，正在搬磚，穿著一件大襟褂綿襖，褲腳綁著繩子。媽媽一次搬四塊，她的一隻胳臂是斷的，用兩根釘子連接著大臂和小臂。但是這裏不管什麽人，歲數多大，身體如何，都在幹著同樣的活。
我一放下行李就參加了勞動，一下子搬十一二塊，幹得特別賣力。沒人強迫我幹活，我是為了媽媽，讓她在連隊裏有個好點的名聲和待遇。
搬磚的都是大知識分子，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孟超老頭。孟超才華橫溢，寫了一出《李慧娘》，曾享譽大江南北。文革前突然被康生批為“鬼戲”，說是目的在於反黨。孟超從此遭罪。在幹校看見他時，估計他怎麽也有七十多歲了，骨瘦如柴，駝背，頭發髭著，臉瘦成一小窄條，嘴部凸出，露出兩顆大暴牙。他抱著兩塊磚，跌跌撞撞地走著。周圍一群“共產主義學校”的放寒假的孩子跟著他叫罵，“老魔鬼，裝孫子，偷懶”。突然，孟超絆倒了，抱的兩塊磚摔在地上，臉正好磕在上麵。嘴裏流出的血和鼻子裏流出的清湯蹭得滿臉和磚頭上都是，又把磚灰粘在臉上，真正是一個厲鬼的樣子了。他趴在地上，兩腳翹起，半天不能動彈。孩子們圍著他喊，“老魔鬼，裝洋蒜，起來！”。他一直也沒能站起來，我實在不忍再看，走開了。無端的仇恨的種子已經深深地種植在孩子們的心靈。這種對人的仇恨以後幾十年中都籠罩在中國人的頭頂。
五七幹部都穿得破破爛爛，不倫不類。因此當地老鄉給他們編了一個順口溜：“五七寶，五七寶，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著大手表。五七寶，五七寶，種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不了。”我覺得“五七寶”這個稱呼很可愛。原來此地人習慣在自家孩子名字後麵加個“寶”字，以示昵愛。五七寶這個稱呼又似諷刺又似同情，卻一語道破真諦——五七幹校裏全是寶，都是國寶。中國當代的文學曆史美術，文化各方麵的精英，耆宿都集中在這裏。
累了一天，晚上還要開批鬥會。那陣正挖“五一六”分子，每天晚上讓“五一六”分子交代同夥。究竟什麽是“五一六”分子，竟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爸爸媽媽及不是“五一六”的那些人還要寫大字報，根據揭發的材料進行批判。我到的第一天晚上，就幫他們抄寫一份聲討的大字報。在幹校那些天，我幾乎天天都要抄寫大字報，甚至幫他們起草批判稿。罵的是誰，我根本不認識，那時的大字報不過是為了製造氣氛，內容就是些套話，以不變應萬變。
幹校的飯非常難吃，南方的粗糙兩季稻米還算是好的，多數情況下是吃窩頭，菜也是清湯寡水，老倭瓜洋白菜。幹部們是不允許私下吃偏食的。有一些人家裏從北京寄來了罐頭，餅幹奶粉一類的東西，一收到就被軍代表截獲，還擺出來展覽批判，然後就不知所蹤了，據說都肥了軍代表。對於那些牛鬼蛇神，軍代表公開打劫，孟超每天都得向軍代表“進貢”一盒牡丹煙，這是全連都知道的事實。
王六嘴村裏有一個小供銷社，幹部們稱之為“百貨大樓”。供銷社也就十平米大小，黑洞洞的，隻有一些農具化肥蠟燭火柴煤油之類的生活用品。幹部來了以後，供銷社進了一些罐頭，但軍代表有令，不許在供銷社買吃的，破壞五七戰士的形象。媽媽帶我去參觀“百貨大樓”，正碰見鄭振鐸的大公子及其夫人在那裏偷偷地買肉罐頭，見到我們有些尷尬，搭訕著就走了。
在村裏不讓買東西，休息日到縣城買東西應該不礙什麽事了？一個軍代表逢幹部進縣城采購，他都要站在路口，對回來的人一個個檢查購買的東西，且不問自取。幹部們那敢得罪丘八老爺，自願或不自願地貢奉，那軍代表每次都大有斬獲，裝滿一書包，夠一個禮拜吃的。
