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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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月，司法部長梅裏克·加蘭任命許景為特別檢察官，調查拜登處理機密信息一事。一年多後，許景交出了調查報告，結論是沒有理由對拜登提出刑事指控。不過，報告把拜登描繪成一個“記憶力差的老人”，說他的記憶力“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把這個也說成是不予起訴的原因之一。
2月8日，司法部長梅裏克·加蘭公布了這份報告。
3月12日，許景去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聽證會之前，委員會成員收到了許景與拜登總統麵談的筆錄。聽證會後，該委員會的民主黨人公布了這份筆錄。人們發現，許景的報告與筆錄有諸多不符之處，而且似乎沒有證據說明拜登記憶不佳。
2019年，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的“通俄門”調查報告出來後，時任司法部長比爾·巴爾在公布報告之前搶先公布了自己寫的非常誤導的總結報告。其誤導性之強，使得穆勒不得不發表公開聲明反駁，2020年還被一位法官這樣評判：“導致法院嚴重質疑司法部長巴爾是否蓄意試圖影響公眾對穆勒報告的討論，使之有利於川普總統，因為穆勒報告的編輯版本中存在某些與此相反的結論。”
許景似乎也在玩類似的遊戲，在第一印象上麵搶占先機。
而且，許景沒資格做健康評定，這個內容也不在其職責範圍內。
許景有瀆職的嫌疑。作為唯一可以對許景的報告提出質疑甚至做出否決的司法部長加蘭，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加蘭決定公開調查報告的，但他沒有對報告中不符合事實的地方做任何事情就公開了，是個嚴重錯誤。對許景在報告中評估拜登記憶力這種不專業行為沒有提出質疑，也是嚴重失職。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對現在習慣耍流氓的共和黨人，自然更要加倍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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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檢察官報告中的拜登與麵談筆錄中的為什麽判若兩人？
周二（3月12日），負責調查拜登處理機密信息一事的特別檢察官許景(Robert Hur)出席了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聽證會。聽證會之前，委員會成員收到了一份當初許景與拜登總統數小時麵談的筆錄。聽證會後，該委員會的民主黨人公布了這份長達250多頁的筆錄。
這份筆錄掀起了軒然大波。
司法部長梅裏克·加蘭(Merrick Garland)上個月公布了許景的報告。許景在報告中說：“我們的結論是，沒有理由對此事提出刑事指控。即使司法部的政策不禁止對現任總統提出刑事指控，我們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不過，報告把拜登描繪成一個“記憶力差的老人”，說他的記憶力“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把這個也說成是不予起訴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閱讀這份新公布的談話筆錄，你會發現，這裏麵展示的拜登與許景描繪的拜登判若兩人。
在一個總統大選年，在選民對候選人的年齡已經有很大顧慮的時候，許景報告中對拜登記憶力的描述，是有嚴重政治後果的。
麵談中的拜登記憶力不佳嗎？
分析記憶力，相信專家有專業的方法及要點、原則。但一般情況下，我們普通人也可以憑常識做出合理的判斷。我個人的體會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記憶方式，也有自己的選擇性記憶。
說到記憶方式，一個很大的區別是，有人偏重記憶具體年份或日子，有人偏重記憶具體事件。
偏重記憶具體年份或日子的，當然可以毫不費力地說出哪一年發生了什麽事。但偏重記憶具體事件的就不那麽簡單直接了。比如，我大概過了20歲之後就不太能馬上說出自己的年齡了，因為我腦子裏根本不去想年齡這個事，經常生日過去了都不知道。被問到年齡時，我要用當時的年份減去自己出生的年份來算。更有甚者，在幾家不同公司工作過的我，無法一下子說出哪一年去了哪一家公司，我要從哪一年來美國開始算，讀了幾年書，工作後第一家做了幾年，第二家做了幾年......這也是一種記憶方式，而許景的報告中，似乎把這種記憶方式說成是記憶有問題。
