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小樊
一九六八年的春節後，我被分配到海澱區某公社的一所中學教書。到學校不久就開始了全國上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凡是地富反壞右，國民黨的軍警偽憲特都是混入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都要揪出來加以批判，重新審查，重新定性，以純潔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這股風來得十分猛烈和強勁，大會小會上，軍代表、農宣隊和革委會領導聲色俱厲：“誰參加過什麽反動黨派社團，誰幹過什麽壞事，說過什麽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言論，我們的心裏象明鏡一樣清楚。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希望你們認清形勢，趕快主動坦白交代，否則別怪無產階級專政對你不客氣！”於是人人自危，都在暗自反省自己是否幹過什麽壞事，說過什麽壞話。
我才來，純潔小青年一個，連我都不由得細細回憶我這二十年幹過什麽壞事沒有。
一天下午，革委會召集全體老師開會，會場極其肅穆，領導們個個嚴肅著麵孔，人們知道有大事要發生了，但又不知道這次又要輪上誰了，嚇得心嘣嘣地跳。
革委會主任宣布：“現在由居雅蘭同誌揭發控訴。”
居雅蘭是語文老師，業務一流，嘴也能說會道，在老師中很有幾分威信。居老師的出身不好，但是嫁了一個軍醫，軍醫正在外省服役，一年兩人有十二天見麵的時間。他們有一個孩子，交給別人帶，居老師自己常住學校。她那年大概已有三十來歲，很漂亮，皮膚黑黑的，圓臉，大眼睛，整個人可以用三個字概括“黑珍珠”。
居老師已經和革委會密談了一上午，此時站到台前，飽含熱淚，沉痛而憤慨地說，我要揭發樊文君這條披著人皮的狼是怎樣破壞軍婚的。
樊文君，音樂老師，二十六七歲，未婚。樣子不俗，一看就是搞藝術的。麵目俊美，金絲眼鏡，深沉文雅，皮膚白淨，淺淺的絡腮胡子，嘴角淡淡的笑容流露著一點譏諷和一點傲慢（今天我寫他，想起了一個人——唱歌的汪峰，真像，隻不過麵相比汪峰更顯幹淨細膩雅致）。他和一般老師不大說話，自我感覺似乎良好。因為出身不好，從音樂學院畢業貶到這個小地方來，教農村學生唱唱歌，便有些懷才不遇的不平，文革初期當了造反派，大約也是想改變一下境遇。但我沒覺得他很壞，就衝他文革中把名字改作“樊文軍”（雖然始終沒被人認可），還是表明他是有些進步要求的。
大家都愣住了，坐直了身體，眼睛閃閃亮，耳朵支起來。
居雅蘭說，她和樊文君在北京都沒有家，周末學校沒人了，他們常常在一起聊天，樊文君處處對他表示關心並常常向她訴說內心的孤獨，騙取了她的同情，於是他們就發生了罪惡的關係。居老師痛哭著說，她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她的軍人丈夫。居老師還揭發了樊文君的一些“反動言論”，不過很雞毛蒜皮，大家在震驚和好奇之中，注意力全集中在二人的“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問題上了。這種事情遠比沉悶的“鬥批改”，老生常談的革命或反革命言論刺激得多，連軍代表農宣隊都聽得津津有味。
居雅蘭的故事一結束，革委會主任大義凜然地宣布：“把反革命壞分子樊文君揪出來。” 樊文君站到了台上，低著頭，還沒從突然出擊的悶棍中緩過神來。
老師們並沒有“群情激憤”，特別是女老師私下裏議論，一個巴掌拍不響。更何況老居是結過婚生過子的，丈夫一年才能、見上一麵，能不寂寞難耐？而小樊比老居小了好幾歲，還是個“生瓜蛋子”，誰勾引誰還說不定呢。
革委會宣布居雅蘭沒事，還是“同誌”（這個同誌二字是非常重要的，這意味著領導對你的定性表態），又回到革命隊伍。而小樊被宣布為反革命壞分子，交代問題並聽候處理。
樊文君的“罪過”在於“破壞軍婚”。這是一項相當嚴重的罪名。當時解放軍享有神兵天將一樣的榮譽，毛主席第一共產黨第二解放軍第三。樊文君被定為敵我矛盾，由群眾專政，監督改造。當然，這裏不排除革委會帶有報複性質的整肅造反派的因素。
桃色事件長久地讓人們興奮不已，議論不止。當時我才二十歲，第一次聽到身邊發生的如同小說裏看到的事情，除了覺得新鮮，尚不能作出更多的判斷。現在想起來，孤男寡女，日久生情是多麽正常的事情。
小地方的文化革命就是這樣搞的，抓不到軍警憲特，弄個生活作風的壞分子也是大家喜聞樂見的。茶杯裏起風波。
