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GDP指數經濟模型已不符現實，「去成長化」勢在必行
文：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
第九章 想像力的必然瘋狂
沒有足夠的瘋狂，就無法有根本性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瘋狂來自於不合常規、勇於拒絕一成不變，並創造未來。——托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
溫室氣體排放量約70％，因此，即使我們能夠擺脫化石燃料並轉換為再生能源，我們仍然必須處理其餘的30％。
非化石燃料的排放來自何處？其主要來源為森林砍伐。森林砍伐不僅會自動將碳釋放到大氣之中，也會奪取可以吸收人類排放的碳匯。更糟糕的是，大多數森林砍伐後的土地都轉變成工業化農業的土地，而在這些農地上使用化學肥料會使土壤劣化。隨著土壤劣化，土壤也失去儲存碳的能力，並向大氣釋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另外，工業化畜牧業每年生產9,000萬噸甲烷，以及世界上大部分人為製造的一氧化二氮，當涉及全球暖化時，這兩種氣體的效力都遠遠超過二氧化碳。光畜牧業對全球暖化的影響就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機動車輛、火車、飛機以及輪船。許多工業過程也對氣候變遷造成重大影響，例如，生產水泥時的化學反應會產生溫室氣體，生產鋼鐵、塑膠時也是如此。垃圾掩埋場也會造成大量的甲烷，約占世界總量的16％。
因此，問題不僅是我們正在使用的能源類型，還在於我們要如何使用能源。那麼，我們會如何使用100％的清潔能源呢？燒毀更多的森林、建立更多肉類養殖場、擴張工業化農業麵積、生產更多的水泥，並利用我們生產與消費的物品填滿更多垃圾掩埋場，就如同我們使用化石燃料一樣，這些行為都會產生致命的溫室氣體再排放到大氣之中。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經濟體係要求無止盡的經濟指數成長，因此而改用清潔能源是無濟於事的。
去成長化勢在必行
如果我們剝開虛假的承諾，例如，無紙化和碳捕獲，那麼問題很明顯比大多數人願意承認的要深多了。我們必須正視目前GDP指數的經濟模型已不再符合現實，這種經濟模型在發展與減貧問題上已成為非常複雜的難題。如果我們已經超出地球的生態極限，試問，我們該如何消除貧困問題呢？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需要考慮的數據。我們先從抑製全球暖化的國際協議開始說起。我們已經知道，不可能控製溫度上升在工業革命前水平的1.5℃以內，但是我們仍然有機會將其控製在《巴黎協定》設定絕對上限的2℃門檻內。如果要控製在此門檻內，最多隻能排放8,050億噸的二氧化碳。然而，貧困國家一定會需要使用部分的碳預算來使國家收入成長到足以消除國內的貧困問題。畢竟對於貧困國家來說，人類發展就算達到相對低點還是無可避免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國際協議已經廣泛接受這項原則，並承認所有國家都擁有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由於貧困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責任不大，因此他們有權使用比富裕國家更多的碳預算，如此一來，貧困國家至少可以實現其基本的發展目標。這也意味著，富裕國家必須了解如何處理碳預算的剩餘部分。
英國知名的氣候科學家凱文．安德森教授，一直在設計潛在可行的方案。假設碳捕獲與生物能源儲存計畫不是最好的選擇，那麼我們希望有一半的機會溫度上升可以控製在2℃以下，但基本上隻有一種可行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貧困國家在2025年前，可以用盡全球碳預算中不成比例的份額來繼續目前經濟成長的速度。時間不會太久，所以隻有在經濟帶來的收益著重分配給貧困人口國家的情況下，才能消除貧困的問題。
同時，富裕國家要自我控製在碳預算範圍內的唯一途徑，就是大幅度減少排放溫室氣體，每年至少需要減少約10％。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清潔能源技術的使用，將有助於每年最多減少4％的溫室氣體排放。但為了消除其餘碳預算的缺口，富裕國家將不得不降低每年約6％的生產和消費規模；而貧困國家則將在2025年後，必須仿效富裕國家，並降低每年約3％的經濟活動規模。