許景報告中證明拜登記憶力不行的例子之一是，拜登在第一天的麵談中有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是2013年——我什麽時候不再是副總統了？”我太熟悉這樣的時刻了——需要先做一下算術才能把自己放到一個正確的時間框架中。這真的與記憶力無關。
另外，上述這樣似乎是問自己，又似乎是問邊上的人的對話方式，分明是一種一邊思考一邊大聲說出來的行為習慣。因為拜登的律師也參加了麵談，拜登有時候是與律師對話後才產生正確答案的。許景不是把這樣的對話作為一種思考過程，而是作為思考結果，就好像評判考試結果時，不是用正式答卷，而是用草稿紙上的塗鴉來打分。
至於說拜登不記得大兒子是哪一年去世的，去問問家裏十年內有人故世的，是不是都確切記得哪一年？你真可能會吃驚，很少有人能夠一下子說出年份。刻骨銘心的是每個人獨特的痛，是某一個或幾個情緒時刻，不是日子或年份。何況筆錄裏顯示，拜登清晰地說出了日子呢！他在回憶這些事件中，同樣是把兒子的去世與他工作、參選的時間框架進行參照。不看筆錄，還真以為拜登什麽都忘記了。
在這段筆錄裏，拜登說出了兒子去世的確切日期。
再說選擇性記憶。幾乎每個人的記憶都是選擇性的。回想一下中學、大學生活，你記得的有多少？能夠填充成多少日子？是不是大部分時間都成了空白？
這些年參加了無數的同學聚會，中學的，大學的，小範圍的，全體的。印象最深的是：不同人所記得的東西會大相徑庭。你記憶清晰的事情，別人毫無印象；同樣，別人繪聲繪色的回憶，似乎是在說與你沒有任何交集的故事。有時真要懷疑，大家是不是讀的同一個學校，這裏每個人說的故事，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共同經曆。
有一個例子我覺得特別能說明問題。我們高中時的學校食堂，第一年是大家坐著吃飯，大長桌，位子很擠，不僅左右緊挨著，後背還與鄰桌人的後背緊貼著。一般開飯時間大家都一起去食堂，按部就班坐下沒問題。但吃得快的同學如果是坐在長桌的中間，要走出來非常困難。我至今腦海裏還有這樣的圖畫：冬天穿得鼓鼓囊囊的我們，硬是要從幾乎沒有縫隙的一個個板凳之間找到插腳的地方，搖搖晃晃地往外走。在那個羞澀的年齡，從同性的同學身邊走過，還能用手搭一把扶穩自己，而從異性同學身邊走過時，心裏一定是在祈禱，站不穩的自己千萬別倒在同學身上。第二年，學校幹脆把凳子都拿掉，所有人都站著吃飯。這樣就寬敞了，誰都可以隨意走動。那個年齡的我們都不在乎，高高興興地站著吃。但有個同學經常一邊吃飯一邊嘀咕，站著吃飯容易胃下垂唉。
幾十年後在一次班級聚會中，說起飯桌上的情景時，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記憶：從來都是站著吃的；從來都是坐著吃的；有坐過，也有站過。自然也有什麽都不記得的。好玩的是，說從來都是站著吃的同學還特別舉出那個“胃下垂”的例子證明就是站著吃的。當然，這個例子根本不能排除也曾經有過坐著吃飯的時候。有意思的是，幾位記錯了的同學都是當年的尖子生，工作後也頗有成就。可見，這跟他們的智力與能力根本不相幹。
其實，這就是選擇性記憶。
Katie Phang轉發Aaron Rupar的推文截圖，圖中招貼圖版上所示為許景報告中說拜登有“驚人的理解和記憶”那部分內容的文字
同樣道理，拜登的記憶也是選擇性的。
事實上，許景自己的記憶也是選擇性的。在與拜登麵談時，他還稱讚拜登對自己的房子結構有“（照相機式的）驚人的理解和記憶”。然而寫報告時，他把這一點完全忘記了（如果不是蓄意的話）。
許景的報告是當年司法部長巴爾的故伎重演
還記得2019年負責調查“通俄門”的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報告出來後，時任司法部長比爾·巴爾(Bill Barr)的騷操作嗎？當時，巴爾不是公布穆勒的報告，而是自己搞了一個四頁紙的報告總結，宣稱穆勒的調查結果是沒有找到足夠的證據起訴川普。事實是，穆勒的調查非常清晰地說明了有很多疑點，隻是因為在法律上不能起訴現任總統，而不起訴也就意味著川普沒有一個在法庭上辯護的機會。穆勒認為不給當事人辯護機會不公平，所以，決定不將起訴作為報告的結論，而是讓司法部長或國會來做這個決定。
巴爾的總結暗示川普已被免除任何罪行，其誤導性如此之強，迫使穆勒緊急召集了一個媒體發布會，宣讀了一份聲明，明確說沒有免除川普的罪名。後來又有一個與穆勒調查案的調查材料有關的公共記錄訴訟案，負責該案的雷吉·沃爾頓(Reggie Walton)法官在2020年寫道，巴爾的總結與穆勒報告的差異“導致法院嚴重質疑司法部長巴爾是否蓄意試圖影響公眾對穆勒報告的討論，使之有利於川普總統，因為穆勒報告的編輯版本中存在某些與此相反的結論。”
