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人生極致——媽媽的遺囑 劉海鷗
二〇〇一年爸爸去世後，我們在長城腳下的陵園買了一塊墓地。陵園背靠巍峨居庸關，前擁碧水龍潭湖，坐臥在一片好山好水之中。怕刺激媽媽，我們沒有告訴她，那是個是雙位墓穴，給媽媽身後也預留了一個位置。不料請人寫好了碑文後媽媽一定要過目，見碑文上有自己的名字，媽媽斬釘截鐵地說：“不行，我決不埋葬在這裏。”
我們麵麵相覷：“不埋葬怎麽辦？”
媽媽已經八十七歲了，腦子仍是十分清楚。“我不是寫了遺囑嗎？把遺囑拿來。”
遺囑？對了，二十年前媽媽就立下了遺囑，我們都忘了，她沒有忘。
媽媽向以豁朗曠達之心看待生死。說到這兒，我想起媽媽一件事。她曾買過一個木製工藝品小棺材，兩寸長短，做得極為逼真。媽媽特別喜歡，還做了一個小人偶——一個古代人，寸半長，穿著長袍，戴著帽子，還有長胡子——放進棺材。這玩意兒別人避之不及，媽媽卻陶然自樂。把小棺材擺在她的書桌上欣賞了幾十年，讓我常想起莊子的鼓盆而歌。
媽媽說人老了，很難說哪天就離開人世，身後之事要及早交代。早在八十年代初，她就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語出驚人。
她說：“我死以後要把遺體捐獻給協和醫院作醫學研究。我的身體是有醫學研究價值的。”一九五〇年她懷孕五個月時患膽結石，協和醫院給她做了孕期膽囊摘除手術。五三年她摔斷右臂肘，協和醫院用兩根大鋼釘卯上了她的斷臂，至今右臂仍然運用自如。九三年又作了乳房切除手術。五十多年來媽媽大大小小的病都是在協和醫治的。媽媽說：“協和醫院醫術高超，多次挽救我的生命，我應該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回報，為更多人造福。”
那時候，在一般人看來，媽媽的決定難以理解，可是我們一點也沒覺得奇怪，這就是她，開明，還有一副仁愛之心的媽媽。
不光是說，媽媽立刻讓我陪伴著到協和醫院詢問捐獻遺體的手續。豈料醫院那時還沒有這項業務，走了好幾個部門詢問，人家隻是用奇怪的目光打量這個老太太。
媽媽失望而歸，然後她寫了第一份遺囑，這份遺囑不同於一般，不談任何身外之物，諸如房產錢款的再分配，隻談身後遺體處理：
全國婦聯黨組織，請把我這份“備忘錄”收存好。為了絲毫不耗費寶貴的人力、物力、時間，我“百年之後”，請組織不要為我辦理任何儀式，比如遺體告別、追悼會、骨灰盒放在哪裏等等。隻要把遺體送到任何一個火葬場火化後，由該場用骨灰作肥料就可以了。這事我已屢和家人說過，他們是毫無異議的。
本來希望把遺體捐獻給協和醫院作醫學研究，因我在三十多年前在該醫院摘除了膽囊，後又釘了兩根釘子接過斷臂，多少年來，一切正常，使我驚異於他們醫術的高明。但聽說現在醫院不接收一般疾病死亡的屍體。如果還得費很多手續去交涉，就簡單火化便了。
汪容之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遺體若不能對醫學做貢獻，能肥田，也是一種貢獻。
遺囑抄寫一式兩份，家中一份，單位領導一份。
到了八十年代後半期，社會進步了一些。人們對於“身後”的觀念有所改變，醫院也開始接受遺體捐贈了。已經七十三歲的媽媽聽說後，又讓我陪伴著去了協和醫院。這次媽媽直接找到當年給他做手術的張乃錚教授，表明自己的願望。張教授十分感動，說：“非常難得，非常歡迎。現在醫學研究非常需要社會上捐贈遺體，但是絕大多數人思想不通，我們很難得到。將來你故去，隻要與醫院醫務處聯係，我們必按你的生前願望辦理。”
媽媽高高興興地回到家，立即提筆寫了第二份遺囑：
（一）在上次“備忘錄”上，我漏寫了很重要的一件事，不發“訃告”。幸虧我腦子還算清醒，再往後更記不起來，就沒法補救了。（“不發‘訃告’”幾個字下麵畫圈）
（二）“備忘錄”提到遺體贈送給協和醫院一事，我今年九月已了解清楚。我請問了協和醫院免疫實驗室教授張乃錚（1950年我膽切除時他是我的主治醫生），他表示‘醫學上很需要社會上贈獻遺體，但是人們思想不通，故很難得到。你的醫療關係在協和醫院，將來你病故，自必由協和按本人生前願望處理。我們（是）十分歡迎你對醫學作出貢獻，到時由你單位、家屬與協和醫學院醫務處聯係即可。’我曾經把此事函告黨小組長黃慧珠並請轉達支部。現在，我再正式向組織言明，請存檔，到時照辦。1982年我寫的：“如無處贈屍，即簡單火化”，無效作廢。
