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讀書、音樂
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來西方後發現，每隔幾年就會有一些優秀的文學或文藝作品麵世，這些作品講述的是二戰屠殺猶太人的曆史。在中國也是如此，有很多講述抗戰和南京大屠殺的文學或文藝作品。這麽多年過去了，人們為什麽會如此“懷舊”？就是因為現在還有人否認或者不相信大屠殺曾經發生過，還有人對這段曆史一無所知，納粹的符號還處處可見，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魂還在回蕩。悲劇是“人”造成的。 “人”還在，“流著相同的血”，有著相同的文化傳承，所以曆史的悲劇很有可能重演。
遺憾的是，在文革悲劇發生的華夏大地以及海外的華人社區，關於這段曆史的觀念十分混亂。尤其是近年來，社會記憶流失得如此之快，雖然才過去幾十年，一些年輕人對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完全不知曉、拒絕相信，甚至認為那隻是個跳跳舞、唱唱歌的時代。感謝文學城建立“文革紀念館”，使我們有機會發表個人和家庭的記錄，警示後人。雖然我一直很支持建立這樣的平台，卻在寫個人經曆前從來沒有過具體的行動，想等待退休以後再說，也擔心寫不好。去年夏天，在兩個同輩親友患癌症相繼去世之後，突然有了一種緊迫感：老一代的幸存者所剩無幾，待我們這一代目擊者離去，曆史更是個可以讓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了。還是乘我們的記憶尚存，留下點滴記錄。不怕寫不好，忘記才是可恥的！
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在寫《混沌的童年》2“外公在哪兒？”時，就像重新經曆那段慘痛的曆史一般，邊寫邊流淚，還沒寫完已是悲慟欲絕。由於隻有晚上才有時間寫，致使我連續幾天徹夜不眠。感情和體力消耗之大，在其後的幾個星期裏，既不能再寫下去，也不能再上文革紀念壇看文章。
幾個星期後，終於緩過勁來。我也想明白，正是因為這揭開傷疤的疼痛和流血，才應該鼓起勇氣寫下去。前輩人已經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如果能讓更多的人不再經受類似的苦難，經受寫作的痛苦是值得的。我要感謝紀念壇裏所有的貢獻者和“文學城”裏所有的支持者，他們的勇氣和同情心是一股巨大的、正義的力量。但我還是把寫作順序作了調整，將發生在文革初期的外公之死放在最後寫，而且避免在晚上動筆。
在寫“外公之死”時，除了悲痛，還有悔恨。當年外公死時，正是抄家、自殺的高峰期，在我們住所的周圍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自己還跟著四合院中的大孩子們去看熱鬧，想到的隻是屍體有多麽的可怕。唯獨沒有想到的是，在氣絕前這些都是鮮活的生命，有過怎樣的人生？怎樣艱難地決定拋棄生命和親人？而他們的親屬們又是怎樣地忍受著屈辱、掩飾著悲痛、艱難地活著？
寫個人經曆，我本著記錄曆史和歌頌人性的思路，因而貴在真實地記錄“好的、壞的、醜的”（西部影片“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當然我不可能記錄文革期間的所有大事件，而隻能通過自己的感受映射出當時的曆史背景。如果所有的目擊者、受害者、和知道她/他們經曆的下一代都寫下他們的回憶，就有可能完整地還原曆史。本著真實，要寫下自己在文革開始時的愚蠢：學“國罵”、興奮地慶祝“最新指示”、唱紅歌、圍觀別人家的災難等等。雖然大環境是“壞”和“醜”，那個時期也有人性的美好：出身好的表舅媽、後達裏的老師、好心鄰居，還有合肥郊區那些貧窮善良的人們，正如狄更斯所說的：“黑暗裏的燈光更顯明亮”（“There are dark shadows on the earth, but its lights are stronger in the contrast.”）。
我把童年定義為小學畢業，所以這份記錄就到了尾聲。童年結束了，中國又“混沌”了好幾年。在我看來，被洗腦、不能支配自己的命運、看不到前途，就是“混沌”所在。我自認為在1973 年搬回北京時，頭腦已經清醒了很多，但是，精神上反而更為痛苦和壓抑。我相信這也是多數同輩人的經曆，所以在北京的我們於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相遇了。
明年將是文革50周年祭。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人。這兩千萬人中，從普通老百姓到國家主席，無一例外地成了踐踏生命的犧牲品，並無高低貴賤之分。如果兩千萬個生命還不足以讓一個民族吸取教訓，這個民族能有前途嗎？就不會再入歧途嗎？
“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還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即便這樣，解決問題的途徑絕對不是回到文革：“錯”加“錯”從來不等於“對”！這也是我們要留下文革記錄的另一個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