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究竟誰能改變誰 轉載我妹妹劉克陽寫的插隊故事（之一）
作者劉克陽
我妹妹劉克陽，北京女十一中“老高二”學生。1968年到山西原平縣王家莊公社永興大隊插隊。1972年病退回京，後在分司廳中學工作至退休。
這裏借城裏一隅轉載劉克陽的插隊回憶。
劉克陽，我家第一美女（1968年）
餃子芭蕾舞和裙子
1968年的秋天，學校動員上山下鄉，我深知道逃不過這一劫，心裏非常難受，我的胃大出血剛剛停止，這是第二次出血了。全家人都為我的身體擔憂，認為我絕不能去農村，吃粗糧怎麽受得了？再次大出血怎麽辦？我們姐妹四個從小生活在優裕的家庭，吃香喝辣，但絕不嬌氣，我每次下鄉勞動都受到老鄉的表揚，但是這次我沒有立刻報名，我害怕去那麽遠的地方，缺醫少藥。媽媽更是愁上加愁，她被全國婦聯的對立派整得滿身是嘴也說不清，女的整起人來又惡又狠，媽媽被開除黨籍，幾十年的老黨員又忠心耿耿為黨工作幾十年的媽媽被一群無法無天的老娘們踢出門外，緊接著我又被逼帶病下鄉。媽媽到學校找軍代表說明情況，請求他們讓我留在北京，軍代表傲慢無禮地拒絕我們的請求，我們退一步請求說等病養好一些就走，那也不行……根本不聽我們的哀求，我們無語，回家我就準備行李，決定跟隨大隊人馬走。
班上的好友徐同學找到我說她的姨姨一家在山西原平工作，北京學生有到那裏插隊的，原平正籌建京原鐵路，建好鐵路，直接可以回北京，方便。今後還能回北京嗎？我可不敢想，但我立刻同意跟她一起去原平。
12月的一天，我懷著陰冷的心情告別爸爸媽媽，我想的隻是我的胃，再次出血的話將是萬劫不複，無法像在北京一樣，有父母有姐姐，家的附近就是醫院……不敢想也不能想，戶口已經遷到山西省原平縣，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
在北京火車站，人群湧動，送別親人的家人、朋友、同學混成一團。我看見同學來送我，還有在新疆串聯一起共患難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幾個大學生也從老遠趕來了，可我一點都高興不起來，這次離開北京不知何時才能回來。為我送行的科大朋友都麵臨分配，一個暗戀我的大學生分配到了甘肅的一個油田，他給我寫過信，但是很快我們就失去聯係。多少年後我回到北京，再也沒有見到過這些朋友，他們都在哪兒，真想念他們。
三年插隊生活促使我的病情加重，回北京後我做了胃大部（三分之二）切除手術。
我踏上了西去的火車的那一瞬間,我突然想明白我的行程的終點站是地處黃土高原的山西，我心目中的山西是窮山惡水，隻產黃土不產糧食的地方，我將在那裏生活下去。文革中樹了一個大寨作為全國的典型，讓全國人民學大寨，其實就是一個假樣板，哄騙全國人民，把農民當傻子耍。
因為遠離北京，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插隊落戶，對未來的渺茫和向往，對漸行漸遠的父母的思念，讓大家難以平靜，很多知青在火車上徹夜未眠。我忽聽一些男生說:“到娘子關了，那是河北和山西的分界線，從此咱們就成‘老西子’了。你們聽,火車一過娘子關，車輪聲都成哈（喝）醋，哈（喝）醋……”聽他們七嘴八舌的議論，我心裏淒惶，困意全無。
正值隆冬，我們走進原平永興村，當時還叫永興大隊，隸屬王家莊公社。看見村民們穿著黑棉襖黑棉褲，麵色黑黃，麵對黃土地到處一片黑黃色，令沉重的心情倍增陰影。
