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拚到老
在字句裏看過去現在和未來
黑格爾曾說過：“中國的個人在精神上是沒有個性的。”這樣的批評雖說刺耳，卻頗有幾分道理。就中國傳統的讀書人而言，千百年來，在孔夫子“大一統”的思想教化下，在當權者“高大全”的名利引誘下，多是心甘情願地放棄了個體尊嚴和獨立精神，樂此不疲地浸淫在老祖宗傳下來的帝王學和黑厚學裏，人雲亦雲，蠅營狗苟。於是乎，中國的古代曆史便尷尬地呈現出“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的怪圈，毫無進步可言；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寡淡地陷入“四書五經”的古板經典裏，毫無樂趣可講。
好在是，沉重的曆史記憶中，還留存有一抹鮮明的亮色。譬如魏晉時期那些“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風流名士，以一種非常規的姿態，標立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開拓出一塊自在的心靈秘土。因為有他們的榜樣力量，中國傳統讀書人才可愛了許多，輕鬆了許多；因為有他們的精神滋潤，中國的傳統文化大樹也才蓬勃出那麽精彩的文化枝丫。
魏晉名士、“人中龍鳳”的嵇康(字叔夜)，在這些風流名士中間應是最具含金量的文化偶像，堪稱中國文化譜係裏第一等的可愛人物。他把莊子的哲學人間化了，因此也詩化了。於是，在他身上，有一種令我們心醉神迷的風流氣質和飄逸才情。他以其人生的不完整性，以一種穆重的“悲劇意識”，激烈出一種別樣的人生模式和人文意義來。自他的“個體悲劇”之後，當中國知識分子再次麵臨“理想照不進現實”的人生困境時，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將理想和現實隔離開，同時自由地參照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活出他們各自的精彩來。
嵇康容貌之謎
——他為什麽那樣帥？
與長相古怪的孔子或是外形邋遢的莊子相比，嵇康可稱得上是一位優質的大師級文化偶像。
無論是以古代的傳統的標準衡量，還是用現代的或後現代的標準判斷，嵇康都“看上去很美”。“風姿特秀”的他，身高七尺八寸(近乎1.87米)，長的也是很有範兒，史書上說他是“偉容色，美形儀”。遺憾的是，那個時代沒有影像資料，我們無法直觀地欣賞他是怎樣一個帥法。不過根據當時人們誇讚他的評語，可略知他的風采，譬如說他像蕭蕭清風一般明爽俊朗，和凜凜寒鬆一樣高拔清峻，他肯定是“帥呆了”；而他的好朋友山濤形容得更誇張，說他是“站時就如孤鬆獨立；醉時就似玉山將崩”，醉酒後還能如此“拉風”，保持玉人一般的好看姿態，真可謂酷斃了。
這樣天生一個俊小夥，自然像漆黑夜裏的螢火蟲一樣，太過鮮明，太過出眾。他的哥哥嵇喜在《嵇康別傳》裏很不謙虛地誇耀他是“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至於嵇康的姿儀如何非常，怎樣出眾，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有一旁證，頗是有趣。說是嵇康死後多年，他的兒子嵇紹來到京城洛陽，有人見到後就對嵇康的朋友王戎說：“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卓然昂首，如野鶴之在雞群。”王戎回答：“君未見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的風度儀態又是美到何等境界，難怪被後人譽為“一世之標”。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年嵇康進山采藥時，會被遇上的樵夫驚呼為神仙了。
