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與分裂（17-20）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此乃轉帖，我本人無觀點，僅是分享學習《Cultural Revolution》這門課的資料
希望大家能夠平心靜氣看看別人的理解
謝謝各位的關注，因為您也是這曆史的一部分。

作者：白水處士

內戰與分裂（十七）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上世紀80年代，以批判文革為基調的“傷痕文學”，引發了一代人的反思，尤其是當年如我一般年紀的已不年輕的年輕人，幾乎無不遊移在懺悔與不後悔之間。近年，網上又有“紅衛兵該不該懺悔”的議論。做為一個潛心研究文革30年的過來人，我以為，應當反省，無須懺悔。因為我們，包括剻大富和牛皖平、譚立夫在內的“紅衛兵”們，其實都是那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的局外人。根本不知這“革命”的性質、方向、目的和綱領，隻是在各種內外因素的誘導下，按自己所理解的“偉大”與“崇高”在無知中無私地“跟隨偉大領袖”勇猛地奮鬥衝鋒。

這裏的關鍵詞是“局外人”與“無私”。

何以說，被毛澤東譽為“文化大革命闖將”的紅衛兵是“局外人”？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心中的紅太陽”要把他們引向何方。其中許多人恐怕至死也不會明白，他們當的一腔熱血，不過是被人當做“無知所以無畏”而利用的工具而已。

當年流行一時的長詩《理想之歌》的執筆者之一、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作家陶正，人到中年時，回顧當年時說：“當初我們參加紅衛兵，是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的色彩的。我也參加寫了《理想之歌》，今天回頭看看那些‘理想’的內涵是些什麽？有沒有‘農民造反’或‘皇權主義’成分在內？有沒有封建主義的酵母？那個‘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時代潮流的大方向？……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靜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過去了，人到中年了，應當比年輕時減少點蒙昧，添點聰明。”

當年大名鼎鼎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司令蒯大富，在他60多歲接受采訪時說，王光美“學生吃飯她還給學生打飯。所以當時什麽情況呢，我們就沒想到毛主席和劉少奇有矛盾。在我們心目中，劉少奇和毛主席都是國家最高領導人，他們之間有矛盾，我們當時想象不出來，不可能想象出來。我家裏是農村的，你怎麽能想象出中央的鬥爭？後來吹牛的時候，我把劉少奇打倒的時候，大家都說蒯大富當年最早看出路線鬥爭的，不可能。他們工作組一進校以後，立刻就恢複秩序，說實在的也沒錯。我和劉少奇也沒矛盾是吧。他那個修養啊，你怎麽可能想到他能犯錯誤呢？根本沒想過。”

是呀，連當年“叱吒風雲”的大學“五大領袖”之首的剻“司令”都對毛澤東的“革命”無知到“根本沒想過”“不可能想象出來”，又何況中學生們了。

中國有句俗語：不知者無罪。無罪又何須懺悔呢？

也許有人會對我這種說法有異議，那就讓我們再回到1966年，用事實求證罷。

1966年2月，實在令人沉重，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中共高層確實形成了，毛與劉兩個“司令部”。至少在毛澤東看來是這樣，他與劉少奇的對立，用近乎“陰謀”與“政變”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劉少奇並沒絲毫反叛毛澤東的念頭，在毛與林密謀動用武力之時，劉少奇還在努力爭取毛的支持。2月８日，也就是毛在對十大司令，雲山霧罩地大講他的戰爭經的同時，早晨，到西郊機場，一架專機等在那裏。彭真帶領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等一幹“文化革命小組”人員，一早就帶著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的文件，乘專機到武昌去找毛匯報。並很快得到了毛的口頭讚同。握一位當事者回憶說：

“下午三四點鍾的光景，許立群他們也回到招待所來了。許到我的房間，高興地說：現在好了!問題都解決了!這時，他才告訴我五人小組會後他和姚溱寫了一個《匯報提綱》，才拿出一份印好的《匯報提綱》給我看，說，這個提綱，中央常委討論通過了，現在毛主席也同意了，並且給我傳達了匯報時得到的毛主席指示。他說：毛主席的精神，是寬。對兩邊都是寬。

對於吳晗，毛主席還問彭真，吳晗能不能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呀?彭真說，那他總是站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罷了官的人一邊，不是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可以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主席還說，吳晗不罷官了，還照當他的市長。這樣，就不至於形成緊張局勢，就可以放了吧。（這裏需要說明一個背景：在傳達了毛主席說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在罷官以後，還聽到傳說，說毛主席還講了，吳晗當市長不行，也許下去當個縣長好一些。意思就是吳晗要罷官。這是一月初關鋒告訴林澗青的。）

