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1933年，小羅斯福總統剛就任不久，一位去白宮拜訪的客人對他說：“總統先生，如果您的計劃成功，您將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如果失敗了，您將是最糟糕的一位。”
小羅斯福回答說：“如果失敗了，我將是最後一位（美國總統）。”
小羅斯福成功了。他的“新政”不僅為美國走出經濟大蕭條打下了基礎，而且還成為美國隨後幾十年持續繁榮的基石。小羅斯福也贏得了與華盛頓和林肯並駕齊驅的地位。
2021年陷於疫情的美國，與1933年的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至少是貧富差距的程度幾乎等同。
小羅斯福和拜登都看到了美國所處的危境，最大的威脅就是巨大的貧富差距。
一、80年代開啟了一代不如一代的趨勢，美國夢在破滅
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產生了“美國夢”的概念，就像一本書裏麵描述的，“這一片土地會讓每一個人的生活更美好，更富有，更豐滿”。就是說這是一個提供向上移動（upward mobility）機會的社會。
有那麽幾十年，真的是這樣。人們都相信、追求也實現了美國夢。但在隨後的幾十年中，人們感覺美國夢漸行漸遠，但似乎沒有令人信服的數據來證明，直到幾年前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Raj Chetty帶領的一個團隊得到了一組堪稱金礦的數據。
這是幾百萬跨越幾十年的稅單，有關隱私的內容都被去除了，但保留下了家庭的代際聯係，就是說，保留了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那條線。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有完整的數據可以比較同一個家庭兩代人的收入。
當Chetty團隊開始發表研究結果後，《紐約時報》記者David Leonhardt建議他們建立一個美國夢指數。Chetty團隊接受了這個建議，以兩代人30歲時的收入情況為基準，比較代際間收入情況的變化趨勢。
這一研究的結論屬於近些年引人深思的研究成果之一。下麵我們就來看看幾代人經濟狀況的變遷。（這一組圖片均為《紐約時報》網站截屏。）
上圖顯示的是出生於1940、1950、1960、1970和1980的人30歲時的收入比其父輩30歲時收入更高的幾率。從圖中可以看出，出生於1940年的有92%的人30歲時比父輩30歲時的收入高。出生於1940之後的人，這個幾率逐漸降低。
到1980年出生的人，隻有一半的人能比過父輩了。
再看看如果細分這些人屬哪個階層能得到怎樣的信息，如上圖。還是先看出生於1940年的。隻有不到10%的人的收入不如父輩，但這部分人卻是出生於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也就是說，他們的父輩屬於社會中最富有的一群。他們收入不如父輩高往往是由於沒有子承父業，沒有做生意，而是選擇做醫生、律師或教授等職業。他們雖然沒有父輩富有，但他們依然是屬於高收入層，所以這群人的收入“降低”不需要社會的關注。
但是1940年後出生的情形就不同了，特別是低收入群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收入不如父輩高，到1980年出生的，底層30%收入的人都比不過父輩，這就相當令人擔憂了。專家分析認為造成1970年出生的人情況不如以往的原因是1990年代能源危機致使美國經濟發展減慢。
1990年代之後的每況愈下則歸咎於經濟的全球化、新型技術的誕生、政府對富人稅收的放寬、工會組織被削弱，以及教育投資、包括技工技能培訓的削減。
綜合來看，經濟發展的減慢和貧富差距的拉大是最主要的兩個因素。學者們又做了模擬，把1980出生的與1940出生的比較，以1940的為基準，一個模擬狀態是讓1980的經濟增長與1940相同，另一個是貧富差距相同，看這兩者哪個的作用更大。由下圖可見，貧富差距的作用大得多，也就是說，貧富差距的增大是造成子輩收入不如父輩的最重要因素。
這一研究第一次清晰明白地給出了美國夢正在破滅的報告：1980年後出生的人，大多數不如父輩過得好。這樣的結果怎麽說都是不對頭的，這個社會絕對是有病了。
二、裏根的減稅政策加大了貧富差距，所謂的涓滴理論根本不存在
裏根總統推出了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政策，尤其是給富人減稅。這也是共和黨的基本理念，理由是如果富人手裏錢多了，就會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窮人就也同時得益了，這就是有名的trickle-down theory：
