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即使在文革,沒有人把這古老的傳統當“四舊”“破”掉。一時間,我發現,很多人都在談情說愛。
我們那些在北京上大學的親戚們,魔術般地“一變倆”。他們在大學是“逍遙派”,自然有時間找對象,便帶著對象來看我們。“人來瘋”的我無比興奮,熱情地招待新親戚。我最喜歡夾在情人中間聽他們說話,還時不時地插嘴。外婆笑著說“小妹不要當燈泡啊!”沒人給我解釋什麽叫“燈泡”,我以為是好事,過足了當“燈泡”的癮。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親戚的對象也沒有光彩照人的出身,在運動中也是逍遙分子,隻有一位表舅的女朋友出身工人家庭。這位美麗的南方姑娘,是表舅的大學同學,對表舅一往情深,對我們象親人一樣。每次來我家,她總是要先自我批判,說自己出身好有“自來紅”的思想。麵臨研究生畢業分配的表舅,前景很不樂觀,可這位後來成為表舅媽的姑娘,表現出一幅要和愛人一起下地獄的樣子。
表舅媽履行了愛情的諾言,無論表舅的境遇如何,她不離不棄,精心地照顧了表舅和孩子,承擔了所有家務。那個年月,艱辛的生活消磨了她。表舅媽每次出差來京,總要來看望我們,對我們更是親如一家。而我們看見的她,卻是日漸憔悴,象朵枯萎的花。正值英年的表舅媽終於病倒,帶著對家人的惦念和不舍,離開人世,將無限的遺憾,留給我們活著的人!
這些親戚正是談婚論嫁的年齡,總算沒有虛度時光,找到了他們的伴侶,共同度過那一段艱難的歲月。
胡同裏有些初、高中年齡的紅衛兵們,也開始出雙入對。吳二姐稱他們是流氓、紅衛兵的敗類。劉二哥領來幾個朋友中有女生,不知吳二姐說了什麽,他倆鬧翻了,劉二哥再也不理睬院子裏的孩子。
有一天,吳二姐自己帶來一位男青年。吳二姐向院子裏好奇的人們說,這是她們的輔導員。就象我們小學,有初中生當輔導員。中學有高中生任輔導員,哥哥他們很崇拜輔導員,還多次把他帶到我們家。所以我想,吳二姐也是崇拜輔導員,在和他談革命工作。
可是,吳二姐變了。每當男輔導員來,吳二姐便沒有了往日的咄咄逼人,恢複了少女的靦腆和溫柔。有一天,送走她的輔導員後,吳二姐看到站在院子裏的我,似乎有很多話要說,她問我:“他像不像洪常青(演《紅色娘子軍》黨代表的芭蕾舞演員,是當時的“美男子”)?”“很象!就是個矮了點兒。” 我老老實實地答。從此,身材高挑的吳二姐駝背了。後來,吳二姐到陝北插隊,她的“洪常青”一直等著她,很多年後,終於成了吳家的女婿。
運動要每個小老百姓“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如果年輕的紅衛兵將原始衝動當成“私字一閃念”,就不會有以下的故事了。不久,胡同裏出了一件轟動的大新聞:另一個四合院、一位年齡大約十六歲的女孩兒大肚子了。事情是“電話老頭”無意“泄露”的。
那時,幾個胡同共用一個電話,一對老夫婦的生計,全倚仗看守電話和送“傳呼”。“電話老頭”很敬業,貌似對人家的私事不感興趣,一有傳呼,即使在吃飯,撂下碗筷,蹬上自行車就走。若“電話老頭”不在,小腳的“電話老太”也會龍飛鳳舞般地走去送傳呼。“電話老頭”總是來去匆匆,剛進四合院的大門,就開始大喊:誰誰誰的電話!然後一邊往事主家走,一邊“廣播”傳呼內容。等當事人聽到傳呼,所有的鄰居也知道了。那時根本沒有隱私可言。
在孩子們中,“大肚子”是“懷孕”的代名詞。其實,事前沒人能看出那女孩兒大肚子。女孩兒去醫院作手術,她那位“革命戰友”的男紅衛兵從醫院打電話回來報平安。“電話老頭”在四合院中大聲地喊:“金柱來的電話 ……”。
這事傳出來,胡同裏無所事事的孩子們,頓時象打了興奮劑一樣,奔走相告,把“電話老頭”的傳呼添油加醋地傳到每一個角落,這個女孩兒頓時名聲掃地。不更人事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如果自己攤上這種事,真是沒臉活了!我見孩子就打聽,到底是怎麽回事。所有被問到的孩子,都繪聲繪色地把“電話老頭”的傳呼重複一遍,但這並不解決我的疑問,我想知道的是,怎樣才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我想起小毛姐的二姐。搞不清李二姐是哪一屆的,隻知道她大我很多。大概是因為腳有殘疾,李二姐不愛說話,也不與院子裏的孩子們參和,在人麵前總是低著頭。小毛姐因為排練節目很忙,幾次找她玩不遇,我發現李二姐人很友好,和我一樣寂寞、渴望交流。於是,我們成了好朋友。
李二姐年齡大,一定什麽都知道。我問李二姐那個女的為什麽會大肚子,李二姐沉吟片刻說“她和男的睡覺了”。雖然沒有更多的細節,我認定:要想不大肚子,就要和男的保持距離,床的尺寸就是測量安全距離的標準。在後來的幾年裏,每當我從安徽返回北京,從蚌埠蹬上擁擠不堪的滬京直快,或站、或坐在行李上,和其他乘客象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如果身邊是男乘客,我總是忐忑不安,心裏默默地、祈禱般似地念叨“千萬別大肚子”。我發現,“祈禱”總是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