對於關鋒，許立群說，毛主席也是寬，說，關鋒的文章他看過，寫篇把雜文諷刺一下也可以嘛。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

許立群還告訴我，毛主席對《匯報提綱》隻有兩點意見。一個是關於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毛主席說，兩個月以後也做不了結論。一個是關於不要批評郭老和範老，毛主席說，他們兩個還要在學術界工作，表示一點主動，做一點自我批評好。許立群說，這好辦，把提綱裏麵的這兩句話刪掉就是的。他隨即拿起筆來，把這兩句話刪了，還做了一點文字處理。”

從中可以看出，劉少奇還是真心把毛當“太上皇”。雖然，他意識到了毛對他近乎敵視的態度，預感到毛要找他麻煩，他也明白毛對他最大不滿就是“大權旁落”。但他過於迷信黨紀國法，以為可以通過紙麵上的法規，消除毛的敵意。而毛澤東太了解他這個“助手”了，用推太極的招式，一步一步把劉少奇引入圈套。他先誘彭真承認吳唅“可以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然後又表示寬宏大量的“吳晗不罷官了，還照當他的市長”，使你弄不清他到底怎麽想的。而在許立群以為“萬事大吉”了時，毛卻在與林密的調兵遣將。

許立群這個人，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有兩件事，人們大都聽說過，開國初，毛澤東批《武訓傳》，領軍文章就是他與人合寫的；第二就是，他是後來被當成彭真“罪狀”的“二月提綱”的主要撰稿人。他時任中共宣傳部副部長，曾兼任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是中共中為數不多的從事黨務的高級知識分子。曾經是毛澤東十分欣賞的“筆杆子”。

實際上，毛從未改變過對劉少奇的戰略方向，隻不過此時“硬件”（軍隊）還沒到位，對完勝還沒把握（毛過高估計了劉的力量），還處於“火力偵探”階段。

在北京的彭真們通過《二月提綱》的同一天，2月3日，毛把他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稿送給王任重："請考慮加以修改。"王閱後，於２月4 日給毛寫信，建議把這個講話"重新印發給縣委一級，由縣委組織公社黨委書記以上的領導幹部學習"。２月６日毛在王的信上寫了一個批語給彭真："請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達諸同誌修改一遍，並考慮是否應中南局的要求印發給縣團級同誌看（隻發中南局，作為試點，別地不發）。看來此問題很大，真要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且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王任重同誌的修改是好的。"彭真豈敢苔慢，立刻開會討論。但與會者都對於"隻發中南局"，覺得不好理解，認為還是發全黨。對於講話稿連同王的修改意見，大家邊議邊改。

請注意這個“邊議邊改”。

彭真經過拒發姚文元“評海瑞罷官”後，已感到了來自毛澤東的壓力，麵對毛的這篇講話，他不可能不去啄磨毛在4年後再發它的政治寓義。那裏講的"霸王別姬"和劉邦見酈食其的故事，什麽意思，放在今天與講話時，當然不一樣。當年，毛的“難免有一天要別姬”是泛指“不愛聽不同意見” 的“有些領導同誌”，而彭深知毛的講話文章，所有批評都是有所指的。別姬，不就是打倒嗎？

但彭真還是極認真地對講話進行了修改，他建議加上了"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糾正錯誤"，說"這是毛主席在延安時常說的話"。還把原稿中的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改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理由是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後十條，已明確應該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增加百分之五，主要因為把地富子女列到了團結範圍。

其修改之認真，真可用書呆子來形容，據當事人披露，原稿中有一句"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但有人提出，在兩年前，毛澤東批評過這個提法。他按毛修正過的意思，建議把這句話改為"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必然的改造"。但胡繩卻說："必然的改造"這個提法不合適，客觀的必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必然規律不能由人改造。最後改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

這個修改過的講話，在2月12日，經毛批準，由中央，也就是劉鄧周們加上批語，與《匯報提綱》同時發到黨內。

“二月提綱”被毛通過，無疑使劉少奇鬆了口氣。他作夢也不會想到，正是這個毛親自批發的文件，日後成了他最親信的大將彭真被打倒的直接“罪證”，而且他還必須親自去宣布彭的政治死刑。哦，麵對這頁曆史，我們還能說什麽呢？