與村民彼此的陌生，不隻是生活不習慣，適應永興話也有難度，雖然山西河北毗鄰，現在的高速路幾個小時就可到達，當時我們好像走進另一個世界，人生、地生、口音生，老鄉叫我“克鹽”，他們把“陽”念“鹽”，我問他們：“吃鹽的鹽怎麽念？”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鹽。”我又問：“太陽怎麽念？”他們又毫不猶豫地說：“太鹽。”其實在山西的土話裏沒有太陽兩個字，他們管太陽叫“葉婆”（輕聲），收工時，隊長就喊：“葉婆下山了，回哇！”我的房東的女兒美妞常對我說：“我大（爸爸）放鹽（羊）可（去）了。”無論我怎麽糾正她把“鹽”念成“羊”，她就是學不會，一個拚音字母之差竟然把一個調味品和一種動物混淆不清，方言就是有這麽大的威力。我想知道那人人手舉“紅寶書”的日子，“玉西”（山西話：永興）老鄉心中的“葉婆”紅嗎？
充滿疑惑好奇在日後的相互適應、互相磨合中化解了，我們漸漸融入到這個陌生的世界，老鄉也逐漸接納了我們這群與他們毫不相關的北京來客。
老鄉對我們最關心的不是吃穿幹活的問題，而是結婚成家的事兒。尤其是婦女們，對我真誠地說：“你們來這兒幹甚呀？這麽大年齡也不結婚，跑到這窮地方，怎麽辦呀，愁煞呀！”而我愁的是還能不能回北京？什麽時候能回北京？把我放在這黃土高原上在地圖中都找不到的小村子裏算怎麽回事呀。
那時我們女知青小的十六、七歲，大的二十出頭了，在山西農民看來，簡直是一群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當時村裏的女娃十五、六歲全都出嫁了，實在條件差的女娃也想方設法地或換親或嫁給山漢（山裏的人，因為他們更窮拿不出更多的彩禮）打發走了。他們把結婚嫁娶當成人生第一大事，家裏有女孩更得早早打發出去。老鄉重男輕女的觀念極其嚴重，你如果問他們家裏有幾個孩子，他們隻說有幾個男娃，絕口不提有幾個女娃。男娃有資格上“書房”（學校），大多數女娃小學畢業就隻能在家等待嫁人，而我們在那種形勢下，那樣的環境裏根本無法考慮終身大事。
我們這群“老姑娘”、“老小夥”在這裏煎熬了五、六年後自尋門路紛紛四散,沒有在村裏結婚的。
剛到永興不久就是元旦了,我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包餃子來消除沉悶的日子。和麵、拌餡、有說有笑，暢聊著北京的美食，回想過去在北京的日子。幾個同學同時拿出北京的擀麵杖。老鄉聽說北京娃也會包餃子，紛紛過來看熱鬧，當他們看見餃子皮在我們滾動的擀麵杖下飛轉著出來，不知道我們用的是什麽稀罕武器，我們說這是擀餃子皮的擀麵杖，他們說沒用過，我們不解地問：“你們怎麽擀皮呀？”他們說：“手捏。”我們把北京餃子包好後，送給房東家吃，他們品嚐著異鄉的餃子，連說“好吃!”不久就是春節了，房東家包餃子，我過去看，隻見他們把比我們的餃子劑兒大一倍的小麵團放在手裏壓扁後十個手指迅速地轉動起來，大約一分鍾左右，一個厚厚圓圓的餃子皮就捏成了。我越看越累，回到我屋裏拿出擀麵杖，說：“用這個……”馬上遭到拒絕。老鄉的捏餃子皮“工程”要持續四、五個鍾頭，因為一年就這麽一次包餃子的節日，作為全家的大事慢慢捏、慢慢包、慢慢煮、慢慢品嚐。
餃子一直包到深夜，我看著一屜一屜比我們北京餃子大一倍的餃子下了鍋，房東大娘拉起風箱，火苗舔著鍋底，
