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12）: 走近真實

生活在北京，就象住進了封閉的高牆裏，對外麵的真實狀況一無所知。在北京，我從來沒有見過乞丐。小時候聽說，曾經街上有個乞丐，當外國記者將照像機對準他時，有個好青年挺身而出，擋住了外國人的鏡頭。在蚌埠等候去合肥的火車時[1]，我驚訝地看到車站外遍地都是乞丐。這裏沒有外國人，自然也不需要“好青年”擋鏡頭了。

 

到了合肥後，我在街上和餐館附近看到更多的乞丐。乞討的孩子被人從餐館裏攆出來，然後又靈巧地鑽進去。更多的時候，乞丐們走家串戶地要飯。每次要飯的來了，心慈的外婆都盡最大的努力滿足他們。有一次，一對身強力壯的年輕夫婦來要飯。外婆問他們：“這麽好的勞動力，為什麽不在家鄉勞動？”他們說：“家鄉鬧水災”，還說有生產隊長開的要飯證明。沒多久，我就象所有人一樣，對乞丐見怪不怪了。

 

人們告訴我，安徽有要飯的傳統，這個傳統可以用淒涼的“鳳陽花鼓”[2]來描述。鳳陽是朱元璋的故鄉。據說朱要報答家鄉，讓他們吃外地糧食。他死後，便沒人再向鳳陽進貢糧食，家鄉的人因為不會種地了，隻好乞討。無論是“天翻地覆”還是“史無前例”都沒能改變這個傳統。不同的是，我見到的乞丐並沒有身背花鼓、唱著跳著來要飯。也是，餓肚子時誰還能跳得動舞？母親來信提到，那時鳳陽的情況比以往更糟，舉目四望，就是一個“窮”字。幹校的牛病死了，他們把牛埋了。誰知當地老鄉知道後，硬要把死牛挖出來吃。幹校醫生向他們解釋，病死的牛是不能吃的，可是老鄉們根本不聽勸告。為此，“五七幹部”們隻好輪流給牛“守墓”，防止老鄉“盜墓”。

 

外婆和舅舅住在合肥市郊“三裏庵”（現在那裏已是一片繁華的商業區）。居民房是一排排朝陽的房子，還有幾個簡易樓。一排住10來戶人家，每家門前有一個小菜園，後門外則有個很小的空地。舅舅的家在居民區的邊上，從外麵看還不錯，進去一看，是家徒四壁的感覺，這還是外婆努力的結果[3]。剛到不久，我發現後門的木閂，有被人撬過的痕跡，幾乎被人從外麵弄開。我和外婆每天晚上或出門時，隻好用水缸頂住後門。我不解，我們已經很窮了，有什麽可偷的？外婆說“還有更窮的”。

 

三裏庵有上千戶人家，自來水龍頭和公共廁所，都在居民區的中心，距我們的住地有幾百米，去時下坡，返回上坡。盡管當地水源豐富，用水卻遠不如北京方便。雖然舅舅病情好時也挑水，外婆自己也常常親自提水，她還是雇了人挑水。我上了新學校後，發現挑水的男孩是我的同班魏姓同學，還比我矮一頭。我很慚愧，認為自己太資產階級了。我自己學會挑水後，便讓外婆辭了他。雖然我挑不動兩個大木桶，挑兩個小鐵桶、多挑幾趟還是可以勝任的。

 

誰知魏同學的媽媽很看中那每挑一擔幾分錢的收入，她央求外婆不要辭掉他們，說如果我嫌棄魏同學，她可以自己挑。這觸動了我的底線，我隻好在魏同學來挑水時躲出去，而且我自己也在其他的時間挑水，就是要讓人家看到，我不是資產階級。

 

新學校叫“樂農新村小學”，名稱很合乎學校介於城鄉之間的地理位置。學生中有不少是附近農民的孩子。第一天的政治課印象極深。老師在黑板上隨手畫了個中國輪廓，接著，他十分自豪、神聖地說：“我們四麵八方都是敵人，我們正處在‘反華大合唱’的包圍之中！”然後他一一列舉東西南北的敵人。令我驚訝的是，他把越南、朝鮮分別叫做“越修”、“朝修”，也是敵人。我心說了：“在北京好像沒有聽說呀。就幾天的功夫，又多了兩個敵人？”這位 “夜郎”一樣的政治課老師太富於創造性了。

 

我可不能沒有朋友。起初，同學們對我很好奇，盡管我說了很多次是從北京來的，他們還是叫我“上海佬”。但很快我就和他們打成了一片，還學會了一口安徽話。我發現同學中有生理缺陷的人數比例，遠比北京高。這都是缺醫少藥、營養不良的結果。一位同學住在我們家附近，她家有八個兄弟姐妹，人們叫大兒子名字，老二就叫“二丫頭”，接下來是“小三子”一直到“小八子”那麽叫著。小點的孩子就由大點的孩子背著，和一群有人養、沒人喂的貓和狗混在一起，在居民區裏從早晃到晚。

