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惡運源於單位搞外調的人,在外地聽說許世友那一句“南京地下黨沒一個好人”,如獲至寶。這人回到單位後,上午還是“晴空萬裏”,下午就變成“急風驟雨”,父親馬上被管製,挨打,“坐飛機”(挨鬥),根本沒有機會通知家裏。
父親被實行專政,編入勞改隊,整天掃廁所、運輸、或拔草。整人的人給父親“量身製作”扣上四 頂帽子:“假黨員”、“狗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階級異己分子”。
“假黨員”指的是父親在地下鬥爭時期,先被委派支部書記的工作,後來才被發展入黨。 “狗特務”就是因為父親曾經留學蘇聯,罪行莫須有。“反動黨團骨幹”是指父親在中學時,參加過“三青團”組織的集會,大學時參加過英語社團的活動,都是老實巴交的父親自己交代的。至於“階級異己分子”,則要歸功於抄家的人,翻看並拿走了人家寄放在我們家的物品。
被審查期間,父親越是老實,“問題”就越多;整人的人越審,想像力也越豐富,以至智力衰退到違反常理,或者人格低下到違背良心。他們操縱父親的記憶,逼父親承認參加過的英語社團是個間諜組織,還進行了間諜活動。為了找出父親搞間諜的證據,他們想起父親交代的小錄音機。於是,他們來到市裏找母親。
這時的母親,已經積累了一些“鬥爭”經驗。在母親機關裏,軍、工宣隊進入後,一度視所有參加過地下黨的人為敵。在一次學習班上,軍代表神情嚴肅地宣讀毛選中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這是毛澤東就1949年發生於南京的“四.一”慘案而寫的。接著,工宣隊員叫在坐的交代問題。參加過“四.一” 大遊行的母親突然明白,這是把當年的地下黨當作南京政府了,不禁好笑。大家要麽沉默不語,要麽起哄,無論原來是哪一派的,這會兒都配合默契,真正實行了“大聯合”。結果學習班亂作一團,不了了之,什麽人也沒有被“揪”出來。
對於父親單位的來訪,母親知道來者不善,就請來一位同事幫忙。這位同事心領神會,端著架子自稱是機關“大聯合委員會”的,稱母親是革命群眾,找她幹什麽?來人隻好客氣些,稱是來找母親“串聯”的,然後問母親:
“你家有收音機嗎?有半導體收音機嗎?”
母親哪裏肯老老實實地就範,她幹脆地答:“我家有六隻‘雞’”。
我當時養了四隻雞和兩隻鴨子,誰也搞不清母親所指的“雞”是什麽,所有人都笑了起來。尷尬了一陣,他們終於亮了底牌:
“有錄音機嗎?”
母親認為那隻是一個玩具,不介意地說“有啊!”來人大喜過望,讓母親將錄音機交出來。
那時,他們經常不讓父親回家,我們家幾乎每個星期六晚上9點,都是在聽鍾聲、等腳步聲中度過的。他們拿走錄音機之後的周六晚上9點,鍾聲剛響過,父親回來了!原來,母親故意沒把電源線交出來,他們隻好讓父親回家取電源線。
那是最開心的一次團聚,想像他們開了錄音機,會有何等的“收獲”:錄音機錄的是我唱的革命歌曲,還有父親給我們的留言:要我們幫著做家務,要哥哥聽話,別欺負妹妹等等。哥哥對拿走錄音機耿耿於懷,說早知如此,應該錄上一段:
“某某某(拿走錄音機的人)的屁,驚天動地!
經過屁得堡,來到意大利。
意大利的皇帝愛吃屁…”
父親在家時,母親常常向他分析整人的人的心態,他們所掌握的“證據”,好讓父親放寬心。不要一時想不開,一定要堅持下來。我們也堅信,父親是個好人。父親告訴我們,有些看管他的,是他原本要培養的技術骨幹。文革前,父親重視培養人才,雖然是工程技術研究所,那些難分配的數學、物理專業畢業的理科大學生,被父親象寶貝一樣地要來。他們很同情父親的遭遇,經常照顧父親。
小四合院沒有隱私,抄家的事很快被鄰居們發現,吳二姐的父親馬上覺得高了我們一等,在院中興風作浪起來,想來個牆倒眾人推。可是居然沒有人附和他,連劉家都沒有附和他。那時哥哥已和賈家兄弟和好,鄰居們還經常關心我們,真是患難見真情!
人性的光輝給了父親勇氣,照耀著他渡過那最黑暗的日子。父親說,他幹活時,看到整他的人,就高唱大型歌舞劇《東方紅》裏的烈士們即將奔赴刑場時唱的歌:
“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
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
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
因為是革命歌曲,整人的人隻好聽之任之。
曆史真會作弄人!二十年後,父母又回到地下鬥爭時期,與那些高喊革命口號的人鬥智鬥勇。最重要的是,要想戰勝黑暗,隻有活著,才能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