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維傑·普拉沙德盧屹(譯)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
【導讀】劇變中的世界體係，正迎來全球南方的新轉向。有評論認為，南方國家的崛起，為中國提供了與之攜手構建新國際體係的可能性。作為發展最為成功的後發國家，中國對於南方國家而言，重在“發展”的引領：這不僅體現在提供發展資源和可供參考的發展經驗上，也體現在提供新的發展知識上。而後者恰恰是目前的短板。
維傑·普拉沙德是印度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基於“發展理論”的曆史脈絡，對南方國家的發展問題做了總結性的梳理與評述。維傑指出，“二戰”以來，發展理論曆經四個時期的變化。2008 年以來的資本主義危機，以及危機之中南南合作組織機構的建立、危機之後中國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使全球南方獲得重啟發展議程、構建新發展體係的可能。但知識界受製於發達國家設定的舊有認識框架，沒能從事實出發，形成新的發展理論和解決社會痼疾的新方法。而這反過來製約了南方國家的發展。
維傑認為，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政府應合作提出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這一理論必須應對持續束縛發展議程的“五個控製”——自然資源控製、資金流控製、科學技術控製、軍事力量控製及信息控製，尋找改變這些領域控製權的機製，從而打破帝國主義對南方國家的統治。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原題為《重振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全球南方的曆史宿命與未來選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世間苦難的證據並不鮮見：全球數十億人無法獲得基本的教育和醫療、充足的食物、像樣的棲身之所，更無緣享受適當的信息和文化滋養。這些事實無人可以辯駁，各國政府、聯合國的機構每年都會統計。
關於如何解決饑餓、苦難等種種社會痼疾的爭論此起彼伏。早在前民主時代和匱乏年代就出現的舊觀念陰魂不散，有的認為人的苦難乃是宿命，或是來自某種宗教懲戒，或是因為人的懶惰，或是因為資源不夠。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確鑿的證據告訴我們，世界上的資源是充足的。比如，全世界有70億人口，但我們生產了足以喂飽140億人的糧食。宿命論或翻版的馬爾薩斯主義，這些前民主時代的思想都是基於臆想而非事實，卻在知識界和政治討論中被頻頻談及。
19世紀時，馬克思審視了苦難的概念，發現這些問題（饑餓、無家可歸、絕望）的根源不是懶惰、厄運、匱乏，而是資本主義體係。世界上大多數人被暴力地剝奪了維持高於生存水平的生活所需的生產資料。之後，失去再生產能力的無產者隻能將自身的技能（馬克思稱之為他們的“勞動能力”）出賣給生產資料的掌控者（資本家）。資本家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或通過機器化提高生產率對工人進行剝削，從而榨取剩餘價值，繼而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剩餘價值，而工人卻在掙紮求生。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迫使他們進一步提高效率，在此過程中使工人受窮而使他們暴富。馬克思的發現為豐足社會下的苦難提供了一個合理（而且可用事實證明）的解釋。馬克思認為，解除痛苦的藥方就是工人組織起來，建設一個生產資料社會化的社會，也就是社會主義。因此，宿命論、新馬爾薩斯主義這些依然存在的前民主時代思想在方向上就不單是前民主時代的，而且是前馬克思主義的，就是倒退回了馬克思發現剩餘價值運作前的思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去殖民化時期之前，全世界社會發展的思想並沒有受到重視。帝國主義列強否認殖民地人民作為人的潛力，這意味著當時的帝國主義核心沒有關於發展的理論。唯一的新興發展理論來自反殖民運動，認為不進行去殖民化，就沒有發展的可能，因為帝國主義榨幹了殖民地的經濟。其中一篇重要文章是印度民族主義者達達拜·瑙羅吉1902年所著《印度的貧困與非英國式統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在“二戰”期間，有兩件事顯現出來：一是殖民地不願再受到帝國主義中心的直接統治，二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帝國主義國家正計劃在全世界推行一個基於布雷頓森林體係的金融和發展新體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作為兩大國際金融機構）。戰後的新國家將立刻麵臨一些重要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籌資途徑，因為這些國家的財富已在獨立前數百年間被帝國主義榨幹。國際金融機構幹擾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否認這些國家受到的外部壓力，強調它們自己的“內部”問題。去殖民化進程和新殖民主義世界經濟體係之間的對立關係影響了“二戰”後的議題，並繼續困擾著當今發展議題的討論。本文將戰後劃分為四個時期：1944～1970年的現代化理論時期；1970～1979年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時期；1979～2008年的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時期；我們所處的從2007～2008年西方市場金融危機以來的過渡時期。
