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花筒裏看美加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萬花筒裏看美加，走馬觀花看世界。
上海的弄堂也是人們休閑娛樂的主要場所。每到悶熱的夏季來臨，特別是出了江南的梅雨季節，弄堂裏便熱鬧起來了。家家戶戶會紛紛把封閉已久的門窗打開，讓新鮮的空氣流通進來，屋子因此涼爽些，人們把這一舉動叫做“透透氣”。那些“會過日子”的左鄰右舍姆媽們會利用好天氣把冬季使用過的衣物、被褥取出來放在太陽底下去曬，為了“去去黴氣”。還會把那些儲藏在瓶瓶罐罐裏的米，花生，麵粉、豆子，棗子之類，統統倒在竹製的匾上攤開來晾曬，去除些潮氣。
每當太陽一落山，毛毛姆媽總是會早早地先用涼水衝一遍門前的水泥地，讓滾燙的地麵降降溫。晚飯過後，大家便陸續將自家的躺椅、竹榻、小凳子搬到弄堂裏，大人孩子自成體係，怡然自得地圍坐一圈乘涼。大叔大伯們喜歡靜靜地搖著扇子，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噶三胡”（聊天），小孩子們若不打牌鬥棋，就會說些不知哪裏聽來的稀奇鬼怪故事，引來一陣陣嬉笑聲。隻有母親們還忙著收拾飯後殘羹剩飯，鍋碗瓢盆，或是給年幼的孩子洗澡，她們通常會稍晚一些參加弄堂裏的消夏乘涼。
我喜歡夏日的弄堂，那是一個充滿各種人情世態的世界，有著一種在自家中無法得到的群體氣氛。
我母親通常不參加每天的乘涼活動，她有一點時間喜歡獨自靜靜地看書看報，很少與大家摻和在一起“嚼舌頭”。
我們弄堂裏還有一家從不加入大夥乘涼活動的是隔壁鄰居朱家。自小，我從來沒有見過朱家姆媽搬個小凳與大家坐在一起說三道四，朱家的孩子們也不會主動出來湊熱鬧。
舊年代提倡“多子多福”，朱家兄弟姐妹也是六個，前麵一男一女間隔不誤，後來接連生了兩個姐妹，最後是個兒子。再後來，想生也生不了了，因為朱家伯伯也因曆史問題被關進去了！
具體什麽曆史問題？誰也不知道，他們閉口不談，大家也不好意思問，這也許就是他們一家為人處世比較謹慎的緣故。
奇怪的是，弄堂裏的年輕人特別願意到他家去，有事沒事去串個門，坐一坐，東家長，西家短嘮幾句嗑，由此，他們從來不缺乏關於鄰裏們或生活方麵的信息。我小時候喜歡湊熱鬧，自然也喜歡到他家裏去玩。
可是，我母親特別反對我到24號去，一看到我在他們家，就會厲聲把我給拉回家！
“怎麽又到他家去了？他家什麽成分你不是不知道！”一回到家，關上門她總是這樣訓斥我，說得我灰頭土臉，心裏覺得無辜又無從狡辯。
文革前，我家總以為自己是革命階級一邊的人，我父親在解放初期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打老虎”，“三反五反”還是積極分子，為共產黨發動群眾揪出那些“不法分子”感到非常振奮。可後來文革開始了，我家也成了眾矢之的，父親被揪出來批鬥，套上一頂“美蔣大特務大間諜”的帽子，我媽再也不說話了。
不過，我知道，在她的心裏，還是覺得我們和24號朱家、25號三樓邢家不屬於同類人，區別是橫越在共軍和國軍之間的那道鴻溝，盡管我父母連共黨大門都沒讓進，隻是自覺地站到了“正義”那一邊，他們是大部分中國舊知識分子的典型。
後來，我媽說起我哥小時候被朱家某個“蠻不講理的兒子欺負”了，這才明白她心裏的過節不僅源於政治原因，多少也有些私人恩怨。
盡管文革中我母親已經管不了我往隔壁24號跑的腿，但每次邁進去，還是會習慣性地往弄堂口張望一下，生怕她騎著腳踏車什麽時候又突然出現在弄口，然後將我一把提回家。
亂世中，我也不想讓她再為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生氣。隻要一看見她那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弄堂口，我就會頭也不回地往家跑。若被她瞧見話，耳邊的嘮叨是沒有了，臉上還是印著心裏的不快。
24號的姐妹和她們的母親當然知道我母親的心思，她們常會悻悻地戲謔我 “你媽不讓你來我家，為什麽還來？”
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麽？至少一開始不明白，隻是覺得生活太無聊。
24號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說，特別過去那段無所事事的年代裏仿佛有著磁鐵般地吸引力。別人不用說，文革中，甚至我們的裏弄小組長、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代表周木匠的兩個兒子“大瘌痢”和“小瘌痢”也都是他們家的常客。按理，“大瘌痢”是裏弄專政隊的隊員，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卻時不時出現在“曆史反革命”的家中。有一段時間因打群架，被公安機關抓去關了一陣的“小瘌痢”更不用提了，幾乎每天都得去24號報一下到。
