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麵內戰（一一三）兩條路線

全麵內戰（一一三）兩條路線

王明崛起真正的原因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

複雜是因為王明一夥在中共突然崛起有莫斯科改造中共的政治決議，1930年12月3日，國際明令遠東局:“責成遠東局關照一下，使現在離開這裏前往中國的兩位同誌(指張國燾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國的(國際)列寧學校以前的學員能夠真正參加黨的工作。” 18日，國際又指示遠東局:否定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達到新老幹部團結並堅決消除他們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也有中共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因素，而直接原因則是中共領導人對莫斯科意圖的誤解，這其中有向忠發意氣用事的因素，是他在被批評分權後，由左而右地以個人名義委托王明負責的。更為直接的還有周恩來為平抑向忠發等“一幫暴徒”，借國際意圖利用王明等一班年輕知識分子的“摻沙子”的因素，在議論召開緊急會議，增補中央委員問題時，王明的呼聲較高，政治局常委關向應力挺王明“他反立三，尤其是對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及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等問題”有較正確的看法，因此，當有人提議王明為江蘇代理書記時，當時具有決定權的周恩來表態讚同，會議當即一致通過，並決定：“韶玉代理省委書記”，他在組織部的工作暫由他人代理。等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由劉任書記，王明再回組織部。

在這裏似乎著不到米夫的作用，但所有這一切又都有米夫的因素。據資料披露，從1930年6、7月起，王明曾多次給米夫去信求援，這年12月中，時任國際執委的庫秋莫夫在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我還有一封信，是中國一個同誌寄來的，他在這裏很久，是從這裏派到中國去工作的。他為著國際路線而鬥爭，卻被稱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細，因此留黨察看3個月到6個月。這裏的同誌起來說話防止黨去犯錯誤，卻對他實行摧殘——這是不能容許的事情。另一執委皮亞特尼茨基也說:在蘇聯有許多學校，有好幾百中國同誌在那裏學習，他們之中有很好的同誌知道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際。他們回去了，但是不能夠做到領導工作，現在明白了，因為有一種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費了很多力量和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瞿秋白或者李立三不要他們做黨的工作，我以為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夠允許的。

顯而易見，這都是米夫的作用力。

米夫是王明的政治後台，從他的政治品質講，確有通過王明等操控中共的意圖，這是沒有疑問的。問題在於米夫想把王明挺到什麽位置上？是想讓王明取代向忠發當總書記嗎？答案顯然是否。因為一是米夫無權決定中共黨首問題。二是米夫也明白王明沒有當黨首的條件。客觀地講，盡管米夫對中共造成了一些傷害，但他與斯大林一樣，是把中共事務當成其事業，主觀上是希望成功而不是去毀滅它，正如後來斯大林承認了毛澤東，而沒有讓王明出長中共黨首一樣，米夫隻是想讓王明在中共有一定說話權，以貫徹其的思想，並沒有扶王明登基的想法。這從1931年11月初，王明到莫斯科3天後，米夫即建議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之後又使國際執委會“暫時任命王明同誌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成員”。而4個月後，中共中央致電國際表示:“我們希望，伊萬諾夫(王明)立即回來擔任領導工作。”之後國際東方書記處在半年後明確答複中共中央，“王明很快返回”。兩個月後又電告中共“中共中央五中全會隻應在王明到來後召開，他應是這次全會上的主要報告人之一”。又過了半年多國際執委會重申“同意中共中央關於王明同誌回國的建議”。但始終沒放王明回國，直到6年後1937年11月，王明才在抗日戰爭前夕，帶著“聯蔣抗日、保衛蘇聯”的特殊使命“從天而降”這個史實，就可以清楚著出，在王明問題上，中共比米夫更積極。

這一階段中共的名義負責人是博古，實際負責的卻是周恩來。

是周需要王明嗎？

在王明身敗名裂的今天，承認這個事實是很困難的。但大量史料均證明，這是真的！

此亦所謂的：簡單。

半官方的傳記作家葉永烈首先用了“曆史選擇了一”這個說法，他寫的是毛澤東。

若此說可以成立，那麽此說也適用於王明。

這是不是太抬舉王明了？

從史料研究中，我本人對王明沒任何好感。但又不能不正視這個曆史真實。王明確實是在中共那個矛盾重重、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多事之秋的最佳人選。他是靠反“立三路線”起家，說穿了就是反向忠發，這一點上不僅與周恩來不約而同，與一線實際工作的朱毛及任弼時等也不謀而合（所以，毛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對王明崛起的六屆四中全會持肯定態度），簡單地講，與“一群暴徒”的向忠發們相比，周當然會傾向王明。同理與後來毫無實際經驗，卻又年輕氣盛、頤使氣指的博古相比，朱毛與周自然也會選擇王明。

王明是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的特殊產物，正如周恩來後來講的，他是在遵義會議以後“才真正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一樣，這話雖有應景的意思，但它反映一個事實：中共頭一次不經莫斯科批準，獨立自主地改變了中央領導的組成。這對從來要按國際指示決策的中共來講，可謂開天劈地，甚至可說是中共曆史的轉折點。雖然這次會議並非如後來官史宣傳的那樣，建立了以毛為首的中央，隻是恢複了毛的政治局委員。但既使真如官史宣傳的那樣，客觀地講相比於向忠發的“一群暴徒”和王明博古的“28個半”書呆子來講，毛澤東也更適合當時中共黨首的角色。

總而言之，如果說“曆史選擇了某某”氹義就是在比較中選擇，那麽王明與毛都是曆史選擇的結果。但曆史選擇並不是因為什麽“光榮偉大”，也不是因為什麽“路線正確”，甚至也不是因為先進性或人民向心。它隻是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矛盾的產物，這就如同曆史上的改朝換代一樣，你總不能說清興明滅就是曆史進步吧，但那又確是曆史的選擇。

選擇王明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偶然是他這麽個不到30歲，回國工作還不足兩年的後生，能在群星燦爛的中共異軍突起，是當時所有人都想不到的。說它又是必然則是指在陳獨秀之後，中共群龍無首，思想混亂，莫斯科無奈之中竟以“工人成份”取代“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推出一個江湖老大為黨首，使本來就不成熟的中共更幼稚也更混亂了。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莫斯科還是中共內的群雄們，都迫切需要改變這種“暴徒當政”的狀況，雖誰也不直說工人成份靠不住，但實際上還是要回到知識分子當政。王明等“造反派”不但“造反有理”，而且又是莫斯科培養出來的一代“列寧主義”的知識分子，由他們來取代“暴徒”也就順理成章，勢所必然了。

然而，曆史的這個選擇並不高明，它開創了中共創建以來，一個災難不斷的動蕩歲月。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是中共曆史上會議時間最短、意見分歧最大、實際效果也最差的一次黨會。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否定三中全會，改組中共。在反“立三主義”的同時，又加上反瞿秋白與周恩來的“調和主義”，唯一優點是否定了三中全會關於“黨內目前主要危險是右傾”的決定，但也隻是停留在紙麵。相反這次會議增補的中委沈澤民、夏曦等，會後被派往新成立的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當書記，在肅反中殺害了成千上萬的紅軍將士，其殘暴遠超過了蔣介石“四一二”對中共的殺戳。

四中全會與三中全會的“調合”（團結）截然相反，是一次鬥爭鬥爭又鬥爭的大會。從國際代表艾伯特（也有譯埃斯勒或羅伯特）提出選舉問題起，會場就充滿了鬥爭。羅章龍“主張徹底改造政治局”，否則不舉手。餘飛直言：三中全會政治上已完全破產，因此三中全會選出的同誌完全無效，全部另選。“工人成份”的史文彬、徐蘭芝、韓連會、邱泮林當即響應，甚至另擬出一個政治局名單要求表決。 袁乃祥堅持：三中全會選出來的全部退出，一定要另選！

艾伯特解釋道：這樣做是不對的，他們中有許多是反對“立三路線”的。並且瞿秋白已經承認了他的調和錯誤，他應當留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的問題則必須要由共產國際來解決。

王鳳飛立刻指著艾伯特厲聲說：你這樣做是要負責的！

羅章龍又火上澆油道：我不同意按照遠東局的名單進行選舉，幹脆共產國際代表指定好了，我們放棄表決權。

艾伯特也軟了，要主持會議的徐錫根就這一有爭論的問題舉手表決。結果，讚成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委全部退出去的11票，反對的15票，袁乃祥、羅章龍等人的意見被否決。羅章龍等不服氣，羅還站起身來要以退場抗議。被顧順章連勸帶拽地拖回來。但羅又衝著艾伯特吼了一句：你指定好了，不必表決了。韓連會也附和羅泛：由共產國際代表指定好了，不要表決了。何孟雄、史文彬、餘飛等也隨聲附和。

艾伯特不得不用“反國際”來鎮唬羅章龍、何孟雄們了。他聲音不高，但極嚴厲地說：這位同誌的話6個月前我們也聽到過，那是李立三說的，那是對共產國際的冒犯，是輕率的。現在又有同誌這樣說話，這是李立三的做法，同樣是對共產國際的一種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這種方式講話。我以國際代表的名義，要求馬上將名單付諸表決。

艾伯特的話起了作用，周恩來重新宣讀了名單（因為何孟雄、羅章龍等拒絕投票，參加投票者隻有20餘人）。遠東局提名增補的9名中委全都順利通過。其中王明得讚成票18票，反對票4票；沈澤民得讚成票17票，沒有反對票；夏曦得讚成票17票，反對票1票。政治局委員名單中隻有周恩來和盧福坦兩人有爭論，經表決，以18票對6票否決了要求周退出政治局的動議，同時以同樣的票數通過了增選盧福坦入政治局的動議。留蘇學生隻有王明一人進入政治局的。

