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奶奶，我外公——那年，他們都走了 劉海鷗
正當爸爸媽媽全力以赴地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時，他們的家庭各自發生了一些大變故。
我奶奶——此恨綿綿
一九五一年，爸爸的家鄉實行土地改革，劉家被劃為地主，土地被政府全部沒收。在家鄉孤身一人的奶奶被劃為地主婆。
奶奶姓餘，是餘家的二閨女。餘家在臨渙集是大戶人家，祖上是從安徽徽州過來的生意人。餘家人丁興旺，生活富足。臨渙鎮外澮水河上有一座大石橋，叫餘橋子，就是餘家先人修的。過去有錢人錢掙多了，總是要修橋鋪路，積德行善。如今餘橋子已經不能承受日益繁忙的交通了，政府在旁邊另建一座水泥大橋，長百餘米，仍然命名“餘大橋”。
餘家二姑娘的父親是一個教書先生，自己開了一個書館。他家方圓一二十裏隻有他一個先生，所教學生眾多，遍布全鎮，幾十年後多為士紳、地方官或其他“有頭臉”人物，故餘家備受鄉人尊敬。
二姑娘模樣端莊，橢圓臉，大眼睛，高鼻梁，能識字寫信，十幾歲嫁到劉家，按說與爺爺劉蔭遠也相匹配。
劉蔭遠在外闖蕩多年，二十歲時遵從父命回鄉完婚，但是和結發妻子沒有共同語言，更談不上感情，甚至根本不喜歡她。年輕的妻子希望丈夫留在自己身邊，丈夫則嫌妻子限製了自己的行動自由。結婚沒幾天，劉蔭遠就撇下新婚妻子離家遠去，之後很少回家。說得好聽些，他是在外麵忙於革命，說得不好聽就是拋棄了糟糠之妻。
這段婚姻是那個時代的人幾乎都經曆的“盲婚”，結果也都大同小異。大凡離家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者”，拋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來的鄉下發妻，似乎已經成為革命的一個程式，連無數高喊尊重女性的共產黨高級領導都未能免俗，大太太的下場也就不足為奇。可憐的劉餘氏，一輩子在臨渙鄉間獨守空房，過著守活寡的日子，隻是在偶然的情況下，懷了劉家的種，生了一個兒子劉長菘，也就是我的父親。
餘氏家族後代很多人出門在外，有好幾個參加了共產黨，當了高級幹部。餘家閨女也有嫁給了國民黨大官的，跟隨丈夫到台灣後成了富婆。唯有劉餘氏命運不濟，獨守空房幾十年不說，還因為劉家有些地畝，變成了地主婆。那時劉蔭遠早已在台灣享清閑，他的結發妻子卻一人在鄉間替他們背負著地主稱號，承受著人們對地主的痛恨和侮辱。
就算奶奶是地主，也是個窮地主。爸爸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娘帶他上集，花了一塊錢給她爹買了一把有靠背的舊椅子。娘說：“你外老爺上歲數了，買把椅子可以坐著休息。”爸爸說那把椅子實在不像樣子，又破舊又不舒適。
奶奶本來就身體多病，無依無靠，現在沒了土地，就沒有了經濟來源，生活更其困苦。爸爸很早就離開了家鄉到城市讀書，由於戰亂阻隔，與娘竟有十多年沒有見麵，但是他對娘的同情和愛念，綿綿不斷貫穿一生。爸爸心疼娘，1951年把她接到北京，一心想讓她在有生之年享享清福。於是我也有緣見過奶奶幾麵。
爸爸給奶奶在演樂胡同租了一處房子，三間北房。媽媽剛生完老四，正在做月子，自己帶著孩子另住在大鵓鴿市胡同。媽媽家到處是尿片奶瓶，亂哄哄的，所以周末我從幼兒托兒所回來直接就住在奶奶那裏。我才四五歲，每星期見奶奶一麵，對她沒有什麽深刻記憶。唯一留下的一點印象是，這個老太太不苟言笑，我有點怕她。我盼星星盼月亮周末回家見媽媽，卻要麵對冷冰冰的奶奶，心裏充滿淒涼的感覺，一點也不喜歡她。
奶奶這一輩子唯一的一張照片
婆婆和兒媳是第一次見麵，互相沒有好感。多少年後媽媽還跟我說奶奶是為了逃避土改才到北京的。媽媽有時說話過於講“原則”。奶奶沒吃沒喝無依無靠，逃的是命。而奶奶更不喜歡這個兒媳婦，本來她要給爸爸在老家找一個鄉下媳婦，誰知爸爸自由戀愛，找了這麽一個南方城市女人，口音怪腔怪調，她一百個瞧不上。媽媽每天晚上要洗下身，在鄉下人看來簡直不成體統，她罵媽媽是“南蠻子”。最讓她不能容忍的是，媽媽一連生了四個女孩，斷了劉家的香火，讓她這個“大太太”永無抬頭之日。奶奶因而也不喜歡我們這些丫頭片子，不愛搭理我們。
