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的叔叔姑姑們 劉海鷗
成人左起曹承德、我爸爸、長蘭姑、長菁叔，幼兒是雲子姑。懾於約1937年
我爺爺四個老婆，四個孩子，大老婆我奶奶生了我爸爸，是老大。二老婆生了劉長菁。三老婆不能生，過繼了劉逸南的女兒劉長蘭。四老婆生了劉長蓀（雲子）。
除了爸爸他們都在台灣，按大陸的說法，他們也算“高幹子女”了。下麵我來一個個細數這些台灣“高幹子女”的人生。
見字如麵——長菁叔
劉長菁和爸爸同歲，一直沒有回過大陸，甚至他有一個遺留在大陸的兒子都沒有把他招回來過。爸爸非常盼望與長菁在北京見麵，可是因為長菁的“政治曆史”問題，他是屬於“行動不便”的一類人，始終也沒能離開台灣一步。兩人隻能靠長信來往，道盡別離之思念。
長菁叔嬸
爸爸最後一次見到長菁是一九四三年，從成都到桂林經過重慶時爸爸特地去看望他。他當時在中央銀行國庫局工作，住在歌樂山，已經結婚，還有了兩個兒子。重慶連遭日軍轟炸，兩個孩子都是在歌樂山助產學校的防空洞裏生的。山洞裏潮濕陰暗，太太落了一身產後毛病，到了老年更是痛苦不堪。
四十年後，長菁在給爸爸的信件裏特別提到兄弟倆的這次見麵是“偷偷相見”。這個“偷偷“二字道出了他的尷尬處境——在國共兩黨的夾縫中生存。
長菁在北平讀大學時喜好文藝，唱歌跳舞演話劇，無所不精，尤其喜愛唱平劇（即京劇），扮演的老生在大學裏頗有名氣。
抗戰開始，長菁到了西安，十分活躍，是歌詠隊長（他太太是歌詠隊的台柱子），帶領文藝團體為抗日官兵慰勞演出。他受到左傾思想的鼓舞，參加了共產黨。當時愛國學生像潮水一樣湧向延安，長菁也懷著滿腔熱情奔赴延安“抗大”。可是我們這位劉長菁叔叔從小就養尊處優，思想深處並沒有“共產主義化”，最多就是一個抗日愛國青年。先不要說延安開荒種地紡線織布的艱苦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光是延安的肮髒就讓他忍受不了，他繼承了母親潔癖的基因，極愛幹淨，可是晾曬衣服刷洗鞋襪，都被批評為小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更為恐怖的是，他親眼看到很多從全國各地去的熱血青年，被當作國民黨“AB團”或CC分子，甚至什麽名堂也沒有，拉走後一去不複返，槍斃活埋亂棍打死者皆有之。厄運會不會有一天也降臨到他的頭上？他惶惶不可終日。
一年後，長菁終於悄悄地逃離延安，從此脫離了共產黨。他逃跑後被共產黨追捕，又不為國民黨所容忍。據爸爸說，有一個叫程全楚的家夥，是他大學的同學，比他低兩屆，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和長菁同時在“抗大”學習。那人身份不明，可能是國民黨派去的也可能是共產黨派出的，“抗大”畢業後即回到重慶在軍統當職業特務。因為他在延安呆過，專門負責指認抓捕和審問拷打去過延安的青年。長菁就是受害者之一，一九四一年在重慶被這個程特務親手逮捕。在獄中長菁親眼看見他審問和毒打政治犯。幸而有了二爺三爺名聲的保護，國民黨才沒有對他的共產黨身份和延安之行加以深究，還給以保釋。
長菁從此明白了政治的險惡，遠遠地繞道而行。但是他的處境始終十分尷尬，夾在兩黨之中，不能有所作為。一朝被蛇咬，連爸爸都是一條井繩，所以隻敢“偷偷相見”。
“井繩”羈絆了長菁的一生。他感覺自己的行動並不自由，似乎總有一雙眼睛在盯著。一九四四年他被調到湖北恩施的中央銀行分行工作。他從朋友處得知這是一項針對他的“有計劃的謀害”。時值農曆新年放大假，他趁著這個空當趕緊逃脫，藏匿在朋友家，一呆半年。
二〇一一年我拜訪了爸爸的大學校友，人民文學出版社外文部的老領導孫繩武先生，他與長菁夫婦也十分熟絡。談起程特務，孫先生說：“是的，確有其人。一到‘五一’、‘俄國十月革命節’這些革命者的節日，他就出現在中山一路的中蘇文化協會門口，監視進出的人。”