亦即說四中全會上鬧“鬥爭”的並非王明，而是後來被捕犧牲了的何孟雄一派和後來鬧到另立中央的羅章龍及“工人成份” 的史文彬等人。而且遠東局在會上還極力維護了向忠發、周恩來等老中央，也並未力挺留學派。相反改三中全會稀釋權力的七常委為三常委，會上爭論最大的周恩來仍是正式常委，而王明也隻是個候補常委，這顯然與官史所稱的：王明、博古一夥在六屆四中全會後奪取了中央領導權之說相比甚遠。

那麽所謂的“王明統治四年”之說的真相又如何呢？



全麵內戰（一一四）兩條路線

最早反對四中全會的劉少奇。在1943年時是這樣評價四中全會的：本來，三中全會雖然未在思想上糾正立三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當時還是糾正了的。當前問題是解決了，本來可以不開四中全會的。但米夫到中國後與王明結合，卻召集四中全會，打擊恩來、秋白。

劉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基本符合曆史事實，但由於是在延安整風時期，其主觀是為了否定王明，因此同時又製造了一個曆史假象。自此之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從1931年初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在黨內“統治四年”一說便寫進了中共的“新黨書”。

這四年確是中共史上最灰暗的四年。但要說中共在四年裏處於王明“統治”卻很難成立，這不僅因為他在這四年中有三年多不在國內，而且這四年裏中共的主要故事，多半時間都發生在武裝割據的蘇區，王明並非四中全會後的黨首，對毛澤東、張國燾們的作用力幾近於零。

另外，劉少奇所謂的“米夫到中國後與王明結合，卻召集四中全會，打擊恩來、秋白”明顯有悖史實。四中全會打擊瞿秋白是事實，周在會上被指控“調和主義”是最大的爭議人物也是事實。但造成周爭議人物的並不是米夫和王明，而是向忠發及羅章龍等“鬥爭”者。相反遠東局（或米夫罷）還堅決維護了周。據史料披露，四中全會後的第三天，向忠發在遠東局召集他與周恩來等商討新政治局的分工問題。向提議以他與任弼時、王明和張國燾為常委，周恩來因為爭議較多，建議代理江南省記從事實際工作。遠東局當即明確表示反對，提議政治局常委分正式和候補，正式常委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擔任，候補可考慮王明、陳鬱、張國燾三人。

顯而易見，莫斯科或此時已到上海的米夫並沒有打擊周的意圖。最有力的證據是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不但通過了向忠發的正式常委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候補常委陳鬱、盧福坦、徐錫根部分修正了遠東局意見的提議，而且還對王明安排問題發生了爭論，最後決定王明在江南省委一個時期，等有合適人選再考慮回中央。

也就是說按合法的全中決議，王明連候補常委都沒當上。若非一周後，發現徐錫根、陳鬱卷入羅章龍的分裂活動，王明恐也難進常委圈子。

劉少奇所以強調“米夫到中國後與王明結合”，一是因此時米夫是遠東局書記，二是國米夫此時已失寵於斯大林被處死了。把王明和米夫扯到一塊兒，更能使莫斯科認可（這種投其所好的政客伎倆是劉一貫的“鬥爭風格”。後來反彭德懷時，他又祭出死高崗來逼毛認可是又一典型案例）。劉此說之後，米夫便成了眾多演義的主角，不但是扶殖王明上台的幕後元凶，而且還是王明路線的始作俑者。但他沒有講米夫到中國來的史命是什麽？改組中共中央固然是史命之一，但改組中共中央是為了進人朱毛開僻的“蘇維埃共和國”，亦即莫斯科決定改變中共的政治戰略，從城市群眾運動為主轉變為農村武裝割據蘇維埃運動為主。弄清了這一點，就可以明白四中全會，米夫為首的遠東局為什麽對瞿秋白、李維漢等書呆子棄之若拋履，對周恩來卻要死保：因為當時中共核心人物中，唯有周恩來能當此重任。亦即並非米夫喜歡周，而是他需要周。米夫再笨也不會依靠王明來領導中共的武裝工作吧。

共產國際遠東局1929年3月成立於上海，其任務是聯係和指導中國、朝鮮、日本、印度支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工作。遠東局最初的負責人是雷利斯基（奧斯藤）；成員埃斯勒（艾伯特），代表共產國際；喬治·哈迪，代表紅色工會國際；馬西，代表青年共產國際為雷利斯基。1930年3月至8月，雷利斯基離華去莫斯科，遠東局由埃斯勒主持。1930年7月，共產國際調整了遠東局組成人員：米夫為遠東局書記，蓋利斯（托姆）為軍事工作小組領導人，同時兼任駐中共中央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和別斯帕洛夫繼續留任。很明顯遠東局由文而武，在這之前，中共按國際指示不但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負責指導全國軍事工作的蘇區中央局，並派項英、張國燾分別進入兩個最大的割據區。但就在米夫、蓋利斯準備進人蘇區之際，負責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根據地的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負責中共中央的保衛工作的顧順章，返滬途中在武漢被捕叛變。米夫等不得不迅速撤離，結束了在華的史命。但莫斯科並未改變對中共的戰略布署，又派化名弗雷德的烏克蘭人曼弗雷德·施特恩為國際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負責為中共製定軍事戰略計劃。1932年秋，那個因被中共稱為“太上皇”並擔戰敗之責而大名鼎鼎的李德（奧托·布勞恩）作為弗雷德的助手先於他的上司到達上海，而弗雷德次年初才抵達上海，因此李德更早為時以博古為臨時負責人的中共所接受，並在1933年秋，經博古要求被派到中央蘇區任弗雷德的聯絡員，而不是軍事顧問。需特別指出的是1932至1934年間，共產國際駐華政治代表兼遠東局書記是德國人阿圖爾·埃韋特，與米夫和王明全無關係。也就是說米夫與中共間除王明外，已無聯絡渠道。王明雖在理論上可以充當博古與米夫之間的紐帶，但理論並不等於現實，實際上王明在這一時期對博古以黨首自居十分不滿，多次聲稱他隻是委托博當中央召集人，而非當領導。相反卻對中央蘇區多有讚揚，尤其對毛澤東的宣傳，對毛在蘇聯黨和國際提升聲望起了相當作用。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史料中找不到王明“統治”的任何痕跡。實際上，劉少奇和延安整風的代表作黨書，能舉出王明路線的除一堆政治帽子外，也隻有他那個名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

那麽誰是這四年的實際“統治”者呢？

理論上是國際遠東局及博古。實際上這四年中共的男一號是周恩來！

周在中共從未正式當過一把手，但從六屆三中全會以後，他被委以軍事負責人時起，就成了黨內第一實權人物。這一方麵是因向忠發的無能，另一方麵也是中共工作重心轉移的需要。向忠發叛變後，本來按向的交待，輪到王明當政了，可沒三個月王明就放著個黨魁不當，溜到莫斯科去了。盡管沒資料佐證是米夫的主意，但合理的推論也隻能是米夫召他去的。當然決定權還是斯大林，米夫不過是個執行者的角色。我們從後來斯大林向毛提議讓周當總理，可以推論出，調開王明實際上就是要為周的軍事運動提供一個較寬鬆的政治環境。

周恩來在三中全會之後已開始指導和統籌全國的軍事工作。他在1930年10月29日的中央致紅軍一、三軍團前委信中，就以最高軍事統帥的身份指示，不要再為打長沙或南昌而爭吵，甚至發生分兵行動，強調要集中一切武裝力量並統一指揮，“利用敵人的弱點，盡力的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打擊”。並提出：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蘇區中央局，暫以毛澤東代書記，朱德為一、三集團軍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指導統一集中到中央局。

四中全會對周恩來是節外生枝。麵對黨內無序的派係鬥爭，他為了黨不分裂，主動承擔了三中全會的責任，同時對黨麵臨派別分歧和分裂危機，坦率地表示了他的憂慮：“黨現在正處在困難時期。立三路線是渙散了黨的，現在正要加緊的將它恢複與健全起來。”“如果說凡是過去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者、或者指導機關主要負責同誌便是立三派，拿他們當派別看待，說他們不堪造就，這依然是立三路線的繼續，我們也是要反對的。因為站在派別觀念上來解決問題，就一定會離開黨的利益而隻顧到派別的利益，這不是布爾塞維克黨允許的。”並以自責來求得妥協，他讓大會印發了自己在三中全會上的報告，還特別注明：“對立三路線之調和主義錯誤實可以拿它做一個標本式的文件。我發表了它，也正是要全黨來認識與指斥我的錯誤。”

四中全會後，中央的威信掃地，黨內思想混亂到各自為陣的地步，羅章龍醞釀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在準備成立第二江蘇省委，不少黨員一時不知所從。周恩來後來回憶起這一時期時說：這時他的想法就是要“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盡管他還沒有被一些同誌諒解，但他還是懇切地勸“鬥爭”同誌不要意氣用事，要在四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機構領導下團結起來，使黨避免出現大的分裂，度過這段最艱難的時刻。但當羅章龍、王克全等不但毫不收斂，繼續堅持反四中全會活動，經勸告後仍一意孤行時，周就對他斷然采取了組織手段，1月27日，通過政治局作出《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並決定開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緩解了分裂的危機。