軍代表的威信很低，他們是湖北軍區派來的，最高職務不過是縣人武部的政委之類，領導了中央部委一級的幹部，覺得上了天了。剛到幹校，開全體誓師大會時，軍代表的講話是：“你們這些個臭老九，要是不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真打起仗來，我先把你們都‘突突’了。”意思是槍斃了。立時給“五七戰士”們的心裏蒙上一層陰影。
媽媽給我說起軍代表的風流逸事，有兩個革命女青年幹部，當了軍代表的秘書，都在積極爭取入黨。常常和軍代表“談心”至深夜不歸。其他群眾知道是怎麽回事，便設了計捉奸計。一夜，一個女進步分子沒有回來，於是同屋人以關心她的安全為名，大張旗鼓地喚起所有的人去尋找。最後大家在黑燈瞎火的檔案室裏找到這一對男女。據稱是在黑屋子裏“看”檔案研究問題。這一類的事，象春風一樣立即傳遍幹校。後來那個軍代表調走了。
唉，沒書沒報可看，連媽媽也八卦起來了。
春節到了，連隊開恩，允許家屬“探親”：夫妻都在幹校的可以團圓三四天，這些人夫妻天天在一起勞動，吃飯時兩口子也坐在一起吃，就是得各睡男女宿舍。“探親”僅限於年輕夫婦，象爸爸媽媽這樣的老夫老妻，就免了。大年三十這一天，年輕人男女喜氣洋洋地搬家，連隊專為他們騰出來了幾間房子。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古文編輯，最喜歡弄些修理鍾表之類的小手藝活。他的太太是歌劇院的女高音，在別的連隊，歡天喜地到十四連來團圓，可男的不動聲色地繼續搞他的小修理，把太太氣得當眾大哭，最後賭氣不搬了。我心想，這一賭氣，又得等一年了。幾十年後，我看過一篇“老向陽戰士”寫這次團聚的文章：兩對夫婦一個屋子，床隔幾尺遠，掛起一張床單“遮羞”雞犬之聲相聞，隻好厚起臉皮，斯文掃地的幹事。
春節夥食稍微改善了一下，各班排從食堂領麵粉和拌好的餃子餡，自己包餃子。餃子餡以白菜為主，裏麵可聞一點肉腥。知識分子們包的餃子真不怎樣，包好後大鍋一煮，大半都開了花，沒油沒鹽沒滋沒味。
春節幹校放假幾天，幹部們三五成群到附近的縣城打牙祭。鹹寧縣城離幹校約二十多裏地，汀泗相對近一些，那天爸爸和蔣路叔叔帶著我到汀泗去吃館子，一路沿著高高低低的丘陵走著聊著。蔣路叔叔也是俄文翻譯，和爸爸是最好的朋友，文革以前就無話不說，在幹校艱苦的環境下，更是互相幫助。
快到汀泗了，在京廣鐵路線的一側，我發現有一座北伐軍烈士紀念塔。那塔立在一個農家院的後麵，周圍被荊棘亂草窠子包圍著。塔已經變成黑黑的顏色，隻是“北伐軍烈士紀念碑“幾個字還隱約可見。早在小學曆史課上就知道北伐軍第一次大勝仗就是在汀泗橋與賀勝橋之間打的。今天親眼看見這四十多年前的革命遺跡，我們非常興奮，鑽過荊棘，站在塔下照了好幾張相。
汀泗令饑腸轆轆的我們很失望，絕大多數飯館（其實本來也沒有幾家飯館）關門，都過年回家了。隻有一家開門，爸爸他們盼望的紅燒魚根本沒有，隻有炒麂子肉。隻好勉強吃了一頓，麂子肉並不好吃，硬得很，不香。爸爸說實際上是老水牛肉。
想起媽媽正在家等我們帶吃的回去，我們卻空手而回，我真是心疼。
假期很快滿了，我不得不告別父母，回到北京空無一人的家。
夏天到了，媽媽寄給我們每人一張照片，是她去武漢看病時照的。照片上媽媽頭發花白，顴骨突出，兩頰凹進，象一個秋後曬幹的葫蘆瓢，卻神采奕奕地咧嘴笑著。看了真讓人傷心，我真想立刻奔到他們身邊。
暑假一到，我立刻收拾行裝奔赴幹校。我真沒有料到鹹寧的天氣竟是那麽熱，下了火車沿著大堤走路，土地被曬得幹裂，一棵樹都沒有，正是中午時分，室外的氣溫肯定有五十多度，我熱得氣都喘不上來了。見路邊有一個水塘，不太深，是給牛洗澡和飲水用的水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穿著衣服就跳了進去。沒想到淺淺的塘水被太陽曬得滾熱，比人的體溫還高，我一下水更覺得沒法喘氣，趕緊扒著泥塘爬上岸。塘對麵一個放牛的孩子騎在牛背上，目瞪口呆地望著我，不知我是否想不開什麽事在自殺。渾身濕淋淋地走路，覺得稍好了一點。到了幹校，衣服已經全幹了。