然而，偏偏就是這樣一位相貌堂堂的大帥哥，卻有“土木形骸，不自藻飾”的壞毛病。如果說不愛打扮也罷，關鍵是他疏懶得已經到了讓人不可思議的程度。譬如說十天半月臉不洗，頭不梳，甚至懶到不願起身而常常憋尿的地步。即便如此，時人還是不吝譽美之詞，誇他是“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對他如此偏愛有加，並非是大家已經癡迷到連他的缺點都愛的地步，而是緣於那個時代流行的社會風潮太過浮華和做作。據同時代的顏之推在《顏氏家訓》裏記載，當時的上層男士，崇尚陰柔之美，非常重視個人修飾，出門前不但要敷粉施朱、熏衣修麵，而且還要帶齊羽扇、麝尾、玉環、香囊等各種器物掛件，於此方能“從容出入，飄飄若仙”。如《三國誌》裏就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說是曹丕有一次騎馬出行，因為身上熏香熏得太多，連馬都有些不舒服，居然在急躁中將他的膝蓋咬傷，最後氣得曹丕殺馬泄憤。由此觀之，那個時代的男士是何等的矯揉造作。試想一下，與那些脂粉撲麵、輕移“蓮”步的“人工美男”相比，嵇康的天生麗質是多麽令人神清氣爽呀。想來嵇康對自己的“天然美”也是感到非常自豪，所以他才會那樣坦然地把邋遢當成有個性。
除卻俊美的體貌外，嵇康還是個令人嫉妒的天才作家。因為太過聰明，所以他不但口才了得，“善於談理”，而且文章也寫得精妙。無論是作《高士傳》，傳上古以來高士之風流，還是作《太師箴》，明古今帝王之大道；無論是寫《養生論》，談“清虛靜態，少私寡欲”的導養之理，還是作《聲無哀樂論》，辯“外內殊用，彼我異名”的音樂哲理，都令人耳目一新。
除此之外，嵇康還工於草書，其墨跡“精光照人，氣格淩雲”，被列為草書妙品。並且他在書畫方麵也頗有功底，唐朝時尚有他的《巢由洗耳圖》、《獅子擊象圖》傳世，可惜現在俱已散佚。
既是偶像派又是實力派的嵇康，在其充沛的才情中，最具魅力指數的還當數他在音律方麵的深厚造詣。按他在《琴賦》序中的說法，“少好音聲，長而玩之，故精於笛，妙於琴”。除卻對傳統的琴曲熟爛心胸外，他還擅長創作新曲，所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被稱為“嵇氏四弄”，與蔡邕創作的“蔡氏五弄”合稱“九弄”，是我國古代一組著名琴曲。當年隋煬帝曾把彈奏“九弄”作為取士的條件之一，由此可見其水平之高，影響之大。
我們所熟知的是嵇康以彈奏《廣陵散》而聞名於世。而這首已成絕響的曲目，據說除嵇康之外，無人會彈。《晉書·嵇康傳》裏記載，《廣陵散》是由一位稱自己是古人的神秘人士傳習給嵇康的，而在《太平廣記》裏，作者更是繪聲繪色地將其說為鬼神傳授，這樣的迷信說法，自然不足為信。按常理判斷，它應該是一位隱於民間的江湖高士傳授，或者原本就是嵇康自己創作，隻是太過珍愛此曲，才故弄玄虛的。
嵇康如此多才多藝，在今人看來，可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其實，除卻嵇康的個人才情外，還與當時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氛圍緊密相關。魏晉時期，是一個文士精神高度強勢的時代，因為在政權非正常的混亂交替中，“下疾其上，君猜其臣”，早已國將不國了。顛倒綱常的君臣爭鬥，血腥無情的政治屠戮，使得整個社會的道德體係和文明秩序轟然崩壞。在猶如地獄的人間，屠殺成為當權者唯一的控製手段，享樂成為苟活者最好的遊戲辦法。
對於那些擁有強健精神和獨立人格的文士而言，混亂的背後便是自由，權威的缺失就等於自主。何況，血腥而殘酷的政治清洗已經讓他們感悟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暫。為了從令人生厭的現實世界中逃脫出來，他們紛紛專注於生活方式和個人情趣方麵的創新，在空靈的玄學和虛無的清談中尋求精神的安慰，在高雅的情趣和時尚的風潮中尋求個體的自尊。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在這個時代迎來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具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藝術高峰，無論詩歌、繪畫，還是書法、音樂，都在爭相綻放。這些繁榮著，怪異著，熱鬧著，寂寞著，令我們欣慰，又讓我們感動。
在那樣一個文藝極其繁榮、思潮極其多元的時代，身為創造者和參與者的文人群體，其自我意識和文化自覺突然被激活，他們斷然顛覆一切，又積極創新一切，表現出一種近乎狂熱的創造意誌和人文傾向。除卻紛紛加強詩琴書畫方麵的“硬”指標外，對於自身的“軟”實力也非常在乎。這個“軟”實力，指的便是文士的個人風姿和氣度修養。也就是說，他們樂意在自己的言談舉止裏滲入“行為藝術”，活出一種唯美的風流氣質和動人的生命精彩來。這是一種流行的人生態度，也是一種集體的心理性格。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魏晉時期，漂亮的美男和風流的名士會那麽多。