（上海話中的“瘌痢”是指天熱頭上長很多熱癤遺留下的疤痕）
24號朱家人口眾多，按照他家的成份，當時絕對沒有可能上大學。朱大哥高中畢業之後，分配到上海環衛局工作，一個人負擔起全家的經濟擔子，直到大姐畢業去了某紡織廠。剩下的幾個兄妹，畢業後待業在家，全都由大哥大姐養著，堅決不趕潮流去新疆農場建設兵團，或者去農村插隊落戶，這在當時的上海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更令人詫異的是，一家兄妹六人擰成一股繩，從沒有聽說朱家為經濟問題鬧過內部矛盾。
弄堂裏要是發生什麽事，隻要涉及到朱家，他家的幾個兄弟姐妹立即會挺身而出，誰也別想鬥得過他們。我媽可能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哥小時候，受了他們的氣，一直憤憤不平。另外，不知為什麽他們與24號三樓楊家矛盾很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外人誰也搞不清他們兩家之間的是非對錯。
早些時候，朱家姆媽的婆婆還活著，幾個女孩子必須每天輪流去給癱瘓在床的老太太喂飯擦洗。我也乘機跟著上樓幾次，見那老太太躺在二樓後房的一張床上，頭上一盞昏暗的燈，整個屋子裏彌漫著渾濁的氣味。為防止褥瘡，身下墊一個橡皮圈，朱家姐妹一勺一勺把簡單的飯菜送到她那沒有牙齒的嘴裏，她一邊吃，一邊還罵罵咧咧……那種情形，現在想起來很淒慘，可當時，我並沒有太多的聯想，隻是坐在一旁默默看著朱家妹妹或姐姐在那裏忙乎，偶爾被要求遞個毛巾什麽。
現在回憶起來，可能那時自己實在太年幼，離風燭殘年有很長很長的一段距離。
朱家隻有這麽些收入，每天的小菜實在很簡單。那時候的蔬菜比較便宜，從菜場提回來的籃子裏隻見蘿卜和幾樣綠菜，偶爾出現一小塊肉，也要切成細細的肉絲，炒在菜裏很難找到，一大家子七口人圍著桌子吃飯。從來沒有看見雞鴨魚肉擺上他們的桌，過年也不過多添幾個菜而已。
朱家兄弟姐妹們就這樣攙扶著母親，一家人手挽手熬過了漫長的嚴冬，迎來了他們文革後的大赦，從青海勞改農場歸來的父親！
朱家伯伯是一個瘦瘦高高的老頭，一頭白發，沉默寡言。這些從那裏頭回來的人，可能過去被監視被管教怕了，已經不習慣用語言表達他們個人的情感了。
文革後期，有一天，朱家大哥突然問我“想不想聽聽音樂？”
也許，他經常能聽見住在隔壁的我扯著嗓子大唱樣板戲或高昂的革命歌曲，很想為我開個有關音樂的“小灶”？
這讓我多高興啊！興衝衝叫上了寶寶姐姐和我父親，說是“隔壁朱家大哥讓我們去聽音樂！”
那時候，四人幫還沒有倒台，但文化藝術交流方麵開始有所鬆動，特別是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中美兩國發表了“中美關係公報”，中美冰凍長達幾十年的關係開始解凍。
我們幾個偷偷溜進了他家二樓後房，就是原先他祖母在世時住的那間屋子。隻見他謹慎地關上門，拉上厚厚的布窗簾，這才亮出他的音響設備。
哇！有電子管的，也有晶體管的，居然這些音響都是他自己裝的！還有大大小小各種喇叭箱，真是名目繁多，有些大喇叭箱有我半腰高，還有放低音的BASE喇叭。
隻見他不慌不忙地從一個箱子裏取出一台電唱機，一疊疊黑膠唱片和一些塑料唱片，接著微笑著問我們“想聽什麽？”
我家原來也有一個電唱機及少量黑膠唱片，可惜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我開始懂得欣賞音樂之前，都給我父親送到當鋪去換食物填肚子了！
真沒有想到，省吃儉用要養活一大家子人的朱大哥，居然還有錢搗鼓音響設備！他中學畢業後就在環保局工作，一個普通工人又不是學電子的，還能自己動手安裝這些設備！
那個年代的確有不少音樂愛好者自己動手做音響設備，但當我們獲知眼前琳琅滿目的這些設備都出自朱大哥之手，感到即欽佩又驚奇！
那個時候，雖然社會上的文化禁錮開始有所鬆懈，人們還是得非常謹慎，生怕被人套上一頂“聽靡靡之音”，或者是“開地下音樂會”的大帽子。
“你有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嗎？”我父親抑製不住興奮問道，他一定是憧憬著文革早日結束，從過往的苦難中走出來……