屋子裏的溫度也有42度之高。當地的老鄉都是早出午歸，中午下午最熱的時候就在家棲息，但是“五七戰士”們得不到一點喘息的機會，整天全都在大田裏幹活。人們的情緒都有點惶惶然，媽媽和我說的第一件事就是劉敏如死了。媽媽說劉是一個大胖子，有高血壓之類的毛病。他還有些“曆史問題”，被定性為曆史反革命。解放軍革命派對這些反革命毫不同情，就在我到的那天，劉敏如正在抬水，突然一頭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再也沒醒來。到那時為止，爸爸媽媽所在的十四連已經死了四個人了。後來統計，幹校幾年十四連一共死了八個人，整個幹校有四十多人死於非命。
鹹寧地區的天氣惡劣，熱的時候真熱，下起雨來則連綿不斷，下得人都長毛，但是決不要期望下雨收工。老鄉們對幹校的古怪做法也編了一個順口溜：“大雨大幹，小雨小幹，晴天不幹，大批判。”下雨幹活雖然是無效勞動，但是目的在於鍛煉知識分子們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晴天不幹”是要召開全校批鬥大會。更多數時候是“無雨拚命幹”。
每天早上男女老少，排著隊，唱著歌，走四五裏路到湖底幹活。雨中和雨後的道路泥濘不堪，比潑了油還滑，不斷有人摔倒。爸爸苦笑著說媽媽是一個摔跤冠軍，“幾乎天天都要摔跤，走在路上，隻要是聽到後麵‘撲通’一下有人摔到田裏，不用回頭，準是你媽媽。”我聽著咯咯笑起來，沒留神眼淚已經淌下來。
媽媽得了腎炎，臉瘦得像個幹枯的葫蘆，穿著爸爸的大褲衩，上身是旗袍剪短的洗成黃色的香雲紗，在火熱的鍋爐房為幹部們燒水，這還算是照顧呢。巨熱之下，大家還得下田幹活。烈日下幹活的人們已經斯文掃地，男人隻穿個褲頭，女人短褲加線衫，有的連乳罩都不帶了。
媽媽在湖底管燒水。那麽熱的天，室外溫度達到五十多度，媽媽在一個大鍋爐前添柴加火。上穿早已變成棕黃色的香雲紗短衣，背上一片片白色的鹽堿印，下穿爸爸的大褲衩，衣服都濕透了。所有的知識分子在灼熱的天氣下都已斯文掃地。女的穿一件薄薄的馬甲衫，一個短褲衩，男的短褲衩打赤膊。
媽媽燒水極為認真，不僅灌滿每個人的暖瓶，還幫給大家的杯子晾好涼水，讓他們一下工就有水喝。大家給媽媽貼了一張表揚大字報《有口皆碑汪老太》。
爸爸是一個放牛倌，正合了他喜好大自然間一切生命的本性，又合了他喜歡自由自在不受約束的性格。他看管的三頭牛各取名為“花和尚”、“大老黑”、“機靈鬼”。不過放牛也不容易，有時公牛發情逃跑，發了瘋似的從大田向山上狂奔，呼哧呼哧地跟在後麵緊追爸爸追也追不上，急得團團轉，隻好自掏腰包花錢請周圍的老鄉幫忙抓回來。
下工後，“戰士”們都在湖邊的一個溝渠裏洗澡，這溝渠寬丈許，邊上長滿了雜草。一般是男人先洗，女的等男人走光了，放心大膽地脫衣洗身。已經是傍晚，剛到水邊，無數隻蚊子撲了上來，叮得我渾身刺癢，直跳腳罵娘。奇怪的是媽媽和其他婦女很淡然地接受了蚊子的叮咬，大概用河水洗身的爽快掩蓋了肉體上小小的痛苦。
夜間屋裏的溫度起碼有三十七八度，媽媽嫌屋裏太熱，獨自到湖底睡覺。在湖底的稻地邊上，有一個幹部們搭的涼棚，為的是在工間休息時能有一個遮陽蔽日的場所。幹部們很有詩意地稱之為“涼亭”，其實就是幾根木柱支起一個草頂棚，四麵沒有遮擋。媽媽把床搬到涼棚裏，夜間就一個人睡在湖底。我去了以後，也陪她在涼棚裏睡覺。夜晚，天色漆黑，我們早早就鑽進了蚊帳，白天大地吸進的熱氣這時釋放出來包圍著我們。沒有風，一點涼爽都感覺不到。遠處是蟲鳴蛙叫，近處蚊子把我們的蚊帳都包圍嚴實了，發出巨大的轟鳴聲。我擔心著有野狼出沒，又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心中覺得無比淒涼。