上述聽起來可能很嚇人，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目前已有大量數據顯示，在減少生產和消費活動的同時，有可能增加人類發展指標，例如，幸福指數、教育程度、健康與預期壽命。舉例來說，歐洲的人類發展指標幾乎所有類別都比美國高，但歐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低於美國的40％，歐洲人均排放量也少於美國的60％。當涉及真正重要的事情時，國內生產總值過剩的美國其實是一無所獲。
如果要活著長壽又幸福，需要多少代價呢？我們來以實際狀況來思考。美國人的預期壽命為79歲，人均GDP為53,000美元。但許多國家隻擁有這些收入的一小部分，其國民卻擁有類似的預期壽命。哥斯大黎加人的預期壽命高於美國人，但其GDP隻有1萬美元。當然，我們可能會期待富裕國家中的超額收入與消費會改善其生活品質，但預期壽命並未顯示出這一點。即使我們以整體及個人幸福感為衡量標準，許多中低收入國家也排名很前麵。
根據聯合國的《世界幸福報告》，哥斯大黎加與美國的排名相當；巴西擊敗英國，而其收入隻有英國的四分之一。這個報告與持續成長的「幸福經濟學」領域的發現相吻合。該發現認為，幸福感會隨著收入增加而成長到一定程度後停滯，而富裕國家早已超過這個程度。例如，美國的幸福感在1950年代時達到顛峰，人均GDP隻有15,000美元（以2010年的美元價計算），此後一直處於停滯狀態。此後，讓我們更感到幸福的原因不是更多收入，而是更為平等、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以及強大的社會保障。
有鑑於此，也許我們應該視哥斯大黎加此類的國家為適當的開發中國家，而非未開發國家。我們應該看待生活在低收入、低消費水平下的長壽、幸福社會為高效生活的典範，而非按照發展停滯的西方模式，並開始呼籲富裕國家應該要減少過剩的消費。
這可能對於開發中國家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號召，卻很難藉此說服所有人。根據最近的消費者研究，在中等收入與高收入國家中，有70％的人認為，過度消費正讓地球和社會處於危險之中。他們也認為，人們應該努力減少購買和減少物質慾望，而且這樣的行為並不會損害幸福感。換句話說，人們已經有了這種意識，已經準備好要迎接另一個世界。
創造未來
GDP指數增長模型是我們危機的核心，如果科學家的這個想法正確，那麼該核心就是我們在構想嶄新未來時需要開始改造之地。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是不再以GDP為衡量經濟進步和幸福的指標，並以不同的衡量標準代替。目前已經有許多成功的替代衡量方式，例如：真實發展指標（GPI），以GDP為基準點，然後增加諸如家務和誌願者工作之類的正麵因素，減去諸如汙染、資源消耗和犯罪之類的負麵因素，並針對不平等問題進行調整。
美國的許多州，如馬裏蘭州和佛蒙特州，儘管曾以GDP指標衡量是否進步，現在已經開始使用真實發展指標來衡量。哥斯大黎加將成為第一個以這個指標衡量進步的國家，而蘇格蘭和瑞典可能很快就會效仿使用。
真實發展指標與GDP指標所描繪的社會狀況完全不同。如果繪製兩者為圖表來做比較，我們會看到真實發展指標在1970年代中期如同GDP指標一起上升，然後趨於穩定甚至開始下降，但GDP指標一直繼續上升。
Photo Credit: 野人出版
這說明了GDP增長不再代表更美好的社會。轉向真實發展之類的指標，影響將會很深遠。如果政府被迫重視真實發展指標，這個指標會激勵政府製定促進良好經濟成果的政策，並同時減少不良經濟成果的政策。不過，這個衡量指標不一定是真實發展指標，也可能是其他的指標，如：新經濟學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所設計的幸福星球指數（Happy Planet Index），該指數平衡了預期壽命、幸福感以及生態足跡三個項目；或者是經合組織所設計的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該指數關注社會和環境福祉等11個方麵；或者是我們尚未想像到的任何多項指標。
一旦我們從專製的GDP指標解放後，就可以公開討論我們真正看重的價值，以及我們如何衡量發展。在某些方麵，這才是終極民主行為。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結果將與GDP指標所衡量的結果截然不同。實際上，這些結果根本就不會涉及永久性增長，因為從哲學上來說，任何事物永久性增長都很荒謬，就算是美好正麵的事物。