財富會像涓涓細流一樣，從高處向低處滋潤，高處的富人有了盈餘，低處的窮人也會被眷顧，是謂涓滴理論。
這個涓滴理論聽起來蠻有道理的，隻是事實究竟如何呢？很多研究表明，裏根的減稅的確造成了一些經濟走向的轉折，隻是，正好與涓滴理論相反。
上圖是一個實際收入比較圖表。60年代至80年代，頂部1%與底部90%的實際收入增長趨勢差不多。但80年之後，底部90%隻增長了0.7%，而頂部1%增長了2.3%，是底部90%的人的增長速度的3倍。
下圖說明了富人收入來源的比例，多少來自企業、多少來自金融市場。此圖清晰地表明自裏根的減稅政策之後，富人越來越多的收入來自於金融市場（最上部的白色和花色部分），而不是企業（中間的淺灰部分）。
2019年，收入是頂層5％的人中，僅26%的收入來自企業，71％來自金融市場。而這種收入來源的變化，更促使富人不願意投資企業，也不願意投資勞力市場，底部勞動資源的技術水平和收入就走向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
這次疫情更放大了這樣的貧富收入區別。在大量底層的人因為疫情失去工作的同時，大約650個億萬富翁的淨資產增加了超過1萬億美元。
至此，有一點已經明白無誤：涓滴理論隻是一廂情願的想象，沒有數據支持。
這也是為什麽，拜登就職後明確表示，我們不再相信涓滴理論了，因為從來就沒有這回事。現在必須從下往上建立新的經濟體製，要直接讓底層和中間的人受惠。
三、直接提升底層收入才是正道
說起來很有意思，如果一個人該得到什麽，給就是了，為什麽必須通過涓滴的方式呢？說到底，涓滴理論透露的一個醜陋信息是：底部的人不配得到比較慷慨的分配，必須以額外的努力去獲得。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麽可以大筆大筆給富人減稅，卻不能讓處於經濟底層的多分一杯羹。
現在拜登政府希望提高聯邦最低工資，阻力重重。太多人無視這樣一個事實：7.2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自2009年就再沒動過。隻是考慮通貨膨脹，到2021年也應該是12美元了，如果再考慮生產率的增長，今天的最低工資就應該是24美元。現在要一步到位也許不合適，但是對15美元也拚命反對實在沒有道理。順便說明一下，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表明，隻要提高工資的幅度不過分大，所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造成企業少招人甚至裁員的說法，是一個沒有證據的迷思。
疫情期間，不少人選擇拿救濟而不去工作，招來嚴厲譴責，而且還作為救濟款太多的理由，說把人養懶了。底層拿到的救濟款難道不是僅夠活下去嗎？如果這樣的錢就超過或接近平時工作的收入，難道不是說明“正常”的收入不合理地低嗎？怎麽思維總是走在那個方向，總是認為錢給太多了呢？難道窮人就連喘口氣的資格都不該有嗎？民主黨這一次口號喊對了：全職工作的人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就是不對的！
底層的人長期承受經濟壓力，長期處於焦慮狀態，無論是物理還是精神健康都極其受損害。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9年的一份工作報告，最低工資提高10％可以使受教育程度有限的成年人的非藥物自殺減少2.7％。也是2019年，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一項研究表明，每小時工資增加1美元，從2006年到2016年，自殺人數可減少大約8,000人。
更重要的是，過分的貧富差距，付代價的是整個社會。沃爾瑪巨額盈利，但其員工家庭卻必須靠政府福利生存，就是一個例子。美國每年的兒童貧困成本在8000億美元至1.1萬億美元之間，這個數字是考慮到這些孩子成人後較低的生產力，增加的犯罪成本以及與貧困家庭中兒童成長相關的醫療費用的估計值。
現今的美國社會，太多的問題必須靠二次分配，即福利等來補救。但二次分配不僅弊病多，而且有長久的負麵作用。比如，一次分配的提高鼓勵買房，二次分配隻能提供臨時住房；一次分配提升社會、階級地位，對下一代有著不可估量的正麵影響，二次分配隻會打擊孩子的自信，還可能養成他們吃福利的習慣；一次分配能夠從根子上減弱社會的不公因素，二次分配不僅治標不治本，而且當一次分配不公時，還造成“劫富濟貧”的假象；一次分配是真正提供“向上移動”的美國夢的機會，二次分配隻是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無法幫助弱勢群體爬出貧窮的深坑。長此以往，必定激發階級矛盾的不斷尖銳化。
