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亨得森.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浦牧師)和美國在中國的傳教工作(8)

阿瑟.亨得森.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浦牧師)和美國在中國的傳教工作(8)翻譯：守道翁

從學術上退還庚子賠款引起極大的反響。1926年Carroll Malone在<<美國曆史文摘>>首次從學者角度來分析退款，很快這篇文章成為標準的第二手資料。Malone研究的基本材料來自清華學堂保留的官方通訊記錄。它包括一套完整的外交談判備忘錄，遠比<<外交關係>>係列翔實。這批信件提供了美國國務卿海子和中國大使梁城最早討論庚子賠款和後續問題的談判。Malone的結論僅僅是附和了一個較為流行的觀點：老羅斯福總統和美國國會同時，無條件地退還了多出的庚子賠款，而且是作為一種友好的姿態，中國也完全同意將這些錢用於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的教育經費。

然而，1972年Michael Hunt在<<亞洲研究>>上發表文章，提出不同的觀點。 Hunt完全扭轉了美國利他主義的傳統觀點，將苗頭對準Malone。Hunt用事實材料爭論：自身利益，而不是利他主義是推動美國國策的根本。而教育是美國最容易給中國未來領導人留下印跡的一種方式。他聲稱這是美國官方不斷給緩慢，無力的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結果。Hunt的結論：“在美國決定退還這筆退款前，如何使用這筆退款，經過了一個漫長的談判。。。，美國政府做出了一個長期而決定性的決策，將退款用於教育”

事實上Hunt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早期的退還主要集中在教育計劃可以給中國提供利益，而這個計劃對美國的利益卻極小。正如Hunt表明的，這一舉措可以從美國培養中國未來領導人而得到利益和機會，這在當今的美國外交家中是有目共睹的(明恩浦自己明知這些，而且同意“國家的成功在於教育年輕一代中國人，極有可能在道德，知識和商業影響中得到極大的回報”)。

然而，研究退款的宗旨必須考慮當時的情形。很早以前，當西方知識分子，象QUESNAY 和VOLTAIRE傾目東方世界以此得到希望和靈感。19世紀中國貧窮落後，四分五裂。從這個陰暗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唯一救恕希望是通過西方的道德，經濟，政治價值等轉變來實現。換句話說，西方最好的願望是真誠地看到中國一樣好。鑒於此，打開中國的封閉就在於教育。形成一種現代化的力量來醫治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弊病。象WILLIAM PARSONS 在<<美國工程師在中國>>上寫的：“教育將洗滌汙泥濁水”。

因此，明恩浦的計劃受到總統，國會和大多數人的讚同。它不僅僅提供了一種影響未來中國領導人的可能性，而且它將雙方緊緊梆在一起：中國獲救的唯一希望依賴於“上帝”；西方教育可以促進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進步。

明恩浦計劃的實施對中國社會，以及美中關係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教育計劃最明顯的結果就是成千的中國留學生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學習，畢業後以醫生，工程師，科學家和教師返回中國。除了能使中國學生在美國的大學和在中國的清華學習，退款還在中國各地建立了不同種類的各級院校。一種明恩浦也沒有想到的中國教育計劃。這都歸功於部分退款補濟了其它中國院校。例如，中國基金會(中美兩國建立的監管退款發放組織)援助的華中大學圖書館係項目(THE BOONELIBRARY項目SCHOOL)；嶺南大學，南京大學的農業係，齊魯大學和中國西部大學的醫學院，數不清的中國大學裏的化學係等等。

許多庚子賠款的學者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海外取得矚目的成績，例如在科學領域，吳憲從MIT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從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於191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提出了一種新的血液分析，對醫學科學做出了突出貢獻。1920到1925年六人小組在美國學習物理學，懷揣著博士證書回到中國，成為中國第一個教授物理學的老師。胡適-中國著名學者，政治評論員，蔣介石的心腹，就是獲得庚子賠款獎學金於1910年來到康耐爾大學學習。數不清的庚子賠款學者出版了眾多著作：陳少寬的<<孔夫子和他學校的經濟原理>>(1911年)；李平華的<<中國經濟史>>--農業分部(1921)； 陳塔的<<中國移民>>--勞工現狀(1923)。

並非所有的庚子賠款學者都一樣成功，從1854年到1954年，總共有2萬2千名中國學生來到美國學習，幾乎一半的人沒有拿到學位。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對於庚子賠款學生來說，許多盡管在清華學堂學習，然而對於大學教育還是準備不足。有些人遇到經濟上的苦難，他們的獎學金不夠支付生活上的費用，而另一些人是不能適合海外的生活，特別是有些人不能認同“黃種人”這一群體。許多中國學生畢業後，看到他們同背景的畢業生失業率高，這是因為中國小農經濟無法提供他們內心所期望的學術工作。

有些學生的困難不能承受，明恩浦的計劃將高等教育寄托於中國和美國，這樣可以觸及到中國成千上萬的學生。然而它卻在中美關係中，播下了最痛苦和漫長的種子。很少有人觸及這方麵的問題，退款確實引起極大的爭議。退款立法中的自我陶醉，美國人試圖忘記他們的政府有條件的退還，這賠款本來就屬於中國，而不屬於美國，隻是被美國高估了。中國並非是緩慢地辨別這個事實。然而，有條件地退回使用實際上是對中國如何使用這筆錢的不信任。傲慢和有民族主義的中國人因此對美國的居高臨下和家長式的姿態表現出憤怒。他們把退款用於中國年輕人在美國的教育，看成是西方幹涉中國內政的一種新篇章。正如1908年12月一位中國記者寫的，“中國就象一位客人，它的事務，要有這些強權國家聯合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