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花筒裏看美加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萬花筒裏看美加，走馬觀花看世界。
我對舞台的喜愛，還是要歸功於我父親！
早在文革前，我父親經常會帶我去看各種中外電影和文藝演出，令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在上海小劇場觀看“小刀會”，那是上海歌劇舞劇院將19世紀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故事搬上舞台，建團以來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劇。
這場戲陣容之龐大，舞蹈編排之精湛，看得我如醉如癡，坐在觀眾席上小小年紀的我恨不能上台扮演一個角色。回到家後模仿舞劇中“弓舞”，擺出各種姿勢，父親見了直誇“有感覺，演得好！”
那時候，電視沒有像現在這樣普及到家家戶戶，一個單位可能隻有一架黑白電視機。隻要一聽說有什麽文藝演出電視轉播，父親會帶我去他的學校看電視，莫斯科芭蕾舞劇院來中國演“天鵝湖”，音樂舞蹈詩史《東方紅》…… 有一次看完滬劇“蘆蕩火種”，我對阿慶嫂的唱段和做功特別感興趣，第二天在幼兒園當著老師和小朋友的麵邊唱邊瞎比劃。
老師好奇地問“誰教的？”
“我自己編的！” 隻好照實說。
可是，我們的老師不相信！她堅持說：“你這麽個小孩怎麽可能編得這麽好？一定是有人教你的!”
我啞然了！
那幾出革命樣板戲，有的文革前就公演了，隻不過後來江青掛名修改包裝，搞出所謂八台革命樣板戲。我父母很早就帶我去看過《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紅燈記》和《白毛女》，還有一些兒童劇比如《寶蓮燈》和《馬蘭花》等，這些都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種下對舞台藝術的憧憬，對藝術細胞在體內滋生起了催化作用。
話又要說回來，讓我真正發現自己會唱歌，還得歸結於我的鄰居寶寶姐姐！
196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將小說《紅岩》中有關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劇舞台。一時間，革命烈士江姐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壯烈犧牲的事跡，特別是歌劇中的“紅梅讚”和“繡紅旗”這兩首歌幾乎家喻戶曉，人們爭相傳唱。
有一天，寶寶姐姐晚飯後，在天井裏的水槽旁，一邊洗碗一邊在小聲地哼唱“紅梅讚”。
我非常好奇，連忙問“你是怎麽學會的？”因為，前一晚我和她一起去我父親的學校看《江姐》電視實況轉播，很奇怪她怎麽一下子就會唱了？
寶寶姐姐神秘地取出一張紙，上麵是密密麻麻用鋼筆抄錄的“紅梅讚”詞曲，說是從學校同學那裏抄來的。
我大喜！馬上央求寶寶姐姐教我唱。
於是，她一字一句耐心地教，“紅岩上紅梅開，千裏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她唱一句，我跟一句，直到我可以連貫地，不用看譜也能唱。
這下，一發不可收拾了！
第二天，在學校上音樂課，老師正巧也是教同學們唱“紅梅讚”。她沒想到，全班幾十個小朋友中，隻有我一個已經會了，而且唱得那麽好！於是，她讓我下課後留下來，幫我練唱。
我特別喜歡這個能彈一手好鋼琴的音樂老師！她的左手伴奏，與其他人很不相同，靈活的五指將和弦與主旋律配合的如此優美動聽。
她一次次地提高音調，讓我跟著唱，還不時糾正某些發音。最後，對我說，“你有一個很好聽的嗓子，特別是中高音特別優美，以後可以去唱歌！”
老師的表揚，比父母對孩子的誇讚更有鼓動性！後來學校裏的每次文藝演出都少不了我的獨唱節目，舞蹈隊我也成了中堅分子……
緊接著，文革開始了！
文革中大力宣揚“破舊立新”，還把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變成了全民造神運動。為了樹立毛的絕對權威，讓毛的思想占領一切陣地，除了學習毛語錄，大搞所謂的“紅海洋”，跳“忠字舞”，1967年初，全國一下子冒出了無數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
我們加入紅小兵後的第一件“革命行動”就是組織宣傳隊到公共汽車上去宣傳。當時，幾乎每輛公共汽車上都有各個小學派來的宣傳隊，在車上大唱毛主席語錄歌，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宣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還不時帶領乘客們高呼革命口號。
公共汽車在上海四通八達，人來人往，是最好的宣傳工具。上下班繁忙的時候，一輛車上甚至有幾個宣傳隊此起彼伏地大聲宣講，弄得公交公司隻好在每個終點站派車隊人員檢查，並限製每輛車隻能上一個宣傳隊。對於這項革命任務，我們都很興奮，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可以免費坐公車去上海各個地方兜風了！
那時,買一張汽車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別對我們小孩來說。而名正言順的宣傳活動，可以讓我們任意挑選乘車路線，愛到哪裏就上哪!