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要想成為一個優秀的文化偶像或學術明星，就必須內外兼修。隻有將容貌、個性與才情順利嫁接，才能綻放出詭譎壯麗、流光溢彩的文明之花來。“意趣疏遠，心性放達”的嵇康，也正是憑俊逸之美、才情之高，順時代之風，隨社會之好，才成為領一代風騷的高人名士的。
那個時代，像嵇康這樣既有美麗的外形體貌，又有美麗的風神氣度者，也是稀缺之物。因此對文藝“粉絲”來講，其嵇康那頗有“迷死人不償命”的誘惑力和殺傷力，甚至可能會使他們達到因仰慕而癡迷，因癡迷而瘋狂的地步。
嵇康的兒子嵇紹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叫趙至的少年，他14歲那年到洛陽太學參觀，看到當時在太學裏寫石經古文的嵇康，驚為天人，於是等嵇康寫完後要乘車離去時，他就跑過去詢問嵇康的姓名。嵇康覺得有趣，便問他：“小孩子家為什麽問這個？”趙至小大人似的回答道：“我看先生風度翩翩，氣宇軒昂，非比尋常，所以想結識一下。”嵇康見這個少年出語不凡，就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了他。趙至是一個典型的文藝少年，遇到嵇康這樣大師級的偶像人物，自然是喜不自勝，日久天長，他竟對大師相思成病，甚至得了癔症，竟多次從家出逃，“數數狂走五裏三裏”，欲去追尋嵇康。趙至的家人苦勸嚴防不頂用，就醫紮針也不管事，如此折騰了兩年，趙至終於在16歲那年成功出逃，幾番周折後，如願以償地見到了渴慕已久的偶像嵇康，並跟隨嵇康回到山陽，做了嵇康的入室弟子。
嵇康性情之謎
——他為什麽那麽轉？
嵇康轉不轉，是個有趣的問題。
有說他“恬靜寡欲”的，也有說他“尚奇任俠”的；有說他“意趣疏遠，心性放達”的，也有說他“剛腸嫉惡，輕肆直言”的；有說他“土木形骸”的，也有說他“直性狹中”的。這樣矛盾的性情，給人以人格分裂的感覺。如果細細梳理他的心路曆程，我們就不難發現，這種二元對立的性格形成，對嵇康而言，有著複雜的政治原因和難言的內心苦痛。
就天性而言，嵇康天真得像個被慣壞了的孩子。他哥哥嵇喜說他“高亮任性，曠邁不群”，我想這一點與他的成長背景極有關係。嵇康還在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他是由母親和長兄一手帶大的。大概是家人心疼他早早失去父愛，又是家裏老小，所以對他嬌寵有加。在這種有慈無威的管教下，嵇康“恃優肆憚”，養成了“性複疏懶，筋駑肉緩”的生活壞習慣。好在是，他出自書香門第，有著良好的學習環境，能夠“博洽多聞”，加上天資非常，所以又可以“學不師受”，自學成才。雖說他也是“家世儒學”的子弟，可偏偏“不涉經學”，獨好老莊之業，天天琢磨著怎樣去做神仙的事情，閑時彈彈琴，詠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生活過得是優哉遊哉。
因為一切都有母親和兄長打理，嵇康便什麽都不用操心，就是娶媳婦和找工作的大事，也都是由他家裏人一手操辦的。他的兄長嵇喜頗有“當世之才”，在官場上混得不錯，嵇家的門樓還算撐得體麵。大概也是在這位兄長的努力下，嵇康娶到了沛穆王曹林的女兒長樂亭主曹璺，這樣他就攀上了曹魏宗室的高枝，成了魏武帝曹操的孫女婿。也正因為有了這層椒房親戚的裙帶關係，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年僅21歲的嵇康一躍進入官場，“遷郎中，拜中散大夫”，捎帶連工作問題也都解決了。
在洛陽做京官的日子裏，春風得意的嵇康連續寫出了《養生論》、《答向秀難養生論》、《釋私論》等華彩麗章，博得了崇尚玄學清談之士的高度讚賞。那段時間，朝廷裏曹爽勢力還如日中天，司馬氏集團低調回避，那時還沒有人能預知曆史很快就要拐彎。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玄學清談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曹爽集團最寵信的高官何晏，與嵇康有親戚關係，嵇康應算是他的侄女婿。因此，人長得漂亮、文章也寫得漂亮，加上又有這層關係的嵇康，自然會受到特別重視。他的文章中有“爰及冠帶，憑寵自放”的詩句，可以作為旁證。