奇怪的是這個程特務一九四九年後化名陳某，搖身一變又成為身居要職的共產黨的幹部，先在某大軍區當參謀，後來又當了水利局長。爸爸十分氣憤，意圖檢舉此人（這一段我在爸爸的信草本裏看到了檢舉信草稿，是否發信不知道）。有一個時期國共兩黨間諜戰的影視鋪天蓋地，我突然想到，沒準這個陳某人就是共黨派到軍統的間諜？專門替共產黨抓捕從延安跑出來的“叛徒”？國共兩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情很難說清。寫到這兒，又想起一件事，一九七二年一個叫趙武堂的人托人看望爸爸。這個趙武堂是劉蔭遠在南京時的隨從。當年二十多歲，大高個，經常帶爸爸哥兒倆上街玩。爸爸他們險些被老家土匪綁架後，由趙武堂在假期護送哥兒倆回老家。四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二年，爸爸才從來人口裏知道他竟是一個中共黨員。共產黨的滲透無孔不入，有說國民政府的失敗與此關係極大，恐怕不是妄言。
歌樂山一麵是兄弟倆這一生最後一次見麵。一九四九年，得知長菁準備與劉蔭遠等人一起赴台，爸爸趕緊寫了一封信給他，信中說：“如果你不想離開大陸，就不要走，我有能力保護你。”長菁夾在國共兩黨之間，始終惶惶如驚弓之鳥，他以為爸爸是替共產黨賣力的，勸他留下的目的是把他交給共產黨處置。他不敢聽哥哥的勸告，還是帶著老婆孩子走了。
爸爸對中國的未來是多麽有信心啊。
一九四九年二月，長菁帶著家小兩手空空去到台灣。生活不下去了，又冒險回到大陸賣房子和家產，再想出去時已經被截住出不去了。過了半年多，靠著劉蔭遠的關係，才又設法回到台灣。
長菁在台灣的後半生過得並不順遂，體弱多病生活困苦外加擔驚受怕。抵達台灣後，在類似大陸的“忠誠老實”運動中，他不得不向“黨”自首加入過共產黨的政治“汙點”，為此行動受到限製。中央銀行在台灣複行後，他沒有回去上班的資格。他女兒玉錦說，家裏每個月都有警備總部來人找他談話。談什麽，他從來不透露，似乎是收取或聽取他的“思想匯報”。人一來，氣氛就變得詭秘，孩子和女人都要離開房間。
長菁行事十分低調，做一些掙錢不多發展不大的工作。他擔任過一家廣播電台的編輯，在中學教過書，也辦過雜誌（《台灣文藝》，由劉蔭遠為發行人。好像隻出了一兩期就就停刊了）。他生有六個兒女，五個在台灣，一個早年留在大陸過繼給別人家。一家七口人生活十分拮據。玉錦說：“別人送來蘋果，隻盼望有爛的，爛蘋果可以全家分吃。好的呢，全留著送人。”盡管如此，長菁仍然把有限的收入拿出來一部分幫助兩個學生完成學業。一個是世交之子宿縣餘宗仁，後任大型企業公司的高級職員。一個是山東侯建，後任台大文學院院長。
長菁叔一家，前排左起長菁嬸、長菁叔，後排玉鈞、玉銘、玉錦、玉鈐、玉錚
長菁一生傾心寄托的是“平劇”。當年在北平上學，學習不甚上心，就已經癡迷上京劇。唱老生。他在給爸爸的信中回憶，那時天天晚上到吉祥劇院聽名家演出，然後反複琢磨。譚富英的《珠簾寨》裏有一句“嘩啦啦打罷了二通鼓”，長菁唱起來總覺得韻味不足，就一次次跑到戲院聽譚富英怎麽唱。門票一次一個大洋，連去了四五次，隻聽這一句。聽完了到西單牌樓天福醬肉鋪，切上一盤醬肘子，坐在門外的一個餛飩攤子上，要一碗雞肉餛飩，待上半天靜靜地回味。正是冬天，雪花飄飛，空氣清冷，令頭腦愈加清新，更容易體會其中韻味。終於有一天，他一拍桌子，有啦！隻要在兩個“啦”字中間加個“個”字，就唱出了不同的味道，就這麽簡單，那四五塊大洋白花啦！
在大學時，長菁唱京戲已經出了名，還是不滿足，為達到唱做的完美境界，專程拜著名裏子老生張春彥為師。他心中的偶像是老生餘叔岩，隻要聽說餘老板在哪裏有堂會戲，就跑到這戶人家門口，想盡辦法連蒙帶騙，鑽進人家院裏，一飽耳福。回憶起這一段，長菁叔說：“那時候為了聽戲，施盡了‘鑽’的功夫。如果入社會後肯用上那頭功夫，早已高官得做，駿馬得騎了。”
他在社會上可不是會下功夫的人。他跟爸爸說：“我們這一門把名利都看得太淡了。”這是實話。所以他一生都不得誌，不富有。但是，隻要有京劇可唱，長菁的生活就充實。在台灣他最大的樂趣就是票戲。他的唱功大有長進，由原來的正工調唱至六字調。家中有專用琴師。多次登台演出《法門寺》、《武家坡》、《大登殿》、《捉放曹》、《四郎探母》、《審頭刺湯》等十幾出劇目，並在電台錄音。他還教會了長菁嬸唱戲，他的願望是有一天和太太同台演出一齣雙老生戲如《馬鞍山》。
隻有在戲劇中他才找到了人生的平衡點，才回到了他夢牽魂繞的家鄉。
長菁的孩子們——我的堂兄妹們都是普通市民，隻有長孫女——我大堂哥劉玉鈞的女兒劉昭儀與政治沾邊，二零零四年嫁給了民進黨立委羅文嘉。他們結婚時台灣各報的通稿是這樣報道的：