樊文君被搞得很慘。他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勞改，不允許教課，音樂課沒人教了，領導竟指令我當音樂老師。我沒問題，凡是沒做過的事都願意大膽嚐試。我拿著《紅太陽》的歌本，隨便選一個歌，哼兩三遍就站在講台上了。我唱得不熟，每教一句得自己照著歌本低唱兩三遍才找得著調，然後喊“唱！”底下張嘴的學生稀稀拉拉。我問：“你們為什麽不跟著我唱？”學生說：“您自己都不會唱，我們怎麽跟著學呀。”說得沒錯，我差點失聲笑起來。
每次開全校大會之前，都要讓我上台領全校學生唱歌或教唱新發表的毛主席語錄歌，類似“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組成三結合的領導班子……”這是歌嗎？唱起來拗口的不行。
不是說我唱得有多麽好，就是一個沒有經過訓練的大白嗓子，唱歌好的老師有的是，問題是沒有人願意去教，也許他們不願意讓樊文君難堪。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對他的“罪行”當回事，我年輕，哪懂這些世故呀。
後來政策寬鬆了一些，樊文君弄了個“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處理”，可以上課了，他仍是一派藝術家的風格，散散漫漫，不管學生，音樂課本來就不受學生重視，課上亂得無法收拾。他並不在意這個，不管多麽亂總是能把一堂課進行到底。下了課自己關在宿舍裏弄弄樂器，校園裏很少見到他的身影。
有一次我經過樊文君的宿舍門口，裏麵傳出來華麗麗的手風琴曲，是一支外國曲子。我對外國音樂是最沒抵抗力的，腳跟立時就拔不動了，禁不住推門進去，是他在拉琴。
那是一首阿爾巴尼亞的歌曲。中國唯一承認的歐洲“社會主義國家”——“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就是阿爾巴尼亞；亞洲是北朝鮮和越南，還有一個拉美的古巴。號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也就這幾個不上檔次的小朋友，最後還差不多都撕破了臉皮。收音機裏反複播放的也就是這幾個國家的歌曲。越南朝鮮的歌我都不喜歡，前者音符象敲梆子一樣往外蹦（唯一喜歡的一首的是《越南南方解放陣線之歌》），後者則是淒淒切切如泣如訴，隻有阿爾巴尼亞的歌還好聽些，和蘇聯歌曲有些相近。
手風琴拉出歡快的《地拉那之歌》，我禁不住歌聲即將飛出胸膛的誘惑，輕聲地哼起來。他說：“大聲唱。你帶學生唱得不是挺好嗎。”沉浸在琴聲中的他沒有了那種玩世不恭的勁頭，也不像是在諷刺我。
我放聲唱高歌：“在十一月美麗的日子裏，地拉那充滿歡笑，烈士們獻出生命，為你自由繁榮……”歌詞合乎時代要求，而曲調更有一種酣暢淋漓的感覺。
後來我一聽到手風琴聲從小樊的宿舍傳出來，就不由自主地跑進去，在手風琴伴奏下放歌，雖然唱來唱去都是阿爾巴尼亞的“革命歌曲”，但是樂此不疲，完全忘記了眼前是個應該劃清界限的“敵我矛盾”。
這段時間不長，不知什麽時候手風琴聲沒了。樊文君結婚了，和附近村莊一個婦女。學校男老師一般掙著四十幾元最多五十幾元的工資，如果他們在本校本公社小學找不到對象（小樊已經“名聲在外”了，找女老師基本不可能），唯一的歸宿就是附近農村的女農民了。小樊的婚結得無聲無息的，沒有幾個人知道，更沒有人出頭給他湊份子送禮。他在北京沒有家，結了婚就落戶在女方家裏。樊天君一下課就沒身影，他需要去麵對掙工分，分糧食，種自留地一係列農民麵對的問題。我也不再唱歌了。
樊文君的生活很艱辛。我們所在的公社是海澱區數一數二的“貧困戶”，農民的收入一年也就幾十上百元，有的大隊甚至工分值是負數。凡是和農民結婚的老師，沒有學校互助會的補助簡直很難生活下去。所謂互助會是每月發工資時從老師們的工資中扣除兩元，集中存放作為互助基金，專門用來補助生活困難者。每過一段時間，教工們就坐在一起討論發放補助的問題，由申請者訴說本人的困難，大家表決是否給予補助，一般是三十元封頂。樊文君也在申請之列。生存真是一個可怕的紐帶，把高傲的脖頸和討錢的手聯係在一起。至於夫妻感情嘛，據說很不好，曾經滄海難為水，難以想象一個自命不凡的藝術家和一個農村婦女的能有什麽樣的感情生活。就這麽湊合活著唄，反正他早已認命了。
我在這個學校待了十年，然後上大學，出國，不再清楚學校的事。前些年回國和老師聚會，問起樊文君，說早已去世了。什麽病，沒人說得清。算一算，才是中年，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在世上消失了。
想一想，除了他拉琴我唱歌，我和他說過的話總共不過十句。我從來不知他想些什麽，從來沒有走入過他的內心。但是我還是要為他寫點什麽，即使是浮光掠影。
謝謝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