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讀書、音樂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此回憶係列記錄自己從初中到考上大學的心厲路程，以紀念77級入學40周年。如許多同齡人一樣，這段年華並非都是在學校度過的，即使在學校，也不僅僅是學習文化知識。這裏著重記載我們那一代人的遭遇、犯下的錯誤、對錯誤的悔恨，更有對來自良師益友、家庭和社會鼎力相助的感激。
（1）“奇葩”老師的珍貴訓示
“教室翻騰熊娃鬧，講台震蕩老師急”：這就是我們初一班上每天教室的氣氛。
合肥一中現在是安徽省重點中學，是“名師”和“牛娃”的聚集地。在1971年我上初一時，隻見“名師”不見“牛娃”，因為學習好不如“思想”好。學校按居住區招生，不少“熊娃”得以不用考試就混進了一中。“熊娃”是來玩的， 每天在課堂上大鬧“天宮”。老師要班幹部幫著維持秩序，困難在於，“熊娃”們有個共同特點：個子矮，坐在前麵；我們這些坐在後麵的女生和男生班幹部啥也做不了，因為如果我們也站起來跑到前麵去追、拉、拽“熊娃”，課堂就會更加混亂。我們責成兩個潑辣、厲害、坐在前麵的女生“小校”幫助維持秩序，她們的確厲害，也愛管事，可常常是按下這個，那個又起來了。一個“熊娃”的衣服很破，待兩位“小校”把他拉到座位上，一邊的長袖變成短袖，另一邊變成無袖。
數學老師很有學問，就是穿著很邋遢，也不會對付“熊娃”。老師講授圓的公切線時，立刻有“熊娃”提問“母切線”在哪，老師氣得說：“要是我兒子我就···我就···你這個不上路的東西！”一天他的鮮紅色秋褲帶從外褲前扣中掉了出來，居然沒有察覺。當他步入教室，全班哄堂大笑。他問學生笑什麽，沒人敢說。規矩的學生把書舉起來遮著臉無聲地笑，而身體卻在顫抖，“熊娃”們則肆無忌憚地大笑。學生們越笑老師越窮追不舍地問，最後還是提問“母切線”的“熊娃”喊：“你的秋褲帶掉出來了嘛！”老師低頭一看，惱羞成怒把課本往講台上一摔，“這課不上了！”奪門而出。
注重儀表、穿著體麵的地理老師是北京人，她和愛人隨科大從北京遷到合肥。她講課時總是麵帶微笑、聲音悅耳動聽、聲情並茂。每當“熊娃”鬧，她就會被氣得花容失色，待形勢好轉後，她需要好一會兒恢複情緒，對她來說，沒有情緒微笑就講不了課。一次一個“熊娃”大聲說話，老師製止他無果，就尖聲地問這位學生：“你叫什麽名兒？”這讓我倍感親切的北京口音卻引起全班大笑。“熊娃”說：“你管我叫什麽？”這下老師急了，偏要去看個究竟。她來到他的課桌前拿起一個作業本查看，突然又尖聲地問：“怎麽是一個女生的名兒？”全班又是一陣大笑。和我剛到安徽時一樣，對一些男孩起女孩的名字感到驚訝，後來聽人說是男孩取女孩名好養。不管他父母生他時怎麽想，這是他的軟肋，從此這個“熊娃”就老實了。
“熊娃”們害怕教化學的唐老師，唐老師也是我們班兩個班主任之一。她講課時怒目圓瞪、大喊大叫，像是在開批鬥會，喊出的口號卻是物質不滅定律、酸堿鹽、“H二O腰”（“腰”即1），多年後知道可以不必說那個“腰”。唐老師用濃重的當地口音讓我們跟著她一遍一遍地喊物質不滅定律，直到現在我似乎隻會用安徽口音說物質不滅定律。“熊娃”不敢惹她，因為唐老師不僅樣子凶，還喜怒無常，急了就對學生大打出手。我離開後不久，聽說她的行為越來越不正常，被診斷為遺傳性精神病，不得不離開講台，後來又早早地離開了人世。
我們曾問另一位班主任曾老師，為什麽我們班鬧得這麽出奇。曾老師在我們上初一那學期剛從北京調來，他曾是《體育報》記者，在合肥的愛人調不進北京，他就放棄了北京戶口，來到我們學校教體育。曾老師說，因為他剛來，別的老師把不願意要的學生都塞給他。他想，如果他也不要，這些孩子們就會被推到社會上去。曾老師人特別好，課間教我們打乒乓球，對學生很愛護。就是這麽個好老師，也被氣得對“熊娃”伸出拳頭，用廣東口音大喊：“讓你嚐嚐我金老希（曾老師）的希幾頭（獅子頭）。”