身為男主角的立委羅文嘉說，第一次到太太劉昭儀家中拜訪，她的父親拿出洋洋灑灑的家譜，要羅文嘉好好了解他們的家族。羅文嘉的妻子劉昭儀大有來曆：曾祖父劉蔭遠曾任陝西國代，是保定軍校出身，參加過同盟會。曾祖母曹承德曾任監委、陝西婦聯會會長，與前總統蔣經國是莫斯科大學同學（擬應是莫斯科中山大學）；伯公劉長菘信仰共產主義，還留在大陸。
長菁晚年病痛纏身，哮喘和肺心病，住在養老院，活得很辛苦。一九九三年他突然寫來一封信，說他打算回到大陸定居，在生養他的土地上終老天年。爸爸異常興奮，立刻幫他聯係一切定居事宜。不料事情還沒有結果，長菁就去世了。得到消息，爸爸胸口發悶，第二次犯了心梗。哥兒兩個睽違半個世紀之久，後十年雖然得知下落，也隻能“見字如麵”，終於沒能見麵。
長菁叔豐儀俊朗，雙目灼灼，衣著整齊利索。若有病痛，從不向人訴說，更要整冠沐浴，以飽滿神采示人勵己。
迫走他鄉——長蘭姑
在諸兄弟姐妹中爸爸和長蘭姑的關係最好，從小時的玩伴到青年時期的誌同道合，到成年以後綿延不絕的相盼，到老年的書信傳遞，互相惦念了一輩子。可是不像雲子姑後來多次往來大陸，長蘭姑隻回來過一次，而且來得最晚。
她有她的難處，因為一些政治的原因，她的處境很微妙。這要從抗戰時期談起。
“七七事變”以前，長蘭考上了北京大學文學院，也是學俄語。俄語老師正是曾經教過爸爸的劉澤榮先生。長蘭的俄語在班上最出色，因此當劉澤榮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館參讚後，臨時聘請不到俄語教員，學校竟讓長蘭代課一年。
長蘭還是個熱情的愛國青年，她是“民先”隊員。上街遊行，查處日貨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七七事變”那天，長蘭和曹氏母親正在清華園遊覽，待回家時發現城門已經關嚴，進不去了。守兵說日本人打來了，奉命關門阻隔日軍進犯。怎麽說都不放她們進城。後來曹氏給軍法委員會打電話，找到孫傳芳，才開了城門讓他們進去。回到家劉逸南讓她立刻離開北京，因為她的進步表現會惹來大麻煩。
抗日戰爭爆發後北京大學西遷，長蘭隨往。學校先是遷址長沙，和其他院校組成了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設在衡山上，學生宿舍山頭相隔，山間有亂石飛瀑，秋天紅葉透亮。下課在山裏漫步，如遊虛無縹緲之幻境。南嶽最高峰為祝融峰，峰頂有廟，廟頂是整片的銅，在太陽的照耀下閃閃發光。因為高，屋簷上掛的冰柱終年不化。整個衡山就是校園。
文學院學生組織了一個“南嶽詩社”，白天登高望遠，入夜秉燭賦詩。當然其中也少不了青年學生的男歡女愛。有男生寫對聯：“新年舊年逢年便過，好妞賴妞見妞就追”。浪漫情懷還導致了一樁悲劇，有一天長蘭與同學上山采茶花，穿成花環戴在胸前。下山時見人群圍在瀑布邊，上前看究竟，原來幾個同學遊玩，一個女生喜歡紅葉，有熱心男生為其摘采，踏在石苔上腳滑失控，摔死。
聽到這些故事，我腦子裏怎麽也和亡國恨聯係不起來，倒想起一句詩：“……隔江尤唱後庭花。”
長蘭在學校是個活躍的女生，多少年後，西南聯大的同學還寫了一首詩，題為“憶南嶽，記長蘭”。
文學院在長沙隻呆了半年，就因日軍的南下而遷移雲南。在南遷的路上，還有一樁奇遇。
到雲南取道四川貴州。進入四川不久，車子壞了，學生們滯留在一個鄉間旅店。放下行李，長蘭要去吃飯，忽然發現錢包沒了，想不出是在哪裏丟掉的。錢丟得一幹二淨，連一頓飯都吃不起了。她搜遍行李，想找一些值錢的物品去和老鄉換點錢，翻來翻去，隻找到一塊香皂看來還名貴一些，可是農民說這東西有啥子用，能當錢花？不要。拿金子或大洋來換。長蘭沮喪，有金子大洋還找你們幹嘛？
晚上，長蘭餓著肚子蜷在床上，有人敲門，是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請你開開門，我有事和你說。”長蘭不敢開門。男子說：“不要怕，我是好人，姓孔，是西北聯大的學生，給你看我的學生證。”他隔著門向長蘭出示了學生證。他說：“我知道你的錢丟了，我和你一樣，也是半路上把錢丟了，可是我在汽車上用手捧著帽子，對乘客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請大家幫襯幾個錢作盤纏。果然募集到了一些錢。”孔同學又說：“我看你一天沒有吃飯了，這些錢都是大家的資助，我願意和你共同分享。”長蘭隻好接受了“布施”，因為已經餓得不行了。