（三）我的願望，已獲得全體家人支持。並叮囑下一代，到時不能接受醫院任何的報酬。即使醫院有什麽規定，也拒絕不受，隻領回一個獻贈遺體的證明，留念後人，作紀念即可。
（四）我在協和的病曆編號是84233。
（五）萬一我在廣州病逝，我已囑托老戰友們將我的遺體贈給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因為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在中山大學入黨後，是在該醫院過黨組織生活。贈給那裏，以誌不忘。
汪容之 1987年12月5日
我把遺囑找出來交給媽媽。她拿著那兩份遺囑，在我們麵前搖了搖：“記住，一定要照辦。”
我總覺得還是心有遺憾，問：“那您百年以後我們怎麽樣寄托對您的哀思呢？”
媽媽轉身從枕旁拿出兩樣東西：“你們可以把這個放到墓穴裏。”
一把折扇。黑色扇麵，金粉題詩，是蘇軾的“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
一張紙，上麵是媽媽瀟灑俊逸的字體工工整整地抄錄的好友吳甲豐先生的“己巳初夏紀事”的集唐人句。
靈魂要自由飛翔，但身體要為人類貢獻到極致。這就是媽媽一生所實踐和追求的。
二〇〇四年九月，九十歲的媽媽闔然長逝。我們按照媽媽的願望把她送到協和醫院。
醫院在一間小小的殯儀室裏舉行了簡約的接收儀式。正麵牆上是媽媽的大幅照片，仁愛的目光似乎仍然關注著人間。媽媽安詳地躺在鮮花叢中，身上覆蓋著共產黨的黨旗。前一天她單位的黨組織主動提“蓋黨旗”。我張了張嘴，想說：“不必了。”媽媽的靈魂不應該再受世俗羈束。我又把話吞回去了，因為這隻是我一個人的想法，來不及跟家人商量，但我實在想為媽媽說些什麽，於是為她寫了一對挽聯：“生前愚忠愚效為黨，身後無所無求捐軀”。橫批“無私奉獻”。對不起了媽媽，用“愚忠愚效”總結你的一生也許是對你不敬，但是你不知道裏麵包含了多少我心裏的疼痛！
醫院贈送了一個精致的遺體捐贈證明，告訴我們國家為捐獻遺體者開辟了一個陵園——長青園。待捐獻者的遺體研究完畢，骨灰將撒在園中，令綠色生命長青。園中立有一塊集體墓碑，捐獻者的名字將按時間順序鐫刻其上。
一切都合乎媽媽的心願，她的靈魂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飛翔；她的身體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她心愛的遺物——唐人集句和扇子放在一個精致的小盒裏（盒子裏我還放進了那串媽媽把玩了一輩子的琉璃珠子，還有一個一寸大小的銅佛——主宰聰明智慧的文殊師利菩薩，願祂在天上保佑媽媽），埋在了居庸關長城腳下，和爸爸、姐姐相伴。
二〇〇八年我回國去長青園看望媽媽。在一塊小小圓形的磚地中央豎立著一個紀念碑，是二〇〇三年北京紅十字會為遺體捐贈者建立的。紀念碑是兩隻長臂托起一顆心的造型，叫做“生命”。圓形磚地的邊緣是一圈大理石，上麵按照年代雕刻著遺體捐獻者的名字。捐獻者不多，每年也就幾十上百人。我在二〇〇四年的大理石上找到了媽媽的名字，撫摸著那三個金字，我的眼淚嘩嘩地流下來。
長青園裏鬆樹綠草一片蔥蘢，我想知道媽媽的骨灰灑在何處。管理人員說，我們隻得到了捐獻者的名字，沒有骨灰送來。這就是說，當時醫院的遺體捐獻辦公室多少說了一些虛假“動聽”的話，就是說，遺體捐獻者在做出了最後一點貢獻之後，便被隨意拋撒。
我流著眼淚走出了長青園。轉念再想，媽媽的第一份遺囑中已經說過，不留骨灰，散在農田裏做肥料即可。不管那些人怎麽處理骨灰，總是融入了大地，並未違背媽媽的意願。我稍覺釋然。
在當今的世界上，媽媽留給我們的，隻有三個字——汪容之。汪容之取“汪
洋大渡，容天下之百川”意。
這就是媽媽。人生極致莫過於此。
節自長篇家史《半壁家園》
人應該有感恩之心。
靈魂自由飛翔，身體要極致奉獻，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