一大鍋餃子要煮上半個鍾頭，我才明白手捏出的餃子皮厚、個兒大，隻能是小火慢煮，才能熟，更重要的是在這慢悠悠的時間裏享受一年一度的快樂。我們包的北京餃子如果這樣煮的話，很快就成“片湯”了。北京的擀麵杖沒有給“玉西”帶去變化。
我們在屋子裏脫下布鞋換上拖鞋，老鄉驚奇地看著我們的腳下,五顏六色的沒有後幫的“為孩”(永興話：那鞋)能穿得住嗎?小知青範同學穿著人字拖鞋瀟灑地走在村裏的土路上，更是招來驚奇不已的目光，在這座晉北村莊絕對是稀罕物，不是空前絕後也是絕無僅有的“怪鞋”，村民幾乎是目送範同學的雙腳到遠方。在山西農村是不能光腳的，特別是婦女，大夏天也要穿襪子，我們穿的尼龍襪子成了她們追逐的目標，此後回北京探親，托我捎尼龍襪子的女孩不在少數。我們依舊愛穿露腳指頭的塑料涼鞋，“玉西”的女娃們仍把不露肉的腳包裹在自家做的布鞋裏，女娃們托我買平絨鞋，沒有一個買涼鞋的。
聽說附近有水庫，好水的知青躍躍欲試，甩著遊泳褲奔向水庫，女生們也不示弱，在家穿好遊泳衣，再套上外衣也隨之而去。村裏的女娃聽說女知青遊泳，既疑惑又興奮地跟在後麵去看究竟,好奇的年輕人趨之若鶩,他們從來沒見過女人遊泳，更沒見過女士遊泳衣是什麽樣的，男女混合泳成了爆炸新聞，開創了永興先河。觀看了女知青遊泳的老鄉回村後隻是笑“嘿嘿,為個以設……”(永興話:嘿嘿,那個衣裳……)
插隊在永興村唯一的樂事就是一年演一次電影。村裏沒有電，能放映電影確是不容易的事。
放電影是在衛生所前的一片空場上。傍晚時分，全村男女老少紛紛走上街頭，除去個別不能動的老人，連絕少出門的人也出來看熱鬧。說是演電影，也就重複演那麽幾部老掉牙的片子，如“地道戰”、“地雷戰”、“平原遊擊隊”……
演電影用發電機是必不可少的，什麽當動力呢？電影隊改造了一輛自行車，自行車栓上皮帶，帶動發電機，自行車需要人蹬，到哪個村放電影那個村就要出人，蹬車的人既要有力氣又得有耐心，使勁要均勻，否則銀幕的光線忽明忽暗，聲音忽大忽小。
村裏幾個棒小夥子自告奮勇蹬車，但蹬的時間一長就不耐煩了。那些一年到頭看不上電影的年青人被那些本無可看的電影吸引得目不轉睛地看，沒人想去替換在那兒受累著急的蹬車人。每當這時實誠點的人咬著牙多蹬會兒，確實是白天幹了一天活兒，已經又累又餓，蹬了幾十分鍾車，早沒勁兒了，隻想踏踏實實看兩眼電影。
蹬車人一看沒人接替，賭氣不蹬了，一下子電影就停了，漆黑一片，大家叫罵著，“見義勇為”者還是有的，自行車上又坐上人了，電影又亮了。
因為電力小，屏幕昏暗，費大勁才能看清人物模樣，黑乎乎的也看不明白故事情節，更聽不清說什麽。
那天放老掉牙的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因為是外國電影，老鄉們興趣不大，男人們抽煙聊天，女人們哄孩子，年青人大呼小叫，一片喧囂。
當電影演到紅軍占領了彼得堡，衝進大劇院，劇院裏正在上演芭蕾舞《天鵝湖》，白天鵝們身穿舞裙，舞動著雪白的胳膊，抖動著細長的雙腿，紅軍戰士握著手中的槍看得目瞪口呆。這個突然出現的情景把老鄉也驚得瞠目結舌，場上一片寂靜，隻聽見黑暗中女人們嘻嘻地低聲笑，老年人嘴裏叨叨：“這是甚呀？這叫甚哇……”小夥子們伸長了脖子，停止了嬉笑打鬧，唯恐漏掉一個鏡頭，芭蕾舞的場麵幾分鍾就演過去了，全場一片唏噓聲，不知是沒過癮，還是讚美，還是覺得有傷風雅，總而言之永興人算是開了眼了。
山西人表麵挺保守，不穿短褲、不穿裙子、不能光腳穿鞋。女娃們看見我們穿裙子，驚訝地跟在我們後麵跑。老鄉看我們穿裙子大概就像我們在那個年代看電影裏洋人在海灘上穿“三點式”一樣好奇。
