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斷教育街5
命運給我留下了一段令人回味的自我解放和享受自由的時光,當時不知道這點可憐的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被抓個正著,以為自己是應驗了卡夫卡的話:“因自由而迷失”。
回到北京後,恢複讀禁書,讀到好的句子,還抄錄下來激勵自己(見下圖,那段著名的馬克思的話應該不是禁書)。當時沒多少書不是“封資修”的,隻有《毛選》、馬列全集、魯迅著作,還有唯物論哲學和科學書籍,以及共產國際的一些人物傳記。郭沫若為了迎合毛主席揚李抑杜,寫了本《李白與杜甫》,其中杜甫 的“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被郭老考證為地主階級,因為杜家擁有這麽多的茅草。書中充斥了有很多類似的荒謬的考證,難怪有人說:“郭老這是把杜甫的詩當成檢討寫呢”。
中國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寥寥無幾,有那麽幾本都是遵循“階級鬥爭”的套路,就連當紅的喬冠華都感歎道:“冷眼看文壇,天下一浩然”(浩然 :《豔陽天》和《金光大道》的作者)。
為了評《水滸》、批林批孔批周公,《水滸》、《論語》等可以讀了,代價是要寫批判稿,最頭疼的是如何找出宋江、孔丘、儒家與林彪的關係並加以批判。《紅樓夢》也讓讀了,因為毛主席說此書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古典小說,要讀N遍,要當曆史讀,重點學習曹雪芹對封建社會的揭露。讀完了的確痛恨封建社會,不然林黛玉能死得如此淒慘?全然忘記林妹妹是“流香汗”的地主階級小姐。後來江青推薦六大世界名著(《飄》、《紅字》、《基督山恩仇記》、《紅與黑》、記不清另外兩本),看來還是不相信群眾,小老百姓隻能讀“旗手”讀過的書。文革後期有了“內部書店”,隻要有關係,可以買到或借到《切·格瓦拉》、《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麽》等書。
家裏沒大人,母親托鄰居李家照顧我,李家的老閨女小毛姐晚上在我家住。我們常常通宵達旦地看書,或者聽短波,能聽到朝鮮台,覺得聽懂了“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這一詞組,與漢語很像,播音員的聲音急促、亢奮。一個叫“益友之聲” 的香港基督教電台,播音員用緩慢、溫柔的聲音宣揚博愛。我們邊聽邊批,因為毛主席說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批是為了聽,兩種“人格”在我們的頭腦裏“互掐”。
小毛姐是北京71屆初中畢業,與70屆一樣,除了家庭和個人有問題的都留城,小毛姐進了工廠。工廠有一大批這樣的年輕人,這意味著豐富的舊書來源。除了舊書,還有舊唱片。一天,小毛姐下班帶回來一張舊唱片,是印度尼西亞民歌。當唱針與唱片接觸的一霎那,被“紅歌”“狂轟濫炸”了多年的我們立刻陶醉了。這些歌曲包括《哎吆!媽媽》、《星星索》、《美麗的梭羅河》等。後來小毛姐又搞來一些唱片,有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墨西哥的《鴿子》、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之波》等,這樣連續不斷地聽了很多歌。我們用心記住了這些歌的旋律和歌詞,一遍遍地聽、跟著唱,因為每個唱片隻有一兩天的時間在我們這裏。唱得忘乎所以,把革命理想拋到了九霄雲外。
在學校裏,我終於有了一個在自習課上相談甚歡的好朋友。教室裏經常進行座位大調換,一次調換之後,放坐在了我的旁邊。她的名字來自“大鳴大放”,非常聰明好學,尤其喜歡英語,我們在自習課上切磋英文學習。
可是好景不長,不知道為什麽,我們被分開,我被調到另一個座位。新的座位在玲的後麵,我倆立即成了好朋友。玲寫字極有天分,功夫超群,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她的性格外向、開朗、活潑,特別喜歡說笑。玲常公開地抱怨文革使她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收到了衝擊,這使我們走得更近了。下午的自習課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我迫不及待地教她唱新學來的歌,第一首就是《哎呦!媽媽》,這歌令人輕鬆愉快,那點含蓄的愛情表達為歌增添了神秘感;她教我唱《小白船》。我們小聲地一起唱,自習課教室混亂、噪音很大,我們的聲音很小,根本不足以PK教室的“主流”噪音。
忽然平地起風雷!就在我自我感覺良好、認為已經完全融入北京中學生生活之際,班長(“漫漫求學路”之五)找我談話,這是我們第一次談話,我還以為要入團了,喜出望外。實然她不容分說把我狠批了一頓,她站在革命大道理的製高點上,居高臨下,以勢壓人,而且聲色俱厲。我好不驚訝,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麽,惹她這麽生氣,在此之前還從來沒有人這樣訓斥過我。我的“罪狀”有二:其一是和玲一起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她說團員玉(上一篇)因為與玲交友,受了玲的影響,思想落後了,在入團問題上走了一個大彎路。其二是唱“黃歌”,接下來就是資產階級腐朽的流氓習氣、自由主義等一摞大帽子,讓我接應不暇。我這才意識到,我,而非“魔頭”(上一篇),才是班裏最大的問題。
班長說要想入團就得與玲劃清界限,還要徹底檢討自己頭腦裏的資產階級思想,雲雲。我們唱歌的聲音很小,距班長至少有兩排座位,我至今不清楚她是如何知道的?至於妄議文革,班長早就知道了,因為玲大大咧咧的,和別人也說過。我被告知要在思想匯報中徹底檢查,就這樣被推到了靈魂的十字路口,要入團?還是要友誼和自由?(將在下集細述。)
大學畢業前後,多年不見也無聯係的班長突然找到我,她神情憔悴,完全沒有了初三時團幹部的神氣。她說高中畢業後到農村插隊,幹重活把身體搞壞了,表明她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她說話的態度謙和、友善,令我感慨萬分:如果沒有入團這事,或許我們能成為朋友。我們誰也沒提過去,即使我們可以無言地釋懷過去,卻不知道如何一起走向將來,隻好相忘於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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