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中級法院王晨院長接待了我（圖）

我找到章瀅法官，她對我說：關於聽證會筆錄簽字的事，你就不要再提了 ，我們法院會重新審查等等….。

  唉！我鬆了一口氣，後麵計劃好要找的人也就不用再找了。好吧，我就等著他們出牌，當然該做的工作不會停止。

回家的路上我恍然大悟，原來“聽證會”就是打群架，當他們打不贏我的時候，為了應付他們的上級，他們找幾個幫手一同打我一個。打倒了我，他們萬事大吉；打不倒我就“本局”不算再換新方法。我忽然參透了應對辦法：首先，一定要爭取到“聽證會”這個階段，但又不能讓聽證會結案。按照毛澤東前主席 “圍點打援”的軍事思想，打他們的援兵。同時，又按照他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原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達到孤立他們的目的。

群架打完了，武漢市中院沒有贏，但我至少得了分。心情大好的我該幹嘛幹嘛。轉眼又是敏感時期，我買了一張到北京去的車票，帶個手機及幾件衣服就準備出發了（手機上存有資料，到北京隨時都可以打印出來）。我這樣的人一買到北京去的車票，武漢市中院馬上就知道了。他們立即和我所在的社區居委會聯係，要求把我“穩控”在家。居委會主任立馬登門找我，要求我不要到北京去。我笑著對他們說：即使你們把我的火車票拿去了，不讓我買火車票，我自己開汽車也會去的。到時候你們得負擔我的所有費用。如果你們蹲守我家門口， 我會請人在你們意想不到的時候把我救出去，費用還是你們出。街道辦事處的領導沒有辦法，就想出一個損招：找到我妻子上班的單位，請求她所在醫院以不讓我妻子上班作為換取我不到北京去的籌碼。醫院塗院長一聽馬上拒絕了：她是我們的技術骨幹，不讓她上班是絕對不行的。主任又和塗院長擺事實講道理，從國際形勢講到國內形勢，以不讓冷明到北京去為終極目標。

塗院長突然想到一個人，他對主任說：你稍微等一下，我給一個人打個電話。原來塗院長與武漢市中級法院的王晨院長都是“人大代表”又分在同一個小組。塗院長和王院長電話交流後，對主任說：你們回去吧，如果冷明下午有空，我帶他們去找武漢市中級法院的王晨院長。

對於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我這種機會主義者是不會放過這種機會的。我馬上打電話給曉紅姐姐，問她願意不願意陪我一起去見王晨院長？她喜出望外，馬上從武昌趕到漢口來找我。

下午，我們坐著塗院長的汽車到了武漢市中院信訪接待室，還沒有走到門口，遠遠的看見陳友鬆、章瑩等法官站在門口。他們看見我們一下子笑了起來：王院長說有一個老上訪戶要到北京去，被我攔下來了。我們做了很多猜想，原來是你們兩位。

我們又再次被引進了開“聽證會”的會議室。當與會者都進入會議室後，王晨院長請我講述一下事由和經過。我記得章瀅法官以前曾經對我講過的話：以前我們重事實輕程序；後來事實和程序並重；現在可能更重視程序。例如：過了時效期，即使有利也會被駁回。我就按她的說法以及讓本案處於一種自相矛盾的方式簡單的介紹案情：

一、 判決書沒有送達；

二、 大伯起訴二伯具備有立案的所有要件，如果李成英、李蕻以有“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與這個案子，則隻能在大伯起訴二伯的標的物的範圍裏訴訟；如果是“並案”則她們兩人的起訴必須是一個案子，即：有受理的案號和繳納訴訟費。本案誰是原告誰是被告都不能確定；

三、  解放前後“重婚”屬於刑事犯罪。因此李成英說她是我祖父解放前的“明媒正娶”的“妻子”則證明她屬於犯罪而不是有權無權的問題；如果是納“妾”，則這個“妾”必須被納入我家，但其1946年離開冷家後就再也沒有進過冷家的門（法律依據見《司法部公證律師司關於公證黃煥南納妾的聲明書的複函》）。如果是“事實夫妻”，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規定，事實夫妻的前提是“雙方”均無配偶。我祖母健在，我祖父如何能夠“事實婚姻”？

四、  關於李蕻是否為我祖父的親生女兒的問題，我父親和我姑姑同意親子鑒定，但另外一個人，也就是我父親的堂弟也要一起親子鑒定。因為1946年至1964年李成英就住在他家，而此人一直在為李成英、李蕻出具證明，但否認1946年至1949年二李住在他家的事實。

王晨院長聽完後，想了想說道：這件事年代久遠，我們再調查了解一下。這次你就不要到北京去了。

大領導的話我肯定是會聽的。我和曉紅姐姐都承諾不到北京去。等我們離開後，王晨院長馬上向信訪接待室的法官詢問我家的案情。我還是很佩服章瀅法官的，不僅弄清楚我們的案情，而且記得住我們家族的人名（因為我們家族很多人是按字輩起名，隻有一個字的區別）。很快，章瀅法官要我到法院去，做一個承諾的筆錄。我和曉紅姐姐再一次到法院去做了一個筆錄。對中院的承諾歸承諾，但我不會保證不針對其他單位上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