1月30日，政治局會議決定周恩來兼任中央軍委書記。31日，常委討論分工，明確周恩來負責軍委和蘇區的工作。周在會上說：現在與蘇區的道路已通，必須迅速進去。

從這裏不難看出，三中全會以後周就急於轉變角色，若無四中全會及這之後的一係列麻煩，在送走張國燾後，他就應進入中央蘇區，那樣也就不會有3月初，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團去中央蘇區解決富田事變問題一舉。沒有三人團，也不會有否定項英對富田事變較為客觀的決議及5月改組蘇區中央局，撤銷項英的代書記，由毛取代項英的事。然而，曆史是沒有如果的，周直到年末才進入蘇區，此時紅20軍排以上人員已全部被殺，閩西王傅拍翠也被逼反。周阻止了鄧發的濫殺，批評了毛的“擴大化”，但麵對人人自危的現實，他實已無力回天了。



全麵內戰（一一五）兩條路線

何以說周恩來已無力回天了呢？

因為，周恩來到達蘇區時，麵臨的是內部“鬥爭”自相殘殺的“紅色恐怖”，和外部的大兵壓境。我們不知道周對項英為富田事變所做的結論“無原則的派別鬥爭”是如何看的，而且從史實看，周並不想為富田事變平反。毋庸諱言，由於受國際指示影響，周在上海時對下麵也有過不少過左的指示。但當他接觸到實際，了解了實際情況後，卻能毫不猶豫也否定自己，並在實際工作及時改正。比如他毅然周“肅反擴大化”，製止了中央蘇區的“紅色恐怖”，著力於法製建設，剝奪了行政和軍事首長的“肅反”殺人權，並邊緣化了毛和鄧發的政治權力。（這就是毛在文革中“評水滸”中說的：“屏晁蓋於一百○八人之外。”之出處。）官史對這一節時總是說周如何擁毛，但史實卻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至遵義會議時止，毛在蘇區隻是個無事無權的掛名主席。1964年，毛曾對外賓談道：“寧都會議後，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裏去，搞得很臭。後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亦即說毛自己承認他從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到1935年1月這2年多時間裏“啥人也不理我”“被扔到茅坑裏去，搞得很臭”。

實際上應當比這個還早些，1931年1月15日，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宣布成立不久，原先集黨政軍權於一體的以毛為書記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即行撤銷時，就已開始對毛權力的約束，隻不過那時周未到位，而中央又亂了個一團糟，未能達到預期效果而已（此亦可謂對之前朱毛之爭的仲裁）。關於這一時期，周與毛的關係，可以從1932年9月30日，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看出個大概：“毛澤東同誌對擴大中央蘇區、占領中心城市以及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鬥爭表現動搖。……他常常試圖加以實施，忽視黨的領導，而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而不是出於社會實踐的需要。雖然莫斯克文同誌（即周）在那裏，但他實際上很難貫徹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活動。因此，為了軍事領導人觀點的一致，我們堅決而公開地批評毛澤東同誌的錯誤，並想把他召回到後方中央蘇維埃政府中工作。”由此可見周毛關係並不如官史演義的那樣“和諧”，相反還是毛在後來寧都會議上被貶的主要原因。

而事實是毛所以未被公開點名批判，並非周恩來的保護，相反真保護了毛的正是後來被他指控為左傾機會主義的王明和共產國際。在寧都會議期間，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不同意公開批毛：“至於與毛澤東同誌的分歧，我們再重複一遍：請嚐試用同誌式的態度來爭取他讚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不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公開討論。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的話。”博古並不認識毛，而蘇區中央局他的“鐵哥們”不少，王稼祥、張聞天都負有相當責任，他所以袒護毛，乃是國際的指示。因蘇區中央局以批準毛“暫時請病假、必要時上前方”的方式，將毛逐出了權力中心。會後，遠東局書記埃韋特又特別致信中共中央反對處分毛：“在事先未做準備和未告知我們的情況下，做出了撤銷職務和公開批評的決定。不用說，對問題的這種態度在目前會向敵人暴露我們的弱點，……毛澤東迄今還是有聲望的領袖，因此為實行正確路線而與他進行鬥爭時必須謹慎行事。所以我們反對決定的這一部分。要求消除領導機關中的意見分歧，反對目前撤銷毛澤東的職務。我們要使他改變觀點。” 埃韋特這裏講的“毛澤東迄今還是有聲望的領袖”主要是指毛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的身份。說來也巧，毛這個主席竟也是一個與他不熟的人讓給他的。在六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共曾經有過一個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單，向忠發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自然就是政府主席。但在四中全會之後，遠東局突然建議中共，對即將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名單不必過於注重形式，群眾還不熟悉者不必列入名單。因此，這個主席是否非要由中共黨首擔任便成了問題，因在政治局會議上有人認為向 “沒有必要”做這個主席。於是向就表示：自己在上海，不能到蘇區去，沒有必要當這個主席，並指出：“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後來經共產國際的批準，毛就名正言順的當了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向與毛並沒關係，他提毛當主席主要是為排斥張國燾。本來遠東局建議派尚在從莫斯科回國途中的張國燾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向忠發以張國燾長期不在國內，對國內工作不熟悉，還與江西蘇區的毛澤東有矛盾，難以合作為由拒絕了。此時自己不當這個主席，也不能留給張國燾。因此才提與張關係睦的毛。遠東局的埃韋特同博古一樣，從不認識毛，他所以要這樣保護一個與他推行的政治路線對立的人，唯一的可能就是莫斯科指令。一封由王明和康生共同署名的致中共政治局的信可以解開這個謎：“毛澤東同誌1934年1月23日的報告，中文的已經在蘇聯出版，綢製封麵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的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誌三篇文章（我們這裏隻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裝潢與報告是一樣的。這些書籍，對於宣傳中國蘇維埃運動，有極大的作用。” 王明的信雖未直接涉及對毛的評價，但挺毛的意向是明確的。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如果說王明在這四年中對中共還有一定影響，那麽就是在用挺力以貶博，就象他後來在延安指控博古等矯詔篡權一樣，可以判定是王明影響了莫斯科，從而也影響了遠東局和博古。而本來並未對王明離心的博古，正是因與王在毛問題上歧見而漸行漸遠的。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很多事都是由各種矛盾糾合在一起形成的，沒有什麽必然的道理，不過是陽差陰錯罷了。但不能不承認，因為遠離中央這個是非中心，毛不但省去了很多麻煩，還是這些矛盾最大的受益者。

但周恩來到了之後，毛的好運就到頭了。寧都會議之後，周取代了毛當時僅剩的一個軍內職務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與總司令朱德一起以5萬兵力迎戰圍剿蘇區的50萬國軍，在敵我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周、朱主動打到外線，打亂敵軍部署。連取黃獅渡、滸灣兩勝。並在實戰中機斷處置，改變了中央局的原部署。佯攻南豐，跳出包圍，秘撤寧都東韶、洛口隱蔽集結，待機殲敵，粉碎了陳誠中路精銳。相繼取得黃陂、草台岡兩役的勝利。重創敵軍，取得了中共官史所稱的第四次反“圍剿”勝利。

關於這次戰役官史長期來一直宣傳是毛戰略思想的勝利。文革後，井岡山時期就追隨毛的何長工將軍談到這次反圍剿時，直言不諱地說:“我們要特別強調總司令在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的作用。有的書上說，由於許多幹部受到毛主席的戰略思想的影響，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他們為什麽不提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朱總司令呢？離開了總司令誰去指揮？你把總司令擺在一邊，誰下命令？第四次反圍剿把總司令放在一邊行嗎？在講第四次反圍剿時，許多人不提總司令，我說他們別有用心，割斷曆史。”

何長工可謂毛派嫡係，他為朱德抱不平，自然更有說服力。其實他講得雖隻是第四次反圍剿，但他那句“離開了總司令誰去指揮？”實際上也包括了前三次反圍剿。這是任何一個當過兵的人都明白的常識，政委是沒有指揮權的。毛沒有，周也沒有。如果說他們對戰役有什麽貢獻，就如四次反囲剿的轉折點，在囲攻南豐時，機斷專行，改變中央局原來部署，若無政委支持，司令員是無權檀自決斷的。

第四次反圍剿從戰術上講，是紅軍由遊擊戰向大規模山地運動戰轉變，並開創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先例。它也是周恩來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直接參予決策、並取得全勝的戰例。這一戰役後，中央紅軍發展到10餘萬人，武器裝備也得到很大改善。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中央蘇區進入了最鼎盛的時期。

盛極而衰、月盈則虧。這很象《水滸傳》裏宋江上梁山後，一改晁蓋的打家劫舍的小家子勾當，打出替天行道的義旗，把局麵搞到一百零八將的鼎盛高峰，於是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一樣，周恩來朱德聯手取得了一場淋漓盡致的大勝之際，博古的臨時中央來到了瑞金，周恩來又不得不陷於政治鎖事，蘇區短暫的鼎盛時期因此也走到了頭。

