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小玲
李玲到我們家照顧老太太的時候，已經45歲，她在我們家是最年輕的，我們就叫她小玲。
小玲是我姐姐帶來的，她和姐姐的相識也算是戲劇化了。那天姐姐在銀行辦事，九十年代的銀行櫃台一大溜，不叫號，存取錢的人都在櫃台前烏泱著。櫃員和一個顧客的爭執引起了姐姐的注意，顧客是一個中年鄉下婦女，陝西口音，說是要取錢急用，可是身份證丟了，正在補辦。櫃員說沒有身份證就是不行，除非有人給你做保。婦女說，我這裏誰也不認識，哪兒找保人去？看著婦女急得眼淚要出來了，姐姐好管閑事的毛病又犯了，胸脯一拍，身份證一亮：“我作保。”
女人取了錢對姐姐千恩萬謝，兩人就聊起來了。女人叫李玲，從陝西到北京打工有一年了，在餐館洗碗，最近丟了工作，隻好從賬戶上取點錢花。看她一籌莫展的樣子，姐姐又動惻隱之心：“保姆幹不幹？”“幹。”於是小玲就到了我母親家。
老太太那陣八十歲，身體健康，自己一個人住。小玲的工作很輕鬆，做三頓飯，陪老太太走走路，空閑時給老太太捏捏腿腳。老太太身邊有個人，我們都放心了。
小玲矮小精瘦，長得也不甚好看，寡條臉，麵青黃，眉毛都拔光了，紋了兩條又粗又黑的臥蠶眉，說是縣城裏紋的。以前她曾在一家幹過幾天，可能是因為長相，人家不願意要了。剛開始老太太也不大受用，可她勤快幹淨，一到家，邊角旮旯的灰塵一掃而空，鍋盆刷得鋥亮，也就不說什麽了。
到底是農村來的，那手有枯木逢春的奇跡，陽台上原本奄奄一息的花草一經她手，便像沃土上的莊稼欣欣向榮，一年四季花開不斷。她從外邊撿回來的枝枝葉葉，隨手一插就直起腰來發芽長葉，喜愛花草的老太太更沒的說了。
小玲身體有毛病，是到了家才知道的。首先是耳聾，要大聲說才聽得見。她聽不見又不好意思問時就抱歉地笑笑，然後按自己的主意辦事，讓人急不得腦不得。
耳聾是丈夫打的。自打結婚她就沒過上一天好日子。丈夫是媒人說下的，送點彩禮就算結婚了，彼此沒有一點了解，更談不上感情。婚後惡夢就開始了，丈夫除了賭博，就是打老婆。老婆懷了孕照打，打流產了十一次，好歹養下了一個女兒。
要說小玲是一個過日子的人，勤快，耐勞，農活一把好手。針線活兒也做得好，常幫人家的月殼娃做小衣服，小棉襖棉褲，幫助當裁縫的姐姐鎖扣眼，纖邊，掙點錢補貼家用，但這些都無法打動丈夫。
實在沒法忍受毒打，她忍痛離開才八九歲的女兒，偷跑出來到西安打工。丈夫追到西安，把她帶回家，用自行車的輪胎條暴抽，把她的腳踝抽開了一個大口子，之後把她鎖進一間柴房，吃喝拉撒都在裏麵。丈夫也過來，不是毒打就是強暴。最後她央求女兒偷偷打開門鎖，什麽也沒拿，直奔火車站，這回跑得更遠——北京。隻要能擺脫苦難，過幾天舒心的日子，天南地北都去。
妹妹帶她到協和醫院耳科檢查，醫生說是重度耳聾。想幫她配一副助聽器，一打聽，一般的助聽器都需要上萬元，她一聽嚇一跳，趕忙說不用不用……我們也愛莫能助，老太太的退休工資隻有兩千多元，不吃不喝也得近半年才能湊齊這筆錢，助聽器的事就擱下了。
小玲還有個毛病是胃疼。剛來時她的飯量把大家嚇一跳，一個人吃兩三人的飯菜，好像要補回來前半輩子沒吃夠的東西，連老太太的營養品也毫不含糊地吃一份。吃就吃吧，問題是吃完了就鬧胃疼，一天到晚手捂胸口，病病歪歪。全家人跟著著急，怕有什麽大病。妹妹讓她冒名頂替自己的合作醫療，上大醫院做了全麵深入的檢查，幸好就是胃炎，吃點藥調理調理，漸漸地好起來了。我們常勸她，少吃點，別心疼飯菜，要心疼自己的身體。說了也沒用，見到吃的還是管不住嘴，直吃了幾年，肚子裏的油水攢夠了，臉色漸好，腮上也貼了些肉，飯量才減下來，不過水果雞蛋牛奶仍是少不了的。