補白一、我所以不顧文章的可讀性，成篇累讀地引用這些曆史細節，一是為說明劉鄧彭們的文牘氣與毛林的磨刀霍霍的巨大反差，揭示毛在這一階段，政治上隻有手段，而無誠信，反襯那種把鄧小平違背他對毛“永不翻案”保證，無政治道德，其實是不懂政治。類似這樣的違諾，在毛的一生中，可謂屢見不鮮。毛違諾，就是政治策略、修正錯誤，放別人身上，就是不道德沒信義，這也太不公平了吧！其二，也為佐證我前麵提到的毛在文件上作日期手腳，和對曆史文件的即時修正。

補白二、有博友以為我對毛有“個人情緒”，我不想辯白，因為那沒有任何意義。我隻想告訴這位朋友，中國史家素有“春秋大義”之傳統，辛亥之後，尤其是建國之後，在毛澤東“古為今用”的指示下，這個傳統被史家丟掉了。看一看，我們的曆史教科書吧，不僅中共黨史被寫成了 “毛澤東思想”史，中國近代史也成了毛澤東的曆史。僅舉一例：把中國抗日戰爭，寫成是毛澤東領導的，不覺得可笑嗎？

有朋友認為，建國後出版的曆史，都是偽曆史，建議推倒重來。這是個大工程，我還要認真研究後，才好談意見，但我對曆史的認識，卻是早已定型的——

曆史是什麽？就是過去發生過的事與做這事的人，或曰史實。史實加上史家的評論，就是曆史。評論可以不同，史實不可改變。比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領導了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日戰爭。是不可改變的史實。由於看問題角度不同，擁蔣者，可以用勝仗讚蔣如何堅持民族大義，反蔣者，可以用敗仗批蔣如何恐日無能。但你不能把蔣說成，更不能說是中共和毛澤東領導的這場民族戰爭。

這就是春秋大義，說白了就是：實事求是。

內戰與分裂（十八）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寫到這裏，我覺得文革序幕階段，毛劉之間很有些像“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成”。

毛澤東常愛誇“大老粗”貶“大知識分之”，又不能不用知識分子，因為他相信“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這次怎麽對“有理說不成”的劉少奇如此小心翼翼，甚至不惜違憲毀紀地動用軍隊？

這是剻大富、韓愛晶，以及那些“心懷天下”的中學生們，永遠也解不開的謎。

毛這看似“殺雞”用“宰牛刀”的笨招，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他認為，劉經過多年經營，已形成了一個包括他精心培殖的鄧小平在內的龐大的政治集團，黨政大員一多半歸屬了劉，而他除黨主席和軍委主席兩個名頭外，沒有任何行政職務，若書生氣地講什麽法紀，很可能落個赫魯曉夫那樣的下場，這對晚年時刻準備“去見馬克思”的毛是最恐怖的事。毛幾十年“與人鬥”的經驗使他輕而易舉地想到了軍隊，想到了林彪。因為他太了解劉的曆史，很清楚軍隊的高級將領們對劉的崛起大多心懷不滿。林彪就是其中之一，他相信林是會積極響應他倒劉計劃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過高估計了劉的實力，但在當時，毛不得不多加小心。

毛沒想到劉一“遇到兵”，不僅不抗爭，反而還和他玩文讀這一套，或者也正因如此，毛才改變了武裝解決的計劃，轉而文鬥了。

毛所以高估劉的政治能量，誠然是他本性多疑，又長期脫離實際之使然，但也不是沒有根據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就讓他憋了一肚子氣。但那時劉順應了黨心民心，他自忖理虧，他從來不與民心相悖。1963年，他認為大饑荒過去了，可以搞點運動，整整那些“魚肉鄉裏”的官僚們了（客觀地講，盡管毛把農民玩得最慘，但農民情節始終未變），三年“天災”餓死了多少種田人，官方雖未公布，但毛肯定知道，所以他再不高興，也從未正式反駁過劉少奇的“七分人災”說，劉以中央名義處理了幾個民憤太大的省地大員，毛也未加幹預，我們沒有證據說，毛認為劉這是在收買民心。但公安部長謝富治告訴他，劉少奇曾指示他調查三年 “自然災害”中非正常死亡問題，他肯定會對劉的動機產生種種聯想。而他也極憎恨官僚體製，但他從來不會象劉那樣四平八穩的就事論事，出手就是主義對主義的大手筆：“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為口實，要求進行一場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指示劉親自掛帥。

文革後，相當一段時間，國內主流媒體為反襯文革之惡，把前十七年描繪成“人幫人”“人愛人”的天堂，以至誤導了相當一部分良善青年（他們中不少是毛熱的狂熱分子），其實，莫說“三年自然災害”，“反右傾”“大躍進”“反右派”，便是後來為鄧小平基本肯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也充滿了冤假錯案和血淚仇怨。而毛與劉正式交惡，正是因為這個到現在也說不清要幹什麽的“社教運動”。

