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帥恩怨（二十四）林彪這個人

元帥恩怨（二十四）林彪這個人

王任重這個人在這樁公案裏，可謂一個重量級人物。毛的那封信中的“西方的一個山洞”（別稱滴水洞）即是這位地方大員，在中國到處餓死人，毛自罰“不吃紅燒肉”的1960年，大興土木在毛的湖南老家，為老人家修的一處高級別墅。前文講到處，1966年春，毛在武漢謀劃兵事時，王便是毛小圈子裏的一個極受寵信的人，信是自稱在“滴水洞”寫的，說給隨行的湖北第一書記看過，自然順理成章。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縣人。1949年5月，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夏，任湖北省第一書記，1958年任華中協作區主任（湖南、湖北、河南三省），1960年秋，取消協作區，恢複中央局，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王任重為四名副組長之一，排名在江青之後，在張春橋之前；《五一六通知》即是根據王整理的毛澤東的講話而成文；“7.16” 王陪同毛暢遊長江；參與了修改《十六條》；毛給紅衛兵的信，是通過王交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1966年8月，接替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 1966年10月，陶鑄向毛建議，調王回中南休息養病。毛批示：“王任重同誌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不久，王離京到廣州養病。 1966年11月18日，關鋒戚本禹接見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團，關鋒說：接到湖北同學給伯達同誌的信，提到王任重的問題，要求王任重回去檢討，我和戚本禹同誌受伯達、江青同誌和文革小組的委托，來看望你們，簡單的說明一點情況。王任重來北京好幾個月了，在這幾個月間，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給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沒有在文革小組討論過，沒有向文革小組匯報過。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組沒有關係。第二，是王任重已經回去半個月了，不在北京。關於王任重的問題可以找陶鑄，他是管中南局的，對王任重比較了解。第三，對王任重有什麽意見可以批評。1966年12月5日由武漢二司，三司和外地赴漢的紅衛兵共 50多人，組成“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兵分兩路，一路到廣州揪王；一路到北京找陶。 12月25日，中南局和“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談判，由中南局派人護送王與“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同機回湖北，飛機在王家墩機場降落。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韓東山到機場將王接走。 12月30日，陶鑄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赴京人員，對王問題表態：“我覺得王任重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他的問題不單是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而是性質比這更嚴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壓製群眾。他的很多東西是更早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到底最後這個人的性質怎麽定，我讚成你們徹底揭，揭到什麽就是什麽，性質是根據事實，材料來定，先有材料、事實才能定性，現在初步不能定性。” 1967年1月1日，4日和17日，武漢1O萬人集會，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批鬥王。王站在主席台長條水泥石桌上，頭帶高帽子，身穿軍大衣，胸前掛著“反革命兩麵派——王任重”牌子。 1967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主要成員接見武漢“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赴京人員，陳伯達指責陶鑄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是中南問題的後台老板。 “打倒陶鑄”標語立即貼遍京漢和全國。陶鑄亦被揪出。後王被投入北京秦城監獄，1975年5月，被放出，到陝西武功的西北農科院被監管。不久恢複工作，任西北農科院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任陝西省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兼陝北建設委員會主任。1979年調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農委主任，黨組書記和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1980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8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92年1月15日逝世。

亦即說，王任重自1978年出任省級首長，到次年調中央在副總理級幹部，其間還出任過宣傳主管，有的是時間說話，但其並沒說過一句話。何也？如果全歸之於當時的政治形勢，似也不無道理，因為不管那封信何時寫成，其畢竟對周恩來由亂到治起到過相當作用，而鄧小平又與林不共戴天，王沒必要，也沒膽量對此說三道四。但我以為主要還在於王這個人的政治取向，他本人曆史上一貫偏左，他治下的湖北是大躍進時的重災區之一，1958 年，他撰寫了一篇《學習馬克思，超過馬克思》的奇文，送中共主要創始人之一的武大校長李達征求意見。李讀後說：“馬克思死了，怎麽超？恩格斯也沒有說過 ‘超’嘛!比如屈原的《離騷》，你怎麽‘超’？應當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最初是學習(包括讀書和應用)，發展是學習的必然結果。針對目前我們黨的情況，一是普及不夠，一是頭腦發熱，是應當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王隻好把文章時把題目改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但他卻並沒有能理解李達“一是普及不夠，一是頭腦發熱，是應當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忠告，反而以當時盛行的詭辯術，以為“如果說學生要超過先生，兒子要超過老子，青年人要超過老年人，活人要超過死人……這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讚成的；但是如果說要超過馬克思，那麽有人認為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準說超過馬克思，那麽能不能說馬克思不僅是前無古人而且是後無來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說馬克思主義已經達到了真理的頂點，已經結束了真理呢？我看這樣的說法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同意的。那麽超過馬克思的提法有什麽原則性的錯誤呢？難道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實踐，20世紀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實踐沒有超過產生馬克思主義的19 世紀嗎？難道馬克思不希望後來的人超過他嗎？” 1960年，因經濟困難，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聯合會刊物《理論戰線》不得不奉命停刊時，李達終於道出了他當年反對王“超過馬克思”的真實指向：“超過馬克思，超過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們這個刊物還是小事，飯也沒有吃的了！”（實在迂的可愛，60年了，也沒弄明白，毛並不要馬克思）。

王任重文革初深得毛之寵信，在中央雖無甚劣績，但在湖北卻是個十足的左棍。早在1966年4月初，他就秉承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旨意（至於陶又領誰之旨意，不說也罷），把李達定為批判重點。4月21至23日，一連三天，王派車接武大哲學係助教陸某到其住所，匯報搜集的關於李達等人的材料。並讓陸將她匯報的材料以給他寫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後由他修改加按，印發省委和武大黨委，並上報中南局（當年各省市第一書記，幾乎都似王一般，先拿個文化名人出來示眾。新疆也是如此）。