全麵內戰（一一六）兩條路線

博古，名秦邦憲(1907年-1946年4月8日)。江蘇人，出身望族。9歲喪父，19歲赴莫斯科留學，24歲受命擔任中共負責人，28歲交權，39歲機難辭世。從這份簡曆史中，我想任何人都會有一種開玩笑，或荒唐的感覺。事實的確也是這樣，博古雖然從1931年9月-1935年1月，為中共名義上的男一號，但因太年輕，所以甚少個性、故事不多，按官史的說法，遠在莫斯的王明和那個軍事聯絡官李德才是那四年真正的主角。博古是俄語“上帝”的音譯。由此可見其抱負很大，他與王明、張聞天等是蘇聯留學期間的同學，是所謂“28個半布爾什維克”中影響僅次於王明的“副帥”。他參予了王明最早反立三路線的“鬥爭”，但衝鋒堅決，投降也快，是個典型的“小資”式的人物。

博古1933年初到瑞金，趕上了周朱指揮的那場反圍剿戰役。按官史說法，他在王明遙控下推行左傾機會主義，打擊毛澤東。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他受王明影響，更多的是貶壓在黨內影響與實權都遠超過王明和他的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1933年8月4日，也就是因四次反圍剿而蘇區發展迅猛之時，26歲的娃娃書記在《紅色中華》撰文稱：“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遊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遊擊部隊，有計劃的配合紅軍作戰。”如果“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遊擊隊伍，即你們的勝利，一定要比現在大得多。”其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他的閱曆太淺，除了黨內“鬥爭”經驗外，文不能文，武不能武，隻能躺在國際的懷裏當皇上。官史稱他因盲目聽從共際軍事顧問李德的指揮，因此導致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接下來博古的故事就是謝幕的遵義會議。官史在延安整風後一致地把這次會議說成毛澤東統治中共的開始。其實，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我們看看遵義會議作出的四下文決定： 1．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 2．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 3．常委再進行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與周恩來的軍事領導3人小組，由朱德總司令與周恩來政委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決心的負責人。

會後，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確定周恩來指揮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的助手，張聞天負責宣傳，博古負責組織。所謂的毛、周、王稼祥3人團則是博交權1個多月後的3月中，在紅軍一渡赤水準備北渡長江建立川西根據地受阻之際，前敵總司令朱德與剛上任的前敵司令部政委毛澤東在堅持遵義會議決議，北渡長江去川西，還是恢複黎平會議的決議，也就是毛的建議，到黔北建立根據地問題上發生爭議，朱德認為林彪、聶榮臻急電軍委，提出消滅駐守打鼓新場一個師的滇軍可取，毛卻堅決反對。前敵司令和政委發生分歧，在毛建議召開的軍委會議上，與會者除毛外一致支持朱林聶，毛被否定後以辭職相威脅說：“既然如此，我這前敵司令部政委不幹了。”毛本以為會被人挽留，孰料不僅他的對頭凱豐說：“少數服從多數，你這是什麽態度？”而且新黨首張聞天也無挽留之意，還當場拍板說：“不幹就不幹吧。”會議支持了林、聶電報建議，並撤銷毛才當了幾天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後來毛連夜去找周恩來並設法說服使周同意緩發作戰命令，又同周一起去說服了朱德。次日又修正了命令改為集中全力打周渾元縱隊。毛靠周支持說服朱德否定林聶意見後，又以戰情瞬息萬變，需統一指揮權由，在苟壩會議上提議成立了新的三人團指揮軍事。

博古正式“交權”是“行軍到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一帶宿營時”，“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誌代替博古同誌負總的責任”。有資料披露當時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2 月5日上午，毛澤東與周恩來、張聞天商量，由張聞天代替博古的工作。當天下午，周恩來到博古處，一進門，周恩來就說：“邦憲弟，近來身體怎樣？聽說這些日子你飯量減少，人也瘦了，潤之讓我來看看你有什麽需要。”博古說：“有什麽事，你就直說吧。”周恩來就談了他們想讓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當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周恩來，並說明把文件擔子挑到張聞天處。最後周恩來將洛甫起草的，毛澤東、洛甫、周恩來與王稼祥都看過的《遵義會議決議》交給博古。博古說我看完就還給你，你叫潘漢年到我處來一下。

潘漢年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與博古約定的聯絡員。博古向潘漢年談遵義會議的經過和與周恩來談話的經過。博古說交權不僅僅是交三顆印章和文件箱，還要向共產國際報告，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交不出去。我們商量好，讓你與陳雲兩個人去莫斯科報告，你倆分開走，不管誰先到，報告以你為主，陳雲補充。2月7日張聞天通知潘漢年與陳雲赴莫斯科。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雲向王明作了匯報。王明對博古交權表示遺憾，對張聞天上台還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產國際批準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

總之在這一過程中，絲毫找不到“以毛為核心”的影子，而被斥為統治中共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王明，也並未給中共出難題，而是接受了即成事實。同時亦可見，當時朱德在黨內軍內的威望都遠在毛之上，而周恩來雖無黨首名義，卻是實際決策的核心人物。由此可見，那個重複了無數遍的“遵義會議奠定毛的領導核心地位”的神話是多麽的不值一駁了。

周恩來在文革中期談到打鼓新場風波時說：“隻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麽”但又稱那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但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在那個特殊的曆史背景下，周不願說謊，又不便直說，隻能這麽含糊的概括，他不能直言誰是誰非，但還是說出了事情的內容：“遵義會議開了以後，要繼續前進。這個時候爭論又起來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爭論。”周這個“爭論又起”道出遵義會議後黨內軍內領導層的思想並不統一，但沒有去揚毛抑朱。在文革那個特定時代，沒抑朱，實際上等於就是抑毛。

文革後，鄧小平對官史關遵義會議的說法這樣解釋說：“盡管名義上毛澤東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同誌、周恩來同誌、張聞天同誌、王稼祥同誌，他們這些同誌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隻要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鄧當時的身份還不足以了解高位內幕，他此說中的關鍵是毛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但也正是這句話，表明了毛不但不是核心，隻是中央核心的一個參謀角色，而且他的意見也並非都是正確的。

毛百戰百勝，領導紅軍完成了長征這一說法，雖自延安時已有黨書定論。但真正把這一切全歸功於毛，並廣為宣傳、深入人心則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肖華寫的《長征組歌》唱紅中國之後才形成的。毋庸諱言，這首組歌的曲子確實譜得非常出色，我年輕時就極喜愛這組歌。但它所歌唱的許多史實都是張冠李戴，比如“四渡赤水”本是朱德指揮的，一渡時毛還沒參予軍事指揮，但肖華硬把這說成了毛的功勞。不光說謊，還編成歌唱，久而久之，尤其對我們這一代唱著“東方紅、太陽升”長大的一代人來講，自然而然地就以為是真的了。

如上所述，毛是否比朱正確，並無史實佐證，有人用毛“一貫主張打運動戰，避免消耗戰，尤其是攻堅戰。但中革軍委中不少人仍然貪圖打便宜仗，隻要能打勝就打。” 來說明毛是而朱非（朱時任中革軍委主席），卻忘記了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其實正是朱德的一貫的軍事主張。打鼓新場沒打，不等於不該打，有“便宜仗”而且“能打勝”為什麽不打？事實上按毛的意見進攻魯班場，不但是攻堅戰，而且因敵情不明，打的很被動，軍委在兩天裏三變部署，險遭圍殲。毛在後來也不得不承認是他自己指揮的四次失利戰鬥之一。但官方學人為了宣傳毛，以什麽掩護了紅軍主力三渡赤水，造成敵軍以為“匪必西竄”的錯覺來辯解，實在令人不可理喻。
那麽，周恩來為什麽要偏袒毛澤東呢

全麵內戰（一一七）兩條路線

就我所掌握的資料看，無論哪一派觀點，都承認周恩來是遵義會議決定性的人物。不少學人還把這演義成周讓權與毛。周當時在中共是個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不假，但要說他讓權與毛則不實。

對於周當時男一號的事實，甚至連毛也不得不承認。1959年初，毛自以為得計的“大躍進”已呈敗相時，毛說過這樣一席話：“大多數人也可以搞錯的，而一兩個人可能是正確的。列寧那個時候有這種情況。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苟壩會議，我先有三票，後頭隻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麽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後，我同周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毛雖未直言，但從他說到周那個“他就動搖了”，便可知當時周的地位如何了。

官史學者石仲泉在他研究文章中對此結淪稱：“如果沒有毛澤東當夜此行，曆史的結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盡管石此說還是站在以毛為真理標準的基礎上，但也間接承認了周的決定性地位。

如前所述，實際上從中共六大後，周以中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在向忠發時代已是實際上的第一人了。尤其在他解決了北方黨問題後，他與李立三就是向忠發的台柱子。不過周與揣測向之喜好，順著總書記以實現自己的理想的李立三不同，他在組織上維護向，實際上對這個“暴徒一大堆”產物始終保持著一定距離，這與他後來與毛劉的關係相類似，不過由於向沒有毛劉那樣的實際權威，因此他更象一個監國角色。對此，向忠發似乎也明白，所以不是把周支開，就是總想把周的常委拿下來。四中全會後，周雖挨了批，但因其與國際的關係及並未開罪王明博古等“造反派”，逐成為中常委唯一可以撮合常委中兩大派係的居中人物，向忠發消極，王明出國，博古隻會紙上談兵，周不但能力超人，且握有能量很大的中央特科，又是國際要求中共戰略轉變的軍事部首長，所以自然地成為了實際黨首。