然而GDP增長並不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唯一必要條件，這可能是首要的公共義務，但也是私營義務：公司必須用最大限度的利潤回報股東。就如同GDP一樣，這個任務不會永遠都達成。我們可以追溯到1919年充滿裏程碑意義的美國最高法院道奇訴福特汽車公司案（Dodge v. Ford Motor Company）。當時，福特汽車公司擁有可觀的資本盈餘，亨利．福特決定將其中部分利潤用於提高勞工當時已公認為高薪的薪資上。
公司的兩個最大股東道奇兄弟起訴福特提高勞工薪資，並聲稱福特汽車公司的股東提供了資本，而不必要的提高工資實際上是在偷竊股東的錢財。法院作出了有利道奇兄弟的裁決，並樹立了先例：業務決策必須以股東的利益為先，如果執行長想使用公司的資金為勞工加薪或保護環境，因而損害了股東的利益，那麼他們就無法這樣執行，因為這是非法的。今日，這種需要比以往賺取更多利潤的義務，在很大的程度上驅使公司如何行事。廢除這種義務非常重要，這樣才可以讓公司考慮其他優先事項。
捨棄GDP衡量指標及股東價值至上的相關法條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但遠遠還不夠。雖然這些可以幫助我們重新集中注意力，但無法解決推動經濟成長更深層且難以發現的根本性原因，那就是債務。我們必須讓經濟成長的原因之一就是債務，債務伴隨著利息，而利息意味著債務呈指數增長。要長期償還債務，就必須使國家經濟成長到足以與債務增長相匹敵的水準。企業也是如此，如果想要創業就可能需要貸款，因為需要償還債務，所以賺取的利潤不僅要支付員工薪水，還要償還帶有複利的貸款。我們會發現不論是國家、企業甚至是個人，隻要收入沒有增長，債務就會累積，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如果沒有成長，就會導致崩潰。
減輕這種壓力的方式之一就是取消部分債務。我們在上一章中已討論過取消主權國家的債務，這些國家就得以擺脫掠奪自己國家的資源並剝削公民來尋求收益以償還債務的壓力。免除個人債務會使得個人減少工作，同樣的，取消債務意味著債權人將有所虧損，就如擁有眾多債務的華爾街銀行，不過我們可能認為這是合理的犧牲。
但取消債務也隻是短期解決方案，並不能真正解決根本問題，因為全球經濟體係本身就是依靠債務來運作。當我們去銀行貸款時，我們會假設銀行的借款是來自其儲備金，例如，是從他人的存款中收取的真錢儲存在地下金庫中。但這不是其運行原理，銀行隻需準備要借貸出去10％的金額，這就是所謂的「部分準備金」。
換句話說，銀行借貸出去的金錢比實際多出十倍。多出的錢從何而來，如果實際上不存在呢？銀行憑空創造金錢，他們藉著借貸來製造出錢。目前在我們經濟中流通的金錢大約有90％是通過這種方式製造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所使用的每一美元都是某人的債。且每一美元的債務除了償還本金外還要償還利息，這需要更多的工作、製造生產或開採礦物。
我們的經濟流通以債務為基礎的事實，是我們需要持續經濟增長的一大原因。針對銀行體係限製部分準備金，將非常有助於減少我們經濟體中四處出現的債務，從而減輕增長壓力。一種簡單的方式是要求銀行提供貸款之外必須保留更多的準備金，但我們可以嘗試更有趣的方法：完全廢除基於債務的流通方式。
與其讓商業銀行創造金錢，不如讓國家以沒有債務的方式創造金錢，再將錢花在經濟上而不是靠借貸來把錢流入經濟之中，讓民主、負責和透明的獨立機構來承擔創造金錢的責任。銀行當然仍然負責借貸業務，但是銀行將必須以100％的準備金做為後盾，也就是有多少準備金就借貸多少金額。
這個建議並非小眾，而是由一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進步派經濟學家於2012年所提出。他們指出這樣的係統將大大減少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從而使全球經濟更加穩定，而英國智庫積極貨幣（Positive Money）則將這個想法推廣給大眾並引起大家的興趣。
諸如此類的變化得以讓我們擺脫經濟增長的專政，但是請記住：我們的目標不僅是阻止經濟上不必要的擴張，並且了解如何積極降低總消費量以回歸可持續水準，特別是在富裕國家裡。這需要頗具創造性的思考。
解決此項問題的第一步是認真看待不必要消費的主要推動力：廣告業。過去這還不算是個問題，消費行為直到20世紀初期時不多不少，大家基本上隻購買所需之物，廣告隻不過是告訴人們物品的優點而已。但是零售商意識到如果每人都隻購買必需品，他們就無法無限擴展。需求有限意味著利潤有限，零售商需要「解決」這個障礙，最後他們在愛德華．伯內斯（Edward Bernays）當時發展的新廣告理論中找到了克服市場飽和度極限的解決方法。