奶奶在北京住了多久，我記不得了，反正時間不長。她的病好像很嚴重，卻不肯留在北京治療，待不慣。爸爸隻好又把她送回老家，帶了大量藥品，其後也不斷給她寄藥，但是回鄉不久她就淒涼地去世了。
二零零八年我回到臨渙老家。老家已經徹底地沒有了劉姓家族的人丁，可是奶奶娘家的餘姓家族人口依然興旺發達。我感覺到餘姓親戚話裏話外流露出了對他們的“二姐”或“二姑”（即我奶奶）孤獨一生的遺憾和對把她拋棄鄉間的劉姓人的不滿（我的堂哥劉玉銘回鄉時，對此也深有體會）。根據我的一些耳聞，比如爸爸說奶奶總想管住爺爺，爺爺一回家奶奶立刻就翻他的口袋，把他的錢全部收繳，企圖通過控製他的經濟來限製他的自由；又比如奶奶和其他太太們的水火不容，見麵就吵；再比如她對我媽媽的嫌棄和對我們孩子的冷淡，我猜想奶奶一定是個性格比較剛硬，不夠溫柔的女子，也可能這就是她失寵於劉蔭遠的原因？我曾經就這個問題向餘姓親戚求證，他們不願意對自己長輩有任何不恭之詞，含糊其詞地回答，大概是吧。
本來我對奶奶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甚至因為她不喜歡我媽媽和我們而不喜歡她，直到聽了爸爸講述她孤寂的一生，我開始同情她了。她也本是識書達理的大家閨秀，也曾對婚姻有過憧憬，但這一切都被現實摧毀了。她不僅獨守空房，還要遭受另一類感情上的折磨——嫉妒心的噬咬。最後還要承受這個拋棄了她的家庭帶給她的政治上的懲治。如此，她的一切都是可以得到諒解的。
我說的“嫉妒心的噬咬”是指後來不斷從劉蔭遠那裏傳來的娶二房、三房、四房太太的消息。也許本來在她心中，以鄉下人的執著還暗藏著一點希望：她的丈夫某一天或許會回心轉意，至少老年會返土歸根。少年夫妻有名無實，老來伴卻並非虛妄。然而奶奶心中的希望破滅了，劉蔭遠每娶一房太太，希望就破滅一點，及至劉蔭遠帶著第四房太太去了台灣，兩個世界一海之隔，奶奶這一輩子的等待和希望就全部破滅了。這大概就是劉蔭遠離開大陸後，奶奶迅速離世的原因。
她一定是帶著恨走的，此恨綿綿無絕期。
我在老家去看了奶奶墳墓的所在地。表叔騎著摩托車馱我到了高集子，指著一個老鄉家後牆的草坑說：“就在這兒。你曾祖父母、大爺爺、大奶奶，你奶奶都葬在這裏。七三年你爸回來時還給你奶奶的墳頭燒了紙。過了兩年政府要求農民遷墳擴大耕地。你爸爸給看墳人寫信說：‘就地深葬’。後來這塊地修了公路，兩旁又蓋了房子。”
我試圖尋找一點墳頭的痕跡，沒有。除了一坑亂草，什麽都沒有。甚至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我對著亂草坑鞠了一個躬。
又過了幾年表叔來信說，劉家墳地上修了高速公路，草坑也沒了。
那個亂草坑就是奶奶及列祖的墓址
我外公 ——死於“洗澡”
媽媽的家庭也不太平。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媽媽的單位接到了廣州有關方麵的通知：“汪容之的父親汪君銳跳樓身亡”。詳情媽媽從來沒有和我們說過。直到二零零八年媽媽去世四年後我去廣州，才在姨媽和舅舅們那裏得知事情的經過。
一九五二年全國開始了一場忠誠老實運動。這是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頭一場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政治運動。按照共產黨使用的粗鄙語言是：“脫了褲子割尾巴”。為照顧知識分子的麵子，采用了文雅一點的叫法——“洗澡”。人人都要洗澡過關。（我怎麽那麽下流呀，一聽到這些語匯，就禁不住想到歪門邪道的畫麵。）目的在於使“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徹底改換政治立場，以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