中共決定撤出江西蘇區後，實際上已完全成為了一支武裝部隊。這與在上海時的那麽指導全國的中央已發生了質的變化，身為最高軍事首長的周不能不從實際情況出發，考慮這支部隊的生存和如何生存，這其中當務之急就是如何在大敗之餘保持團結。現在官史寫到毛複出都以遵義會議為起點，實際上在此前一個月的黎平會議時，周已請毛到會，並接受了毛的放棄入湘與二、六軍團會合的原議，到黔北建立根據地（顯然不是官史宣傳的“北上抗日” 說，亦非毛1959年說的“要到四川繞一圈”，無正確之說）。亦即說在遵義會議前，周已恢複了毛政治局委員的權利，也正因此，毛才可能在遵義被增選為常委。不過黎平會議並未賦於毛軍事職責，隻是在向軍隊示以團結，毛畢竟是中央紅軍的政治領袖。

亦即說，這一時間周最關心的是如何把這支軍隊穩定下來，而毛隻是一顆穩定軍心的棋子，當然也可能是改變中央“造反派”娃娃當政的局麵的一門大炮。我們無法得知周當時是否知道毛與王稼祥、張聞天的“擔架陰謀”，但從後來中央改組的情況看，周恐怕也並非一無所知。如果周真知“擔架陰謀”之事，那麽借毛之力改變中央則是主要考慮，否則一向反對宗派活動的周就會對之予以揭露。

但從資料看，周當時除決心改變中央外，對毛並無特別考慮，當然也不存在讓權一說。周是在遵義會議進行中才意識到該怎麽辦的。

遵義會議的第二天，博古宣布開會後，因為不知怎麽辦，會場沉默了許久後，彭德懷才對博古和李德發炮說：“突圍西進中，搬家逃跑，行動遲緩，野戰軍遭受重大損失，這個責任應由中央來負。”“華夫同誌在反五次圍剿中實行的‘短促突擊’戰術，也是十分錯誤的。”

李德立即反駁道：“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完全在於敵人的力量過於強大，‘短促突擊’戰術之所以未能取勝，是由於軍事幹部們在執行這種新戰術時發生了偏差。”

彭德懷反駁李德說：“在國外正規的陣地戰場上，采用‘短促突擊’，可能行之有效，但用在中國戰場上，不一定適用。從這一點來講，李德同誌不了解中國情形，在那裏瞎指揮！”

這時，李德又搬出了反國際這個殺手鐧企圖鎮住彭：“過去陳獨秀、李立三也說過國際代表不懂中國國情，既然你們說我不明了中國情形，為什麽不告訴我呢？責任到底是誰呢？”

李德這一招把將軍鎮住了，但劉少奇卻從另一方麵質疑中央說：“四中全會以來，白區工作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導致白區職工運動乃至黨的組織的瓦解，特別是五中全會後，白區和蘇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要求中央作出全麵的檢討和改正。”

博古一聽劉要檢討四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再也坐不住了：“我不同意少奇同誌對中央路線的指責。四中全會以來，執行了曆次國際的重要指示，在國際的幫助下，我們克服了羅章龍右傾分裂黨的危險；粉碎了國民黨的四次圍剿；建立了廣大蘇區根據地；成立蘇維埃共和國；組織了三十萬鐵的紅軍；實行了蘇區的土地革命。難道說，這些都是‘左傾’冒險主義.？”

劉少奇還要聲辯，毛打斷他提出：“路線問題，我們可以暫擱一邊，不去管它，一時扯不清楚，以後再說，還是集中力量檢討一下我們的軍事路線，看是否真有問題？”

這時，先鋒官彭德懷因軍情緊急，匁匁退場奔赴前線。

博古見彭這尊大炮走了，鬆了口氣，讓大家繼續發言。

不想剛走了彭先鋒，總司令又衝了過來。朱德以軍事統帥的身份幹脆向博古下了最後通渫：“李德顧問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命令紅軍打陣地戰，其結果是丟掉了蘇區，犧牲了多少人命！最後，我們還是隻能撤離江西蘇區。而西征開始的策略，也是錯誤的，畏於接敵，倉皇逃跑，以致損失慘重，這也是中央的責任。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跟著走下去！”

王稼祥見朱德表了態，立刻加了把火：“同意總司令的看法，我再重複一句：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得重新考慮。”

博古吃了一驚，彭、朱、聶等都是“老派”人物，可王卻是28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呀！

雖然同黨的凱豐為他抱了不平，但另一個“布爾什維克”張聞天也與王一樣反戈了：“請問，博古同誌能再繼續領導下去嗎？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顧問，我們自已要有點主意。”

博古正欲發泄，周恩來宣布“暫時休會” 吃飯了繼續開會。

下午會議集中到了軍事問題上。紅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充當了先鋒角色：“我來遲了，沒有聽到博古同誌的報告和恩來同誌的副報告。今天上午，聽了一些同誌的發言，頗受啟發。朱老總講得好，突圍出來的軍事策略很成問題，一路畏於接敵，倉惶逃跑。我們五軍團擔任全軍後衛掩護，犧牲極慘，三十四師為掩護中央過湘江，幾乎全軍覆沒，有幾個人生還？挑子、輜重一大堆，我們在後麵走起十分困難，一天走不上一、二十裏地，老挨敵人襲擊。這那裏是有計劃有目的的撤退呢？簡直是奪路逃命，潰不成軍......”

聶榮臻附合說：“提起過湘江，簡直是一場惡夢。”

一直沉默的陳雲也開了口：“過湘江的曆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團’的領導必須改變，博古同誌作為黨內的主要負責人，再領導下去是有困難的，希望大家慎重考慮。”

凱豐又打抱不平說：“要說博古同誌有錯，也不能涉及整個政治路線問題，最多隻能說在軍事上的部分戰略戰術有些錯誤。大家知道，軍委的工作具體是恩來同誌與李德同誌負責，如將全部過錯都堆在博古同誌一人身上，也不公平。”

博古自辯說：“比如前年底至去年初發生的閩變，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應付方針時，我與周恩來等同誌都主張速派第一、第三軍團赴閩，和十九路軍並肩作戰，以抵抗國民黨軍隊，同時可堅定蔡廷鍇的鬥誌，但澤東同誌卻堅持主張慎重行事，決定先邀十九路軍配合紅軍，消滅閩西劉和鼎部後，才與之援助，以此檢驗蔡廷鍇是否有堅決抵抗國民黨軍隊的行動。本來，這件事事關重大，慎重一點處置是應該的。但是，由於毛澤東不相信十九路軍，認為不要輕信人家的欺騙宣傳，我們卻坐失良機。於是援閩的方案便束之高閣，於我們大不利。難道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博古也有責任？”

對博古的指控，毛不能不予以回答了：“看來，博古同誌的提問，隻有我毛某來回答了。好，讓我來說說，講得不對的地方，請諸位不吝批評指教。”毛說道“閩變發生，中央采取了利用國民黨內部這一矛盾的正確方針，同十九路軍簽訂了停戰協定，來推動蔡廷鍇部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蔣介石。但是，博古與恩來等同誌在戰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針，以為紅軍繼續在東線行動，打擊了進攻十九路軍的蔣介石部隊的側後方，這樣，就認為是幫助了十九路軍。於是將一、三軍團西調，勞而無功地去攻擊永豐地域敵人的堡壘，使我軍遭到重大損失，當然也就無補於援助人家。如果我們在軍事上采取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福建人民政府就不會垮台，於我們的五次反圍剿戰爭也大有利。”但毛也不得不承認：“在援閩問題上，我確實主張慎重行事，但不等於說在政治上軍事上不利用這一事變來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相反，我認為處理好了，還是擊敗國民黨進攻的關鍵之一。怎麽可以說，因為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我提了須認真研究，慎重行事的意見，就鑄成了大錯呢？我看應該在當時中央的領導者所執行的戰略方針上去找原因。”毛越講越激動，竟申起冤來： “閩變一事，不提也就罷了，提起來，我還想多講幾句，我毛澤東還有一樁冤案呢！”“十九路軍事變，當中央向第三國際匯報，國際追究責任時，竟將延誤援閩一事的全部責任推在我身上，說福建人民政府存月餘即告瓦解，致使待命於蘇聯海參威的援軍無法運來，罪責全在於我，遂予以‘留黨察看處分’。這公平嗎？我到底有些什麽過錯？請予公斷，以正視聽。”

毛所講的閩變是事關全局的大事，他的態度很明確，以為那是狗咬狗。大家都明白，因此無人附和，博古對毛自然不依不饒。張聞天看要因此跑題，忙起來調合說：“十九路軍兵變，是我們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中冒出來的重大事件，黨中央在處置上有失誤的地方。無庸諱言，責任應在中央。我看，這個問題就不討論下去了。對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的戰略戰術諸方麵，大家還可談談，好好總結總結，以利下步行動。”

至此，雙方各執一詞，不相上下，誰也說服不了誰。因會議預計是三天，為使明天能達成統一，周恩來與博古商議了一下，宣布：晚上繼續開會，並表態說：“同誌們，昨天博古同誌的報告，和大家的認識一樣，我也以為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紅軍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這是事實。由於黨中央在指揮作戰上的錯誤，使得我們接連失敗，也是事實。不言而喻，麵對優勢敵軍，采取正麵陣地戰，紅軍是很難取勝的。我完全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朱德等同誌對黨中央所犯錯誤的評擊。因此，作為這場戰爭的一個負責人，我毫無疑問要承擔責任，免去導致失敗的指揮員，以獲得勝利的指揮員取而代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讓過去在戰爭中用正確的軍事原則，巧妙地擊退敵人進攻的人來接替，我決心把軍事指揮權交還給黨，讓黨來重新安排 。澤東同誌無疑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崗位上來，我請求黨中央考慮。”

