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的具體日期已經記不清了,是舊金山灣區大地震以後,奧克蘭山大火之前。那時對火災十分畏懼,因為對大興安嶺火災的報道記憶猶新,我們這些窮學生還捐錢送回國內賒災。可是,誰也沒想到,我們自己竟然也參與了滅火。
時值不少留學生獲得博士學位,即將走向新的工作和生活。一個周末,我們十幾個人來到Hayward State Park ,用BBQ的方式歡送將要離開加大柏克萊分校的朋友。那天,公園的人不少,我們找到了公園最深處的一個野餐位置,有餐桌和BBQ烤爐,附近有個小水塘。我們旁邊是一對年輕的情侶,正在享受他們二人的浪漫野餐。當我們七手八腳地把東西從車裏搬到餐桌時,開始起大風,不少人冷得打顫。當時先生在Palo Alto 的Xerox PARC做博士後,我還在做論文。我們居住在Union City,這是個介於Palo Alto和柏克萊之間的城市,公共交通發達,距公園最近。於是我自告奮勇開車回家拿衣服,把我和先生的外衣、毛衣各拿了幾件。
不感覺冷了,朋友們的心情頓時大好。就在我們開心地準備食物之際,旁邊那對情侶的烤爐中尚未泯滅的火星,被風吹了出來。誰也沒有注意他們是何時離開的,可是他們離開時卻沒有完全撲滅火星。飛出的火星點燃了附近的荒草,又順風向山坡的方向蔓延。山坡與我們的野餐地隻隔一條窄小的馬路。這一帶因為缺水,山坡上全是黃色的幹草,又高又密,這就是在880公路上可以看到的、連綿起伏的黃山坡。 如果這些山坡也燒起來,後果則不堪設想。
先生從小曆盡磨難,對災難的反應比常人靈敏、迅速。他立刻脫下外衣,衝到著火的地方,掄起外衣拚命地撲打火焰。瞬時間,先生從一個物理學家穿越回知識青年,仿佛這裏不是美國公園,而是他當年插隊的內蒙古高原。男生們先是愣在那,過後也迅速脫下外衣,衝向火場,剛要用外衣滅火,舉著衣服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他們看著我,不等他們問話,我趕緊說”別管衣服了,快滅火吧!”
一位女生去喊在旁邊釣魚的一位遊客去報警,誰知這位遊客如此專注,竟然聽不見。急情中,這位女生揪住了他的耳朵,他才大夢初醒般地意識到“it’s fire!” 其他遊客中有位小夥子也加入了我們的滅火隊伍,也學著男生的樣子,脫下自己的皮夾克,萬分起勁兒地撲打火焰。同時,我們女生把所有盛食物的大盆騰空裝水,從水塘到火場形成了個人力運水線。不一會,火撲滅了,我們仍然澆了很多水,確保火星不會再出現。整個過程隻有幾分鍾,小夥子告別前和我們微笑地說:“Good team work!”
剛舒口氣,公園的Ranger開輛小卡車來了。Ranger看到我們滅了火,一臉的不高興,氣不打一處來。她看先生像是個Ringleader,便對他開訓起來: “你們根本不該去滅火,就應該趕緊逃跑。你們如果出了事,我們還得對你們負責任。” 先生說:“不滅這點小火,火會竄到山坡上。。。”Ranger打斷他說:“就讓它燒!燒完就沒事了。” 放眼這漫山遍野的荒草,風如此之大,一旦荒草全燒起來,在公園盡頭的我們還逃得出去嗎? 當然,也不必跟她多費口舌,點頭稱是就是了。就這樣,火滅了,訓挨了,肉,最後也吃了。
事後給媽媽寫信講事情經過,媽媽覺得十分好笑:“一群博士生、博士後救火,要在國內肯定上報紙表揚了,你們卻挨了訓”。是啊,我們在國內受的教育是國家財產比個人生命重要,從小讀的龍梅玉榮的英雄事跡,“印在腦海裏,融化在血液中”。甭管是哪個國家,姓“社”還是姓“資”,火光就是命令!真不是為了表揚,而是條件反射。
事過幾十年,再遇到類似情形,我們大概不會像當初那樣下意識地行動了。從理智上說,還是應該審時度勢,即做一個定性的風險評估,再決定如何行動;即使是逃跑,也不能亂跑。花一點時間評估應該是值得的。
話題回到天津港火災,我問一位是誌願消防隊員的朋友,如果是您們遇到類似的事如何處理。他說,首先他們對轄區內所有公司、工廠、工程的化學品、易燃易爆品都有個清單,包括這些物品的數量和位置。其次,對不同化學品的處理有HAZMAT的導則可遵循,而消防隊要經常進行HAZMAT訓練。即使去民宅滅火,也不會一開始就貿然進屋救人,而是在屋外查看一圈,確定沒有隱患才行動。比如,如果民宅後院有個煤氣罐,就不能從後門出來,不然就有可能把自己BBQ了。
真是不同的思維!
為什麽不這麽想--如果你們因為救火而陷入絕境,Ranger有責任冒更大的風險來救援你們?Ranger認為你們的生命和她的生命一樣,都重過有形有限的草皮樹木。想到飯碗不免太狹隘了吧!
這是不是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思維和文化差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