精神分析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侄子伯內斯，告訴零售商可以透過操縱情緒來使人們購買不需要的物品，例如，將焦慮植入人們的腦海中，然後展示產品來解決焦慮，或者也可以出售物品以象徵顧客的社會認可或階級區分。因為美國零售商迫切需要永久保持高需求，這類廣告很快成為不可或缺的手段。
廣告今日已成為我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最近的報告，美國僅在2007年在廣告上的支出總額就達到了3,210億美元（以2015年美元價值計算）；此數字自那時以來一直以每年約5％的速度增長，遠快於經濟增長率。這種瘋狂的廣告行銷將消費推向了令人目眩的高度，導致現在美國人的平均消費量是1950年代的雙倍。
有鑑於此，解決過度消費的簡單方法，就是至少在人們在沒有辦法選擇自己所見的公共場所上禁止廣告銷售。聽起來似乎不可能，但是擁有兩千萬人口的聖保羅已經做到了。結果如何呢？人們更快樂了；除了消費減少外，人們感到更有安全感以及對自己的生活更滿意。巴黎最近也朝這個方向行動，巴黎開始遏製戶外廣告，甚至在學校附近徹底禁止。
另一個更積極的辦法是以鼓勵減少消費的公共資訊來替代廣告，中國在其新運動中率先採用了這種方法，如在2030年前目標是減少一半肉類消費量，此方法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著名。或者如同澳洲和美國的某些城市完全禁止使用完全不必要和充滿破壞性的產品，例如瓶裝水。其他抑製消費的簡單方法可能包括：管控信用卡、提高奢侈品稅，以及禁止製造商以計畫性報廢的方式來製造劣質或易報廢商品以便增加營業額。
但是就業呢？如果我們縮減生產和消費是否會引發失業危機？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好問題。畢竟我們的政治人物一直在呼籲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因為提高就業人數就可以獲得選票支持。但有些創造性的方法可以縮減經濟活動，並確保每人都可以同時從事有意義的工作。主要建議是將每週工時從美國平均47小時減少到30甚至20小時。我們可以消除不必要或有害的產業，並透過推廣分擔工作來分配剩餘的工作以做到這一點。
如果我們以真實發展指標而非GDP標準來衡量經濟進步的話，這些產業無論如何都會萎縮。倫敦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一項研究表明，縮短工時不僅可以減少因過度勞累而造成的身心疾病，還可以減少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工作量意味著有更多時間去做一些通常最終外包給他人的事情，例如：照顧年幼或年長的親戚、烹飪、打掃、進行園藝或其他活動。這些活動可以讓你了解鄰居進而創造共享技能和財產的可能性。
另一個想法則在近幾確實虜獲大眾的關注，那就是設立最低基本收入。提倡最低基本收入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見的是出於減貧策略。在過去十年有大量數據顯示，減少貧困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轉發現金給全球開發中國家的貧窮人口。這與小額信貸不同，小額信貸對貧窮率的總體影響為零且往往會增加個人債務負擔；而直接轉發現金則可以刺激當地經濟的正向循環並創造可持續的生計。
此類方案已在南非、印度、印尼、墨西哥和許多其他國家嘗試施行並且都取得了顯亮眼成果。隨著自動化技術迅速吞噬開發中國家兩個就業人口最多的產業：紡織業和小型消費電子產品業，這個方案在這些國家將變得愈來愈重要。當這些行業邁向自動化，除非創造其他替代的維生方式，否則當地原本已經落後的生活水準可能會嚴重崩潰。
在美國和歐洲，製定合理的最低收入則是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當然，訂定基本收入可以減少貧困，但是它也將改善工作條件和薪資，因為雇主必須提供更好的待遇才能吸引勞工。但也許更重要的是，這將消除國內總體的不平等。它的重要性不僅在於道德層麵，更在於平等的提升能減少經濟增長的壓力。這乍看之下似乎稍微違反直覺，但請記住經濟增長之所以吸引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可以藉此避開棘手的財富分配問題，隻要把餅不斷畫大，必須重新分配現有資源的壓力就會減少。
對財富重分配政策來說，甚至連經濟成長的承諾也是一種阻礙。美國聯準會前理事亨利．華利（Henry Wallich）曾說：「經濟成長是收入平等的替代品。隻要有成長就會有希望，人們也就能忍受巨大的收入差距。」這個公式隱藏著一個秘密。如果成長替代了平等，那麼平等也能替代成長，訂定基本收入將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除此之外，基本收入本身會讓人們擺脫為了維持生計而不得不每週工作40甚至60小時的壓力，也能夠稍微減緩過剩的生產量。