然而好景不長，到了正始八年，京城的政治氣氛已經很不正常，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肅殺氣象。曹爽與司馬氏兩大政治集團矛盾開始尖銳激化，此時許多不願卷入其中的士人，相繼從政界退出，回鄉隱居。嵇康最好的朋友山濤，還有阮籍等，都前後托辭隱退。嵇康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退隱到河內山陽(今河南焦作)，繼續他的田園竹林生活。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變”爆發，曹爽、何晏及其黨羽都被誅滅，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後，司馬氏家族全麵掌控了曹魏政權。從此，中國曆史拉開了魏晉政權長達17年的嬗變交替序幕。
在這個“天下多故，名士少而全者”的非常時期，擺在嵇康麵前的隻有兩條路，一條是徹底歸隱，另一條是投靠合作。因為當時曹魏大勢已去，司馬氏掌權大局已定，真要避禍，最好的辦法是投靠司馬氏，和他們合作。山濤、阮籍、王戎都是走的這條路。這些人後來不但都得以保全性命，而且有的仕途還相當順暢。可嵇康卻堅持不與司馬氏合作，難道隻是因為他是曹家的女婿麽？其實，嵇康隻是曹氏宗室一個並不重要、也沒實力的分支，無論是對大權在握的司馬氏集團，還是對蠢蠢欲動的曹氏集團，他這個曹家女婿都沒太大的分量，他本人也不可能太把這個身份放在心上；再者，有關他的史料裏，也找不到他有支持曹氏集團的證據，何況在他死前，至少名義上還是曹氏的天下，如果他簡單擺個姿態，繼續當他的散官，也沒什麽不妥。
其實，對於合作還是不合作，嵇康也曾有過痛苦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連提出了28種處世態度作為選擇，主要分三大類：一類是積極入世，“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一類是遊戲人間，“傲睨滑稽，挾智任術”；再一類便是消極出世，“山居穀飲，倚岩而息”。最後，他借太史貞父之口，作出了選擇，那就是隻要“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他也會作出“交不為利，仕不謀祿”的妥協的。由此觀之，在遺世和用世的兩難間，在自矜與自責的糾葛中，他的心情始終是痛苦而矛盾的。
對於真理，他看得太過峻切，所以無法容忍虛假；對於生命，他愛得太過濃烈，因此不能妥協庸俗。如此看來，嵇康的痛苦已經不是在合作與不合作間進行抉擇，而是根本就沒有辦法合作。因此，他隻能選擇隱退，遠遠逃離那個荒唐得近乎可笑、扭曲得幾欲瘋狂、無趣得近乎殘酷的現實世界。也就是說，不是現實不容他，而是他不容現實。需要補充的是，嵇康選擇隱居，也並非隻是消極避世或保全自己，尚氣任性的嵇康絕非膽小之人，要不他也不會那麽痛快、那麽大膽地發表自己的看法。雖然也自知“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可每次他還是“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是非好惡，一吐為快。
雖然說他的高傲和自恃隻是一種肯定生命、綻放激情的姿態，然而，他這種性躁氣盛的本性和強悍激烈的人生態度，又與他理想中的玄學人格有著嚴重的衝突。因此，他總是容易爆發，也容易後悔。
從某種程度上講，他的性格修煉還是很有成效的。譬如他的兄長就誇他“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他的朋友王戎也曾回憶說和他相交的20年間，“未嚐見其喜慍之色”。當然，他也有把控不住的時候。譬如與他契若金蘭的好朋友山濤(字巨源)，出於好心，想推薦他出仕為官，他聽到消息後非常不高興，馬上寫信拒交。在這篇有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他一開頭就對朋友進行毫不客氣的批評，怪他不懂自己，甚至用尖刻的比喻，說山濤是“廚師羞於一個人做菜，就拉祭師來幫忙”，目的是要他也“手執屠刀，沾上一身腥臊氣”。另外，他還在文中詳陳自己“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等毛病，並指出自己向往的是“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的恬淡生活。
