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翁
神說:"要有光." 就有了光. --1.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 1.1
毛澤東一生寫過兩篇有關外國人的文章，一篇題目叫<<紀念白求恩>>，另一篇題目是<<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這樣評價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脫離低級趣味的人，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是的，這個形容一點也不過份。白求恩(Norman Bethune)出生在加拿大一個基督教家庭，父母是虔誠的基督徒，父親還是位牧師。他早年受洗成為基督徒，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引起他對社會福利，特別是醫療保險福利的思考。1935年他去蘇聯考察當地的醫療福利製度，接收共產主義思想，成為一位共產黨黨員。1938年初來到中國做義務服務。目睹中國當時的現狀，他積極投入無私的治病救人的行業。司徒雷登(John Stuart)是出生在中國杭州的美國人，他父親是牧師，被派到中國傳福音，他是在這種條件下生在中國的。毛澤東是這樣介紹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係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從後來的史料來看，司徒雷登不是裝著愛中國，他是真愛中國，他把他的一生獻給中國，在中國辦起燕京大學(就是現在北大的地方)並任校長，介紹西方的文化和科學給當時的中國，妻子死後就埋在現今的燕園。後期被美國選為住北京大使，同情共產黨，快解放時被美國政府招回，成了美國在中國政策失誤(支持蔣介石，結果被人民推翻)的代罪羔羊。為什麽說司徒雷登同情共產黨呢？ 一是他直接聘請親共的美國記者斯諾做燕京大學的教師，不然斯諾是沒有錢吃飯和跑到延安去的；二是在寫給美國政府的信件中他多次建議美國不要支持國民黨，而要支持同人民打成一片的共產黨。但是當時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堅決反對共產黨，這一建議一直沒有得到實施。但是無論是一個基督徒為了福音，終身奮鬥，還是一個基督徒後來成了一名共產黨員，他們表現出的那種犧牲自我的精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沒有信仰，即使一時可以，長期下來就難了。
來看看毛澤東的成長簡史。毛澤東出生於湖南湘潭縣韶山衝一務農之家，此後身曆農、兵、學三界。他少年讀私塾，16歲進入新式的東山小學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毛澤東出於對黑暗的清王朝的憎惡，加入湖南新軍當兵半年。毛澤東於1912年退伍到長沙入師範學校。1918年從師範畢業，隨即到北京。經他後來的嶽父楊昌濟介紹，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每天除了掃地、擦桌子和整理圖書，主要負責管理報紙和登記。據毛澤東在陝北時向美國記者斯諾回憶的情景是──“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屑和我來往”、“我並不因此而喪氣，我仍然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想藉此能聽大學裏的課程。”。這位湖南青年由此找到通向新思想之門，1919年4月，毛澤東回到長沙，在小學找了個曆史教員職位。他創辦了《湘江評論》，不過那時他還是欣賞激進的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學說。 <見北京晚報>黨史學者胡華教授的研究生82年拜訪劉仁靜所寫。1919年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借了美國耶魯大學中國項目建立的湘雅學校(教會學校)的幾間房作為書店，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因為在湖南長沙宣傳的好，1921年被湖南推舉參加在上海組建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員這樣描述那段曆史：“Yale-in-China gave Mao considerable assistance in developing his reputation as an efficient radical leader. In 1919 after Mao's periodical, the Hsiang River Review《湘江評論》, had been closed by the governor's orders, he was made editor of the Yale-in-China review The New Hunan《新湖南》; and though this review was also soon suppressed, Yale-in-China proceeded to rent him three rooms in which he formed a "culture Bookshop". Mao established seven branch stores from this base, all selling Marxist books and periodicals; profits were used to finance the socialist youth corps and the fledgling Communist party. Because of his successes as an organizer and publicist, Mao was one of the two delegates from Hunan who attended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Shanghai in 1921."