小玲的活兒不多，老太太沒什麽事，除了枯坐就是睡覺，和她話又少（主要是因為她耳背，老太太沒那精力對她大聲嚷嚷）。小玲一天做三頓飯，中午一個午覺，睡醒了就出去遛彎鍛煉身體，傍黑時回家。
小玲還有自己的屋子，一室一廳的單元，不講究什麽客廳了，她和老太太一人一間。閑得無聊時，小玲在自己的房間裏閱讀書報雜誌，還抄錄了一本警句當自己的心靈雞湯或給女兒寫信引用。
小玲在老太太家過得舒心。老太太四個閨女，小玲比最小的還要小一歲，就以我們家的老五自居了，滿嘴“三姐，四姐……”叫得歡。
要說小玲這樣的保姆也讓人省心，一是她在北京舉目無親，沒有親戚鄉黨沒完沒了的連扯；二是她不休息禮拜天。其實一星期有她一天休息日，問題是她沒地可去。剛來時有一個禮拜天她背著個包出去了，說是去看天安門。老晚才回來，說差點讓警察抓了，說她正在廣場上敬仰天安門呢，被警察喝住盤問，搜包，包裏隻有一瓶在家灌好的白開水，什麽也沒搜出來，才把她放了，敢情把她當成法輪功了。也難怪，小玲雖說穿著我們姐妹給她的衣服，穿來穿去還是個鄉下人的模樣，加上枯瘦無光的麵容，一個人在天安門逛遊，能不讓警察懷疑？回到家狼吞虎咽了一大頓，說一天沒吃飯，外麵吃的太貴了。這以後休息日再也不出去了，出門就得花錢坐車吃飯，在家坐著看看書就夠了。
小玲的工資都攢下來，一分錢不花。
有一年小玲閨女來信說，村裏的地都賣給開發商了，每人分了一些錢，小玲的那份必須本人回去才能拿到。小玲請了個假，穿了一身新衣服，回家拿錢去了，同時要和丈夫辦離婚。
這是她出來七八年第一次回老家，我們姐妹把不再穿的四季衣服都揀出來，讓她挑選一下帶回去，她一件也舍不得撂下，塞滿大包小包都帶走。妹妹去火車站送她，在簡裝出行的人群裏唯見她背著比她人還大的包袱，分外紮眼。
一個月後小玲回來了，帶來了家鄉的紅棗、做涼皮的家夥什，還有掩蓋不了的笑容。她說婚離了，丈夫沒打她，相反對她非常好，有一次她從外邊回來，丈夫站在她回家的路邊等她，手裏拿了一串葡萄送給她，這是一輩子唯一的一次示好。前不久丈夫遭了一次車禍，腿腳不靈便了，可能想挽回婚姻。葡萄“橄欖枝”一絲一毫都沒有動搖小玲離婚的決心，皮肉之苦的烙印永遠抹不掉了。
離了婚小玲的心踏實了，她要考慮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從鄉下人的觀點看，女人總要找個男人做依靠的，而且她要在北京找，落戶在北京那怕是北京郊區，再也不回老家了。
她在報紙上找了個婚介所，打電話一問，人家一開口就要先交五百，小玲哪兒舍的得呀。
那就自己找，小玲開始留意異性。有一天，她有點羞澀地跟我說：“二姐，我覺得你表叔挺好的，你幫我說說唄。”我嚇了一跳，眼光真不俗啊，見過一次就看上了。我表叔，科學院物理所高級工程師，失偶多年，其間無數人介紹了無數條件極好的女子，表叔一概不允，決心把鰥居進行到底。我說：“小玲，恐怕不行吧，多少人介紹過，他都不答應。”“噢……”小玲將信將疑，心裏還沒放下這個人。
農村女子辦事就是直率，一次表叔來看望我母親，臨走被小玲一下子攔在門口：“表叔，我對您印象挺好的，我想跟您交個朋友。”也不知表叔理解沒有，隻是寬厚地笑道：“你先好好照顧老太太吧。”表叔這個“先”字用得真不好，他根本沒那個意思，卻給小玲留下了等待的希望——有先就有後。
不久老太太中風，癱在床上。小玲一個人盡心盡力地伺候，弄屎弄尿，洗洗涮涮，屋裏沒有一點兒異味兒。“對象”的事她暫時不提了，但心裏一直惦記著那個“後”。
兩年後老太太走了，遺體告別會上表叔也冒雨來參加了。告別會一結束，小玲快步追上了正在離去的表叔：“表叔，我跟您說的那件事您考慮好了嗎……”表叔有點錯愕，看著小玲羞澀的樣子，想起來了，和善但不失認真地說：“我跟你說，這是不可能的，我不會再成家了。”
這一點點念想終於被殘酷地掐斷了。