朱大哥的臉上不易察覺地微微笑了笑，翻出一個藍色的塑料唱片，仔細看了一下說明，說這就是我父親想聽的貝多芬C小調第五交響曲“命運”，由著名奧地利指揮家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奏。可惜他還沒有搞到黑膠唱片，目前隻能聽這張唱片。不過，他強調“卡拉揚是世界上最好的指揮家之一，和美國的伯恩斯坦齊名”。
那時候，我哪裏知道卡拉揚、伯恩斯坦、小澤征爾……？
“當當當當……”震耳欲聾的命運交響曲響起，我們仿佛能看見“命運”奮力舉起一把沉重的鐵錘砸向大門！就像貝多芬在第一樂章的開頭，特別寫下的那句引人深思的警語：“命運在敲門”，從而被引用為這首交響曲具有最強烈吸引力的標題，體現了作曲者與命運進行著的殊死搏鬥。
“我要扼住命運的喉嚨，它絕不能讓我屈服。” 這一主題旋律貫穿全曲，時而高昂時而低落，不屈不撓的精神永遠響徹……這是一首英雄意誌戰勝宿命論，也是光明戰勝黑暗的壯麗凱歌。
經過近十年動亂，在文化和精神上受到無情摧殘，萬馬齊喑。我們幾個躲在黑暗的小屋裏，用心聆聽著偉大音樂家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感受到一種無可言喻的感動與震撼！
一曲完畢，朱大哥告訴我們電子管和晶體管擴音機在音質上有許多不同，他特地分別用不同的擴音機播放貝多芬的F大調第六交響曲“田園”，讓我們仔細感知。隨著輕快明亮的樂曲，他一小節一小節解說樂曲的內容……“抵達鄉間時的欣喜之情”、“小溪旁的景色”、“村民的歡樂聚會”、“暴風雨”、“暴風雨過後的快樂和感激”…… 配合著自然界的景色，夜鶯、鵪鶉和布穀鳥的叫聲，召喚出一連串美麗的田園風光，帶給內心無限歡愉和憧憬。
朱大哥介紹道：“貝多芬在創作這首交響樂時，雙耳已經完全失聰，他在創作這部作品時表現對大自然無限的依戀之情。”
朱大哥接著又選擇了幾張黑膠唱片，那是西班牙傑出吉他演奏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將貝多芬、肖邦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改編為吉他曲的幾首曲目。
隨著樂曲的播放，在靜默中聆聽優美的旋律，配上朱大哥用他那渾厚的男中音如數家珍般娓娓地描繪，讓我心馳神往……耳畔仿佛回蕩著天堂般的聲音，優雅而又深情的吉他旋律，帶著些許憂傷，撥動著心弦，在感知音樂藝術之美妙與動人的過程中，一扇通往古典音樂欣賞的窗口就這樣被打開了！
也就是這個朱大哥，從環保局一名底層小工人開始，一直幹到局級幹部退休。又聽說，他後來搬出24號的原因之一，居然是因為新娶進門的妻子與家人關係不那麽和睦，為了不影響固有的兄妹之情，毅然決然帶著自家人出走了。
朱大哥可以說是我在音樂鑒賞方麵的啟蒙者，我由衷地感謝他！
他對工作和家庭的付出，也體現出一個男人的擔當：在困難的時候，隻身負擔起家庭重擔，掙錢養家；與此同時，也不忘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和修養。當機會出現時，也能躍上龍門，而不是自怨自哀的歎息生不逢時。
改革開放以後，朱家中間的兩個兄妹分別進了裏弄生產組，最小兩個去了上海附近的農場工作，六個孩子的工作和生活陸續都有了著落。
永樂村，我的出生地，這個地處萬航渡路的一所普通新式裏弄，以及旁邊的幾個裏弄，信義村、梅村、還有後麵的太平裏，因開發商動遷全部拆除了。據說2003年開始動遷，2009年上半年全部夷為平地，新樓於2012年開始建設，2014年全部建成。
移居時，朱家二老依然健在，朱家老伯那時99歲。很慶幸，他終於親眼看到了兒孫們幸福生活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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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提心吊膽的日子,如今回味起,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送你一首我的favo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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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過和父親一起在下雨的冬夜，把窗簾拉緊，把聲音調到蚊子叫，偷偷聽過貝多芬九個交響樂，和世界著名十大小提琴協奏曲。從你的故事裏看到我認識的人，和親曆或見過的事。你寫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