做為中央的實際負責人的周在這種情形下公開承擔失敗的責任並請辭，無疑是對博古、李德的當頭一棒，它明確地告訴每個與會者，中央錯了！

錯了，就必須糾正！

這就是中共曆史上著名遵義會議的真正破題之作。


全麵內戰（一一八）兩條路線

文革後，人們在緬懷周恩來時使用了許多讚美詞，我以為其中“爐火純青”最為精確。因為在我研究中發現，與周同代的國共兩黨領袖級人物中，象周這樣從政治公德到個人私德及為人處事均能達到如此純熟完美境界的，恐隻有一個蔣經國勉強可比。

讀懂了爐火純青這四個字，就能明白文革中周的一些“反常”言行了。

遵義會議可以說是自南昌暴動以後，周政治上臻於成熟的得意之作：順乎軍心黨心，借助朱毛成功地瓦解了國際強加於中共的“布爾什維克”派，同時也有效地抑製了六大以來唯“工人成份”給中共帶來的“暴徒”當時的傾向。而他作為六大以來種種“錯誤路線”的主要責任者，不僅毫發未傷，反而鞏固了其核心地位。

僅憑這一點，在中共近百年曆史中就無人可及！

我所以扯這麽遠來抖落這些陳年老事，一是因為這些事在文革中都被翻出來，並被重新改寫，過諉人、功歸毛。朱德被寫成 “一天總司令也沒當過”的草包，毛則被裝扮成百戰百勝的統帥。這顯然是偽史，但由於“謊言重複”的定律，至今還被相當部份人，包括那些自命為專家權威的無良文人，仍把這當成信史，所以有必要舊事重提。二是為了從根兒上厘清周為什麽要選擇毛，甚至在一些“比較小的問題，但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上，可以為袒護毛而得罪老朋友朱德。這不僅因為周認為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中，隻有毛才可能抵銷他深惡痛絕的“暴徒一大堆”和不懂的“布爾什維克”們。在此之前他也曾試圖用王明們抵銷向忠發的“工人成份”們，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後，“工人成份”在中央土崩瓦解，王明出國後，博古們的幼稚病顯現出來，教條的唯遠東局馬首是瞻，對周也不那麽恭順了。尤其是勾搭上李德之後，更是用國際來排斥周，周不怕博古，但絕不敢違背國際旨意，以致一度有被邊緣化的危險。湘江大敗後，中央與遠東局聯係中斷，博古沒有了行使權力的尚方寶劍，為了中共的存亡，周又從邊緣回到了前台，失敗使周不得不改變思維，尤其是與國際的關係。所以當他得知毛張王們的“擔架陰謀”時，就開始考慮如何能在不分裂的情況下改變中央。這三個人中，除毛之外，都是王明的“布爾什維克派”，隻有老毛是老“中央”，經曆過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和“布爾什維克派”四朝的周，比較來比較去，還是老陳時代好些。而此時的毛與陳當年一樣，也是個敢對國際說“不”的人，而這正是周之短項。所以周把毛當做了改變中央的主要同盟軍，提議恢複了他的黨內職務。但周並沒有推毛為黨首的想法，他提議張聞負總責，一是考慮到莫斯科可能容忍的程度，張畢竟還是王明一黨；二是張是當年批毛“富農路線”的主將，其中也不乏以張抑毛的考慮；最後當然還是考慮到張的年齡、閱曆及其人品，盡管張是留蘇學生中的米夫派，但相比之博古、王稼祥等人，顯然不那麽輕狂，人還算正派。總而言之，周對於毛的態度，都是基於“為黨”之上的深思熟慮，此亦周後來所謂的遵義會議之後才真正成為一個“馬列主義”之出處，不再唯國際是從。而能使中共達到這一轉變的，自然非毛莫屬。所以盡管他與朱德關係遠較與毛的關係要親近一些，但朱德不具備這個政治能量，因此周寧可在“一個比較小的問題”（打不打打鼓新場）上拂朱的麵子，因為在周的政治天枰上，以此爭取毛才“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一這種思維方式確很難為人所理解，比如現在人們對周在文革中下令逮捕胞弟和養女，及對賀龍等一批軍政人員問題的處理，都提出質疑，甚至以為是虛偽、是罪惡。其實，這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作為一個權力中人，能這樣厚疏簿親實為最高美德。縱觀周之一生，可說都是這樣對待親疏的一也正因為如此，周才能在文革中幾次讓毛放棄了打倒他的計劃。

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何況作為一個特殊時代的大政治家，周為達到他的政治理想，自然難免有失誤之處，加上當權者出於需要的宣傳，為一些人誤解非議實在也是情理中事。問題是在他權力可及的情況下，都利用權力做了些什麽？是為善還是為惡？作為一個擁有相當權力的人，他是否濫用權力，是否以權謀私，變公權為私權，才是公正評價他的正確方式。

此外，也想借此來說明，為什麽在南昌起義中連革命委員會委員都排不上號的朱德會異軍突起，超越賀龍、葉挺、劉伯承等大人物而成為“紅軍之父”？如果我們把這段曆史製作成兩個畫麵比對一下，就可以一目了解：在那些中共要員津津樂道於空泛的偉大理論、糾纏於左傾右傾教條，熱衷於權力鬥爭，或被迫陷於權力角鬥之中，忙得自己和自己鬥個沒完時，朱德卻帶著幾千殘兵，為生存而不得不四處遊擊，利用其所有的社會資源以求發展壯大，甚至不惜“喪失原則”棲身敵陣。終於使南昌暴動的這一點星火，有了燎原之勢。

廣州起義42天後，朱德領導發動的湘南起義，很快就波及到七個縣，隊伍擴大到一萬多人，是中共建軍初期，僅有的一次規模較大，並取得了完全勝利的軍事起義。

作為一個軍事家朱德在湘南起義中，把他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戰術都發揮到了一定高度，朱德回憶起那一段曆史時總結說：南昌起義“時隻是看到武裝鬥爭的必要，而沒有認識到武裝鬥爭必須和農民的革命鬥爭相結合，沒有把軍隊開到農村去搞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反而在起義勝利後把部隊從南昌拉到廣東去了。”在湘南起義時“我們的軍隊就和湖南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這一教訓是：大敗之後重新整理隊伍，恢複元氣，轉變方向，深入農村，得到了群眾擁護，才得以生存與發展。”“的確，敵人有不少優勢，我們不能低估。他兵力數倍於我，武器裝備精良，後方實力雄厚。在這種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決不可采取南昌起義後那種死打硬拚的方法，同敵人拚消耗。應該有勇有謀，靈活機動，揚長避短。用遊擊戰和正規戰結合的打法，去戰勝敵人”。這一時期最精典的是朱以一個團擊潰許克祥六個團的坪石大捷。朱德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時回憶這次戰鬥說：“我們的同誌和廣大群眾對許克祥是恨之入骨的，聽說打許克祥，士氣空前高昂，個個爭先恐後。許克祥把他的六個團擺成一條長蛇陣，這就便於我們各個擊破。所以，戰鬥一打響，我們很快就把他先頭的一個團打垮。緊跟著追擊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個團一個一個地都打爛了。我們追到坪石時，敵人已潰不成軍，亂作一團。坪石是一條峽穀，且無交叉道路，敵人隻能沿這條峽穀逃竄。我們就一直追下去，追到樂昌河邊，再不能追了才停了下來。這一仗打得好，我們抓了很多俘虜，其中有一部分補充了我們的部隊。特別是在坪石，把許克祥的後方倉庫全部繳獲了，補充和武裝了自己，不僅得到了機關槍，而且還得到了迫擊炮和大炮。可以說，許克祥幫助我們起了家”。

也就是說朱德在上井岡山之前，就已吸取了南昌起義脫離群眾鬥爭、單純的軍事鬥爭和硬拚硬打失敗的教訓，開創了武裝鬥爭同土地革命結合的新戰略，這是湘南起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它在某種程度上是接受了南昌起義失敗教訓的結果，朱德在講到南昌起義時曾說過：進行了與農民運動結合的人民戰爭嚐試，而且還嫻熟地運用遊擊戰和運動戰結合的戰術取得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而這些恰恰又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之前，中央紅軍的作戰原則。

坪石大捷後，朱德在皈塘召開軍政聯席會議，決定把起義烈火立刻引向湘南廣大地區。朱德回憶這次起義時說：“我們相繼攻下了耒陽、資興、永興、桂東、汝城等縣城，茶陵、安仁、酃縣也舉行了暴動。共有十一個縣的群眾行動起來了，並且組織了自己的地方武裝，在地方黨的領導下，打倒上豪劣紳，推翻反動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動（當時稱年關暴動）。”

湘南起義時歸隊，成為朱德部下的蕭克將軍晚年總結說：“從1928 年元月宜章年關暴動揭開序幕，到1928年4月，朱德、陳毅同誌率領南昌起義軍和湘南農軍共一萬餘人，同毛澤東同誌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曆時三個多月。在這三個多月內，以武裝暴動建立了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安仁等六個縣的蘇維埃政府；組建了三個農軍師和兩個獨立團；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革命風暴遍及二十幾個具，約有一百萬人以上參加了起義。可以說，我黨所發動的一係列農村武裝起義，規模如此之大，參加入數如此之多，堅持時間如此之長，實屬罕見。”“為什麽一起義規模很大呢？我看有兩條：第一條，湘南保留了黨的組織。部分地區的農民協會隱蔽下來了，五個縣都有縣委，有湘南特委；第二條，有一支經過鍛煉的有戰鬥力的正規軍參加，兩個力量配合起來了。這兩個力量缺一個，也不可能有這麽大的聲勢。”