第二天很早醒來，太陽就已經老高了，我也已經是大汗淋漓。身上被蚊子咬了好幾個疙瘩，蚊帳裏趴著六七個吸足了血飛不動的母蚊子。
離開幹校的時候，爸爸送我，早上三點鍾我們就出發了。火車是六點的，在鹹寧這個小站隻停一兩分鍾，我們必須早作準備。要抄近路，需要坐船在河汊裏走一段，然後上大堤。爸爸撐著小船，在蘆葦蕩中滑行。整個幹校還在睡覺，隻有連隊的寵狗小花早早起來沿著河岸跟著我們，低聲地嗚嗚著。走到一個分叉處，小船離開了小花所在的岸邊進入另一條支流。爸爸喊道：“小花，回去。小花，回去！”小花隻好站住，目送我們遠去。
在夜幕中上了大堤，急急匆匆走到鹹寧縣。到了火車站時快六點了，火車是六點五分的。爸爸特別想在鹹寧吃一頓北方式的早點：油條豆漿。車站邊上的早點鋪還沒開門，我跟爸爸說：“你吃吧，我先進站了。”爸爸說：“來得及來得及。”好不容易等早點鋪開門，吃的還沒準備好，要現做。我勉強吃了幾口油餅，跟還在等豆漿的爸爸說：“我先進去了，你吃完就回去吧。”就離開了。
我串聯已經成精，從來不在候車室排隊進站。我不慌不忙地繞過車站，順車站旁的鐵路走進尚無乘客的站台。火車一進站，我就輕輕鬆鬆地上了車，找個位子坐下。車快開了，突然我想起了爸爸，並神差鬼使地站起來，到車門口張望。果然看到了爸爸的花白頭發，可憐的爸爸夾在擁擠的老鄉中間，目光急切地尋找我的蹤影。我逆著上車的人流，對下麵大喊：“爸爸，我在這哪！”可是他根本聽不見。就在同時，車門關了，火車啟動，我使勁敲窗，喊爸爸。他更是聽不見了，隻在茫然地尋找。我流出眼淚。列車員說，那是你爸爸？這個老頭真好，他一直在那兒找你。聽他這麽一說，我簡直要大哭起來。我恨我自己為什麽那麽聰明，一溜煙就上了火車，讓爸爸到處眼巴巴地找我，算算時間，那碗滾燙的豆漿，他肯定沒來得及喝。
我就這樣哭了一路直到武漢。任何一次分離沒有使我這樣難過，爸爸日漸衰老的身影在我的腦子裏無論如何也抹不去。每當想起此事，眼前就是爸爸眼巴巴尋找的樣子，我都要流淚。
林彪死後，幹校好像皮球紮了孔，氣慢慢地泄掉了，軍代表早已不見蹤影，剛去時虛假繁榮的勁頭再也提不起來了。人們下棋打牌鬆快了許多，還有一個樂趣就是采靈芝。潮濕悶熱的湖地很適合靈芝的生長，白娘子拚了性命采摘的長生不老起死回生的仙草這裏俯拾皆是。每人都采了不少穿成串晾曬起來。爸媽回京時帶回來一大串，像裝飾物一樣掛在家裏。
幹校對食物包裹也不加管製了。每個周末我的全部活動就是給家人買東西寄東西。我買了很多核桃，去殼取瓤，油炸後用糖炒，做成“琥珀核桃”給爸爸媽媽寄去。我還買了好幾斤上好的鬆花蛋，小心地排放在一個鐵的大餅幹筒裏，周圍塞上從農村買回來的稻殼，封好。到了郵局門口，剛剛支起自行車，突然哐啷一下子支架彈起，自行車摔倒在地，夾在車後座上的鐵桶也狠狠地砸在地上。檢查了一下，十之八九的皮蛋都摔碎了，與泥殼稻糠混合在一起，黑乎乎的一團。我又沮喪又不甘心，再買再寄。爸媽來信說，皮蛋怎麽能寄呢？收到時全是碎的，已經發臭。
到了一九七二年，幹校已經很鬆散了，很多人都回北京探親，隻要有個理由就行。春節前，我給爸媽打了個電報，謊稱“克陽胃出血住院，速歸”。我希望他們都能回來過節，但是隻有爸爸一人被批準（媽媽回京得由婦聯批準，出版社做不了主），劉元也從東北回來，半家人好歹在北京過了一個春節。
一九七三年幹校終於結束了它的“曆史使命”。二月爸爸回到北京。不久媽媽也回來了。全家人擠在四合院西麵的小跨院開始新的一輪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