 

我觀察到一些同學家裏常年累月沒有起碼的葷、素菜吃，米飯上隻有很小一撮鹹菜。能吃到米已是很好了，方同學住在簡易樓裏，到晚飯時間，家家戶戶煮地瓜（白薯）幹，樓道彌漫著發了黴的地瓜幹的氣味。這氣味徹底顛覆了我原來對白薯幹的好印象。方母一邊吃著地瓜幹、一邊頭頭是道地講著革命大道理：“世界上還有2/3的人民在受苦哎，隻有我們中國人民過的是幸福生活。我們有飯吃要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是啊，連我們的“幸福生活”尚且如此，那2/3的人民可怎麽活呀？所以，再窮，我們也應該感到幸福。

 

有幾位同學每隔一天才上一天學校。缺席的那一天，他們要幫家裏拉車運貨。那是一種人力平板車，下坡時，大人駕馭著車把，車和人在重力的作用下快速行進，沒有高超的技術，勢必人仰車翻。上坡時，孩子們要幫著拉纖繩：他們費力地拉著，頭幾乎觸地。如果趕上“打擺子”（瘧疾），他們就在不打的那天出車（“打擺子”是渾身在寒熱之間“擺動”，每隔一天犯病）。

 

還有一位同學住在學校外麵，家就是一個破舊的土坯房。房頂是稻草，牆上捅兩個洞、釘上塑料薄膜就是窗戶。進門後黑乎乎的什麽也看不到（母親說鳳陽和淮河邊上的農民的家也都是這樣）。象很多同學一樣，這位同學每天要做沉重的家務。那時“窮就等於革命”，所以她總是高高興興地唱語錄歌。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教她，“的” 字唱歌時要發“地” 字音。最終不僅我放棄了這無謂的努力，還跟著她一起高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班裏有幾位上學晚的同學，16、7歲的金姓堂姐妹，打算小學畢業就嫁人。金家姐妹對我很好。她們帶我到附近的荷葉塘洗衣服，這樣可以節省挑來的水。聽著潺潺流水聲和青蛙的鳴叫，聞著荷葉的清香，我也學著用木棰敲打衣服。金家姐妹中的妹妹，金二姐，還成了外婆的朋友，即使在我離開安徽以後，她還經常去看望、幫助外婆。

 

緊鄰居民區，是一所老紅軍“幹部修養所”，就在我們的坡上。花磚圍牆裏是另一個世界：亭台樓榭、曲徑花園，每家住一座小洋樓，不時有警衛巡邏和汽車出入，與貧窮的居民區形成巨大的反差。對此，人們隻有羨慕的份：人家打了天下，現在就該坐享天下嘛！

 

那時的學校時常安排大家勞動，還美其名曰“政治任務”，這倒也加深了我和同學們的友誼。一位餘姓男生是附近農民的兒子，和氣善良，笑起來像個彌勒佛。個子比我矮一頭，卻特別能幹活。他總在我出盡洋相或一籌莫展的時候過來幫我。在“送肥下鄉”的任務中，我們要把城裏的糞便，用扁擔擔到偏遠的農村。一到這類活動，我就恨自己不爭氣：別人早到了，我還在路上掙紮。餘同學一邊笑我那狼狽的樣子，一邊不容分說地把糞擔搶走。

 

與“拾廢鐵”相比，“送肥下鄉”還是容易的，因為糞到處都有。廢鐵可不是哪裏都有。找不到像樣的廢鐵，我和幾個女生爬到鋼廠外高高的爐渣堆上，挑揀金屬相對多的爐渣。問題是，要把金屬與非金屬分開，沒有合適的工具，談何容易！看到我們完不成配額愁眉不展，餘同學讓我們跟他走。我們來到一個工廠的圍牆外麵，那裏人跡稀少、雜草叢生，餘同學讓我們在遠處等著，他則很靈巧地翻進圍牆裏。過一會兒，我們聽到有人不斷地把沉重的東西扔到圍牆外麵。之後，餘同學翻出圍牆，叫我們過去一起抬廢鐵。過去一看：天呐，這哪裏是廢鐵？分明都是好好的機器零件。看到我那吃驚的神情，餘同學說：“不這樣，怎麽完成任務？都是這樣的。”我們也就隻好這樣幫著“抓革命，促生產”了。

 

那時當局常用馬克思的話教育我們：“無產階級隻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可是，我們不僅一無所有還要弄虛作假。拿什麽解放你，我的全人類？

 

[1]：混沌的童年之11

 

[2] 我聽到的《鳳陽花鼓》歌詞：

“說鳳陽，道鳳陽，

鳳陽是個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咚咚咚咚嗆！咚咚咚咚嗆！

大戶人家賣土地，

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

身背花鼓走四方。

咚咚咚咚嗆！咚咚咚咚嗆！

咚咚咚咚嗆嗆嗆嗆，嗆嗆嗆!”

 

[3]：混沌的童年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