他們看電影裏的芭蕾舞，簡直就如同後來開放之後城裏人看脫衣舞一樣，他們做夢也夢不見女人們居然裸露著胳膊胸脯、掄著雪白的大腿、光著腳丫子在舞台上、在大庭廣眾眾目睽睽之下跳過來跳過去，不但跳得老高，還把大腿踢得露出三角褲衩，永興人從來沒見過三角褲，作孽呀作孽！
第二天，我成心問女娃們：“好看嗎？”當然指的是那幾分鍾的《天鵝湖》，女娃們嘎嘎笑著不說話，男娃們無不遺憾地說：“好看！還沒看清楚呢！ ”
永興一個古老的村莊,徒有虛名,家家成年累月過著食不果腹,衣衫剛能遮體的苦日子。小姑娘二引引家同樣如此，盡管她大（父親）是貧協主席，改變貧下中農的麵貌他束手無策，更何況自己家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呢。二引引長年穿著一兩件舊衣裳，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日子捉襟見肘。一天動彈回宿舍，我從箱子底翻出一件文革時最時髦的“黃軍裝”,看了看這件過景兒的衣服,決定“成人之美”送給二引引。我到二引引家，拿出軍裝，二引引沒反應過來怎麽回事，我說：“穿設（穿上）。”二引引迅速地穿上身，沒有鏡子，隻能低頭打量，摸著厚實的哢嘰布，扭動著五顆咖啡色的扣子，雙手伸進兜兒裏，又順著往上捏著小西服翻領，從來沒有穿過這麽漂亮的西式製服，打小就是穿著媽媽縫製的中式衣服，姐姐穿小了她穿。二引引隻是笑，她大抽著煙袋，眼睛笑成一條線,但全家人還是不能相信這件衣服就屬於二女兒了。第二天，二引引就穿著“黃軍裝”下地了，引來一片嫉妒又羨慕的眼光。心儀的北京製服穿在身上脫不下來了，二引引不再穿那一成不變的全村女娃一個模式的中式衣服了。
我穿的這件“軍裝”送給了二引引 （1967年）
一天傍晚收工後,大夥扛著鋤頭沒精打采地往村裏走,高同學跟我說:“一會兒,你找我去。”等我跑到她住的房東家時,她笑嘻嘻地拿著一條花裙子說：“走,到三枝家去。”三枝和寡母住在一座破舊的小院裏，我們推門進院，三枝迎出來，小高把花裙子在三枝眼前晃晃，命令三枝把它穿上，三枝趕緊把我們拉進屋裏，我們靠在她家僅有的一張小破炕邊，這是三枝和娘唯一的棲息之處，我說：“快穿上，看看美不美！”三枝拿著著這天外之物不知道怎麽穿，我們七手八腳幫她穿上裙子，三枝早已羞紅了臉，不知所錯地站在炕上不敢動彈。雖然花裙子配上三枝又黑又瘦的臉盤有些不協調，可我們一個勁兒說：“好看好看！”三枝二話沒說就脫了下來，小高急忙說:“送給你了。”三枝羞惱相加地使勁搖頭說：“你們拿走吧,難看！”我們知道村裏的女娃們大都冬天就一件棉襖，裏麵光溜溜的，好一點的縫一個“腰子”（兜肚），三枝家沒有男勞力，日子的難過我們都看在眼裏。三枝娘捧著準備招待我們倆的糠窩窩進來，看著我們驚愕地問：“幹甚呢?”她更是從來沒見過這露腿露腳的奇怪花布，但她笑了,知道我們對她們苦命的娘倆好。
三枝麵無表情地把我們送出門，三枝娘端著糠窩窩跟出來說：“沒有什麽吃法，嚐嚐我們這糠吧。”三枝難堪地推搡著娘，三枝娘非得讓我們嚐一口才許走，我掰了一塊放在嘴裏，又苦又澀，無法下咽，我含著糠跟娘倆告別，三枝關了破爛的院門，似乎是不歡迎我們下次再這樣“調戲”她了。我含著苦澀的糠，走出老遠才吐出來,心裏不是滋味。
雖然這次送裙子以失敗告終，但是我們這群從北京來的知青們還是給沉悶的村莊帶來了些許生氣。