天無絕人之路。第二天旅店裏來了一隊軍人，夾雜著一些女流。為首的軍官皮靴馬褲十分帥氣，又頗有儒將之風，很是吸引女學生們的注意。打聽之下此人叫黃傑（黃傑1902-1995，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黃傑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一九三八年六月之前任第八軍軍長兼第四十師師長。六月在徐州會戰中因指揮作戰失利——在沒有得到命令的情況下自行撤退，影響了戰局——被撤職查辦。後來又被派往成都任中央軍校教育處處長。此時他正是去成都赴任，接收陸軍軍官分校，路經此地。長蘭忽然靈機一動，或許可以請他幫忙？她鼓起勇氣去找黃傑，先是自報家門，抬出二爺三爺的大號，又說明自己的窘境，問：“您能不能帶我一起去成都？”黃傑非常有禮貌地回答：“此行帶著太太及其他家眷，我的車已經滿員。”長蘭正在失望之際，又聽黃傑接下去說：“如果你不嫌棄，可以坐在衛兵的駕座旁。”長蘭高興還來不及，豈有嫌棄之理？黃傑一路十分君子，如同對待自家的女眷一樣照顧長蘭。就這樣她順利地到了成都，又想辦法從二爺哪裏弄到了錢，得以南下雲南。
北京大學遷移雲南後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於一九三八年五月成立了西南聯大。自成立起，聯大的學生就分成了很多派別，國民黨、三青團、共產黨、“民先”、群社，明的暗的，鬥爭很激烈。
長蘭的麻煩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由於她以前代教俄語課的經曆，學校裏很多人都認為她是共產黨。按她說她隻是個進步的救亡青年，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後，參過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抗日先鋒隊”組織。她的抗日態度旗幟鮮明。
盡管師生中派別林立，學校的民主空氣仍是很濃厚，經常公開辯論時政和社會問題。一次外語係的學生開會討論局勢，一些學生就誰“站在抗日第一線”的問題指責共產黨和進步人士。會場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擁共和反共的學生雙方一觸即發。一些擁共學生十分激憤，但又不知如何反駁對方，也不知道反共學生有什麽背景。這時長蘭站起來大聲說：“你們說得不對，誰抗戰誰不抗戰，大家看得清楚。你們可以以理服人，謾罵隻能說明你們心虛。”接著她有理有據地擺出自己的觀點，駁斥反共學生的言論。長蘭講完，大多數老師同學報以熱烈的掌聲。同學們幾乎不能相信這位身材矮小的女生竟發出這樣強有力的聲音。一些進步學生以為她是地下黨派來在會上發言的，右派學生也把她當做共產黨人。
學生中的鬥爭終於白熱化。一九四〇年十月的某一天是南開大學的校慶日，校長張伯苓專程從重慶到西南聯大參加南開校友慶祝會。聯大劇團將在會上演出話劇“地牢”。校友會邀請了五個主要學生團體參加，唯獨把由地下共產黨領導的左派學生組織“群社”排除在外。“群社”號召社員們不要去看戲，以免惹上麻煩。長蘭不管那些，還是去了，而且坐在前幾排。沒辦法，她太熱愛戲劇了。
戲演到一半，突然場上場下一片黑暗——斷電了。頓時台下哄鬧起來，七嘴八舌地嚷道：“是共產黨搗蛋！是民先分子搞鬼！是‘群社’幹的！”劇團團長汪暘（三青團身份）上台痛哭道：“為了歡迎老校長，我們趕拍了新戲，但是‘群社’剪斷了電線，戲演不成了！”台下更是群情激憤，喊道：“把共黨分子抓出來！”紛亂中矮小的長蘭忽然站到椅子上，對汪暘大聲喊道：“你撒謊！你憑什麽說是‘群社’搞鬼？敢拿出證據來嗎？”汪暘一下子被問住了，他大聲喊道：“她就是共產黨！”鎂光燈突然大亮，光線都聚集到長蘭的身上。台上台下人們七嘴八舌地喊：“打她！打她！”還有人在台下摔椅子。人們向長蘭聚攏過來，一時間氣氛劍拔弩張，爆發在即。就在這時，張伯苓校長站起來走到台前。他對長蘭說：“這位同學你過來。”長蘭走過去站在他身邊。張校長對大家說：“這位同學說得不錯，你們根據什麽說是共產黨幹的呢？再說現在已經國共合作了，大家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抗日。”他又說：“共產黨就不演戲了嗎？周恩來是我的學生，他在南開就演戲，還演過女的呢。請大家不要鬧事，改天我們再演。”這場風波暫時平息下去了。張伯苓對長蘭說：“你和我一起回去吧，免得那些學生再節外生枝。”