▍現代化理論時期（1944～1970）
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承認國際體係在管理世界經濟上的局限性，但並未指出新殖民主義經濟結構的任何重要問題。現代化理論脫胎於布雷頓森林會議，影響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運作。除了大量資金輸入歐洲（通過馬歇爾計劃）以及用於重建美國占領的日本、韓國，沒有資金流入戰後新興國家。
1960年，W. W. 羅斯托發表了《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標題就彰顯了該書的反馬克思主義立場。羅斯托在馬歇爾計劃的構建中發揮過作用，後來擔任過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他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五個階段。他的路徑從“傳統社會”階段開始，閉口不談亞非拉各國社會的貧困源於殖民主義掠奪。違背曆史事實的“傳統社會”階段將通過工業化和新興的國家精英被引向“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在國家精英的領導下，前“傳統社會”將轉變為“高額群眾消費”社會。“傳統社會”的一切問題都是內部問題（或者文化問題），而一切外部問題（比如殖民主義導致的國際分工不均）都必須忽略。
聯合國第一個發展十年計劃（1960～1970年）采用了現代化理論的立場，避而不談新殖民主義世界經濟結構。聯合國大會第1710（XVI）號決議中提到，應“加速個別國家經濟趨向自力增長之進展及其社會進展”，以使“每個發展落後國家之增長率大有增加”。其主旨是前殖民地國家向多邊機構和私人資本市場借款，以開發現代化所需基礎設施和產業，利用出口償還借貸。這一現代化理論的觀點曾受到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直接質疑，兩者都引用了拉美經委會執行秘書勞爾·普雷比什於1950年在《拉丁美洲經濟公報》第7號“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中提出的觀點：初級產品出口方與製成品出口方之間的進出口交換比率（terms of trade）將導致前者進一步貧困。換言之，亞洲、拉美兩個經濟委員會從上世紀50年代一開始就明確表示，歐美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所推銷的現代化範式不會成功引發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起飛。普雷比什的觀點進入了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影響了一係列發展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低收入水平陷阱”等觀點。但與上述兩個經委會的經濟學家不同，他們並未質疑新殖民主義的世界經濟體係。
第三世界對現代化理論的批評導致了1964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以下簡稱“貿發會”）的成立，由普雷比什主導。普雷比什和聯合國貿發會的工作，加上《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等反對新殖民主義體係的各種新著作的湧現，促使第三世界各國政府和學術界分別就現代化理論的局限性展開嚴肅討論。學術界對現代化理論忽視社會曆史、無視殖民地財富被掠奪事實的討論，加上普雷比什命題，形成了包含馬克思主義和發展主義兩個分支在內的“依附理論”學派。這個學派的早期重要著作包括保羅·巴蘭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57）、塞爾索·富爾塔多的《巴西經濟的形成》（1959）等。政界人士對此表示認同，開啟了長達十年的關於外部因素阻礙前殖民地國家發展的討論，這一討論促成了“國際經濟新秩序”方案的擬定。一係列對現代化理論造成重大挑戰的知識與政治工作並不單單發生在大學牆內，而且發生在聯合國各分支機構的走廊裏和聯合國紐約總部的辦公樓裏。
▍國際經濟新秩序時期（1970～1979）
除了依賴理論前景的啟示，在聯合國貿發會內，第三世界國家將自身經驗與現代化理論的局限性結合起來。貿發會中的這一進展推動了一些研究報告的發表，它們強調了在根本上導致第三世界國家無法應對內部挑戰的外部因素。
這些外部因素包括：第三世界國家缺乏改進薄弱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優惠利率融資方式；西方無意傳送技術和科學知識，也無意給予包括關稅和補助在內的貿易政策以允許單一商品經濟在工業化增長中多元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無法斬斷與前殖民宗主國的經濟臍帶並以廣泛的互相合作代之。
聯合國貿發會、不結盟運動（成立於1961年）的會議開始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方案擬定議程。