最後他還特別強調，朋友相知，應“貴識其天性”，而不能強人所難，而讓自己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在說服朋友的同時，還不忘用“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的刻薄話揶揄朋友。在別人眼裏，他這樣做，就是不識好歹，白費了朋友一片苦心。而在後世看來，這封言辭激烈的信，更像是嵇康有意而為之，意在高調向司馬氏集團發出明確不合作的信號。可我以為，嵇康心性遠沒有那麽複雜，而且也不需要，雖說他並不缺乏這樣的勇氣。因為嵇康那些關於時政的議論文章，如《太師箴》、《卜疑》、《管蔡論》等，都火藥味十足，也都可以算是宣言書了。再者，雖然他怪山濤不了解自己，可他對於這位性情“如璞玉渾金”的巨源兄，還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嵇康死前托孤於他便是明證)。如果這真是一封有挑戰意味的宣言書，山濤也不會主動向上級報告，而陷朋友於不義。簡言之，這封信隻是嵇康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臭脾氣作怪罷了。
雖說嵇康也知道這樣亂發脾氣不好，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筆，對時政的評判依然尖刻如故，激烈如故。對此，我們不能總結說嵇康膽子大、有勇氣，有魄力和司馬氏對著幹。嵇康並不傻，也不想急著找死。他之所以這樣率直，除卻稟性原因之外，可能還與他對當局的態度誤判有關。在他看來，遭司馬氏殺戮的那些人，都是緣於涉世太深、名利心太重的緣故。如果遠離政治，置身於事外，隻是紙上清談，過過嘴癮，個人的安全還是應該有保障的。因為在他之前，還沒有那一位名士是因為言論罪或思想罪被砍頭的。顯然，他是太樂觀了。
為了刻意樹立出世的形象，嵇康幾乎在每一篇文章裏都會提及自己齊物逍遙、飄然世外的個人理想。他最渴望的是“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的神仙境界。史書上說他幾次求仙不得，便轉而憑借一種叫五石散的古代迷幻藥，去尋找通向另一個世界的感知大門。
所謂五石散，又稱寒食散，是一種中藥散劑，據說是由醫聖張仲景發明，本是用來治療傷寒的，後經人加以改造，成為一種專供上層人士享用的高級“毒品”，在當時特別流行。這服藥性子燥熱，服用完後紅光滿麵，皮膚也會變得嬌嫩，因此被當時的人們認為是一種可以返老還童、長生不老的奇藥。另外，服用五石散，還會刺激神經，人為地誘發一些激烈的情緒。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裏說道：“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這裏雖說形容的是嵇康的創作風格，可我以為，他那種“直性狹中，遇事便發”的激烈性格，以及創作激情超乎旺盛的背後，隱隱約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嗜藥的影子。對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他矛盾的性格和壞脾氣了。
除卻引發性情大變外，嗜藥的另一大副作用便是由於服藥後身體燥熱、皮膚嬌嫩而不得不穿“輕裘緩帶，寬袍大袖”的衣物，以防磨傷皮膚。甚至因為害怕過敏，澡也不能常洗，衣服也不能常換，由此可以推斷，嗜藥的嵇康之所以“蓬頭垢麵，土木形骸”，除卻天性懶惰的原因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對於嵇康而言，五石散又並非一個麻醉自我、製造快感的簡單工具，它還是頗有情趣、能夠直達“精神伊甸園”的“通靈”載體。正如他在《養生論》裏所言：“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在“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的精神世界裏，他終可以輕易超越一切人為的恐懼和憐憫，無所顧慮地快意放馬，了無牽掛地隨意馳騁。(段戰江 本文來源：百家講壇)
多謝君子一起來賞閱晉朝風流人物事跡。晉朝人物及其文風，對初唐及盛唐的詩人影響很大。
嵇康，早聞之大名，但知道他如此多的底細還是第一次。此人真是集文，才，品，貌及運氣於一身的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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