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還讀書嗎？” － 讀《偷書賊》有感

   我和女兒常互相推薦書籍，以增加共同語言，減少“代溝”。兩年多前她推薦了奧地利作家Markus Zusak的《偷書賊》（The Book Thief），兩個月前我從本地圖書館借到了有聲書，兩個星期後流著淚聽完了。書是寫給青少年的，卻連續230周在《紐約時報》獲得最佳排行榜的第一名。

   故事以死神為第一人稱，講述在希特勒納粹德國時期，一群飽受食物和書籍短缺折磨的青少年的生活和命運。死神在那個時候特別忙，甚至厭煩了自己招魂的“工作”，從普通德國人民的角度反映出希特勒納粹德國的黑暗。主角是個故事開始時10歲的女孩麗沙爾，因父母是政治犯而失學，可她特別想讀書。因為沒錢而偷書。她偷第一本書時隻有死神看見了，因為不識字，她甚至不知道這本書是《盜墓人手冊》。和任何獨裁者一樣，那時的德國試圖燒毀所有書籍，包括席勒和哥德的書甚至聖經，死神無奈地歎息“德國人善燒”。正在長腦子的孩子們隻允許讀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 精神的饑渴伴隨著肉體的饑餓，孩子們開始偷食物和書。故事還有不少本性善良但性格迥異的成年人，作者對他們的描寫十分生動。比如刀子嘴豆腐心的養母，就象很多日常生活中見到的中國婦女。

   我的第一個感想是，我們這一代也有類似的、在精神上受到禁錮的經曆 。"文革"就是從批判所謂“大毒草”開始的，瞬時間，幾乎所有的書都成了毒草。那時我們中國人絕對可以和二戰德國人相提並論，也許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書，還有很多文物也毀於一旦。我們還有引以為“自豪”的老祖宗：當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德國人還是叢林裏又髒又臭的野蠻人。七億人民隻有一本“紅寶書”，我們竟然驕傲地稱“一片紅海洋”。直到1969年，當滿載去東北兵團知青的火車汽笛吹響，滿站台送行的人突然大哭起來，哭聲驚天地、泣鬼神，哭出了人們對現狀的失望和前景的絕望。之後，人們對"文革"的狂熱銳減，開始重新審視被打倒的東西。那些被禁的書悄悄地在青少年中流傳開來，誰也不知道這些書是怎樣幸存下來的，大概中國人不象德國人那樣做事認真吧？我們四合院鄰居的大孩子特別能幹，老是能源源不斷地搞來各種書籍，古今中外，無所不全。我不放過每一本傳到我的書， 不理解的、沒時間看完的也要看，生怕今後看不到，更想知道為什麽上麵要禁。為此常常打手電在被子裏看個通宵。書不知從哪裏來，又到哪裏去，隻要經過孩子們的頭腦，便會留下痕跡。很多書長大後又看一遍。

   我的第二個感想是，我們已有不少文學作品描述"文革"，即所謂的“傷痕文學”。但是這些作品都是針對成年讀者，專門寫給青少年的作品似乎是空白。如果我們不想再遭受“文革”的浩劫，我們應該讓下一代了解“文革”是如何發生的、其後果和應該如何避免。我們譴責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我們自己有沒有給孩子們講"文革"的教科書呢？作家們和教育家們，這是你們的任務。作為社會一員，我們每一個人也有責任去呼籲和推動。

   我的第三個感想其實是一個問題：“您還讀書嗎？”一位印度記者寫道：在一次從海外到中國大陸的飛機上，她看到幾乎所有的中國人，人手一個ipad 在看電影，沒有人讀書。繼而她發表感想：不讀書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很同意她的感想，但並不是所有國人都不讀書了。如果她去北京西單圖書大廈，看到那擁擠的場麵，看到那麽多人如饑似渴地坐在地上讀書，她的觀點或許會改變。我也同意她的觀察，現在電子產品和互聯網的普及，讀書的人的確少了。國內有些大學門口的書市消失了，連大學生都不讀書了，這是個危險的信號！讀書的人少了，寫書的人就會少；寫書的人少了，思考的人就會少。最終，社會文明就會退步。當一個社會充滿了頭腦簡單、行為粗魯、趣味低級的人，誰會是受害者呢？是我們自己！正如狄更斯《雙城記》中著名的第一句話：“這是最好的時刻，這是最壞的時刻。”“好”是技術發展促進物質文明，“壞”是物質發達降低精神文明，技術成了個“雙刃劍”。

   我不認為互聯網可以完全取代出版社。不否認網上可以有驚人的作品，但從總的質量上衡量，二者有本質上的差距。其實我認為技術的發展完全可以促進精神文明。對我來說當有聲書麵世後，讀書時間仿佛突然多出了幾倍，做家務、開車、等和乘飛機都成了讀書時間。不僅如此，不少書是名演員念的，他們的聲音抑揚頓挫，一個人就可以把書中所有角色、不論男女老少好人壞人都表演得惟妙惟肖，聽書成了生活中一大樂趣，可以盡情地享受。與“文革”時期比，真是幸運啊。

  讓我們一起來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