這年的暑假，廣州市的中學教師集中在廣雅中學進行為期三周的“思想改造”集訓班。汪君銳是執信中學的國語教員，當年已是六十二歲高齡（那時算高齡了，現在不過是中年期），在集訓班中年紀最大的。執信女子中學的校長孔慶餘十分體貼，勸他不用參加這次思想改造集訓班了。這麽一勸，反倒讓他心神不定，滿腹狐疑。他本是高中年級的國文老師，教書頗受師生讚譽，但是就在前一年暑期結束時，校方的聘書隻聘任他為初中年級的國文教師。接到聘書，汪君銳的臉色黑沉，心中一直在犯嘀咕。這會兒又不讓他參加“思想改造”，是不是學校已經嫌棄他了？如果不“改造”還能讓他教書嗎？不教書怎麽養家？一係列的考慮讓他痛下決心，無論如何也不能放過這次“思想改造”的機會。
參加集訓的教師們一律集體住宿，在教室裏用桌子拚起床位。領導要求每個人都得忠誠老實地坦白個人的曆史和思想問題，並由群眾互相揭發。
學習班的安排很緊張，隻有星期日可以回家一天。汪君銳家住執信中學，在廣州的東北邊，廣雅中學則在城市的西北邊，兩地相距十三裏，沒有汽車，全靠步行。路程遙遠，天氣濡熱，老頭子一步一揮汗。第一個星期天他到家還是高高興興的，可第二個星期就不同了。思想改造已經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在動員會上，領導列舉了一係列需要坦白交待和互相揭發的事情，諸如是否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有否給日本人做過事，有否迫害過共產黨革命者，有否血債之類。這些問題通過威嚴的聲音說出來，連革命者心中都會哆嗦一下，就不要說汪君銳這種隻會鑽書堆的膽小文人了（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手法與“洗澡”如出一轍，我完全能理解這種心情）。“動員令”之下，無中生有的互相揭發已經演化成洗刷自己的保命伎倆。汪君銳一輩子沒有見過這種陣仗，嚇壞了。他想不出來做過什麽壞事也不會去傷害任何人，可又怕交待不出問題揭發不出別人過不了關，緊張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第二個星期回到家裏，汪君銳已經變得精神恍惚。他本來就身材矮小，中年時開始駝背，這時背駝得如蝦米，佝僂著好似不勝千鈞重負。太太心裏焦急萬分，再窮也設法買了一個豬心燉來給他吃，好讓他安安神。他一邊吃，一邊含著淚道：“過去的朋友，個個都不和我說話了，不認識我了。”
揭發在深入。汪君銳的神誌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見人就問：“沒有做過的事怎麽交待？”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也沒有人跟他說話。他更害怕、更絕望了。他用冷水一瓢瓢澆在頭上，用濕毛巾包著頭，這些都不足以讓他內心的恐懼得到釋放。一個人連續兩個星期晚上失眠，失眠，再失眠，加上憋了一肚子無處傾倒的恐懼和訴求，你還能指望他怎麽樣。他精神終於崩潰了。那天大家都在午睡，他突然高喊一聲，衝出窗子，從二樓跳了下去。他喊得含糊不清，沒有人知道他喊的是什麽。
就這麽著，他死了。遺體放在冰冷的麻石上，身上幹幹淨淨，一點傷痕都沒有，隻是鼻子偏了點。
媽媽對我們絕少提到她父親。所以長期以來，我們不知道外公究竟為何許人也，他是不是有什麽曆史問題，他究竟為什麽自殺。二零零八年，我專程去了廣州，了解外公的事情。從舅舅和姨們的敘述中，我發現剝去任何政治偏見和感情因素，外公不過就是一個膽小怕事的文人，但是他一生中還是有很多可圈可點的作為的。