同學們分頭組成了宣傳隊,並收集了許多宣傳材料和革命歌曲集。在車上，我們邊唱邊宣講，把嗓子都喊啞了，還嘶聲力竭地喊！
本來上海車輛就擁擠，這樣的宣傳方式，搞得公交次序更亂了，實在影響交通！對孩子們本身的安全也是問題。文革初期在上海折騰了幾周，很快煙消雲散了。
那個時候，專業文藝團體都已經癱瘓，藝人們被灰頭土臉地揪出來批鬥，我常常跟著寶寶姐姐到一些文藝團體去看大字報和批鬥會，那些當時很有名的文藝界人士，一個個被戴上高帽子在台上批鬥。寶寶姐姐一定知道他們的名字，我一個小孩隻是擠在人堆裏看熱鬧。
不過，業餘“文藝宣傳隊”的名聲卻越來越大，影響也越來越廣，因而吸引了很多文藝愛好者，人們在那裏找到了可以自我展示的舞台。當時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宣傳隊“烏蘭木騎”，即蒙語的“文藝輕騎兵”，是許多文藝愛好者向往的團體。
(網路圖片）
寶寶姐姐有一天興奮地問我“唉，你想不想去考‘烏蘭木騎’？”她說有個同學準備去考試，可以與她同行。
“當然了！”一聽“烏蘭木騎”在上海招兵買馬，我激動得心都跳出來了！因為就是前幾天，她帶著我去上海文化廣場看過一場“烏蘭木騎”演的《紅衛兵戰歌》，陣容和編排幾乎和音樂舞蹈詩史《東方紅》差不多，所不同是增加了一些紅衛兵“造反有禮”方麵的歌舞。
我被帶去一幢花園洋房，看上去原先肯定是什麽有錢人的房子，文革中被趕出去了，這樣的空置房在文革中比比皆是。
幾個穿著軍裝的宣傳隊成員，讓前來參加考試的人們依次表演。寶寶姐姐的同學唱了一首西藏民歌，她的嗓音渾厚動聽，一下子引起了監考老師的注意。盡管不會跳舞，他們還是考慮接受她。
輪到我了！
使出渾身解數又唱又跳，還按照他們的要求，聲情並茂地朗誦了一首毛主席的詩詞“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令人失望的是，幾個人湊在一起商量了半天，還是決定不要我！
一個看上去像是個頭頭的紅衛兵對我說“你表演得很好，隻是年紀太小了，我們這個宣傳隊要走南闖北，不可能帶一個小學生。”
“小學生又怎麽啦？我可以跟你們走，沒有問題的！”
看著我一副急迫的樣子，他們幾個都笑了。“小妹妹，明年有機會再來考試，我們一定接受！”
我賭氣地說“明年？明年我還是小學生呀！” 說真的，我當時多麽想和他們同台演出啊！
那個時候，學校不上課了，很多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一技之長，到部隊文工團或者體工隊，當文藝兵或體育兵，那是最理想的出路了！
(網路圖片）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到遊泳隊參加訓練，沒有精力再從事文藝活動了。不過，進了中學以後，身體狀況越來越不適應大運動量的訓練，隻好又漸漸轉向了文藝演出。
在中學文藝小分隊裏，我不但擔任獨唱還是領舞。跳領舞的原因之一當然是我的舞蹈表現力，還有就是個子太高。為了排練“白毛女”片段，學校特別請了舞蹈學校的專業老師來給我們排練。
每天晚上，我們裏弄裏幾個參加校“文藝小分隊”的成員就跑到我家曬台上練基本功，什麽伸腿、劈叉、彎腰，把自己腿搞得又酸又痛！美其名曰“拉韌帶”。白天下課後，大家也會找一個空教室集體排練。學校負責“文藝小分隊”的老師特別為我們買了一本《紅色娘子軍》編舞解析總匯，我們高興極了，按照裏麵一個個分解圖片，什麽芭蕾七位基本動作、“迎風展翅”、“倒踢紫金冠”、“分腿跳”、“大跳”……硬是本著螞蟻啃骨頭的精神，拿下了“軍民魚水情”，那段吳清華和娘子軍連長的雙人舞和集體舞，那些日日夜夜的排練不知讓大家灑下多少辛勤的汗水？
宣傳樣板戲，除了跳舞，還要唱樣板戲片段，我扮演紅燈記裏的鐵梅，住在梅村的何培蕾演李奶奶。她是我小學和中學同學，我們兩人手舉著紅燈唱“痛說革命家史”。那個時候，我的頭發不夠長，演李鐵梅或喜兒要接一段辮子。我的頭發又太多，借來的辮子太細，接在一起像一條“豬尾巴”，在前後甩來甩去。
還有一次，不知怎麽沒有擰緊，李奶奶和李鐵梅最共同舉起紅燈的那一刻，燈裏的電池連帶電線一下子“嘩啦啦”掉了一地，引得底下的觀眾一陣哄笑，我倆還得強忍住笑，把最後那句“……紅燈高舉閃閃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孫孫打下去，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唱完，才謝幕離去。