四、誰有資格決定如何進行收入分配
不久前看見一個右翼做的視頻，裏麵理直氣壯的一句問話恰恰是我一直問的：誰給你權力說收入就是必須這樣分配？當然，視頻裏問的是，為什麽左派認為有理由增富人的稅。那麽我也同樣問，為什麽有理由可以減富人的稅？當初裏根大幅減稅是以涓滴理論為理由的，就是說要惠及所有，包括底層的。現在事實證明底層沒有被惠及，而且證明了涓滴理論不存在。
1981年，裏根把最高收入那一檔的稅率從70%降至50%，然後又在1986年降為28%。
既然當初減稅的理由不存在了，從邏輯上說，是不是應該回到裏根之前的納稅水準啊？
沒有數據依據的情況下如此大幅降稅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怎麽說也得慢一點來，一步步走，有足夠的實際效果才能走第二步。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哪怕不退回去，至少也應該止步。
1950—1980期間，美國經濟增長相當快，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尤其重要的是，在此期間，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這才是真正的民享，這樣的分配才是合理的。所以現在應該走的方向是，比照裏根之前的政策做調整，頂部稅收要提高，其餘部分的收入要增加。
那些能夠獲得巨大個人收入的人，靠的不僅是個人的努力，才智和運氣，還依賴於整體社會環境，依賴於政府提供的各種服務、機會和安全保障。
幾天前讀到一個新聞，說總部設於愛荷華州馬裏恩郡（Marion）的一家叫Weiler的瀝青攤鋪設備的製造商難以找到工人，主要原因是那個邊遠地區沒有寬帶互聯網，沒有人願意去那裏工作。
都說小羅斯福所有政策中對改變美國人生活作用最大的一件事，是把電網鋪設到了美國的每一個角落。拜登說了，現在與電網相當的就是寬帶互聯網，他要做這件事，讓所有美國人都能享受到寬帶互聯網服務。（編者注：白宮表示，美國目前還有3000萬人上不了網。）
很多不盈利的事情隻有政府才會去做。這些都需要錢。所以，提供服務和適當收稅，包括讓富人也公平地承擔自己那份，都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
去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高收入的基本上都享受了在家上班的待遇，衝在最危險的第一線的，除了醫護、警察等，就是那些收入最低的服務性行業的員工了。希望疫情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到服務性行業也非常重要，這些行業的員工也應該得到合理的收入。一句話，所有行業的人都應該獲得能維持人的尊嚴的收入。
沒有誰有權力說應該如何進行收入分配，一切由選票決定。涓滴理論無非就是忽悠選票的手段。我們能做的就是用數據辯論、用邏輯推理、用理念說服人。當然，信者恒信，能夠被說服的隻是一小部分。
五、讓蓋茨多交稅，還是讓他做慈善？
美國已經有幾位巨大財主誓言要在有生之年捐出所有財富。比爾·蓋茨是其中之一。有一種說法，富人的錢還是應該讓他們自己做慈善，不應該交到政府手裏。說到底，就是對政府不信任。裏根的“政府不是解決方案，政府才是問題”的理念深入人心。隻是，這又是一個沒有事實基礎的理念。這是一個大話題，這裏隻簡單說幾句。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就是長期的無政府狀態造成的。小羅斯福新政的實質就是用政策來規範市場行為，包括收入的分配。結果帶來了美國曆史上最好的時期，不僅經濟成長好，而且幾乎所有人都分享了成果。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後來在政策上鬆綁的結果。如果不去除新政對銀行管理方麵的政策，2008年的金融危機根本就沒有產生的條件。
今年2月德州經曆了暴風雪和嚴寒，發生了幾乎是全州規模的斷電，且無法短時間內修複。為什麽？就是因為德州為了拒絕聯邦政府的管製，堅持搞獨立電網，不與其他州互聯，而這個共和黨控製的保守州又給了私企太大的自由。電力公司為了省錢防護措施能砍就砍，最後給居民帶來的是天文數字的損失，遠遠超過防護措施的費用。這就是拒絕政府作用的結果。
類似的例子非常多。美國曆史上幾乎每一次大災難，都是政府政策缺席的後果。另外，不要以為私企就不會亂花錢。任何有點規模的私人公司的員工都見識過公司大把浪費的時候和巨額資金打水飄的項目。而且因為私企的利益不一定和公共利益一致，很多時候，不受管製的私企會給社會帶來災難。所以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前文已經說過，麵對美國目前巨大的貧富差距，需要解決的是一次分配問題，用二次分配來補償一次分配的不公有很多弊端。而慈善就是一個以二次分配代替一次分配的手段。所以，必須拒絕走入這樣的死角。