4月25日，王在湖北省“學術工作會議”上作報告，依據陸某提供的材料點了武大哲學係和中文係的名：“武大哲學係，哲學史學四年，馬列主義隻學一年，毛主席著作隻學六周。”“工農調幹學生為反對學哲學史，被迫退了學。這是共產黨幹的事麽？”

4月28日，省委確定武大為“教育革命”的試點，派省委書記處許道琦和宣傳部副部長史子榮進駐武大領導運動，會同武大黨委成立“教育革命領導小組”。王特別指示，要把李達鬥倒，關鍵在於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領導小組根據這個指示，對他們所確定的“知情人”，包括李達的編書助手、秘書、警衛、司機以及與李達有工作關係的教員和幹部，日夜追逼他們按已經定下的框框寫交待、揭發材料，要求他們“拿出定性的東西來”， “一句話也要”。在那種“知情不報就是對組織不忠，對毛主席不忠”的時代氛圍下，一些人出於對組織的忠誠，或出於自我保護，都不得不揭發交待。於是，“教育革命領導小組”很快便編印了《關於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並由王加上批按語上報中南局和黨中央。王在上報黨中央的這份材料時又附信請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黨委首先印發給全校黨員閱讀討論，然後發動全校師生進行批判。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個資產階級權威，也是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的主帥。”“我看這一場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決定先以武大作為試點，取得經驗，逐步展開。”

5月12日，陶鑄在中南局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央已經同意批判李達了。接著召開“文化革命”動員大會，其中一個內容是進一步部署打倒李達“三家村”。

6月3日，武大召開全體師生員工的緊急動員大會。會上傳達了陶鑄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動員大會上的報告，校黨委書莊果作了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向珞珈山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的動員報告。正式宣布：“我們學校也有一個‘三家村’黑店，李達、朱劭天、何定華是它的三個大老板，牛永年（按：黨辦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總管。他們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進攻，把武大的領導權篡奪過去了……我們一定要把這條黑線揪出來，把這個‘三家村’黑店徹底粉碎掉，把學校領導權奪回來！”“現在我們宣布：從今天起，運動正式展開！”

6月13日，武大召開“聲討珞珈山三家村反動罪行大會”。先讓李達在家聽實況廣播，散會前，保衛科指使人把他揪到會場示眾，被三次按下頭來現場鬥爭，並被攝像。就在這一天，省市118個單位十幾萬人來武大聲援和聲討，人流長達數裏。接著又有數十萬群眾，夜以繼日，敲鑼打鼓來武大，持續半月之久。同時，湖北各地市縣也召開各種聲討大會。

6月28日，毛澤東又一次來到武漢（煽風點火，實源於老人家也）。

6月30日，李達被報刊、電台公開點名。當日《湖北日報》通欄標題《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幫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下，發表“編者按”說：“今天本報發表兩個材料，一個是《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一個是《揭發武大的‘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這兩個材料，進一步揭露了李達、朱劭天、何定華黑幫的反動麵目，這樣，就便於同誌們了解他們的反動言行，看透他們的反動本質，對他們進行徹底的批判，把他們鬥倒鬥臭。”

7月16日，73歲的毛澤東在漢遊長江。毛決定7月18日晨離漢回京。17日晚上，他在東湖召開省委常委會，通過了《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王為自己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8月22日早上，已奄奄一息李達，才被送進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8月24日，李便含冤死去。25日，遺體即被火化。當天晚上，武漢大學校文革召開全校師生員工“憤怒聲討地主分子李達”大會，宣讀中央陶鑄批複的那份《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陶鑄其人之“文革罪”實源於此）。

1967年春，武漢大學部分群眾組織開始公開為李達“三家村”翻案。這年夏，王任重受到了群眾組織衝擊，並從此身係冤獄近8年（可謂一報還一報，既使在文革中，民心還是向善的。某其時恰在武漢，目睹了反王怒潮，深為武漢民心所震撼，並從此關注湖北，以為似此彪捍民風，發主“720”那樣的“暴亂”實屬必然。須知，武漢乃推翻帝製首義之地）。

1985年，在武漢大學紀念李達誕辰95周年的會上，曾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披露了1958年李達與毛澤東在東湖客舍當麵論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舉座皆驚！但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任重卻於1989年3月撰文《滿篇謊言》，稱梅白所披露的這場論爭“全是一片謊言”。他說：“什麽‘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種主觀主義的口號毛主席沒有提倡過，湖北省委也沒有提倡過。”或者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罷，據傳，王在其生命盡頭時，終於說他這一生有兩個人對不住：一個是李達，一個是張體學。

李達就不用再說了；他對不住張體學，是指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時，對批張體學的“鬥爭”罷。張是王任重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時的第二書記兼省長。雖然文化和理論水平不如王（毛稱王為華北笫一筆杆。但其所謂“理論水平”乃何物，可看其文集便知，無非述而不作吹牛拍馬，與李達相比，至多是泰山腳下一杯土。在我看來，中國的事壞就壞在這批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專著聖上臉色行事的所謂理論家們。其典型代表就是王及康生、張春橋們），但卻是一位頗得民心的好省長（反右傾，王整張；文革時，張還保王。可見人性之優劣了）。
扯了這麽多，隻是想說明一點，縱觀王任重一生，從來是寧左勿右，這樣的人，恐怕是不會講什麽實話的。