我們中學“文藝小分隊”的名聲逐漸傳出去了，不斷有一些相關的基層單位會來邀請我們去演出。在靜安區的戲院電影院，工廠大禮堂，甚至農村打穀場搭個簡易戲台，都有我們粉墨登場的機會。眼下黑壓壓一片，擠滿了趕來看戲的群眾，每當在台上唱到一個高音或者單腳獨立亮個相，都會博得陣陣熱烈的掌聲。從這些最淳樸的工人和農民那裏，同學們獲得了很大的鼓舞。
可以這麽說，文化大革命中，專業文藝創作被無情地抹殺了，隻剩樣板戲一花獨放。不過，群眾性業餘文藝演出卻遍地開花。當然，演唱的曲目千變不離其終，那就是歌頌領袖、歌頌黨，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歌詞也是翻來複去就那麽幾句。不過，人們的業餘文化生活還是挺活躍的。
中學後期，我被挑選到靜安區“文藝宣傳隊”，眼界更開闊了。宣傳隊有自己的樂隊和指揮，不少成員來自專業文藝工作者家庭，我們的第一小提琴手出自盛氏小提琴之家，後來到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當小提琴演奏員，還有不少成員畢業後也都去了某些專業文藝團體。特別有趣的是那個叫“莊法法”的樂隊成員，她家所有孩子的名字按照音符排列“哆哆、來來、咪咪、法法……”
我們的老師也都是從專業團體轉業而來，舞蹈老師來自戰友文工團，參加過《東方紅》的演出，話劇組老師曾經擔任過舞劇“小刀會”領舞……可惜的是，我實在太高了，不能參加舞蹈隊精彩的表演，隻能唱歌！
還是老毛病！平時唱得不錯，可一上台獨唱，就捅簍子！老師隻好讓我參加女生二重唱，或者是男聲二重唱。說來也怪，有一個在旁邊“墊底”，心裏就不害怕了！
那個時候我特別想去專業劇團，從而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文藝特長。
我父親說“我認識一個原來是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你想不想跟他學聲樂？”
“還用問嗎？那敢情好了！”
於是我們雙雙來到了老師家。沒想到，老師知道了我們的來意，謹慎地關上了窗，說是“以前教學生唱歌，彈鋼琴，被樓上的裏弄居委會主任警告了！”
是的，文革後期，文化藝術方麵的禁錮依然存在。隻聽他憤憤不平地繼續說：“他們說我又搞修正主義那一套，所以一切隻能暗中進行，千萬不能大聲聲張。”
他取出一個歌本，讓我自選一首歌唱，我挑選了其中的一首“白族人民愛唱歌”。
接著他又在鋼琴上彈奏，讓我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咪咪……摩摩”練聲。最後他看著我們父女倆，仿佛是下了一個結論,“你是美聲女高音，要按照我的方法去練習，以後可以唱歌劇。”
“美聲？歌劇？”老師這麽一說，心裏暗暗喜歡！不過，到哪裏去唱“美聲？歌劇？這不是‘封資修’那一套嗎？”
以前我都是在“文藝小分隊”憑自然條件亂唱，從來沒有講究唱歌方法，也不講究“用氣”，有專業老師的指點，我很希望自己在唱歌方麵能迅速提高。
我父親又說了“唱歌隻是一個方麵，是否還要練練琴？專業演員都是既能唱又能彈的。”
“好是好，可是我們家哪裏有鋼琴啊？”說得我有些灰心喪氣。
老師倒是不錯，他說“我可以教你，但你自己得想辦法找地方練。”接著他自豪地告訴我們，他有一個學生，到這裏學了一年就能彈“黃河”了！
在我們永樂村，不像上海那些“上隻腳”地段，隻要晚間一走進弄堂，就能聽到“叮叮咚咚”傳來的練琴聲音。我們裏弄裏原來隻有一家人家有鋼琴，那就是對門的資本家水家，從我們二樓的窗口可以直接看到他家客廳裏的鋼琴和冰箱，每次趴在窗口看，總是看得我心裏“癢癢”的。文革抄家後，他家的東西連同鋼琴和冰箱統統都被紅衛兵擄走了！
正為難，我母親說可以與她學校音樂老師說，打開音樂教室的門讓我練習。平時，我也到三樓邢家的那架風琴上練練指法……
每次到老師家彈琴唱歌之前，我都會按照老師的要求，乖乖地把十個手指的指甲剪短，因為他說指甲長了彈不好琴。我的口袋裏總帶一把指甲刀，如果忘記了的話，站在老師門前的台階剪指甲，剪完才按門鈴。
這些瑣碎的點點滴滴令人記憶猶新……當時，我多麽渴望自己的家裏也有一架鋼琴啊！
好不容易有個機會去報考上海合唱團，可惜又很不幸，初試表現出乎意料的好，過後馬上重感冒，中藥西藥一齊上，還是無濟於事，到了複試那天，在幾位監考老師麵前唱了幾首歌，其中的一首是“唱支山歌給黨聽”，高音勉強能夠上去，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
沮喪和悔恨一齊壓下來，經過了多年努力，無論在體育還是文藝方麵的專業夢都破滅了！