福特基金會總裁達倫·沃克（Darren Walker）在專業從事慈善事業多年後的結論是，這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不僅因為是治標不治本，更因為過分關注“標”的做法還有掩蓋“本”的嫌疑。他下麵三句總結對目前蓋茨之類慈善機構的動機給出了入木三分的寫照：
Inspire the rich to do good, but never never to tell them to do less harm.
Inspire the rich to give back, but never never to take less.
Inspire the rich to join the solution, but never never accuse them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
我意譯如下：
激勵富人做慈善，但永遠不要告訴他們從（一次分配中）減少傷害做起。
激勵有錢人回饋社會，但永遠不要叫他們（一次分配時就）少拿一點。
激勵富人參與解決方案，但永遠不要指責他們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我們不是反對慈善。但是，我們不能依賴慈善，也不能用慈善取代公正和公平。而當慈善成為公正和公平的障礙時，我們更必須質疑這樣的係統。
六、富豪們要的是錢嗎？他們要的是權力
2019年底，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候選人之一，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對富人征收更高稅率的計劃。可能因為當時沃倫人氣很旺，有初選出線的跡象，她的稅改計劃觸到了不少人的神經，蓋茨也是其中之一。
蓋茨公開說，沃倫的稅改是不合理的。他說不是不願意付稅，而是強調稅率太高就失去了激勵機製，人們就沒有冒險的動力，沒有創業的熱情了。
可能因為他的公開發言招來了太多批駁和譴責，幾天後蓋茨再次表態，說像他這樣的人應該付更多的稅才公平。
問題是，蓋茨的微軟創建於1975年，當時個人收入的最高邊際稅率為70％（現在是37%），那時資本收益和公司收入的稅率都明顯高於現在的水平，而遺產稅的征稅幅度也要大得多。
沃倫的稅改計劃比1975年的水準低多了。既然當初的稅收政策沒能阻止蓋茨創業，為什麽現在民主黨並不極端的稅改會讓他坐不住呢？更何況他的錢早晚是要全部捐掉的，多交點稅又何妨？
再看看臉書的CEO小紮。臉書的商業行為明白無誤地說明了，“發財”是臉書非常重要、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麵。但是，據早期與小紮一起創業的夥伴說，小紮不是一個在乎錢的人。他的行為似乎也符合這樣的說法。他已經非常富有後還是開著一輛破車。看他的衣著，給人最深印象的恐怕就是什麽牌子都不是的灰不溜秋的T恤。再說，就個人消費來說，包括讓下一代也能夠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像小紮這樣資產級別的人，財產減半，或者隻剩下10%，甚至1%，有區別嗎？
這就觸及到了問題的本質：這些人要的已經不是錢，而是巨大財富所帶來的東西：權力。他們個人並不需要這些錢。他們可以做慈善，但不能放棄掌控這些錢的權力。
據說，蓋茨開始經營自己的慈善機構後，具備了對世界的影響力。全世界頭頭腦腦的人物，他想見誰就能見誰。
我絲毫也不懷疑蓋茨做慈善的初衷，甚至相信他至今也沒忘記自己的初衷。但是，他的錢太多了，也就是說他的權力太大了。政府權力很大，但政府是受到民眾監督的。私人或私人機構權力太大卻沒有對應的平衡機製，是很危險的事情。
七、結語
共和黨2020年輸了大選後，不是總結經驗，檢查自己為什麽失去選民，而是開始了又一輪壓製選舉的行動，剝奪投票權是反對美國民主的行為。現在的共和黨已經成了一個反民主的黨。
就像1933年小羅斯福說的，如果他失敗了，美國就完了，拜登今天也是麵臨不成功便成仁的局麵。所以他沒有選擇。美國的貧富差距和種族歧視都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邊緣，再不大刀闊斧做根本的改變，後果不堪設想。
拜登任重而道遠！