1970年10月，聯合國通過關於第2626（XXV）號決議，這是聯合國第二個十年國際發展戰略。值得關注的是，在第三世界的壓力下，該決議號召聯合國各成員國“承諾以各自和協作的方式，奉行旨在建立一個更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及社會秩序的政策，借使各國與個人均能享有機會均等之特權”。該聯合國宣言為1972年4月至5月在智利聖地亞哥舉行的貿發會第三屆大會奠定了基礎。貿發會總幹事曼努埃爾·佩雷斯·格雷羅在會上指出，第三世界國家“有權要求在世界貨幣決策中享有發言權，否則這些決策將對它們不利。而且由於它們的大部分外來收入來自初級產品銷售，它們顯然會將此視為至關重要的領域，有關行動將帶來直接的實質性的結果”。世界貨幣政策決策、初級產品價格控製權兩個問題成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兩大支柱。
1974年5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這是長達數十年討論的成果。殖民主義遺留的結構性因素、現代化理論設下的借款-債務-緊縮陷阱所導致的癱瘓，克服這些難題的重要性都得到了討論。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3201號（S-VI）決議所提出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四原則在當下仍有重要意義，值得回顧：
各國主權一律平等，不幹涉他國內政，各國切實參與解決世界性難題，自由選擇經濟和社會製度；
自由管理自然資源和發展所需的其他經濟活動，以及管製跨國公司；
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出口的原材料和其他產品價格之間建立公正和公平關係；
加強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雙邊和多邊國際援助，特別是提供適足財政資源以及為轉讓適當技術和高科技提供便利。
1974年10月，在墨西哥科科約克，在聯合國大會推動宣言通過的各方力量又提出了一個啟發性的發展原則：“我們的首要關注是，重新定義發展的整個目的。發展不應該是事物的發展，而是人的發展。人有基本需求：食物、住所、衣服、健康、教育。任何發展進程，若不能滿足這些需求甚至起到破壞作用，就是對發展概念的歪曲。”
但在以下幾個消極事件的互相作用下，這種樂觀的未來前景化為烏有了：
● 新成立的七國集團（加拿大、法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美國、聯邦德國）的政治攻擊。
● “沃爾克衝擊”對第三世界貸款利率的經濟打擊。當時美國提高利率，引發了第三世界長期債務危機。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利用第三世界債務危機，要求需要解決短期國際收支問題的國家采取全麵的“結構調整”，導致這些國家削減基本民生所需資金，推行總體緊縮政策，並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力量受到削弱。
● 福特主義生產模式的瓦解、全球工廠的形成。推動該進程的是通信、運輸技術的改變以及1986~1994年最後一輪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知識產權法律的新進展。
● 福特主義工廠體係的瓦解、農商企業對發展中國家小型農戶和農民的打擊及發達國家給予農商企業的固有補貼、國際分包供應鏈的出現，削弱了工農的全球階級鬥爭。
這些事態損害了第三世界的進步力量，導致國際經濟新秩序議題被邊緣化，從而為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時期（1979～2008）
1980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確定第三個十年全球發展戰略（1980年聯合國大會第35/56號決議）。該決議再次申明，聯合國各成員國應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做出莊嚴努力，強調發展的最終目的必須是“在全民充分參與發展和公平分配發展利益的基礎上不斷增加全民的福利”。但是其中破綻已然出現。該聯合國決議出現了一些新的用語，比如“貿易自由化”“結構調整”等概念，這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引入到全球討論的。聯合國成員國在債務率上升的壓力下（這種壓力在墨西哥1982年8月宣布破產時爆發），開始采用美國大學經濟係米爾頓·弗裏德曼式的貨幣主義思想。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領導層被反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貨幣主義者接管，他們開始鼓吹“發展不應受製於國際議題而應是各國政府的問題”。十年後，發展經濟學家約翰·托伊稱這一對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破壞為“革命的反動”。
