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11）: 多事之秋

1969年在我的記憶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年輪，因為那年的事特多：舅舅鬧病和我轉學還隻是年初的事[1]。我們從小受的傳統教育是，家裏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也要淩駕於個人和家庭之上。1969年的“國”事還真不少：比如珍寶島事件，“九大”、和北京69屆初中畢業生去東北建設兵團。

 

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立了林彪為毛的接班人。那時的口號是“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 這可真把我弄糊塗了：“萬壽無疆”應該是仙壽永駐，為何還需要一個“永遠健康”的接班人？ “九大”的另一個主題是“珍寶島事件”，即中蘇邊防軍在珍寶島上的武裝衝突。

 

那時不知哪裏來的那麽多仇恨：我們需要恨“萬惡的舊社會”，恨“地、富、反、壞、右”，恨“走資派”，恨“特務”，還需要恨 “叛徒”、“內奸”、“工賊”（後三頂帽子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給劉少奇正式戴上的）……。珍寶島一聲槍響，全國人民又開始恨“蘇修”。隻要有了恨，有了敵人，就會忘記我們自己的爛攤子，而是團結一致，象《李爾王》裏說的那樣，“瞎子跟著瘋子”，走向深淵。

 

宣傳說“七億人民七億兵”，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準備和蘇聯打仗。我和其他孩子們開始悄悄地尋找有關戰爭的書看。找到的書多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青年近衛軍》和《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我被書中的年輕的英雄和他們的事跡深深地打動，忘記了蘇聯是敵人；我甚至覺得，戰爭比眼前這個沒勁的時代要刺激、浪漫得多。當然，我也十分擔心自己會落入敵手，經不住拷打，成為叛徒。

 

與我那不切實際的幻想相比，鄰居賈二哥更象即將奔赴前線的一名勇敢的戰士。賈二哥出身好，是他們中學紅衛兵的幹部。他不善言辭，性格也不張揚，臉上總是掛著善良、自信的微笑，對年齡小的孩子們特別好。就因為出生於1953年，使他成為成千上萬個曆史試驗品中的一個：賈二哥是北京69屆初中畢業生。

 

那時，院子裏的大孩子已經走了幾批。剩下來的，是有健康問題或殘疾的青年，留在城裏等待分配。但是，69屆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對北京老百姓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因為幾乎全部畢業生都被送去，影響遍布到每一個居民角落。

 

賈二哥走的那天，我們跟著賈家去送行。來到胡同才發現，其他四合院的孩子們也不約而同地去送他們的哥哥姐姐或鄰居。送行的隊伍由小變大，從四麵八方匯集到北京站。進入站台後，一小部分人上了火車，大部分人則留在站台上，這時人們的心情隻能用“欲斷魂”來形容。上了火車的知青們擠到窗口，賈二哥也擠出一個頭來，仍然是那樣自信的微笑。就在火車開動的一刹那，不知誰先哭了，人們原本克製的感情，加上對未來的恐懼以及對現實的失望，象澆了汽油的幹柴遇到了火星，一下子迸發出來，全體號啕大哭起來。火車還是無情地開走了，站台上的人們唯有失魂落魄地散去。

 

不知從何時開始，多少形容人類感情的詞匯，被用來歌頌毛，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極。形容紅衛兵見到毛後的“無產階級感情”，諸如“熱淚盈眶”，“情不自禁”等等可謂司空見慣。這時我突然感到，與這撕心裂肺的哭聲相比，那一切都是假的。隻有此時此刻的哭聲，才是人們發自心底、實實在在的感情。在我的記憶中，這是一個轉折點。從此，人們對文革的狂熱劇減，孩子們開始找被禁的書看，而且是被批得越“臭”的，越“吃香”。

 

多年後，火車又把賈二哥帶回城裏，沒有了昔日的英雄主義色彩，更沒有熱烈的歡迎儀式。賈二哥的表情這時也恍如隔世，歲月麻痹了他過去的記憶，還帶走了他曾經是多麽自信的微笑。

 

1969年是“國慶”20周年，我和哥哥作為北京中、小學生，都參加了典禮，分別在天安門廣場上組畫和組花邊。“國慶”典禮對我們其實就象一個餓漢參加了一個風光華麗卻沒有東西吃的“盛宴”。 風光過後，我們麵對的現實是：母親即將被下放到在安徽鳳陽的“五七幹校”。那時外婆因為舅舅得病已經去了安徽[2]，父親還在被專政[3]，母親再一走，家裏就沒有大人了。母親決定把我送到外婆和舅舅那裏，15歲的哥哥還有一年初中畢業，自己留在北京獨立生活。母親拜托賈家照應，賈家、尤其是（因健康原因留城的）賈大哥非常熱情地應承下來。

 

“少年不識愁滋味”。母親告訴我這個決定時，我還挺高興：能見到外婆和舅舅，能坐火車了，自從記事起就沒坐過火車！唯一不高興的是又要轉學了。我在後達裏的朋友越來越多，也很開心，可我又奈之如何？

 

臨行那天，父親被批準來送我們。等我和母親上了火車，看到父親和哥哥在車下，我恍然大悟，這是別離！我大哭起來，仿佛坐上一趟不知去向、永遠不歸的火車，一點兒也不好玩兒。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麽要這樣安排，也不知道是誰安排的，何時家人才能團聚？又想到外公的消失[4]，我要把父親和哥哥好好地看看，記住他們最後一眼的樣子……。

 

父親母親很堅強，一直在說笑，好像我們不是即將勞燕分飛，而是“瀟灑走一遭”。哥哥不像往常那樣頑皮，他表情嚴肅、眉頭緊皺。火車快要啟動了，父母突然象兩個年輕學生一樣起哄，要我和哥哥這兩個打架的冤家握手告別。我們都乖乖地伸出了手，互相碰了碰。父母則高興得拍手慶賀，表揚我們有風度。

 

那時北京到合肥沒有直達火車，我們要乘京滬直快，到蚌埠轉去合肥的車。車箱內一位乘客是個中年軍官，看到我哭，就給我講窗外的風景和地理知識。軍官講了黃河的源頭、河套平原、河西走廊、黃河改道……。經過黃河，我被那深褐色的、湍急的流水、寬廣的河麵震撼了！

 

想到送我到合肥後，母親還要去鳳陽，我們家從此天各一方！這時，我才感到，家再小，也是我頭頂上的一片天，我哭的更厲害了。黃河，你可否告訴我，為什麽革命要把一個個普通的家庭，象壇壇罐罐一樣地砸碎？家是拆了，但“國”從中間究竟得到了什麽好處？

 

多年後，紀錄片《河殤》試圖從傳統和文化的角度探討類似於這樣的問題：為什麽文革時七億人民都“失明”了，跟著失去理智的人走進深淵？我們要怎樣再造文明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河殤》最終被批、被禁，可是，問題的根源依舊存在！

 

[1] 混沌的童年之9、10

[2] 混沌的童年之9

[3] 混沌的童年之7，8

[4] 混沌的童年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