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8年底,學校裏有人說我們學算術[1]是已經被批臭了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我們女生就那麽點兒聽話的看家本事,也被說成是“5分加綿羊”,缺乏革命造反精神。左不是,右也不是,學校成了“轉椅”,一上就暈。
1969年開始北京實行“就近入學”的新政策。我被迫離開二龍路小學,離開自幼兒園起就認識的好朋友,轉到離家較近的後達裏小學。轉學時要填表,上麵有“政治麵貌”一欄。想起母親機關有個老人,糊塗到把自己的臉型當成“政治麵貌”,填了個“長方形”,鬧出笑話;所以,自以為很懂政治的我,十分莊重地填上“紅小兵”。
雖然學校裏沒有人知道我家的事[2],“家庭出身”那一欄,還是讓我犯愁了。父母不是“工人”、“貧農”、或“解放軍”,若填“知識分子”,肯定是自找麻煩。可父母都是好人,為什麽沒有“好人”這個出身?我隻好向母親請教,她斬釘截鐵地說“就填‘革命幹部’”。母親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安全感,我才意識到,越是害怕,惡夢越多。
轉學前,去學校革委會拿介紹信。介紹信有個備注:二龍路小學(文革前的試點學校)是五年一貫製,四年級相當於普通學校的五年級。辦事的老師認識我,不知為何又加了個備注:“該學生是‘排文革’的骨幹”。
從我家到後達裏小學,要往胡同的縱深方向走,穿過好幾條小胡同,基本上是“碰鼻子拐彎,撞腦袋到家”。與曾是王爺府的二龍路小學相比,後達裏頂多就是個小太監的宅子。可是,從第一天起,我就喜歡上了這裏。
條條胡同仿佛是天然屏障,使這裏成了被“史無前例”遺忘或忽略的角落。學校裏,老師說話還管用,沒看到有人搞 “階級鬥爭”。無論是上課、作業,還有考試都一切照常。老師們認真地研究了我的情況,對我說,先在四年級上一天,看看算術的進度再說。
真要感謝二龍路那個文靜的輔導員[1],她教的算術,使我的水平基本達到後達裏五年級當時的進度。放學後,我被留下來,老師們告訴我,第二天可以進五年級了。五年級班主任是30多歲、表情嚴肅的何老師,她問我:
“學過小數點兒嗎?”
我一下子傻眼了,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小數點兒”。看著愣在那的我,何老師說:
“我們也才開始學。我給你講講吧。”
於是,何老師給我單獨上了一節小數點的課。第二天就是考試。我都不記得上一次考試是什麽時候,也不知道畏懼考試。我很快把題作完,看也沒看就交了。卷子發下來,竟然有近一半的題作錯了。我也沒當回事兒,大人自顧不暇,社會上又在搞文革,誰在乎考試成績?
可是,何老師不高興了。放學後,我被留了下來。何老師說“你的錯都在沒有四舍五入”。接著,她寥寥數語,我一點就通,從此,我的算術成績總是90多到100分。
可是沒過多久,我又惹老師生氣了,這次是語文作業。當時四合院的大孩子們都在“學”連筆字,我跟風兒把字寫得寥寥草草,以為這就是“連筆字”。何老師給我留下了語氣嚴厲的批語:“紅小兵同誌!……”。我生來敬畏老師,從那以後,我認真地寫字,再也不敢馬虎。
我來到新班不久,不知為什麽要改選班幹部。何老師特地介紹我曾經是“排文革的骨幹”,然後讓大家討論決定。討論會上,和我從沒說過半句話的男生們要推我當,而女生和我的朋友們則說我不熟悉情況,不同意改選。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新朋友們都是班幹部。我覺得與她們相比,自己象個“沒有馴化的野生動物”,所以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當幹部。表決的結果是不改選,我很樂意這個結果,我和新朋友們之間的友誼也沒有受到絲毫的影響。
幾個月後的一天,我和朋友們全被何老師罰站了。那天,我們乘午休去遊泳,下午上課遲到了幾分鍾。嚴厲的何老師,毫不留情地讓我們站在外麵。我們能聽到男生們幸災樂禍地說“(女生班幹部)‘全鍋端了’!”。10分鍾後,何老師才允許我們進教室,還要求我們必須按時完成課堂作業。
多年後,時值77屆大學畢業,我們相約返校看望何老師。學校顯得更破舊了,何老師也到了發福的年齡,臉上出現了皺紋。看到我們來,她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何老師笑得很美,那是一種完成了艱巨的任務之後所發出的輕鬆、欣慰的笑!
文革中的後達裏小學,象沙漠中小小的一片綠洲。那裏的園丁,將一棵流落到此的小樹苗扶正。當她再經受風雨時,彎而不折。後來又遇到幾位好老師,使曾經“輸在起跑線”上的我,成長為柏克萊加大的工學博士,並且後來也加入了育人的行列。
這些老師都是最普通的人,卻在動亂的年代,堅持了作為一名教師的底線。她們做的事,看起來象小雨點一樣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有無數多這樣的小雨點匯聚在一起,就會象揚子江一樣,洶湧澎湃、勢不可擋。
[1]:《混沌的童年》之5
[2]:《混沌的童年》之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