祥情這裏就不講了，單就毛劉分歧簡述一下：1963年，劉按毛的旨意，在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等三反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運動開始還比較注意依靠當地基層組織和幹部，隨著對基層形勢判斷的越來越嚴重，工作隊開始取代當地幹部，“包辦代替”，打擊對象也擴大到地富反壞右，出現了捆綁吊打、逼供信，從教育變為鬥爭。

1964 年12月，毛批評運動打擊麵太大，強調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則不同意，認為重點還應是整下麵，整“地富反壞右”。會上毛劉互不相讓。當然，最後劉還是低了頭，作了檢討。並在次年１月，下發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23條”），文件中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請注意，走資派是毛發明，而且是在“社教”中最先公之於眾的。

文革中批劉少奇時，把運動出現的問題全歸罪於劉，說毛“及時糾正了四清運動在基層的擴大化問題，提出了運動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這種論調多少年仍不絕於耳，實在不能不令人想起戈培爾的那句名言：“謊言重複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本人參加過“社教”，時間是1966年春天到8月，從時間上就可以看出，文革實際上是直接從“社教”轉過來的。而文革初，幹群之間矛盾也是“社教”中發生（或幹脆曰：製造）矛盾的繼續與交叉轉化和升級。原來，我還以為我所在單位這種情況屬特殊，後來從公開披露的文件資料中發現，從社教直接到文革在全國十分普遍。例如上文中的許立群在1966年

接替另一位中宣部副部長進駐的北京大學，就是因打擊麵太寬，引起中央關注並糾正的“重災區”。還是鄧小平出麵糾正了前工作隊對北大“北大屬爛掉了、要奪權的單位”的定性，解放了被工作組重點打擊的校長陸平。鄧小平出麵的時間是1966年3月3日，也就是毛林的“大軍”正在對北京城區形成三麵合圍之時。而2個多月後，聶元梓的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就出籠了，矛頭直指陸平及“包庇”他的“社教工作隊”。

最近，我又仔細研讀了“23條”，發現它的指導思想就是貫穿了整個文化大革命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首次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文革中的“最強音”，可以說，它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綱領。它與前麵的兩個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兩個文件“前十條”與“後十條”相比，其實更左，完全談不上什麽“糾偏”，不過是兩個主席之間的政治角力，你要這麽幹，我偏要那麽幹。表麵上看，一些具體人和事，確實得到了糾正。但由於極左的指導思想主導，這種反複的結果，隻能使矛盾更深，也更尖銳。比如北京大學的例子，若無這種無是非的左右搖擺，會出現聶元梓這個“領袖”嗎？陸平不是又被二次打倒了嗎！

我不認識聶元梓，也不認為她是個什麽好人。但社教隊敢揪住他不放，肯定有一定的證據（且不論這證據放在今天算不算問題，但在當時肯定足以上綱上線），鄧小平說他是好幹部時，不也留了個“也有錯誤”嗎。反過來講，聶元梓不是剻大富，她是延安時期的抗日幹部，13級不高，好歹也擦著高幹的邊，若無一點道理，她憑什麽要撒那個潑？問題不是非要論個好人壞人，而要弄清他們在曆史上起了什麽作用，現在可以確定地說，陸平也好，聶元梓也罷，無所謂是亦無所謂非，不過都是毛澤東政治棋局上一枚棋子罷了。

扯得又有些遠了，不過我還是以為要搞明白文化大革命，必須追根朔源，而其最近的根源就是這個“社教運動”。甚至可以說，若非這個“社教”，毛未必會與劉撕破臉。所以，這個社教還是很值得再研究的。


內戰與分裂（十九）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社教”是毛澤東提出的，從字麵上看，他是要用社會主義防止修正主義（關於這兩個主義將另文祥解）。具體領導者是劉少奇，從實踐上看，他是要清算“大躍進”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中的責任者（盡管他本人也不幹淨，但畢竟沒有直接責任）。在此之前，主持中共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已處理了，災情最重（死人最多）的安徽（曾希聖）、河南（吳芝圃）、甘肅（張仲良）、青海（高峰）、山東（舒同），但另幾個問題嚴重的四川、湖北和貴州，卻因種種原因未動。社教不久，劉就學毛搞運動的套路，拿貴州第一書記周林開刀，為他的“四清”開道。並指令問題比貴州更嚴重的四川第一書記（也是西南第一書記）的李井泉負責運作，用毛的人搞毛的人。

