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上訪
三十多年的民事訴訟案件以及近十年的行政訴訟案件，揭開了中國行政、司法相互之間的關係
我回家後把《答複函》給我爸爸看。他讀了一遍後說到：《答複函》上注明了是“經查實”，你查一下武漢市中級法院什麽時候製作的二審判決書？我說：1991年4月。他想了一下對我說：今天晚了，過幾天我給你一個有力的證據—我的護照。
過了幾天，是武漢市中級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樊小娟接待。具有在職研究生學曆、法律碩士學位的樊庭長在回答我針對《答複函》的質詢時居然那麽理直氣壯的提出了如下觀點：1、 院裏給你這樣的答複肯定會有它相關的依據。這是我們法院給你的答複，不是哪一個庭給你的答複；2、 你們一方有一個當事人打了申訴，你們就應該知道3、 我們有我們的規定，郵寄送達有發文本。發文本保存的時間是十年。4、 過了十年，我們郵寄送達的憑證都銷毀了； 5、 你用現在的規定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事。……
我打斷了她的話問她：如果一個人當事人拿到判決書，是否意味著所有當事人都拿到判決書？送達判決書用發文本的形式符合哪一部法律規定？或者根據貴院的什麽院規？那麽貴院的院規什麽？
樊庭長回答說：我所說的不是空話，是涉及到情理的問題。
我問：你的意思是根據情、理，而不是法？我姑姑的送達回證為什麽要給信訪？
樊庭長回答說： 這是我們信訪部門在做過了大量的調查之後得出來的這個結論。我們院裏有這樣的依據。這不是哪一個人能夠拿得出來的這個《答複》是我們的最終答複；《答複》院領導也參與。
如果武漢市中級法院的結論是頂級結論，也就不需要湖北省高級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了！我對她說：一個小小的武漢市中級法院能夠作出任何機構都不能推翻的結論嗎？當然，在曉紅姐姐沒有拿到《答複函》以前，我是不會過早的“拋證據”的！反正總得等到曉紅姐姐拿到《答複函》。等待的期間裏，我就勤到武漢市政法委接待室去。那一段時期，政法委的接待人員總在換，也不知道他們是從什麽地方調來工作的。說話客客氣氣，但拒絕告訴我他們到底是來自於哪裏，以後會到哪裏去，大概每三個月換一次。我經常去，也就和他們混得臉熟。換新人的時候，我就稍微詳細一點講述本案的情況。一般說來他們都會在記錄本上記載一下我來的時間及我所說的內容。去的次數一多，他們的流程我就清楚了，不管誰來他們都會記錄。如同人大信訪一樣，所以我就增加次數，從量變到質變。很多時候我不需要要談什麽，在門口喊一聲：“我來了，麻煩幫我登個記。”他們一答應，就走，省去了排隊等候的時間。
有時我看見一些去反映情況的人，多次遇見同一個接待的領導，每次說的也幾乎完全一樣。我向他們提出建議：領導知道的事就不要講了。我打個比方說：有個人家門口有個坑，這個人每次進出家門都要在這個坑裏崴一下腳，那是一種享受。有一天這個坑被別人填平了，這個人走到坑這個位置又想崴一下腳，當發現崴不了腳的時候就怪路不平了，你們把對同一件事的反複敘述當成了一種享受，但這種享受對接待者是一種摧殘，除非你想找他們的晦氣。我的說法他們當然不能接受，但政法委的接待人員覺得我比較容易溝通。所以有時在接待我的時候，就把接待室的門關上，求我多坐一下和他們聊聊天。上至中央政法委，下至基層法院，甚至其他人員的進展情況，什麽都聊，就是不能聊我案子的進展。我真的有長了見識，也學到了很多很多我們完全想象不到的方法。
接近兩個月，終於等到法院通知曉紅姐姐去拿《答複函》了。我賠她一起去。這次是張捷峰主任給曉紅姐姐送達《答複函》。曉紅姐姐拿起來一看，除了把我父親的名字換成她父親的名字以及日期改了一下，其他與給我的《答複函》完全一樣。
想想我還真是有耐心，等了快兩個月才拿出了我父親的證據。我對張捷峰主任說：我父親在你們作出判決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在美國居住，美國和中國是沒有簽訂司法互助協議的，請問你們是怎麽向他“郵寄”送達《判決書》的？你們是怎麽“經查實”的？張捷峰主任大驚失色，脫口而出：“你怎麽不早說？”曉紅姐姐接著他的話說：“早說就讓你們說不見了，現在你們是我們手中的老鼠，我們要捏得你嘰嘰叫！張主任當然啞口無言。
陳友鬆法官過了一會過了對我說：你既然提到你父親當時不在中國，我想你們肯定有證據。所以我們相信你的說法。我說：護照上有進出海關的日期記錄，這個有可能假嗎？陳法官笑笑也走了。我也心裏好笑：對於法官來說，他們預測或者“邏輯推理”的每一種理所當然的過程到我們這裏就變得完全不可預測。這種不可預測性也讓法官心驚膽戰。
我把我的回複和曉紅姐姐的函複複製件交給武漢市政法委接待人員，當然也有空和他們閑聊。我隨口說了一下武漢市政法委分管法院這一塊的是副書記崔正軍，我也向他寫過信，而崔正軍書記原來是從法院調過來的。接待人員笑了笑，搖了搖頭，我知道我弄錯了。我再問具體是誰管法院這一攤子的時候，他們就把話題扯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