幾十年後回永興看望二引引，她見到我就說：“你送我的黃軍裝太好看了！”四十年前的事情她居然記得清清楚楚。見到三枝，她已經是一個大胖子，過著衣食無憂的富裕日子，據說是永興村裏過著數一數二好日子的人家。
“批手”和戴眼鏡的人
“批手”是永興話拍手的發音。
我們下鄉第一年寒冷的十二月，四十多個北京知青與永興三大隊書記開了一個讓人無法釋懷的“會議”，也是我們插隊生涯中唯一的會議，從而引發出一件啼笑皆非的“批手事件”。事件中的主角是已經離開我們十年的戰友，他當年為了絕大多數知青的利益勇於站出來說話。
到永興村後安定下來了一段時間，有些男生想就一些問題——諸如勞動工分、夥食，住房以及知青的各種補貼等等與大隊領導對話，也就是開個會。經過協商，大隊支部書記李補鼇同意給全體知青開會。
老複員軍人補鼇拖著他打仗受傷的右腿，穿著民政部門配給他的特製的殘疾人皮鞋，披著棉大衣早早坐在大隊部黑暗的屋子裏等候我們。補鼇自信堅定的神態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裏，但令他沒想到的是會議一開始他就無法掌控方向。初到永興村我們有四十多個知青，四十比一，補鼇書記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他隻想用對付農民的辦法來對待北京的書生們。
我們來自北京五六個學校的各色人等都不是省油燈，大家七嘴八舌對夥食、住房、工分、知青的專款問題提出種種疑問，補鼇在混亂中自顧自地用他的字正腔圓的永興話回答問題，我反正不知所雲。
男生閃同學被一些人推舉為代言人，並不被買賬。他那一米五的小個子，戴著一副黑邊眼鏡，從氣勢上就壓不住群龍無首的人們也鎮不住場麵，但大家極力擁戴他，希望他能擔當得起這麽一個“代言人”。
隻見閃同學在座位上指手畫腳地說什麽，時而揮舞著短小的雙臂想控製會場，時而大喊兩嗓子。閃同學的眼鏡裏反射出兩盞煤油燈跳動的小黃點，全然無視補鼇怒視的雙眼。
大家隨意的議論聲越來越高，閃同學舉起一雙小手拍了兩下，大喊：“安靜安靜！一個一個說……”嘈雜聲小了一些，大夥正準備有秩序地發言……忽見補鼇拍著桌子站起來，衝著閃同學怒問：“你要幹甚！”他狂吼的嗓聲一掃會場的混亂，大家驚呆了，屋子裏頓時空氣凝結，寂靜無聲……
補鼇平時沉穩、老到，頗像城市裏一位“小級別”的幹部，此刻，他一反常態讓北京初來乍到的學生們不知就裏，閃同學像定格一樣不知所措地楞住了，補鼇怒不可遏地操著永興話質問：“你批什麽手？”大家愕然……幾秒鍾後一些明白點的男生如夢初醒急忙解釋說：“他拍手是讓大家安靜，沒有其他意思。”補鼇不聽解釋，或許根本沒聽明白北京學生的北京話，憤怒地指著閃同學追問：“你想幹甚？我是支部書記，是貧下中農選出來的，我是革命軍人，從戰場上負傷回來的，你們來永興是接受再教育的……今天的批手問題是個嚴重的問題！今天就要解決這個批手問題！”會場一片寂靜無聲，讓我這個糊裏糊塗來此插隊的傻丫頭愈加摸不著頭腦。
我還是忍不住在黑暗中喊了一嗓子：“拍手在我們北京是家常便飯的事！”得到大多數知青的認同。但是補鼇全然不顧任何解釋，無名憤懣不知從何而來。
大家的辯解、納悶、竊竊私語絲毫沒有影響補鼇的激憤情緒。閃同學驚恐而顫抖地說：“我不過拍了兩下手，讓大家安靜下來，我們在開會的時候常用這種方式維持秩序，書記，你說怎麽辦吧……”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秀才閃同學短兵相接遇上了退伍大兵，那可是“上過戰場，刺刀見紅”的補鼇大叔呀。