老太太去世後，小玲沒了工作，我們留她在家裏住到找到工為止。妹妹給她介紹了個住家工，去了三天，就回來了。
她訴苦，說她從冰箱裏拿一根黃瓜吃，主人一把搶過去說，這是你吃的嗎，這是炒菜用的！還說主人吃水果，沒有她的份，還說一分鍾都不準歇著，真把她當奴隸使喚了。
又幫她找了幾家，都幹不長，總之誰也比不上我們家。
妹妹說：“你在我們家的好日子很難再碰到了，到別人家你就得明白你的位置——保姆。”這就是現實，把保姆當做自家成員的家庭不多，更多的是當做“下人”。小玲在我們家享受過了平起平坐的待遇，就再也“回不去”了。
隻有一件事值得欣慰，幾年前，一個上門推銷基金的人天花亂墜地慫恿小玲買了三萬元基金——她在我家幹活的全部積蓄。眼見那錢跌啊跌的，剩了七八千了，小玲這份心疼呀，要兌現。妹妹告訴她：“現在兌現虧大了，再等等看吧。”還真沒有白等，有兩年基金突然病態地向上翻跟鬥，小玲的錢翻了十倍不止，有了這“大筆”錢墊底，還需要在北京“受”嗎？隻要再嫁個人這一輩子就都踏實了，北京找不到，老家總能找到，小玲終於決定回老家了。
回去沒多久，小玲真的結了婚，嫁了一個農民。她沒有料到的是，曾經走上了“高處”，再回到原來的“低穀”，生活該有多麽痛苦。她不再習慣和農民生活，那男人也不喜歡她，結果又離婚了。
離了婚跟著女兒住。這個女兒也是小玲心頭的一個痛，她離開家時，女兒才八九歲，讓她無限牽掛。每收到女兒的信就激動地給我們高聲朗讀，回信寫好草稿又要征求我們的意見，她女兒的一切事情我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是知道自己的孩子一樣。問題是在北京這十來年，她隻見到女兒一次，就是賣地分錢那次。女兒在成長中長期與母親分離，早已生疏甚至心生怨氣。有一年我們出資讓小玲把女兒接到北京來玩，拉近母女關係。沒想到女兒來後整天窩在床上，愁眉不展，不說不笑，哪兒也不去。那一年她快20歲了，還像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對她媽媽隻有無盡無休的指責和怨恨，她隻有一個要求就是讓媽媽回家。
女兒已經結婚生孩子，自從接納了小玲就沒給她一點好臉色，嫌她白吃飯，嫌她飯量大，嫌她不給自己帶孩子。兩人爭吵不斷，小玲原本就虛弱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女兒家呆不下去了。上無片瓦，下午寸土的小玲不得不回到了第一個丈夫的家。離了婚，房子至少應該有她一間吧。
這次回歸得更徹底，繞了一個大圈回到原點。
她跟前夫住在一個院子裏，但是兩人形同陌路，不說話不來往。前夫的屋裏堆滿了垃圾，是他每天從村子裏撿回來的，又髒又臭，連床上都堆滿了，晚上就睡在垃圾裏。前些年那場車禍沒錢治療，不光是腿，腦子也受了傷，人已經變得呆呆傻傻，苟且活著，早就沒精力打人了。
小玲寫信給妹妹訴苦，說她還想回北京幹活兒。妹妹去了一趟西安（她的村子已歸西安郊區了）探望她，見到的小玲已經徹底還原成一副農婦模樣，又老又弱，耳朵更聾，一口陝西話，完全忘記普通話怎麽說了。她不再適合在北京工作了，妹妹能做的就是塞給她幾百塊錢。
2013年春節後，小玲的女兒突然給妹妹打電話，說小玲心髒病突發去世了，語氣像在說什麽不相幹的人，沒有一絲悲哀。旋即提到她媽媽在北京買的基金，她急切地要把基金轉移到自己賬戶上，讓妹妹幫助辦理。幾天後女兒又發來短信“我們可以在西安辦理我媽的基金了，謝謝。”從此再無消息。小玲沒有享著福，給女兒留下一筆血汗錢，算是還了女兒幾十年怨恨的債。
也有自身原因，那麽多農村婦女進城當保姆，當的風生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