雙方學生都不服氣。當天夜裏“群社”立即開會商談反擊對策，連夜書寫壁報第二天刊登。有人寫打油詩“大會主席口結巴，劇團代表淚如麻，台上台下齊喊打，北平武戲不如他。”有人寫小品文《李二嫂看戲》，貶刺“右派”學生。而對立派學生也在暗中策劃反擊，要掀起更大的爭鬥。
為了平息事態，張伯苓特別邀請西南聯大五個團體（包括群社）代表開會，並請長蘭列席，讓指責長蘭是共產黨的學生向她道歉。再次強調大家應和睦共處，專心讀書。然後請大家吃了一頓飯。
這次斷電風波，也算西南聯大比較重大的事件。後來查出切斷電源的是物理係的同學，他們第二天要考試，正在圖書館準備功課，嫌隔壁禮堂演戲太吵，就剪斷了電源。
張伯苓曾是國民黨參議會主席，並有江湖背景，他對長蘭的保護，令她終身難忘。
不久國共兩黨的關係發生了劇變，“皖南事件”後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對共產黨和左派人士展開清剿。
政府要來抓左派學生，共產黨地下組織決定讓聯大活躍的黨員疏散躲避。據悉，長蘭的名字也列在了抓捕名單上。國民黨把她當成了一個老牌共產黨、有經驗的地下工作者。地下黨派人找到她說：“你雖然沒有參加共產黨，但是給了我們很大幫助，我們也要保護你，你跟我們一起撤離吧。”長蘭和他們一起悄悄離開西南聯大，到雲南的東南部山區隱蔽起來，在當地教小學。
但是長蘭最終還是暴露了身份，被國民黨的軍法機關逮捕了。在監獄的一間肮髒小房子裏關押了一個月才有人提審。提審時，審判官劉清芝一看，吃了一驚，這個女子他認識。當年他做過三爺劉逸南的秘書，眼下這位不正是三爺的大小姐，二爺的過繼女兒嗎？趕緊請她上座。對這位小姐他可不敢輕舉妄動，可是“共產黨”事關重大，他也不敢私自放行，關也不是放也不是，真是塊燙手山芋。思來想去劉清芝想出一個折中辦法，把劉長蘭送到昆明自己家裏“關著”，像一家人一樣好吃好喝招待著，可就有一樣，您好好在家呆著，別邁出這個門檻。不過，可以在他的陪同下去參加軍官們的“同樂會”。另一邊廂他趕緊和三爺聯係，磋商解決辦法。雲南駐軍的副總司令關麟征是二爺和三爺在陝西的舊交。幾經斡旋，長蘭得以保釋。曹承德親赴昆明接她回家。之後長蘭以優異成績考取了遷校成都華西壩的金陵女子大學。
爸爸最後一次見長蘭的麵，就是這時，他從新疆回來後經過成都。兄妹倆匆匆一麵之後又各奔東西，隻是偶然有信件聯絡。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複，長蘭大學畢業不久，她的一個在《大公報》工作的朋友要到台灣去接洽新聞記者工作，邀長蘭同去做譯電員。為躲避與兩黨間的是非，長蘭欣然前往。工作結束後正準備返回大陸，又應朋友之請在嘉義縣中學代課半年。這一代課，顯示出她作為教師的優秀素質。校長也是金陵女大的校友，一再挽留，不肯放行，一直拖到大陸易幟，長蘭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去了。
在台六十多年，關於被捕一事長蘭姑從來不提。一切與國共的聯係與糾葛，諱莫如深。早年我聽爸爸說她加入過共產黨，我一個同學的媽媽是長蘭姑在西南聯大的好友，也曾告過我她是共產黨。二〇〇三年我去台灣時，曾向長蘭姑求證，她矢口否認。是與不是，追究下去沒有什麽意義了。事實是，她過去的進步身份已經給她在台灣的生活帶來了很大麻煩。台灣有一陣白色恐怖嚴重，也搞過像共產黨在掌權後審幹那樣的審查，調查所有大陸來人有否可疑背景。有人到長蘭工作的台灣師範大學調查她。師大人事科長的老婆也是西安人，知道長蘭家的底細，說：“有什麽好調查的，她是劉蔭遠的侄女，過繼女兒，還能有什麽問題。”憑了劉蔭遠的名字，長蘭安全過關。盡管她埋頭學術，不問政治，但實際上她在台灣的很多行動受到注意，回大陸探親並非易事。加上長蘭姑的丈夫是個政府要員，她作為家屬須得謹言慎行。