亦即說，在1927年8月南昌暴動後，連續發生的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和湘南起義，中共發動這四個暴動中，唯有湘南起義可謂成功，可也隻有湘南起義不是中共中央計劃布署的一次計劃外行動。
那麽為何中央精心策利三次行動都失敗了，而朱德自發領導的起義卻獲得了成功呢？

全麵內戰（一一九）兩條路線

中國有句老話叫作：事在人為。也就是說事情是人做的，結果如何在做事的人。形象點講就是，劉邦掛帥，眾不敵寡；韓信領兵，弱可勝強。說白了就是，同一件事情，一個聰明人做和一個傻瓜做結果肯定不一樣。

如果我說朱德比當時的整個中共都高明，也許難以服眾。但我們從抽象到具體地把南昌起義後的朱德與當時中共的決策者瞿秋白比，與張國燾比，或者與後來的向忠發、李立三比，也許就能夠接受了：無法否認，至少在具體主持和指揮軍事行動上，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包括周恩來、毛澤東在內，是不能與朱德比肩的。

對我的這個結論，很多人會不高興，但史實證明了這一點，周、毛和張太雷們都失敗了，朱德卻勝利了。不管原因如何，當時中共對南昌、廣州和秋收起義都持批評乃至否定態度，並於1927年10月24日發出關於南昌起義失敗的通告，11月14日作出政治紀律決議案，指責南昌起義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包括周恩來在的起義的領導人均受到了嚴厲處分。廣州和秋收起義的領導人也不例外。卻獨獨對湘南暴動未予批評。

其實，我們隻要對這四次暴動的起因、決策、組織及目的稍加研究就會明白，周毛張等的失敗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失敗的種子。其中南昌起義本身並沒失敗，客觀地講，應當說是一次勝利的起義。問題出在是勝利後該怎麽辦，南下廣東是中央早定下的方針，周恩來當然必須執行，結果敗在南下途中。

廣州起義是南征失敗的餘波，帶有強烈的報複性和投機性，認真檢討起來，可以說隻有失沒有得，興之也速、亡之也快，實在乏善可陳。秋收起義是中共中央策劃的一個響應配合南昌起義的四省行動，其中湘贛邊起義因毛澤東是前敵書記而最為出名。但這次暴動的實際組織和指揮者卻是原第二方麵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團長餘灑度和盧德銘，而毛則是在暴動已頻臨失敗時才匆匆趕到。同南昌起義不久蔡廷鍇就反正一樣，秋收起義也叛逃了一個團。亦即說秋收起義組織之匆忙混亂可以說到了兒戲的程度。如果說廣州起義乏善可陳，但畢竟還在廣州扯起了紅旗。那麽湖南秋收起義則連這個象征性的過場也沒有。其中被宣傳的婦孺皆知的“9月9日”實際上隻是彭公達為書記的湖南省委關於起義的布署日期“定於9月9日開始破壞鐵路，11日各縣同時起義，15日長沙起義，16日各路起義武裝會師長沙，奪取長沙。”而這時毛並不在軍中，據資料披露：9 月初，餘灑度得蘇先駿8日轉來“萍鄉舉動決議”信後，即於“9月9日在修水縣城帶領師部機關、特務連、一團，高舉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紅旗，首先起義向平江進發。部隊行至修口，遇盧德銘從黨中央返回，盧即向餘灑度等師團領導報告了赴漢經過，傳達黨中央關於秋收起義指示，並就任秋收起義總指揮。10日到渣津，與收編的邱國軒四團匯合，並在渣津河灘召開群眾動員大會。11日向平江挺進，至長壽金坪時，前衛報告有敵阻擊，一團團長鍾文璋即指揮部隊放下輜重，讓邱團走兩邊，自帶一部居中，端槍行在兩山之間，不料邱團突然叛變，一團受挫，全部輜重被劫。金坪失利後部隊被打散，有的跑到了邊界修水一側。為幫助失散的人員順利集中，修水地方黨組織和人民主動為失散部隊人員當向導，並幫助他們解決吃住和歸隊問題。部隊集中後由盧德銘等率領轉移修水台莊，向三團靠攏。途中接到毛澤東指示信，即率部追進至瀏陽文家市，與三團和二團一部會師。從此，跟隨毛澤東踏上了新的征程。”亦即說“9月9日”與毛並無關係。從軍事角度看，秋收起義隻能算一次流產的暴動，絕不象宣傳的那麽“光輝”，事後“貽誤戰機”的毛也因此被開除了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秋收起義所以能載入史冊，除了毛的政治需要外，還因為起義失敗後，毛沒有象周張李葉那樣回上海的中央述職，而是機斷專行地把殘部拉上了井岡山，亦即說他違背中央意誌地當了“山大王”，並成就了一番事業，這才是秋收起義全部意義所在。

而湘南暴動與與那三次暴動最大的不同，用栗裕將軍的話講就是，湘南暴動“有一支經過鍛煉的有戰鬥力的正規軍”，亦即說，朱德不象周恩來、張太雷、毛澤東那樣是“秀才帶兵”，不是赤手空拳地利用策動兵變舉事，而是以自己的部隊為暴動主力，以農民運動為號召，是主動地依靠當地中共組織，而不是被動地按黨組織指令行事。

千萬不要小看這一權力的倒置，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可以說是湘南暴動成敗第一要素。這正是我重墨這一時期中共領導集團 “鬥爭史”的用心，聽命於瞿秋白那樣的“傳聲筒”和向忠發那樣的“暴徒”，豈有不失敗的道理？試想如果毛澤東不違命上山，今天誰還會記得一次那麽糟糕的暴動？！同理如果毛和周張李葉一樣離隊回滬，他在中共內將永無出頭之日，頂多也就是個二三流的小角色。

朱德是幸運的，他在黨內地位很低，甚至沒有毛澤東“抗命不遵”的擔憂。他不是書生，他有十幾年的軍旅經驗，但讀書絕不比周張李毛們少；他受過嚴格係統的軍事教育，是個既有理論知識又有實戰經驗的優秀軍人。盡管在南征途中，他就顯示出了優於賀葉劉等軍事領袖的戰術素養，但因地位和實力不濟，始終沒有參予戰略決策的資格。南征失敗後，朱德以最高指揮官的名義，帶著一支係統龐雜的敗兵，遊走在生死線上。四千人變成兩千人，兩千人又打得隻剩八百人。其中離隊出走的人遠多於戰死的。這支部隊的老長官紛紛離隊，連周士弟都走了。但朱德堅信他能把這支部隊帶向勝利，而且他做到了。從敗走三河壩到脫離範石生部是朱德治軍時期，此後便是他發展和壯大的湘南起義。

文革時期，因為揚毛抑朱的政治需要，秋收起義被宣傳到開天辟地的高度。不過因為沒什麽值得驕傲的史實，便極力拔高 “三灣整編”的作用，其實到三灣整編時，起義已失敗。相反湘南起義則幾近禁區，很少被人提起，偶爾提起也多是泛泛而過，或當反麵論及。文革後，這種現象有所改變，但對湘南起義也隻是從“革命”這一主旋律論及，把它與南昌、廣州、秋收起義混為一談。其實，湘南起義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都與那些起義有質的不同，從組織上講，前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行為，領導人均是中共政治局候委以上的核心人物，後者則是一支部隊軍事行為引發的一場人民起義。前者的目的是通過暴動奪取革命的領導權，後者則是趁虛而入，以軍事鬥爭帶動農民運動，建立地方政權，以實現武裝割。其中還有一條最關鍵的就是在群眾暴動中發展和壯大軍隊。而且，從史料看這是朱德發起所謂“年關暴動”的第一考慮，他1928年1月初進入湘南時，全軍不過隻有1260餘人，到4月進入井岡山時，已發展了1萬多人。3 年月內擴軍10倍，這不僅在軍事史上是個奇績，而且也與前三次暴動兵員越打越少形成鮮明對比。如果形象地把朱德起義的特點比喻作滾雪球，那麽南昌廣州秋收起義的特點則是冰棍溶化。換句話講，朱德把湘南暴動當成他發展軍隊的“大雪”，而周張李毛等則是把軍隊當成實現暴動的工具。結果當然隻能是雪球在大雪中越滾越大，迅速膨脹。而則冰棍在陽光下化為烏有。

亦即說，朱德在戰略上，不是象周張李毛那樣把軍隊當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政治鬥爭當成他建軍強軍的途徑。恐怕也正因此，所以文革前後才為此批朱“流寇主義”“不要根據地”。事實上是這一時期中共的所有起義暴動，既沒有能建立根據地，也沒能保住起義隊伍，毛澤東拉到井岡山隊伍不足千人，而朱德在三個月的“紅色暴雪”中，不僅赤化了七縣，展示了中共武裝的力量，也成功地達到了他擴軍的目的，從這個史實看，誰是誰非，誰強誰弱，豈不明明白白？

正如譚震林後來說的那樣：“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來，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隻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譚是毛的嫡係，他在這裏不提朱德，不說湘南起義，但也不能不承認，若非朱德部隊到井岡山，毛在井岡山是成不了氣候的。這也間接地道出了根據地和軍隊的關係，但多年來官方理論總是在這個問題上，用“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之類的玄學混淆視聽，實際上這是個不須爭議的問題，沒有一支相當規摸的武裝部隊，談根據地談武裝割據，不過是癡人說夢。