當力量對比偏向了反對任何改變新殖民主義世界經濟體係的嚐試，發展理論的議題就分崩離析了。麵臨巨大債務負擔的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非洲、拉美國家）匆忙削減政府開支、減少補貼、對國內市場進行自由化、限製工資，一係列政策導致這些國家的經濟萎縮，發生了所謂“失落的十年”。迫於從進口替代向出口促進轉型的壓力，許多國家隻是不斷地增加初級商品出口，或推行經濟自由化，允許跨國企業在其國境內設立全球商品生產鏈，而對其管控政策極為薄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文件開始影響全球議題，馬克思主義和民主解放的聲音被邊緣化，在討論中僅能擔任批評而非領導作用。國際金融機構和聯合國產生了一些驚人的倒退行為：首先，世界銀行首次指出，貧困不再可能消除，但能減輕。其次，1990年聯合國大會第45/199號決議，也即聯合國第四個十年發展戰略認為，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有必要“促進公開交流，靈活順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經濟”。1991年蘇聯解體，對全球化勢力的任何可能限製化為泡影。
事態是嚴重的。1993年1月，聯合國發布的《世界社會狀況》（World Social Situation）報告指出：“隨著對發展背後力量的理解加深，我們對優先事項、方法、重點進行了審視和更新。因此，現在的重點是幫助接受國加強製度能力以維係發展進程。”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點一致，聯合國認為外部因素不再是關注點，現在的重點是內部改革，比如第三世界結束補貼-關稅政策（貿易自由化）、結束工人保障政策（勞動市場自由化）。下一階段的議程是解決腐敗、促進“良政”，強調政治意義上的人權（而非勞動權）。國際金融機構的研究聚焦亞洲東部、北部幾個國家或地區（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地區、中國台灣地區及新加坡、韓國）的成就，用以說明通過進口促進模式或者促使這些地區或國家在不利外部條件下“起飛”的所謂“亞洲價值觀”，達至內生性增長是可能的，由此產生了“東亞奇跡”的說法。但這些研究沒有提到這些地區或國家的獨特路徑優勢，如體量較小、長期政治獨裁榨取了勞動權利、美帝國主義保護傘下軍費開支少等，而這些恰恰是國際經濟新秩序所主要批評的。所謂“東亞奇跡”被用作武器，推動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對勞動市場和跨境貿易流程進行自由化。
這一時期的發展討論重點不在國際經濟新秩序或者新殖民主義世界經濟體係，而是在於為達到一定目標對基本民生需求和各國義務（盡管其缺乏資源）進行量化。2000年《千禧年宣言》、2015年《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分別確定了8個千禧年發展目標、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這些目標均是基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人類發展指數計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6年國際發展目標的技術工作。這些目標均未考慮壓抑發展可能性的外部因素（比如長期債務危機），所以這類文件完全忽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借款-債務-緊縮陷阱係列政策，也沒有提出積累必要社會財富以實現這些目標的可持續途徑。正如世界銀行1996年所言，計劃已經過時了，全球南方各國政府應該相信市場，以提高增長率和公共資金，從而實現這些千禧年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南方很少有國家實現哪怕一部分的可持續發展目標，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2020～2022年的新冠疫情、2022年的烏克蘭戰爭使得它們離目標更遠。
▍“五個控製”之下的過渡時期
由美國房貸市場失利造成銀行擠兌從而引發的2007～2008年金融危機，削弱了新自由主義議程的信心。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等發展中大國開始重新考慮將美國作為最後購買人的依賴性，並意識到美國國內市場的根本弱點和西方金融網絡的脆弱性。全球南方發生了兩項重要的實際變化：
一是巴西、中國、印度、俄羅斯、南非等發展中大國在2009年組成了金磚國家組織，加上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尼日利亞等國，開始考慮重啟南南發展議程。這些進展有望推動建立新的貿易與發展體係（以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為基礎），建立新的金融貨幣體係（包括南方國家電匯係統）。這些進展的額外推動力是，美國政府實行侵略性製裁政策，將一些國家從西方主導的金融體係剔除。新的南南議程產生了一係列文件，但大多是關於南南發展所需基建的技術性報告。南南議程尚未出現一個得力的發展理論。聯合國於2013年設立了南南合作辦公室，其職責隻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工作，但對製定國家或區域發展計劃的需要沒有深入評估，也缺乏概念來澄清南南合作除了增加南南貿易之外的意義為何。