八十年代長蘭曾收到大陸一位不詳其名的西南聯大校友的一封長信，熱情異常，歡迎她回去，並說要聯絡西南聯大校友開個盛大的歡迎會，還說要陪她到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旅遊。也許這僅僅是校友的熱情相邀，卻更讓長蘭疑慮重重。她告訴爸爸，這封信無形中使她回鄉的腳步更加延遲下來，直到一九九四年先生退休，他們才踏上闊別了五十年的大陸，是台灣親戚中最晚一個回來探親的。
爸爸和長蘭姑北京會麵（1994年）
分別了五十二年的兄妹終於見麵了，兩人對坐，淚眼婆娑。說不盡的惦念全在一聲“北京哥”（爸爸小名），一聲“丫頭王”（長蘭姑小名）之中了。
爸爸問：“你還記得嗎，在北平時我們兩人都特別喜歡文學，共同話題特別多，一聊起來就沒個完。說得最多的就是《紅樓夢》，有一個冬夜竟圍著火爐徹夜長談。火爐滅了都沒察覺。”
長蘭說：“咱們還經常因為政治觀點不同爭論不休，特別是一說起共產黨和國民黨孰優孰劣的問題，你竟能滔滔不絕地為共產黨辯護，你平常是不善言辭的嘛。我說共產黨殘暴之極，你說國民黨腐敗之極。我說不過你，抓起身邊的書或報紙就向你飛擲過去。你抓過書擋開報紙說：‘別生氣，走，我請你去喝咖啡吃點心。’把我哄得又笑起來。”
爸爸說：“其實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了。”
長蘭說：“我早就就猜到了，還偷偷問過你。你說：‘你不要管。’我更加肯定你就是，但是我一直替你保守秘密，瞞住了二爺和三爺。”
爸爸說：“1942年我從新疆回來，馬上給三叔寫信詢問你的下落。三叔回信說，這女子甚是荒唐，她曾經從成都給他寄過一封信，隻知道她又考上了金陵女子大學，可是沒寫回信地址，徒讓人操心。後來我到成都的大學去找你，有人告訴我確有此人。等把人找來一看，是個叫劉昌蘭的女生。”
數不盡的往事，流動著，帶著色彩。
除了與她的“北京哥”徹夜相談，舊地流連外，長蘭姑在北京十分謹慎低調，一切陌生人甚至過去的同學朋友一概不見。盡管長蘭夫婦一再叮囑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們的行蹤，還是被無所不能的統戰部知道了，責成出版社出麵宴請他們，由孫繩武主持。這種“熱情”也令長蘭姑心有餘悸。
在大陸，長蘭姑和姑父遊曆了黃山廬山。她回台灣後，爸爸寫信再次邀請她來，說中國的名山大川世界哪裏都找不到。希望她趁身體還好再來遊曆，多看看，盡量看。長蘭回信說中國之行讓她感到十分失落，她說：
黃山是唯一沒有被破壞還保持原貌的地方。廬山卻被破壞的一點靈氣也沒有了。而最最被破壞的地方則莫過於北京，她完全失去了原有的特殊風格，令人看了無限辛酸。前人詩句有‘國破山河在’。而如今許多地方卻反過來使人有‘國在山河破’之感。這是令人痛心的，因為國破還可以收複，山河破了卻萬劫不複矣！
對北京的失望揮之不去，她在另一封信裏又說：
悲的是北京整個變了，非昔日我在那時那樣平靜安寧，那樣純美嫻雅，像一章蘊涵著潸潸詩意的散文。而如今卻象一所剛剛拆毀的大宅子，東一堆西一堆顯得亂哄哄。一些尚未拆除的景物如北海公園、中山公園、及至天安門、故宮等，也都像是靈魂生命均被抽取掉了的標本，隻有模樣，卻失去了精神。
長蘭說再也不想回去了，因為怕見到那麵目全非的北京。
也許長蘭來的不是時候，一九九四年的北京正在反複地進行大規模的建築物拆除和重建工程，再加上修建地鐵，道路也被開膛破肚，確實如同一個大工地。如果她今天再來，“工地”已經完工，但是其麵目又如一個暴富的土豪。她記憶中的“平靜安寧，純美嫻雅，像一章蘊涵著潸潸詩意的散文”一樣的北京，永遠不會再有了。
長蘭姑至今已九七高齡（本文完成於2014年，如今她已仙逝），她是台灣師範大學英語係的教授。退休以後，最熱衷的事情就是票戲。她領導著一個票友“國劇社”，唱打念做，不讓科班。她曾登台票演“蕭太後帶回令”，寄來一張劇照，扮相容光照人。對於舊時家園的思念也就隻能寄情於“國劇”的一著一式中了。
長蘭姑票演蕭太後
千金散盡——雲子姑