許景的報告難道不是玩的同樣的伎倆嗎？報告先出來，麵談的筆錄一個多月後才麵世。報告把拜登描述為一個記憶力很成問題的老人，等到人們一個月後看見筆錄，發現不是這麽回事時，傷害已經造成了。
這當然打的是爭取第一印象的牌。但在美國特殊的媒體環境下，這種玩法已經超出了第一印象的意義。右翼的不少人，特別是川普追隨者中相當數量的人，隻從他們“喜歡”的渠道獲得信息。許景報告中有不利於拜登的信息，這些人很快就會知道這些內容。但筆錄出來後，他們的信息渠道大概率是不會糾正當初的錯誤信息的。如果不是那個嚴重誤導的報告先出來，這些人就不會有獲得不真實信息的機會。所以，有沒有這一個誤導的機會太關鍵了。
其實，最關鍵的要點是：許景不是專業人員，評估拜登是否老邁，是否記憶力太差，不僅超出了他的職責範圍，而且他根本沒有資格做這件事。以許景的資曆，他不可能不懂得自己的職責範圍，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報告會成為政治工具，就像巴爾的穆勒報告總結一樣。
君子遇上流氓，民主黨被廢武功？
許景的報告有問題，有瀆職的嫌疑。司法部長加蘭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為許景是特殊檢察官，所以，司法部長加蘭就成了他的頂頭上司，也是他唯一的老板。加蘭是唯一一個可以對許景的報告提出質疑甚至說不的人，他可以要求許景對調查步驟和報告做出解釋，也可以否定許景的結論。
許景沒有權力公布報告。決定公布的是加蘭。公布報告的決定非常可以理解，最大程度的透明永遠是最好的政策，是維護公平、公正的最好方式，也是維護機構和個人信譽的最佳武器。
但是，作為司法部長，加蘭難道沒有意識到，許景在報告中包括了對拜登記憶力評估這樣的內容，是不專業的表現？加蘭有沒有對許景報告中不專業的內容提出挑戰？
另外，難道加蘭沒有發現報告與筆錄在事實上不相符？沒有發現，是加蘭失職；發現了還是先公布報告，一個月後才公布筆錄，則是更嚴重的失職。
其實，在共和黨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耍流氓的情況下，加蘭真不應該任命一個共和黨人擔任這個特別檢察官。加蘭在這一點上與奧巴馬很相似：太愛惜自己身上的羽毛，做事情前怕狼後怕虎，總擔心被人說成不公平不公正了，卻不知道，當君子遇上流氓時，不對流氓特別防著點，就等於被廢了武功。
CNN對亨特·拜登同意去國會聽證的報道，標題是：“亨特·拜登的國會取證與其他彈劾調查訪談有何不同”。（CNN網站截屏）
這一點上還是亨特·拜登的律師做得好。國會一直要亨特就他父親是否參與他的生意，是否從烏克蘭等處獲得利益一事去做證，但亨特堅持要求公開聽證，因為他不相信會有一個公平的閉門聽證。後來，這個案子的主要證人因為在此案中做偽證被起訴了，共和黨方麵等於沒什麽籌碼了，不得不同意亨特提出的閉門聽證條件：(1)該聽證不錄像，這是共和黨做出的一個重大讓步，因為該案其它聽證會都是錄像的。(2)聽證內容必須對公眾公布。(3)共和黨方麵不能單方麵先選擇性泄露部分聽證內容。(4)共和黨和民主黨要同時拿到聽證筆錄。
不是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嗎？對流氓自然更要加倍防備。
民主黨人真的要好好向亨特的律師學學，不要再被栽了。
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4/03/12/us/politics/hur-biden-memory-transcrip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02/08/us/biden-documents-investigation-report-takeaways.html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03/12/biden-hur-transcript-analysis-00146473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4/03/hur-report-biden-2024-election/677740/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原創作品，與“美國華人雜談”聯合發表。歡迎轉載、分享、轉發
撰文：溪邊愚人
編輯：新約客，溪邊愚人
Garland is too w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