周林這個人，是個功過各半的人，若單論他在“大躍進”和“三年災害”中的作為，嚴格些講，其項上人頭殺一千次也難補其過。他在黨內鬥爭的作法，其手段毒辣，不次於康生者流。但1961年後，周林在大饑荒刺激下，開始反省自己，並利用他在貴州說一不二的地位，切實地做了不少補救的工作，比如他參照中央的新政策，恢複農民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還更進一步，宣布荒山荒地誰種誰收，三年免征公糧等，使形勢有所好轉，。也就是說，周林相比於其他省的左派們，至少與奉劉之命整治他的李井泉相比，還算個比較好的“父母官”畢競他還能在了解百姓疾苦後，修正錯誤，否定自己。

評曰：周林所謂補救，不過是放鬆了對人民的限製，並無實質投入，便獲得了“形勢好轉”。這本應引起當權者反思總結，遺憾地說，覺悟了的周林又為此獲罪。而文革中，被當成提倡“三自一包”的劉少奇，卻不止一次藉“包產到戶”整人。平反後，官方還認為劉在經濟政策中如何務實、正確，不知究竟該何解？據我所知，所謂“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源於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副總理，時有個著名的《安徽農村調查報告》（我養父是寫這個報告的調查組長），在這個報告上報中央後，鄧子恢便被毛指控推行“三自一包”“小腳女人”而撤職，同時連農工部也撒消，由譚震霖接鄧出長農業口。除了在批判他的文章中有他推行“三自一包”的說法，還沒見過他推行過這個政策的任何文件資料。鄧小平在大饑荒後，倒是支持過擴大農民自主權，但也沒實際推行，大約是當初批劉鄧，出於政治需要，把他倆捆到一塊，不分彼此，以後便以訛傳訛，不辨雄雌了。

其實回首曆史，鄧小平改革與周林當年放鬆限製多麽相似，不用什麽投入，別把權力都集中在中央，人民就能很快使“形勢好轉”，多麽簡單的道理，可我們“偉大導師”卻至死沒明白這個道理，死摳“小生產”的教條，死抱住“農民要自由，我們要社會主義”，把自由與他的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結果弄得國家窮得“有錢買不到東西”。不用說1960年，想想1976年以前的市場和1980年的中國市場就行了，從有錢買不到東西，到有東西沒錢買；從收不上公糧，幹部到農民家裏搜、搶，到農民賣糧公家沒錢付，隻好打白條。現在40歲的農村人都可以講講，小時候你一年能吃幾次白麵。不用再講了，用毛時代的術語，憶苦思甜去吧。革命是為了生活，生活不是為了革命，不要再像我們年輕時那樣，一切都為了革命，那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子，弄懂了這一點，我想其他事就都好辦了。

劉少奇在事隔兩年後拿周林祭旗，若真是清算其“曆史罪行”，當然不錯，問題在於他出自政治考量，不是究其左的草菅人命，而是藉“包產到戶”批周，就不能不讓人質欵他的動機和目的了。作為社教中一個引發爭議的典型，毛澤東當然有他的看法。實際上周林並不能算毛的親信，他與這位抗戰時期入黨，新四軍出身的邊遠窮省掌門人，不過隻有一麵之交。但劉少奇這一整，毛反倒成了他保的對象。

客觀地講，劉少奇在社教中之左，不亞於毛在文革中的作法。他好像在與毛比看咱倆誰更左，並總領先毛一步。比如在貴州問題上，他首創了一個嚇死人的“反革命的兩麵政權”，被毛在“後十條”中，接受並定義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兩麵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提出了有的地區還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工作”，修正了原來依靠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

1964年9月，中央這個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正式下發後，全國立刻掀起了一陣抓“小台灣”熱潮，本人當年所在的新疆，雖地處偏遠，又是少數民族地區，也抓出了不少“小台灣”。

1964年，周林被撤去第一書記，公開理由是：貴州的建黨根子不正；鎮反、土改不徹底，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貴陽市被宣布是“小台灣”。

分明錯在左，卻硬說是右。說輕了是“文不對題”，說白了就是“偷天換日”。如此，“社會主義教育”，又能教育出個什麽呢？我看除了說謊騙人，別的什麽也學不到。

李井泉派到貴州省主持“社教”工作的是，四川省長李大章。李大章是個老資格，老到與周恩來、鄧小平上世紀20年代在法國留學的同學。1964年10月，貴州省委改組，中央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周林降為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一職被免去。原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人、候補書記一人及四個省委常委被停職反省。從10月到12月，在全省的省、地、縣開展奪權，畢節、安順、銅仁等三個地委書記和遵義地委副書記免職被批鬥，晴隆縣 1，875名黨員，受各種處分就達430人。