在大家的勸解之下閃同學平靜了些許，他知道北京知青都會支持他。而補鼇仍舊在黑暗中喘著粗氣，煤油燈的微光照著他一側鐵青的臉，他勢單力薄，寡不敵眾，可他畢竟是“久經沙場見過世麵”的人，從他嘴裏堅定而又凶狠地吐出幾個字：“批手問題是個嚴重的問題！”他站起身環視著大夥，以取得支持，很快他知道他的願望落空了，大家用沉默回敬他，隻見他鐵青的臉一下又漲得通紅，他顫動著嘴唇，聲嘶力竭地喊：“我是說批手問題！”說罷推門衝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中。
為解決知青安置問題的會議轉化成“非常嚴重的批手問題”的決鬥……
這是怎麽了，也同樣見過世麵的北京人想不明白，大夥垂頭喪氣地散去。寒冷的夜裏閃同學的幾個哥們把他送回住處，為他鼓氣壯膽，難道補鼇還能叫人打他一頓嗎？或把他開除回北京，實在想不出會如何處理犯上的“批手問題”，一夜無眠。
第二天一切如常，沒有發生任何情況。閃同學忐忑不安的心悄悄放下了。
我懷著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去找永貴，他是村子裏既可靠而又能體諒我們的開明的人。
“永貴，拍手在你們這兒怎麽了？犯了什麽大忌了？補鼇看見我們有人拍手都氣瘋了。”永貴的表情告訴我他已經知道昨晚發生的事了。
永貴開頭吞吞吐吐不願意說,其實他早已聽說我們的事情了，我再三追問之下他尷尬地苦笑說：“不是因為拍手，因為他戴眼鏡，我們這兒認為戴眼鏡的人不太好……”我的天！愚昧、偏執到這種地步了，我還能辯解什麽呢？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國人是怎麽了？中國農民又是怎麽了？我的身從頭涼到腳。
更為可笑的是，男生中爭當“頭領”的兩位仁兄都戴眼鏡，通過這次沉重打擊，出頭的椽子縮回去了。
自從“批手事件”發生後，補鼇在我們知青麵前變得沉默寡言，對我們不理不睬不過問，他確實對北京突然降臨的四十八名“的（大）學生”有點招架不住。他一個扛過槍、打過仗、負過傷的“勇士”，居然心胸如此狹隘，思想如此保守，目光如此短淺，他像蒙受了奇恥大辱，從此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
我們就像一群自由的“野鴨”，冬去──回北京，春來──回永興，每年“飛”走掉一兩個人，無路可走的人隻有選擇回永興覓食棲息。
此後的日子裏，我們窮極無聊的時候，就會想起批手問題，一些愛開玩笑的人學著補鼇的樣子，背著手，一本正經地說：“哼，批手，批手問題嘛，嚴重……”
閃同學在恢複高考後考上山西大學，畢業分配回北京工作。不久前他戴著眼鏡趴在辦公桌上去世了，他脆弱的心髒隻跳動了五十七年，他大概始終不知眼鏡給他帶來的麻煩，他不想知道也不願知道。
後記：近幾年才得知永興村的詞典中沒有兩個詞——“謝謝”和“鼓掌”。
村民告訴我他們從來不說“謝謝”。他們開會、鬧紅火、唱大戲從來沒人鼓掌。我問他們：“那怎麽表示感謝演員演得好？”他們說什麽表示也沒有，節目表演完台下鴉雀無聲。
看來“批手”問題在永興村還真是挺“嚴重”的。
幾年來老鄉和知青各自固守著原本的一切，誰也沒能改變了誰。
願你妹妹平安。
--> 我不知到該哭還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