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16/12/08/opinion/the-american-dream-quantified-at-last.html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1358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6/01/06/what-top-researchers-discovered-when-they-re-ran-the-numbers-of-income-inequal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come_inequality_in_the_United_States#:~:text=When%20measured%20for%20all%20households,households%20to%20lower%20income%20households.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25/opinion/john-thune-minimum-wage.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0/opinion/minimum-wage-mental-health.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16/opinion/sunday/biden-america-plan-poverty.html
https://www.nationalacademies.org/news/2019/02/child-poverty-rate-could-be-cut-in-half-in-next-decade-following-proposals-in-new-expert-report
https://www.nytimes.com/2019/11/08/opinion/sunday/bill-gates-warren-ta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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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shore 發表評論於 2021-05-20 1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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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致比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晚一代半人，目前中國二三十歲的人相當於美國的嬰兒潮一代，選擇性很多。
另一個人類社會曆史規律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效率會逐漸降低，最終失去競爭力，尤其是整體競爭力。因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目的是享受，享受必然增加社會生存和發展成本，比如富裕的生活，那麽社會效率就降低，這就是美國如今的現實。
你看大多數億萬富翁華爾街明星都自稱或擁護民主黨，民主黨就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罪魁禍首
美國從脫離門羅主義真正走向世界開始，馬上就遇到了大蕭條，這期間出生的一代人經曆了大蕭條，二戰，和六十年代的大發展的輝煌，這一代人被稱作“偉大的一代”，這是第一代人。
他們的孩子是嬰兒潮一代，這一代人從一出生就有世界上最好的生活，選擇度大很多，甚至不上大學也能很好生活，而這一代的奮鬥精神遠不如父輩，因為有選擇。
而他們的孩子就是千禧年一代，80年代開始的這一批，開始經曆美國由盛到衰社會兩極分化的過程，他們的生活注定是不如父輩的。
中國人大致比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晚一代半人，目前中國二三十歲的人相當於美國的嬰兒潮一代，選擇性很多。
另一個人類社會曆史規律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效率會逐漸降低，最終失去競爭力，尤其是整體競爭力。因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目的是享受，享受必然增加社會生存和發展成本，比如富裕的生活，那麽社會效率就降低，這就是美國如今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