李大章是知識分子，從他的資曆與職務的不對稱上，就可以看出他不是李井泉之類的左派，這次為什麽這麽左？該文推測說：李大章雖然資格老，但除了在建國初短期任過西康省省委書記，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為主持全麵工作的一個省的代書記，這是劉少奇給他的，他要做出成績給劉少奇看。

此說有無道理，我不知道。但從史實看，促成李大章“左”了一回的主因，是中央政策，輔音則是周林“民憤”太大。貴州 “社教”是周林治黔十年，打擊迫害外籍幹部的政策，以及他在“大躍進”“反右傾”中，積極推行過左政策，加深了黔籍與南下外籍幹部矛盾，長期積累爆發口，南下幹部奮起批周，按中央文件口徑，所有事實必然要戴上“反革命資本主義複僻”，眾口成鑠。再加上貴州又確問題多多，餓死人最多，“包產到戶”也多，問題幹部更多，非常適合劉少奇對“反革命的兩麵政權” “從上到不都爛掉” 的定義，何況李大章本身就對李井泉極左一直看不慣，扳不倒李井泉，便把恨泄到了在他看來與李井泉差不多的周林身上了。

文革後，由於人們對文革政策的極度反感，對一些甄別平反了的幹部，隻說好不說壞，姑不知老幹部中不少人在十七年裏，尤其是1957年以後，多少都有過對不起人民的劣跡，便是後來鄧小平改革時，起用過的趙紫陽，當年在廣東也是個左的出奇的人。周林一案，放在法製國家，論罪當殺也並不過分。平反了，並不等於他過去就對了。要誇周林，便要給對立麵的李大章扣個巴結劉少奇的帽子，便是這種“一元論”典型事例。

時任第二書記的錢瑛當時的作為可以佐證此案基本公正。錢瑛是中央派下的幹部，後來曾任中紀委副書記，此人黨內口碑不錯，是個為人正派的高級幹部。她在 1961年底和1962年，在安徽走訪調查，後通過劉少奇撤了曾希聖的職。為被曾希聖打成“右派”正在“勞改”的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被打成“右傾份子”“階級異己份子”“反革命份子”的前副省長張愷帆平了反。還頂住壓力，“改正”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當年，中共極少有如此膽略者，真可謂“當代女包公”。這樣的人，能唯上不唯實嗎？

周林在1964年底，給中央和毛寫封申訴信，通過省委機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

1965年1月，毛開始幹預貴州“社教”，一聽到第三書記陳鋼的名字，立刻對李井泉下令：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團，貴州省委周林複職。等於否定了劉少奇的“貴州典型”。

但對於毛“周林立即複職”的命令，李井泉卻以“周林在貴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頂住不辦，為應付毛依照慣例，調周林回成都，和剛調到成都的原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一樣，做了一個不管事的空頭書記。

這時，毛還沒想和劉翻臉，實在是個意外，全是因為這個陳剛。原來這個陳剛就是當年“富田事變”時被起事的部隊誤抓，後立刻被釋的那個“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

當年的易爾士並沒做任何不利於毛的事，毛何以如此草率“因人廢事”？有人用毛從不許中共情報係統人員指地方黨政工作來解釋，我以為理由不充分。陳鋼或者易爾士，確曾長期從事情治工作，在中央社會部工作，1945年任副部長。但其60年代初，就調任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毛並沒幹預。何以到貴州就不行了呢？我認為可能是陳鋼在這個時候出現在周林案裏，讓毛想起了易爾士和“富田事變”，那畢竟是一生中最大的一個噩夢，而這個易爾士又是唯一還活著的直接見證人，用不著再說別的，讓這一切趕緊結束吧。

所以，毛沒說陳剛一句壞話，在結束了貴州“社教”，毛也沒堅持讓周林“複僻”，說明毛並非因袒護周才否定的貴州案，以後也沒聽說毛為周林講過什麽話，所謂，毛“關照”周林，不過是一個誤會的誤會罷了。