爸爸去世後不久，他最年輕的妹妹，敢作敢為的雲子也走了。幸而爸爸走得早一步，要不然他不知又要經受多大的疼痛。
雲子來過大陸兩次，回去以後，初時還有信來，後來信越來越少。九十年代以後，幾乎音塵斷絕。
二〇〇三年我第一次到台灣，見到了十幾位劉家親戚長蘭姑和姑父、長華嬸、長芬姑和姑父、還有堂表兄弟們，唯獨沒見雲子姑。
我問：“雲子姑呢？”長蘭姑說：“她走了，一年多了。”我大吃一驚，什麽？她的年齡是諸長輩中最小的，八十年代初她回國探親時，還是一個快人快語快樂無憂的中年婦人，怎麽會呢？後來他們給我講了雲子姑的故事。
說起雲子，人們的第一句話就是：“雲子是個童話人物。”
雲子，劉蔭遠的嬌嬌女，圓圓的臉龐，樂天的性格，又是獨生老閨女，再加上劉蔭遠家缺女孩，千萬寵愛在一身。
雲子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從小便養尊處優，享盡榮華富貴。家中水果，糕點成堆。布料要買最貴的，一買就是十幾塊，再加上別人送的，家中閑置布料摞得有人高。她愛畫畫，劉蔭遠請了最好的畫家黃君璧——和宋美齡是同一個老師——教她。五十年代雲子就開上了高級進口汽車，十分風光。出門不是私家車，就是計程車。公交車是絕不坐的，因為“要像個大小姐”——她身體力行和教育晚輩的口頭禪。吃飯要去最好的飯店，洗頭要去最好的理發店，九十塊洗一個頭，絕不會去隻收五塊錢的一般理發店，還是那句話：“要像個大小姐”。玉錦妹說：“我上大學時喜歡一個女歌星。雲子姑說：‘走，姑帶你去聽她唱歌。’到了歌廳，她把老板叫來，要那個歌星來坐台，大把給錢。”
無憂無慮的雲子
可惜，台灣的高幹子女遠遠比不上大陸高幹子女優越。後者不僅可以繼承父輩的榮耀，而且還繼承了權力和財富，以及利用權力攫取財富的特權。而在台灣，父輩一死，自己想辦法謀生吧。劉蔭遠去世後，雲子就失去了依靠。她和丈夫想做點事情，又都學無專長，十分掣肘。雲子沒有心計又愛折騰。本來她在台灣銀行做電話總機工作，收入穩定，卻辭了工，異想天開地要到法國開珠寶店。她買了一批很貴的台灣玉打製了一大堆戒指。還沒走就到處送人，隨意挑，不好意思拿就塞給你一大把。到了巴黎參加了台灣同鄉會，聚會時不管認識不認識，贈送鄉友一人一枚戒指（當時大約值一百美元一個）。珠寶店沒開成，珠寶送得差不多了，錢也花光了。後來說是在老人院給人家當管家，又洗又熨，一個人做幾十個人的飯，幹得很是辛苦。說“管家”是好聽，實際上就是打雜。最後，雲子窮途末路，打道回府。
回到台灣她張羅了一個補習學校。一切東西都準備妥當，開張之際，突然發現沒有執照。這才知道得先辦執照才能經營，辦學的事就這麽黃了。她又開了一個酒家，名字很雅致，叫“半雅亭”。執照這回有了。開張時十分排場，請來父母的舊好及各路名流來捧場。酒家隻開了一兩個月就關張了，賠錢太多。雲子說：“都是熟人來吃飯，不好意思收錢。”全是記了她的賬，一如當年“二爺”開茶館的風格。雲子說酒家名字也取得不好，“半雅亭”與“半月停”音似，開不長久。
總之，折騰，失敗，再折騰，再失敗……
這段期間好歹有她母親撐著門麵。母親的薪酬不低，再失敗也能挺得過去。母親去世後，夫妻倆人的生活就完全靠了自己。雲子會些法語，靠私人教授法國人國語為生。在台灣，有幾個法國人呢，這個市場十分有限。他們夫妻一直在尋找商機做點大小生意，但是為人又都太簡單實在，不是這塊材料。
一次次的生意失敗，債台高築。最後一招就是賣“祖房”——劉蔭遠在士林的房子。本來士林的房子為官邸，是不允許買賣的，蔣介石去世後才解禁。豪宅被雲子賣掉了，想想士林的房子該有多值錢！卻是賤價賣掉的。
夫妻倆花了三百萬元買了一個小房子住。雲子不會理財也不會理家。那個家呀簡直下不去腳。又髒又亂，到處都是狗屎尿。馬桶長著黑黴看不出本色。廚房的油煙機被油膩塞住，根本轉不動。生意再次失敗，小屋子也賣掉了。最後一筆生意是和香港人合夥投資的，連本帶利都被人騙走了不說，丈夫還遭人算計，身陷官司，羈留海外，被禁止入境。雲子無奈中破釜沉舟，動用了先父的社會關係，找到國民黨最高安全官員疏通，才把丈夫接回台灣。之所以說“破釜沉舟”，是因為此前劉蔭遠立過規矩：他自己不會也絕不允許家人利用他的社會關係為自己辦事。
他們最後不得不住進台北縣政府的廉租屋裏，其實就是貧民窟。房子在鄉間倚山而建，屋子裏又髒又擠，靠山那邊的牆都已經發黴發黑。隔壁就是公共廁所，穢氣傳進屋裏。前去探望的親戚見到他們的慘狀無不黯然神傷。