教語文的汪老師身材高大，30多歲的人看上去像50多歲，頭頂一個幹部帽，摘了帽就會露出個禿頂。由於他沒成家，自己顯然也不會生活，僅一件藍色四兜的中山裝穿一學期也不洗，學期開始時是藍色的，然後變成灰色的，再變成黑色的，到學期末就是油光鋥亮的。這個看上去“缺心眼”的老師頗有些古代文人先生的氣質，抑揚頓挫、搖頭晃腦地把葉挺的詩讀得像古詩一般，盡管是一口安徽口音。汪老師不按常理出牌，誰要是在他的課上鬧，他會去擰耳朵，用教鞭打手心，下手很狠，所以“熊娃”不敢在他的課上放肆。這麽個“奇葩”老師，卻給我上了一堂一生受用的課。
記得是1971年底的一天晚上臨睡前，我突然意識到第二天要交一篇作文，而我一個字也沒寫，那幾天我一門心思忙著出板報，把作文作業忘得一幹二淨。我各科成績都挺好，是化學課代表，因為數學好，拉練時被推舉當會計，我想偷懶了，也許晚交一篇作文也沒啥。後來不知怎麽心血來潮，過幾天就是毛主席的生日，我填個詞給毛主席祝賀生日，雖然不是按照要求寫，歌頌毛主席能有啥錯？於是我填了個《滿江紅》，我不記得自己的“大作”，隻記得頭四個字是“一八九三”（毛出生那年）。
後來發作文，我這篇“大作”不及格，不僅如此，汪老師在課上講作文作業時氣憤地大聲說：“有個學生沒按照要求寫作文，還填個什麽詞。寫詩填詞哪有這麽簡單？簡直是狗屁不通！這麽幹是咋呼老百姓！”全班哄堂大笑，可是都不知道老師說的是我。下了課，不忍心看大家猜得苦，我說“都別找了，你們要找的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然後和大家一起笑。笑歸笑，自己沒按要求寫作文有錯在先，我隻有踏踏實實地寫作業才能再次贏得老師的認可。
緊接著又有一篇作文作業，題目是“記一個難忘的同學”。我以前不上心寫作文成績也不錯，這次我很認真地寫了我的同桌好友楓，不再追逐華麗辭藻、緊跟政治風潮。作業發回來，我居然得了100，更沒想到的是，汪老師在班上說：“有個同學最近進步很大，作文得了滿分，是你們學習的榜樣！”當時還真以為自己進步很大，現在想想，其實是老師在鼓勵我走正道，真是煞費苦心！
離開一中後，我與幾個好朋友一直保持著聯係，直到上了大學。30多年以後，我從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已經是大學教授的楓，又通過她找到了所有當年的好友。我們在合肥相聚，前來聚會的不僅有我的女生好友，還有一些當年的男生班幹部和 “熊娃”，盡管我們各自的人生道路、價值觀不同，在一起時又像回到了清純的當年。
我們先就“狗屁不通、咋呼老百姓”大笑了一陣，原來在他們看來我也夠“奇葩”的。然後說到有幾個“熊娃”後來成了改革開放的“弄潮兒”，有的發了，還有的先發後“栽“，那個衣衫襤褸的“熊娃”據說窮到了底兒，成了時代和社會的“棄兒“。一位參加聚會的“熊娃”現在當了警察，聽到大家說警察“黑”時，他附和道：“當年土匪在深山，現在土匪在公安”，然後又可憐兮兮地說他們警察其實是“弱勢群體”，真是“熊”氣不減當年。
有朋友說在改革開放後不久曾在某醫院遇見汪老師，他說正在等待愛人生產。看來，他不再穿著又黑又油的衣服上課了。我很認真地說：“汪老師是我的恩師”，朋友們大笑，以為我在開玩笑。現在回放“狗屁不通、咋呼老百姓”事件，如果不是汪老師敢於堅守底線、而是屈從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壓力，我不知道自己會自我膨脹、政治奴性到何等地步，也會成為其他同學效仿的歪樣板。
我雖然隻在一中學習了一年半，這期間打下的那點文化課基礎，對多年後沒上高中的我參加高考，真可謂是“老本”。前來聚會的朋友中，除了楓以外，都沒上大學。他們大都參加了高考，一次努力失敗後便另辟蹊徑，路徑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們通過努力，在社會上找到了立足之地。
（版權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