那麽“富田事變”為什麽會使毛澤東如此失態呢？

內戰與分裂（二十）五一六兵團與周恩來

你看過，以張國燾、夏曦利用“肅反”殺害忠良為素材的的電影電視劇嗎？慘不慘？但我要告訴你，與“富田事變”相比，那不過小巫見大巫。我不知道別人會不會象我第一次讀到這血腥的一頁時，竟然失聲痛泣，我知道這才是真的，但我又不願相信這是真的。我哭了，我為我心中的神聖被無情褻瀆傷懷。我哭了，為神之死而哀嗚。我哭那些慘死的紅軍將士，哭這曆史之殘酷，也哭我自己……眼淚哭於了以後，我開始發奮讀書，馬克思、列寧、弗洛伊德、康德、大小仲馬，還有孫中山、蔣介石、康有為，以及王朔、賈平凹，《史記》《漢書》……，開始了從零的輸入。或者也是從此之後，才真正有了自己的頭腦，不再憑一腔熱血，學會了客觀和懷疑，也就是思想。那時，我已年過而立。

最早我是出於好奇，想弄清當年蘇區“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是怎麽回事，1967年，在北京找到一些有關“富田事變”的傳單，雖都是當“反革命暴亂”來寫，但多少透露了一些事實，比如紅20軍“集體反水”，主犯被處死，部隊被解散。叛軍為反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偽造毛的信，挑撥朱彭黃，離間紅軍等等。

當時，我並不懷疑其反革命性質，但覺得紅軍出個把叛徒可以理解，整軍整團的叛變，何況還有個省委參予，實在難以理解。1967年，北京傳來，在農墾部副部長肖克和陳漫遠煽動群眾打倒王震，兵團一百多位師團以上老戰士，聯名譴責肖陳，並派人赴京聲援王震。正巧一天中午，我闖進一間辦公室，肖克正披著大衣伏案小憇。因為我上午已見過他，並聽他向圍攻群眾解釋過他與王震的關係。所以當他抬頭向我投來疑惑的目光時，我立刻表明來意：我想問部長一個問題，行嗎？他聽我說完，點頭示意我坐下。我直接了當地問他，1931年，您在井岡山。你知道紅20軍叛變的事嗎？肖神情陡變，死死盯著我，半響才反問我：你想問什麽？我已經被將軍給看毛了：他們為什麽叛變！肖見我並無惡意，至少不像上午那些軍墾戰士們那麽充滿敵意，又習慣地露出了平素的威嚴，略一思索後說：反對毛主席，後來讓我們給包圍繳械了。我還想問什麽，但來人了，將軍又開始舌戰群雄了。

其實，肖克將軍等於什麽也沒告訴我，但他那令我發毛的目光卻一直伴隨著我，13年後，當我看到老將軍又提到“富田事變”的，我突然明白了，那目光為什麽如此瘮人。

肖克：1927年參加北伐和南昌起義。曆任紅軍31軍軍長，八路軍120師副師長，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兼華中軍區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農墾部副部長。軍事學院院長兼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中共第八、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原中顧委常委。

直到文革結束5年後，我才基本弄清了“富田事變”的全過程，為節省篇幅，簡略地講一下起因：大革命時期，中共在江西武裝割據除了井岡山外，還有一個東固山革命根據地，時稱“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創始人是李文林。從1929年下半年，以李文林為首贛西南的黨組織與以毛澤東為首紅一方麵軍的總前委（實際是與毛），在鬥爭策略上產生了一些分歧，主要有：毛主張平分土地。李主張以勞動力為標準分田。毛還給李扣了頂“富農路線”的帽子（注意“富農路線”出自這裏，後來又被任弼時、張聞天借過來還給了毛）。二是毛要求在根據地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李則認為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尚不成熟，需要慢慢來。1930年2月，毛主持成立了贛西南特委。在3月，召開的贛西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將贛西南地方黨組織的做法稱之為“機會主義的最高表現”，“以勞動力為標準分田完全是地主富農的主張”，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注意：這是在中共文件中首次出現“AB 團”）。

於是從1930年5月，李文林在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稱之為“紅色五月運動”的肅反。肅反大搞肉體摧殘的刑訊逼供，導致了一供十、十供百的嚴重後果。10月，紅軍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敵人文件時，發現了一張條子和時任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的家屬有牽連。李當即被扣留在黃陂。 10月14日，毛給中央信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

1930年12月上旬，朱毛赴前線，指揮作戰，把改造贛西南組織的任務交給紅一方麵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12月5日，李韶九到達富田，立即包囲行委，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紅20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蘇秘書長）、劉萬清（原四軍政治部主任）等8人。到11日，李韶九僅在省行委、省蘇兩機關和政治保衛隊即破獲“AB團”120餘名。12月 8日又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到富田，加強肅反的領導力量。9日，富田肅反人員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規模的捕人狂潮。10日夜，李韶九下令槍斃要犯17人；11 日夜，又下令處決24人，其中有省行委員7名。