外公名汪樂義，字君銳。生於一八九二年。汪君銳繼承家學，飽讀詩書，學問淵博。自從科舉製度廢除，百無一用便是文人了。他隻能做一些公司小職員的文墨營生，也是時有時無。日本人打來之前他終於找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在廣州市電力公司做文書股長。抗戰開始後，電力公司西遷貴州，汪君銳故土難棄，不願隨往。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在廣州的工作，收入不菲。他一口拒絕。他的邏輯是，廣州既已淪陷，在廣州工作，就是給入侵者幹活，就是當漢奸。日本人打到廣州時，他率家小輾轉逃難到了澳門，寄居在親戚家中。在澳門沒有收入，隻靠十幾歲的兒子、女兒在家裏搓炮仗，到街上碼頭叫賣香煙、薑糖維生。至今他的兒女們提起那時艱苦的生活，首先手豎大拇指，誇父親“有骨氣，有氣節”。
一九三八年廣州名校執信女中遷校澳門。教師們逃難的逃難，回鄉的回鄉，已經七零八落，師資嚴重缺少。有人介紹汪君銳幫助批改學生作文。他十分認真，佳句圈點，病句改正，一絲不苟，最後還加以評語。執信女中很快發現了他的文學造詣和敬業精神，聘用他為國文和曆史教師。
澳門淪陷後，執信女中遷校粵北樂昌北鄉仁化恩村，此後為躲避日本轟炸又多次遷校，汪君銳不離不棄，始終率家人隨往，成為該校的資深教師。他還為執信女中的校歌作詞。在日本統治的鐵蹄之下，歌詞激勵愛國熱情，扶植浩然正氣。
“大哉執信，赫赫炯光。成仁取義，黨國元良。浩然正氣，恁此序長。嗟我諸生堅信念，索津良！繼往開來彰校統，大風泱泱。
大哉執信，道德文章。以詔後進，山高水長。是則是效，日就月將。嗟我諸生思教澤，毋或忘！好學力行同此誌，校譽無疆。”
今日執信校歌已經換了新詞新曲，但是老校歌還一直保留在校史展覽室，注明詞作者是原執信女子中學國文老師汪君銳先生，並刊登了他的照片。二零零六年執信中學八十五周年校慶的紀念冊上，重新刊載了四十年代的校歌及外公的照片。
執信中學校史展覽室中懸掛著汪君銳的照片和他寫的校歌
汪君銳跳樓後，執信女中的領導馬上召開全體大會，向大家宣布：“汪君銳沒有事。”他跳的真不是時候，領導說，本來當天下午就要宣布他的檢查通過了。
女中還算是很人性化地處理了這位老員工的死，結論是“因神經失常，失足墜樓身死”。幸而是共產黨剛剛執政，曾經是國統區的人們還不大熟悉“畏罪自殺”這類的政治詞匯，自殺還沒有成為“自絕於人民”這樣的政治事件，如果再晚幾年，他的死就可能再也說不清了。執信女中還為他舉行了追悼會，並發放撫恤金。他的一個正上中學的孩子學費全免，還享有每月最高額度的人民助學金十二元。
很難想象媽媽得到父親自殺的消息後是什麽樣的心情。自從父親娶了第二房太太，媽媽對他多有不滿，但她並非絕情絕義，在戰亂時期和父親一直有通信聯係。日本投降以後，媽媽回到廣州，還曾抱著姐姐去看她父親和庶母。爸爸媽媽北撤煙台前，也曾去與她父親話別。一九四九年以後，因為蘇凝姨在軍中服務，廣州的家門掛上了“光榮軍屬”的牌子。媽媽也在北京的中直機關工作。汪君銳此時才知道兩個女兒都是共產黨員革命者。他為她們感到驕傲，甚至把她們的信拿到課堂上念給學生聽。這段日子，是他最為得意的歲月時光！
令汪君銳引以為豪的軍屬證
汪君銳的死隨著後來階級鬥爭的聲浪高漲，給他的子女們添了不少麻煩。媽媽和蘇凝姨的單位也是再三調查，才避免了有一個“因政治汙點而畏罪自殺”的家庭關係的嫌疑。媽媽與廣州家庭的聯係很冷淡，但是她仍然在父親自殺後每月給廣州庶母一家寄三十元，後來又承擔了一個異母弟弟上大學的全部費用。
寫此書時，媽媽的異母弟弟給我說起當年的三十元是個什麽概念。他說：“一九五三年我讀初中三，學校體檢。我們這些男孩大都‘包皮過長’，老師叫我們要到醫院做手術切除。敬儀姐（媽媽的異母妹妹）給了我三元，解決了全部醫療費用。多年後我與敬儀姐談起此事，她說，三元，可是她那時全月的工資了。”。
汪君銳死後，最初是以木棺土葬在三元裏一個不高的山頭旁，土墳。一九五三年，要建“中蘇友好大廈”，遷墳至花果山的北邊。沒幾年，花果山又要建射擊場，再令遷墳。找不到葬身之地，隻好火化。家中生活困難，骨灰隻能暫時裝在一個鋁質的飯盒裏，收進抽屜。
一九六四年，媽媽出差到廣東，順便看了近二十年未見的家人。看到父親的骨灰裝在飯盒裏，她馬上去買了個青花有蓋瓷罐，殮入骨灰，安放在屋裏牆角抬頭即可看到的一個木架上。高高在上的汪君銳看到長女向自己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