- (1).可見那時年青的毛澤東是借靠教會的資源來搞革命的。那時毛澤東與基督徒有著廣泛的聯係。比如年青時和湘雅醫學院的學生就來往密切。1973年8月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道了一條新聞：毛澤東主席會見應邀回國訪問的美籍華人李振翩教授夫婦，並配發了一幅毛澤東與李振翩親切交談的照片。從照片上看，毛澤東主動上前和來賓握手，留露出極為關切的表情，而李振翩則輕鬆笑談著。李振翩是什麽人，毛澤東為什麽要邀請他回國訪問？這張照片後麵又有怎樣的故事呢？
1972年冬，中美關係解凍。新中國第一個醫學代表團訪問美國。訪問期間，代表團副團長林巧稚(在教會長大，成為基督徒)按照毛澤東的囑托，邀請在美國國家衛生院從事細菌學與病毒學研究的華人教授李振翩夫婦回國訪問。李振翩是湖南湘鄉縣人。1919年6月3日，毛澤東重建湖南學生聯合會時，李振翩正在湘雅醫學院攻讀。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出到第5期，被軍閥張敬堯查封。湘雅醫學院的校刊《新湖南》，因為學生放假，從第7期開始，由毛澤東接辦，李振翩是雜誌編輯之一，這個校刊出到第10期，又被張敬堯查封了。 1922年秋的一天，毛澤東頭戴草帽，身穿短衫，腳著草鞋，化裝成人力車夫，急衝衝來湘雅醫學院找李振翩。李振翩看著毛澤東這身打扮，笑著說：“原來是你這個洋車夫找我呀！”毛澤東抓著他的胳膊著急地說：“你管他洋車夫、土車夫，趕快跟我走，叫上張維，我有急事求你倆幫忙。”原來，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快要臨產了，來找李振翩去接生。李振翩帶上接生用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叫了一位助手隨毛澤東趕到清水塘住處，順利地為楊開慧接生了第一個孩子毛岸英。從此，毛澤東便與李振翩結下了難忘的友誼。李振翩在教會學校成長，成了一位基督徒。1973年7月，李振翩、湯漢誌夫婦回到了闊別25年的祖國。7月29日，周恩來首先會見了李振翩夫婦，並感謝他們在抗戰期間曾為中共秘密工作做出的貢獻。8月2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會見了李振翩夫婦。老朋友久別重逢，回首往事，有說不完的心裏話。毛澤東問李振翩夫婦：“生活上有什麽困難需要幫助？”李振翩忙答：“沒有困難，不需要任何幫助！”毛澤東又問：“有什麽要求？”李振翩說：“我希望中美兩國能友好，美國太強大了。”毛澤東笑了，說：“兩好才合一好，不能一廂情願呀！”攝影記者及時抓拍下了兩位老朋友親切交談的場景。第二天，這張照片隨一條新聞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之後，1975年6月和1978年6月，李振翩夫婦又分別兩次回國，與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在這前後，李振翩夫婦將一大批先進醫療設備和醫學書籍，贈送給國內幾家主要醫學院校，為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2). 30年代毛的太太楊開慧被國民黨殺害，他的三個兒子在上海流浪，後來被上海基督教“互濟會”的王牧師收留，後經張學良支助轉到蘇聯(毛岸英，毛岸青，最小的在上海失蹤)。這位王牧師真實姓名叫董健吾，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縣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會學校)，曾任聖彼得教堂牧師，後在馮玉祥(基督徒)部任秘書兼英文教師，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從事中共地下秘密情報和聯絡工作，被稱為 “紅色牧師”-(3). 1936年，著名美國記者斯諾訪問陝北毛澤東，是董健吾負責聯絡和護送才得以成行的。斯諾在《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著中國》）書中提到的王牧師就是董健吾。 1930年底，董健吾創辦了基督教“互濟會”，順便為共產黨服務。解放後董健吾受到迫害，就是和毛澤東的這些淵源，使他安然無恙。
筆者一直不理解毛澤東的有些思想來源，比如他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他的“要搞五湖四海”的民主思想，在一個封建社會成長的人很難有那樣的開放思路。通過這些支離破碎的曆史片段研究，我們就不難理解他有的西方思維。當然他的骨髓裏還是中國文化占的比重大。至少我們也能看到他光明一麵的原因和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