李韶九等人的濫捕、濫殺，終於釀成了富田事變。

事變頭目是紅20軍174團政委劉敵。當時他率領獨立營在前方,接到軍部要他返回的命令,還以為是因打了勝仗要獎賞他呢。不料一到軍部即被當作AB團抓起來,由李韶九審訊。劉李是湖南同鄉,早相識,知李的為人。便改用長沙話與之攀談,附和李,漸漸取得了李的信任,不僅不把他當作AB團,還要劉好好幹,示意將來20軍 會交給劉敵,並派人送劉回營。

劉敵回到部隊,將這天的遭遇與獨應營長張興和政委梁貽喜說了一遍,張、梁二人都憤憤不平。第二天早飯後,劉敵找到張興和梁貽,說李韶九這次來,目的是企圖消滅江西黨和部隊的幹部, 是總前委的陰謀,於是三人商定請李韶九來講話,乘機將他扣留。但血氣方剛的張興,不等請李來便去軍部質問。這一去當然是自投羅網。劉敵聞張興被扣,立即與梁貽喜集合部隊,迅速包圍軍部,釋放了被捕的謝漢昌、張興等人,抓住了與李韶九合作的軍長劉鐵超,隻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於擔心李潛逃回富田殺害被捕的省行委同誌,劉敵等立即率174團機槍連和獨立營馬不停蹄奔向富田。黃昏時到達富田,包圍省行委,繳了12軍一排人的槍,釋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誌。此時,陳正人未歸,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護下逃脫,隻是誤捕了率閩西參觀團來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 (注意他在這裏出現了)。

當晚，劉敵等連夜開緊急會議,認定李韶九所為是受毛澤東指使的,認為毛是"許克祥第二"。為防止紅軍之間發生衝突,決定紅20軍向西開拔,渡贛江,進駐永陽。

第二天一早,富田廣場召開士兵大會。被捕同誌在會上報告了事件的經過,控訴了李韶九的惡行,還 脫下衣服展示滿身傷痕。整個會場群情激憤,戰士們喊出了 "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

12月13日，紅20軍在謝漢昌、劉敵率紅20軍渡過贛江，宣布脫離紅一方麵軍。

12月15日，原被捕的中共江西省委領導段良弼、李伯芳等人宣布成立省委，並指責肅反是毛澤東的密謀，致信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等人，要求他們立即逮捕毛澤東。紅20軍還派段良弼前往上海，希望能獲得中共認可，

12月17日，彭德懷率紅3軍團前往平叛，12月20日，紅二十軍派人向彭德懷送去一封據稱是毛澤東所寫的密信，信中毛指示古柏對朱德、彭德懷等進行誣陷。12月21日，彭判斷此信係偽造，率紅三軍團發表聲明，支持毛澤東，不久朱德等也加入聲明。後陳毅前往紅20軍駐地永新進行調解，釋放了李韶九等人。

1月5日，劉敵、段良弼釋放了誤捕的易爾士,並向其道歉。當易指出他們未經中央表態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是錯誤的時,劉段等接受了批評，並決定由段良弼代表他們向中央匯報。劉敵還寫了一封態度誠懇的長信,述說事情經過,承認自己做錯的地方,懇請處分。聽易爾士說黨中央經濟十分拮據,他們還決定將所有的200斤黃金由易爾士和段送交中央。,段良弼帶著幾十兩黃金和劉敵給中央寫近萬字的《富田事變前後詳情》報告，一路輾轉到達上海,見到了任弼時和博古,將黃金與報告交給了黨中央。報告詳細闡述了事變經過和行委與毛澤東爭論的十個問題。結尾寫道:“關於我個人的錯,請求中央指出處罰,任何處罰我都會心甘情願。但 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請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學習。”

這份用毛筆書寫在毛邊紙上的報告,至今還藏在中央檔案館內。

段良弼走後,紅20軍的領導人一麵等待上級黨組織的表態和處理,一麵繼續領導軍民配合其他紅軍與白軍作鬥爭。但他們沒有能再見到段良弼，在與任博談話中，飽受驚嚇的段良弼就發覺中央情況有變,未待與中央聯係，便悄悄走了。他這中斷了自己們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殺。

易爾士的故事到這裏就完了。毛澤東為何對他如此敏感，個中三味可以細細地品。

但富田的故事卻隻講了一半，另一半恐怕更會令人難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