最後，我報考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話劇團，這個話劇團成員，都來自上海各單位愛好話劇舞台劇的年輕人。在那裏，我遇到了羅燕。那時，羅燕和我一樣也隻是從基層工廠來的一個普通工人，我們都愛好舞台藝術，業餘參加文化宮的培訓和演出，我對她的演技和扮相有著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在那個話劇團，第一次，我意識到自己的性格其實並不適合戲劇表演，沒有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演員！
要說什麽樣的人有可能成為演員？
看我們團裏的成員就知道！幾乎個個是性情中人，激情四射，喜怒哀樂瞬間轉換。在排練場地，時能聽見一陣爽朗的大笑，時而自言自語，或即興朗誦一首小詩什麽的。總之，他們像燃燒著火炬，隨時綻放出耀眼的火花，而這些行為或者說潛質無時不感染著周圍的其他人。
在他們的麵前，自以為比較陽光的我卻成了默默無聞的那一個。我覺得自己過於冷靜，慢熱，喜歡觀察而不善於即興表露。有幾次，在我朗誦詩歌的時候，老師忍不住鼓勵我，要我充分表現出內心的激情。
她習慣性地舉起雙手，高過頭頂，鼓動性地“激情！知道嗎？激情最為重要！作為老師，我更喜歡那些充滿激情的演員，如果他們太過了，隻要告訴他們適當壓抑就行。”言外之意，像你這樣的，需要很多側麵的啟發和鼓勵，才能充分得以發揮。
其實，影響我激情綻放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十年動亂大學停止招生之後，聽說要恢複高考了！每次排練間歇，我總會找出隨身攜帶的高中課本，坐在角落裏偷偷學習。
這事讓細心的羅燕看到了！
“唉，你在看什麽？”那天她來到我跟前，好奇地問。
我稍稍躊躇了一下，告訴她“我想參加高考，離開工廠去上大學，以前在學校裏沒有機會學數理化，隻好給自己補補課。”
接著坦白地告訴她我內心的矛盾，如果要繼續參加排練的話，我就得努力去背誦台詞，讓激情噴湧，否則怎麽能演好導演分配給我的角色？
但我擔心，“如果要參加高考的話，不光需要惡補數理化，還得默記大量政治考試有關的內容。”
聽了我的難言之隱，她站在那裏低頭沉默了一會，說了這麽一句“是呀，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能兩全，我要是你的話，就專心準備高考了。”
輕輕的一句話，對猶豫不決的我卻“如雷貫耳”！覺得她一下子把我心裏那架搖擺不定的天平穩定住了！
我暗下決心：“一定要放下，全力以赴參加高考，抓住人生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再也不能三心二意了！”
自從那以後，分別許多年了，羅燕和我再沒有交集，她可能完全不記得曾經與我說過那段話，若在大街偶遇，肯定也不會記得我。可是我知道她，記得她對我說的那句至關重要，影響了餘生的話！
後來的羅燕，成了知名電影演員，從網上得知：“羅燕生在上海市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從小被寄養在爺爺家裏，文革中，爺爺被抓走，她開始自謀生路。中學沒畢業就到紡織廠當檔車工，業餘時間參加工人文化宮的活動。1978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表演係。1982年畢業後到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當話劇演員。1983後在《非常歲月》中出演女主角許榮英，接著在史蜀君導演的影片《女大學生宿舍》中飾主角匡亞蘭，一位經曆了生活磨難但不為命運所屈的青春少女。”
我們這個上海市工人文化宮話劇團於1978年，成功地編排了由宗福先創作的反映經曆文革浩劫的著名話劇《於無聲處》。這在當時，猶如一聲驚雷，衝破禁錮，解放思想，不僅對於繁榮職工文藝創作、豐富群眾文化生活起到了有效的引領作用，更在藝術領域、思想領域和社會領域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了我國話劇史上的經典作品，獲文化部、全國總工會特別嘉獎。
不過，那時的我，已經走上一條與羅燕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在高校潛心緊張的數理化學習……
人生就是這樣的奇妙，每個年輕人在各自成長的過程中都懷有美麗的夢想，對我來說，渴望當一名舞台藝術工作者的夢，已隨風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