朱德不是那種白癡，毛澤東也沒白癡到那種地步，否則他就不會千方百計地尋找朱德，請朱德上山了。



全麵內戰（一二0）兩條路線

自延安整風後，中共官史便一直把“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歸為毛的首創，而隻字不提朱德和湘南起義。實際上，朱德、陳毅、王爾琢等在發動湘南起義的三個多月時間裏，把這些都已付諸於實踐了。

這類揚毛抑朱的偽史宣傳，至少從毛在延安與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就開始了。斯諾死後，另一個美國人哈裏索爾茲伯裏根據斯諾的資料編著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談到朱毛會師時竟這樣寫到：“朱德帶來了近一千人的隊伍. 毛澤東有一千二三百人. 朱和毛逐漸擴大了根據地, 奠定了一個獨立的蘇區的基礎”。真實情況是怎樣呢？次年，陳毅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講得清楚：“朱部二千餘人，湘南農民八千餘人，毛部千餘人，袁王各三百人”。第四軍縮編為六個團的序列是：28團、29團、30團、31團、32團、33團和一個教導大隊。其中，28團是原南昌起義的餘部，29團是宜章農民起義軍，31團是原秋收起義的部隊，32團是袁文才、王佐部隊，第30、33團是原湘南郴州、耒陽、永興、資興等地的農民起義軍。亦即說朱德本軍及隨他上山的湘南民軍總數超過一萬人，使井岡山的兵力一下子增加五倍以上。

將一萬人說成“近一千人”，哈裏索爾茲伯裏的資訊是斯諾提供的，斯諾是從毛那裏聽到的。從延安到美國，一番“出口轉內銷”又從美國回到中國，因為是斯諾，所以是真理，如是而已，謊言便成了信史。哈裏索爾茲伯裏筆下的毛，比文革中那個“偉大統帥”還要偉大，朱德在他筆下則不僅出身於“軍閥將領”而且還“抽過大煙”。顯而易見，朱是不可與毛同日而語的。連最基本的事實全不講，那麽明白的史實都敢這麽改，何況那種全憑一張嘴雲山霧罩的政治評價了（我始終認為，國內學人把外國人寫的中國曆史捧為經典是學界的墮落，其實外國人寫中國的事，無非是官方資料的解讀加道聽途說的渲染，是最靠不住的。我曾隨大流崇拜過斯諾，不相信坊間流傳的他是蘇俄和美國中情局的兩麵間諜之說，但文革時他到北京，顯然負有政治史命，而且從他的文章中處處可見禦用文人痕跡，不但謬誤百出，而且用心明顯，使我以為他所有關於中國問題的作品都需質疑，並絕不以他的東西為根據）。

哈裏索爾茲伯裏把出身“軍閥將領”當朱德曆史汙點，以示他不是純正的革命者，卻不明白這恰恰是朱德強於其他中共領袖之處，沒有他這十幾年的“軍閥將領”的人生壘積，就不可能有湘南起義的成功，不可能有中央紅軍，不可能有井岡山的神話，也就不可能有毛澤東賴以驕傲的“紅色割據”。

史實告訴我們，在朱德發動“年關暴動”的3個月裏，毛和王佐、袁文才的井岡山是很“和平”的。除了與民團和地主武裝有小規模戰鬥外，井岡山基本不與正規軍接觸。但湘南起義被撲滅後，井岡山就不太平了，戰鬥規格也上升為小規摸戰役。亦即說在朱德部入駐井岡山前，毛部未有規模性戰爭記載。

有趣地是奉命“進剿”井岡山的正是不久前，放朱德過境的楊如軒。

當時，奉蔣介石 “克日會剿”電令，向井岡山地區集結的主要為湖南方麵的吳尚的第8軍第一師和江西方麵的楊如軒的第26師。由於寧岡在江西境內，湘軍已並不積極進剿。但贛軍“守土有責”，急欲除去心腹之患。4月下旬，駐在永新縣城的楊如軒，下令所屬的第79團經龍源口直逼井岡山北麓的寧岡、81團繞道拿山向井岡山南麓的遂川縣黃坳方向迂回，分進合擊井岡山。

剛成立不久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決定“集中兵力，殲敵一路”，具體部署是：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第28團和29團，作為主力，在遂川方向迎戰左路軍第81團，相機奪取永新縣城；毛澤東、何挺穎、朱雲卿率領第31團，在七溪嶺阻擊右路軍第79團。

戰鬥過程是：朱、陳率領四軍軍部和第28團、29團迅速向南挺進。第29團在黃坳，同81團先頭營相遇。團長胡少海立即組織部隊搶先占領街北的山頭，激戰兩小時，擊潰敵營，繳槍四五十支。首戰告捷。當天下午，王爾琢率領第28團抵達五鬥江，與第81團兩個主力營相遇。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據參加此役的粟裕回憶說：“當時我們從黃坳出發，向遂川運動，剛一接觸，敵人就逃跑了。這時朱德同誌和我們在一起，他一麵領著我們跑，一麵不停地督促：‘快追！快追！’我們一口氣追了三十五公裏”“打了個把鍾頭，就把敵人打垮了。繳到了幾百支槍。”第三天中午時分，在永新城外的北田附近追上了逃敵。楊如軒命守城的第80團救援，並出城逃往吉安。朱部乘勝占領永新城。史謂“一打永新”。

正向龍源口開進的第79團，得知第81團潰敗消息，亦向吉安退去。毛的31團並沒直接參加戰鬥，這就是此戰全部經過，也是井岡山史上的首次大捷。

關於這次戰鬥，後來楊如軒說過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那次戰鬥真打假打隻有他知道。　　

因為身份問題（楊此時為特赦戰犯），楊如軒沒有深說下去。從資料分析，楊定下進剿方案時，並不知朱德就是那個“朱毛”的朱。待到朱德兵臨城下時，楊如軒還不知道對手是誰，守城軍隊出城迎戰，雙方交火時，才發現苗頭不對：這哪裏還像以前一打就跑的農民軍嗎？知“朱毛” 便是朱德時，楊如軒隻有棄城相讓一途了。

這一戰的特點就是，除了胡少海29團那一仗還算真刀真槍外，可謂就是朱德追，楊如軒跑。就是後來所謂的五鬥江大捷，28團打得也是正在埋鍋造飯的81團。

十來天後的“二占永新”時，朱德發布命令雲：我和陳毅同誌隨胡少海的29團及朱雲卿帶領的31團1營，在新七溪嶺負責解決楊池生從龍源口方向進攻的李文彬團。參謀長王爾琢帶領28團，負責解決老七溪嶺楊如軒的兩個團。顯然，朱故意避免與楊如軒直接兵鋒相見。

這次“進剿”的總指揮換了27師師長楊池生，楊如軒為副。但楊如軒被朱德打高隴的聲東擊西給騙了，誤以為朱毛主力西去湖南，井岡山兵力空虛，便率部向井岡山腹地進攻。這時在寧岡的毛澤東見贛軍主力離開永新城，立刻寫信給朱德，朱接信後，當即率部東返，以一天130裏的速度飛兵永新縣裏田，在草市坳設伏。由吉安向龍源口西進楊部第79 團沒料到共軍主力會如此急速折回，一進入草市坳，立刻被包圍全殲。朱率部乘勝追敵，5 月19 日攻占領永新縣城，楊如軒負傷逃跑。聞知永新失守，打龍源口的兩個團知大勢已去，繞道拿山向吉安遁去。

楊如軒晚年回憶起此役時，沒有了一打永安時的不服氣，坦承失敗說：“我奉蔣介石命，向井岡山進攻，把指揮部設在永新。當時，毛主席指揮工農紅軍守在龍源口，我攻了幾天都攻不下，萬萬沒有想到，朱委員長率另一支部隊以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裏的速度，從寧岡、蓮花繞道而來，給我一個措手不及。剛剛得報永新西鄉有警，接著，我的指揮部後方就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在倉皇撤退中，我隻好跳城牆逃命，弄得狼狽不堪。”

時任28團黨代表的何長工說：“朱德同誌出色地領導這次奔襲草市坳、二占永新城的勝利戰鬥，是有遠見，有預見的。”“特別是二占永新的勝利，表現了朱德同誌非凡的指揮才能。”

“三占永新”和“四占永新”朱毛的戰略仍是對湘敵取守勢,對贛敵取攻勢。其中“三占”打得比較苦些，不但死了28團3營營長蕭勁，連軍長朱德都親自端起機關槍參戰,被敵方打飛了軍帽，但取得了殲敵一個團、潰敵二個團,繳槍千餘支的戰果，是四軍成立以來最大勝仗。

四占永新是井岡山初期的典型戰例，也是朱德上山以前不曾有過，也不可能有的規模性戰爭。從具體情形看，每次戰役都是朱德布署指揮並親臨戰陣，而毛則隻是個政委角色，不但沒有展現任何軍事才幹，而且也很少親臨前線。不過這幾個月，朱毛關係還算融洽，還能各司其責，互為長短。但細心的讀者可能也看出來，四役下來，朱德都和他當年的同學故舊在打，而對毛的同鄉湘軍則總是守而不攻，聯想到幾個月前，楊如軒對朱德先是讓路，後是默許煉兵的交情，朱德當初能派人拉楊起義，如今怎麽連個招呼也不打，翻臉就不認人了？這與朱德義氣、寬厚的形象相去太遠，不能不令人起疑，覺得有點不合情理，這其中有什麽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