基本收入可以透過多種方式籌集資金，包括對商業土地徵收累進稅，如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著名的土地價值稅；或者對資本所得、外幣交易和金融交易徵稅，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托賓（James Tobin）所建議羅賓漢稅法。另一種方法可能是對目前隱藏在離岸避稅天堂中的32兆美元私人財富徵稅，並將所得款項用於直接轉發現金。
自然資源在美國阿拉斯加州被認為是公共資源，因此每位居民都可以從該州的石油收入中獲得年度股息作為基本收入。阿拉斯加模式廣受歡迎且有效，學者們指出能以相同的方式應用在其他自然資源上，例如森林和漁場資源，甚至可以應用在空氣資源上，以碳稅的收益作為基本收入分配給所有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揭露全球不平等的暗黑內幕&解方】》，野人出版
作者：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
譯者：曲律、紀永祥
平等，其實是被製造出來的？
貧窮與落後，其實對「富國」是必須的？
為什麼我們無法消滅貧窮？
為什麼，有些國家愈救愈窮？
國際間的「發展」軌跡看起來正朝著政治正確的趨勢演變：
開發中國家正在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發展」進度，
貧窮問題已大幅改善，到2030年將被消除。
這實在令人欣慰，世界上最強大的政府和企業也如此宣稱。但這是真的嗎？
自1960年以來，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收入差距大約擴大了兩倍。
大約有43億人，也就是世界60％以上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5美元，
其中約一半的人甚至無法獲取足夠生存所需的食物。
而世界上最富有的8個人擁有的財產，卻相當於世界上最貧窮的那一半人口財富總和。
是什麼導致了貧富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一直以來，我們都被灌輸了這些觀念：
貧困是一種可以通過援助解決的自然現象；
開發中國家隻是需要一些時間以及適當的幫助，就能「趕上」已開發國家的腳步。
但實際上，貧窮是一個政治問題：貧困不是本來就存在，而是被製造出來的。
貧窮是被製造出來的？
作者以自己的家鄉史瓦帝尼為例，指出許多驚人的事實：
為何第三世界愛滋病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
其實與製藥公司拒絕當地進口學名藥，導致愛滋病藥品價格高不可攀有關。
至於為什麼農民無法靠自己的耕地謀生呢？
部分的原因來自歐美蜂擁而來的食物捐贈削弱了當地的農業。
為什麼窮國政府無法提供最基本的社會服務？
因為他們受到西方銀行強迫削減當地的社會支出，好優先償還大量的外債……
窮國之所以窮，是因為它們以不平等的方式被迫納入全球經濟體係中。「發展」的說法背後隱藏了導致貧困和不平等的獲利模式：富強國家利用操縱貿易協議、逃稅、掠奪土地等手段確保自己的經濟優勢。
比起慈善，公平更好
在起跑點不公平的情況下，慈善就隻是粉飾太平的騙局。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各種官方政府的援助。
如果先進國家真的希望減輕全球貧窮問題，也許應該努力解決導致貧窮的根本原因：經濟結構、逃稅製度以及不公平的貿易規則等等，而不僅止於依賴官方或非政府組織的慈善援助，然後繼續透過被創造出來的不平等，謀取上千萬倍的利潤。
本書追蹤了經濟強權對於「發展」這個詞彙的解釋是如何演變的：從1490年代哥倫布的遠征到當代的國際債務製度，這個過程中是什麼使少數富裕國家逐漸強大到足以控製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政策？
作者憑藉開創性的研究、詳細的分析和實際在第三世界生活的經驗，對全球不平等問題的主流觀點提出一係列具啟發性的挑戰與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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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