二是依托工業生產上的成就（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綠色科技、高鐵、量子計算、機器人、通信等），中國的發展模式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政府轉向擴大國內市場（通過西部大開發政策和根除絕對貧困），通過2013年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新的貿易與發展網絡。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迅速擴展，從早期的中非合作論壇（成立於2000年）、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於2001年）等最終導致全球最大貿易聯盟《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建立，該協定於2022年生效。中國現在是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關於這一擴展及其對全球南方影響的理論正在逐漸形成，不過文獻多為描述性而非理論性。
西方不但不用實際曆史進程的眼光看待世界貿易與發展方麵的這些快速進展，反而通過“新冷戰”搞出了針對它們的政治、軍事方案。通過對這些進程進行軍事幹預以阻止、延緩中國經濟發展、阻止新南南合作計劃，種種侵略性舉動使世界動蕩不安。西方大國似乎已經承認，它們競爭不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南南貿易與發展模式。因為在經濟上競爭不過，西方已在利用其軍事實力阻撓這些進步。當前的任何發展理論都應該麵對這一“新冷戰”，它正在破壞全球南方解決主要難題的種種努力。
目前多種發展理論都有所表現，但少有抓住當前問題的全局性和嚴重性。阿圖羅埃·斯科瓦爾（Arturo Escobar）、古斯塔沃·埃斯特瓦（Gustavo Esteva）、阿拉姆·齊亞伊（Aram Ziai）等“後發展”學派的學者重回本土議題，提倡“小而美”的方法，忽視國家、運動組織在推動超越本地的議題方麵的問題和束縛。新自由主義的虔誠信徒，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用換湯不換藥的表述重複著結構調整和良政的陳舊說教。如今就發展問題撰稿的人很少從事實出發去發展理論，而是對它們實際運用的理論表現出宗教式迷戀。
倘若從事實出發，就必須承認債務和去工業化、初級產品出口依賴、跨國企業利用轉移定價等手段榨取出口國特許權使用費的現實、全球大部分地區難以製定產業策略、提升民眾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諸多問題。全球南方各國政府曾經難以克服這些問題，不過現在有了新的南南合作參與者出現，有了中國的公共機構，這些政府有了多種選項，也不再那麽依賴西方控製的金融貿易機構。這些新的現實需要形成新的發展理論和可以解決社會痼疾的新方法。換言之，重見天日的議題是國家規劃和區域合作、努力改善金融貿易外部環境的必要性。
南南合作機構、“一帶一路”倡議的出現提供了新的機會，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這一理論必須應對持續束縛發展議程的五個控製，尋找一個改變這些領域控製權的機製。
一是自然資源控製。工業生產所需初級資源大部分來自亞非拉地區，但主要位於西方國家的跨國企業通過直接擁有或控製商品鏈掌握了大部分資源。作為早期的主要方法，對這些資源進行國有化的做法現在已經不夠了，因為這些國家缺乏在本國或本區域內駕馭這些資源的工業能力，必須對外出售其初級資源。
二是資金流控製。發展中國家大多無法實現國內資本積累所需的高儲蓄率，因為這些國家的國內財富有限且分配不均（富人利用政治權力拒絕納稅、在非法避稅港隱匿其財富）。另外，跨國企業利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比如轉移定價）從發展中國家榨取了高達數萬億美元的利潤。通過資本控製和稅收管理優化控製資源，以優惠條款吸收資金，是控製資金流的必要手段。發展中國家能利用其他各種外部資金來源（比如中國人民銀行，而不單單是倫敦俱樂部）的出現對金融市場實施控製嗎？
三是科學技術控製。拜早前的殖民曆史和現在的知識產權製度所賜，全球南方的許多國家苦於無法發展其科技機構。因此它們被迫支付高額費用以購買技術知識，眼睜睜地看著最優秀的青年人才出國留學並且往往留在國外生活。對科技乏於控製導致資源和人才的雙重流失。國家或區域的發展計劃能找到堅持科技轉讓的機製嗎？
四是軍事力量控製。目前聯合國成員國每年的武器總開支超過2萬億美元，美國占了一半。軍火商大多位於少數幾個國家，而美國軍火商占了大頭。無法與鄰國解決邊境糾紛和有國內安全挑戰的發展中國家將寶貴的社會財富大量用於購買軍火，因此與帝國主義軍事化議程發生聯係。新的發展議程有沒有可能參與限製軍火開支、要求大國停止升級衝突和擴大和平區的國際議程呢？
五是信息控製。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麥克布萊德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對信息的壟斷控製提出警告，而壟斷企業大多位於西方國家。將近50年後的現在，信息控製更為誇張，僅幾家西方公司（穀歌、臉書或Meta、推特）就控製了整個信息流和傳播的體係。沒有發展議程認真看待信息控製和各國人民互相了解文化、政治情況的重要性。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能將信息的重要性提上議程，新的南南合作和“一帶一路”網絡能為發展中世界的真誠交流和信息互通創造新的信息渠道嗎？
這些問題是我們在推動關於發展的新對話中所要提出的。今時今日的任何發展理論必須為運動組織、國家、區域創造一個新的路徑，使它們實現對上述五個方麵的控製，而不容許外部帝國主義勢力將這些壟斷作為其統治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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