孟子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那是兩千多年前的事。如今俗話說“富不過三代”，最多如此。
雲子連自己的身體也不會料理。她的腿腫，抬不起來，別人提醒她怕是腎有問題，她說：“不會不會。”總是那麽樂觀，根本想不到去看醫生。二〇〇〇年左右，雲子摔了一跤，摔跤後再也沒能恢複，才查出有糖尿病，很嚴重了。二〇〇二年春夏之際，貧病交加的雲子決定和丈夫及兒子承平遷回先生的湖南益陽老家。承平辦理了離職，拿了一筆五十萬元新台幣的離職費作為回鄉的安家費。此時豐腴優雅的雲子已經瘦得形銷骨立，不能自己行走，她是坐著輪椅被推上飛機的。
他們回到湖南一個月後就傳來雲子去世的消息。
豪爽樂天的雲子姑
雲子快人快語，豪爽樂天，招人喜愛。可惜劉蔭遠教女有失，他太慣寵雲子了，沒有教會她過日子的本領。
“我當年也有小細腰！”至今言猶在耳。
1980年雲子姑來京與我合影
長華叔和長芬姑
在台灣的還有長華叔和長芬姑，劉逸南的兒子和幼女。
長華從小是一個聽話的孩子，安靜沉穩。他的歲數比哥哥姐姐們差很多，他們出去看戲遊玩從來不帶長華，他隻好乖乖地呆在家裏。抗戰爆發以後，劉逸南拒絕當日本人的維持會長，不得不帶著長菘長蘭他們離開北平，隻留下了長華，由李靜懿帶著。臨別的那天，長華一句話也不說。分別的時刻到了，長華還是沒有張口，隻是眼巴巴地望著長蘭，分明是在用眼睛叫著：“姐姐！別走！”這眼神流露著悲傷和絕望，成為一輩子埋藏在長蘭心裏的痛苦記憶，直到現在長蘭姑說起來，還是想流淚。長華後來告訴她，那天晚上當他獨自一人，他偷偷地哭了。
長華十分優秀，抗戰勝利後，他考上輔仁大學。在台灣又考上第一個台北的公費留學生，成為工程師。長華老年後視網膜剝離，雙眼失明。他去世時毫無痛苦，一天午睡，就再也沒有醒來。
長芬自幼在鄉下和馮氏母親生活。母親去世後，長蘭與父親去鄉間把長芬接到南京居住。長蘭當時忙於照料孩子，無暇顧及妹妹，長芬覺得大家對她不好，與家人感情疏遠，脾氣也不好。
長芬比劉逸南他們晚一些乘船離開大陸。她的旅途充滿驚險，她乘坐的輪船在半途遭到共軍炮火攻擊，船身被打得遍體鱗傷，海水從彈洞灌進船體。船長讓大家把行李及隨身攜帶物品盡可能扔到海裏，以減輕船上重量。長芬把所有的東西都丟進海裏，連身份證也一起扔掉。破船在海上顛簸了二十一天好不容易飄到了台灣，可是她自己的身份，如同隨著身份證拋進了大海，再也找不到了。三十年後，長芬與丈夫返大陸探親，被冠以“台胞”的稱呼。這讓他們非常生氣和失落，說：“在台灣我們被稱作‘外來政權’，被罵作‘外省豬’，現在卻又被大陸叫做‘台胞’。到頭來我們兩頭不著家，沒有自己的身份。”
長芬沒有機會接受完全教育。內戰期間，老師帶著學生到處逃亡。如果地麵沒有交火，天上沒有飛機，老師就把小黑板掛在樹枝上講一堂課，陸陸續續學了一點東西。到了台灣以後，父親讓她繼續念書。因為年齡已大，就從高中開始念。剛上高中時什麽也不會，但是她很聰明，到了高三竟然考到全年級第四名。
長芬工作後在教會認識了一個男人李光寶，是一個下級軍官，也是從大陸過去的。兩人相愛了。一直擔心長芬嫁不出去的父母及家人聽說了都很奇怪，什麽人會愛上脾氣不好，性格孤僻的長芬呢？待見了麵，竟是一個儀表堂堂，英俊體麵的漢子。父母非常高興，把全部家當都拿來陪送，生怕怠慢了這個女婿。長芬的二大爺劉蔭遠竟對李光寶說：“我們把長芬嫁給你，覺得很對不住你。”眾人都為長芬捏了一把汗，不知道婚後會發生些什麽事情。結果是結婚以後李光寶對長芬更好了，做飯打掃都是李光寶來做。有一次長芬摔了一跤，跌斷了腿，李光寶抱上抱下，不辭辛勞。更出乎大家意外的是，長芬竟也改掉了暴躁的脾氣，做成一個賢妻良母。倆口子一輩子恩恩愛愛，在台中市多次被評為“模範夫妻”。
二零零三年我去台灣探望了他們，李光寶姑父仍是魁偉威儀，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一舉一動不失軍人風度。長芬姑則是一個安詳慈和，言談曠達的老太太。二人大談回中國見到的改革開放的新麵貌，由衷地讚歎中國的巨大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