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翁
神說:"要有光." 就有了光. --1.3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 1.1
翻譯：守道翁
明恩浦的重要意義在於讓總統在眾多的關於庚子退款的計劃中，看到亮光。總統和國會麵前有象金字塔一樣高的計劃：梁大使(中國住美大使梁城)，柔克義(美國住中國大使)，吉姆斯(Edmund James,以利諾斯州立大學校長)建議用於教育的，康奈爾大學教授Jeremiah Jenks 和 中國政治經濟問題作家Charles Conant 主張設立一個中國貨幣儲備金，中國北方口岸有政治影響力的官員袁世凱，力推在中國開礦和修建鐵路，特別是在滿洲裏。美國住滿洲裏的總領事Fleming D. Cheshire，主張用部份退款在中國各地建立美國大使館。
盡管有多種計劃，退款問題還是在私底下醞釀。原因很簡單，1905年在中國發生的3起事件令老羅斯福不爽，中美關係的緊張氣氛讓繼續商談退款成為 阻礙。中國由於抗議美國政府在西海岸對待中國公民的歧視性法律，而在中國全麵抵製美國貨；中國從新從美國人手裏買回廣州-漢口修鐵路權；廣州林州殺害美國傳教士案。正象老羅斯福寫給柔克義的信中那樣“我得到國會同意的機會嚴重受到中國政府自己在抵製美貨和廣漢鐵路問題上所做出判斷的影響。” 梁大使，作為一個長期要求歸還剩餘部分的發言人，在1905年事態平息後，極力施加壓力，要求退款。但是1905年的中美事件讓他在中間調和的機會大大消弱。每個人都同意退還的必要性，老羅斯福指出：但是，提到最近的兩國衝突，沒有一個人願意盡快送出第一張支票。當退還款陷入僵局時，特別需要一個嶄新的麵孔出現：一個有影響的人，來自政治圈以外，帶來有建設性和真誠的建議；或某個人，更重要的是能和老羅斯福行政管理共同分擔重任。當事態平息後，明恩浦正好在恰當的時間填補了這個空白。和總統催促性的會談，詳盡的實施計劃，讓老羅斯福放下包袱，決定設立教育和文化機構來加強中美兩國的關係。
明恩浦計劃中的智慧讓總統折服，總統忘掉1905年的不愉快事件，從新啟動與梁大使的商談，並且首次命令徹底地計算出具體的超額數目。然而退款的進程相當緩慢，消耗時間的軍費開支合算，整個人員損失的統計合算，退款的周期計劃，國務卿ROOT本人對梁大使個人的厭惡，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阻礙了在1906和1907年成功退款計劃。同時，老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極力推薦明恩浦的教育計劃。正如總統在1907年年終的國情谘文中所提到的：“我們這個國家應該用一種實際有效的方式來幫助中國人的教育，從而使那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帝國能夠實現現代化。一種方式就是鼓勵中國學生來美國，使他們有興趣在我們的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學習。”
在總統的領導下，國會也開始支持明恩浦的計劃，終於在1908年五月二十五號通過了庚子賠款退還決議。決議授權每年退還一次，從1909年開始到1940年結束。國會因此設立一個30年之久的中美教育交換項目。每年的退款額可以讓中國保送50到100名留學生來美國上學。到1929年總共有1300中國留學生用庚子賠款獎學金來美國讀書。自從中國學生留學海外以來，位於北京西郊的美國式學校清華學堂卻準備不足，每年要從退款中提取一部分用於清華學堂的建築和維修。美國的老師以及西方培養的中國老師在清華學堂為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提供補習。一開始，清華學堂提供了相當於美國的高中教育，慢慢地到了1925年它就增加了大學教育。這部分退款作為一種國際良好願望為出發點，它的使用受到喝彩。鑒於美國管理的寬鬆，眼前的帳戶被極大地提取。<<世界公聯>>稱之為“單純的放手慈善”； <<觀察者>>稱之為“這種國際友好關係的‘利它’行為， 在曆史上絕無僅有。” Lawrence Abbott引用退款作為證據來說明：“政府可以在實踐中做到‘利它’”；<<傳教先驅報>>稱它為“我們這片土地上可以自豪的政治家的美好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